当代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
二 景教在内蒙古、泉州、扬州和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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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是汉文史籍中对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称谓，以其创始人为聂斯托利而得名。该派在与基督教正统派别分裂后，为罗马教皇所驱逐，信徒流亡东方，由叙利亚传入波斯，亦称叙利亚教会。对景教的研究肇始于明末天启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发现及对碑文的解读。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敦煌、吐鲁番、内蒙古、泉州等地景教遗物的发现，其研究渐趋深入，中国景教的研究是随着景教遗物的出土而前进的。景教的本土化是其能在中国传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种对中土文化的亲近和接受，导致了景教虽然没有像天主教有组织地传教，但其传播范围与影响却远远大于天主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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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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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铭 遗物 遗迹 天主教 传述 突厥 教徒 考释 宗教政策 罗马教皇 学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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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景教在内蒙古、泉州、扬州和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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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古部的景教信仰是中国景教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汪古部的主体成员是来自西域的回鹘人，随着他们向东迁徙，也将景教带到新的居处，在其活动中心（今内蒙古自治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简称“达茂旗”一带）发现了许多景教遗物。盖山林介绍了汪古部地区景教遗迹的概况，包括达茂旗敖伦苏木古城及附近的古叙利亚文石碑和汉、蒙、叙三体残碑。还论及汪古部以景教世家为中心，并结合景教徒组成政权机构来统治人民，以及元朝廷为了拉拢汪古部的统治势力，对汪古部的景教采取了保护和扶植等问题。[※注]多位学者还详细介绍了新疆和内蒙古等北方草原地带发现的元代基督教遗迹，并结合文献阐明了产生这些遗迹的历史背景，对元代基督教徒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予以肯定，盖文介绍的元代基督教遗迹主要是景教遗迹。[※注]张莉莉分析了基督教为汪古、克烈、乃蛮三部所信奉的原因，认为这三部曾是操突厥语族语言的突厥—回纥部落，而突厥—回纥部落曾接受聂斯托利教，另一原因是当时蒙古各部信奉萨满教，萨满教具有包容性的特点，在教义上与基督教有某种程度的契合，这两点成为三部接受基督教的良好的基础条件。[※注]
泉州因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也曾是景教发展的地方。夏鼐考释了1940年出于泉州城墙的一方汉文、叙利亚字母突厥文墓碑，推测墓主是远宦泉州的信仰景教的汪古部官员，并提到泉州设教长一事。[※注]杨钦章在对1984年前泉州出土的景教遗物做了总体考察之后，认为景教初传泉州在元初，其来源有海路和陆路两方面，而信奉者多为波斯人、中亚人和蒙古人。[※注]多位学者对泉州城发现的多件文物进行了考释，提出泉州为景教的主教管区，且存在一个活跃的景教会的看法。[※注]牛汝极的《福建泉州景教碑铭的发现及其研究》对泉州发现的叙利亚文、回鹘文、八思巴文景教铭文等多种文字的景教遗存，进行了首次系统、全面的解读、考证和译释，说明这批石刻多是元代色目人，尤其是畏吾儿人的遗存。[※注]
扬州自唐代以来一直是对外贸易、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杨钦章还描述了镇江、扬州、温州、刺桐（泉州）四地景教的状况，认为在1313年以前东南地区已经存在严密的景教会，并形成了主教管辖区，此外又分析了景教与中国旧有思想习惯妥协的问题。[※注]朱江对元代景教传入的史实做了概要的描述。多位学者对扬州发现的景教遗物进行了介绍和考释。[※注]牛汝极运用多种语言和文献，考证了在扬州地区的景教发现，对此做了拉丁字母标音、转写、词语诠释和汉文、英文译释。[※注]他还认为泉州发现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已有半个多世纪，其文字的解读虽经中外学者的不懈努力，但因碑铭上的文字和语言属不同体系和来源，不得要领，无果而止。他经多年研究，终于找到了解读这种铭文的钥匙，使扑朔迷离的叙利亚碑铭之谜得以揭开，泉州和扬州的景教传播及其来源得见天日。文章认为，元代泉州和扬州的景教徒大多为回鹘后裔畏吾儿人。[※注]
景教之传入中国西北部当早于唐贞观九年（635），且对其影响亦大于中国内地。刘迎胜在详细考证的基础上叙述了景教在畏兀儿地区、阿力麻里、海押力、哈喇鲁部、虎思窝鲁朵地区、可失哈儿、鸭儿看、撒麻耳干诸地的分布。高永久《西域景教考述》述及自6世纪至14世纪景教在西域的传播。高永久首先认为景教产生于5世纪初，其次认为许多著作中所持的景教于5世纪初叶就开始在中亚传播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提出5世纪末叶景教才开始在西域传播的看法。[※注]牛汝极认为，蒙元时期由于统治者采取了宽容的宗教政策，景教在七河地区臻于极盛，与其他宗教一起形成了多元化宗教的局面。14世纪中叶，随着突厥语部族改宗伊斯兰教，景教逐渐趋于湮灭。通过对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研究可知，七河地区基督徒的日常用语主要是中世纪突厥语方言。[※注]
在中国境内存在的景教寺院遗迹较为罕见，房山的十字寺便为其中之一。但有关十字寺在佛教与景教之间的身份转换问题，始终困扰着国内学界。唐晓峰除介绍十字寺的概况及遗迹外，还对学界多年来对于房山十字寺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有史料提出了有关十字寺之景教身份的三种假设。芳《北京房山十字寺也里可温石刻》，《中国文化》1992年第2期。">[※注]济宁路在元代是景教重镇，这里长期存在着景教寺院和教徒群体。张佳佳通过碑刻资料的考证，说明按檀不花家族在济宁路当政期间，曾经兴修景教寺宇，复建阙里孔廷，甚至参与道教庙宇的建设，展现了元代景教徒与中国本土文化与宗教的交融与互动。[※注]宗亦耘还比较了元代景教与天主教传播的异同，认为元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有景教和罗马天主教两部分，它们在传播目的、传播方式、传播地域上都不同，导致其传播效果也有很大不同：表现在经典文本翻译多少的不同、墓葬形式和墓葬碑铭风格的不同及文化领域传播程度的不同。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虽然罗马天主教在中国有一定程度的本土化，但景教表现得更丰富，更具有典型性。景教的本土化是其能在中国传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种对中土文化的亲近和接受，导致了景教虽然没有像天主教有组织地传教，但其传播范围与影响却远远大于天主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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