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
二 明清天主教的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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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主教史的研究，由于在语言、史料掌握方面的优势和对教会史研究的现实需要，最早是从天主教会内部开始的。最早对中国天主教史料进行研究的是华人耶稣会士黄伯禄神父，他的《正教奉褒》列有晚清各地地方官府针对天主教发布的告示，现在已经成为研究清末教会的重要资料。民国年间，华人耶稣会士萧静山司铎的《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可称为最早的中国天主教通史。其中， 《休宁金声传》《泾阳王徵传》《雍乾间奉天天主教之宗室》《从教外典籍看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汤若望与木陈忞》《吴渔山晋铎二百五十年纪念》等文，开启了中国天主教史的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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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 中国天主教 传教士 天主教徒 礼仪 来华 宗教 教廷 中西文化交流 会 专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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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明清天主教的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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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文汉的《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和《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是20世纪80年代最早研究早期基督教和明清耶稣会士的专著，这是他撰写中国基督教通史专题中的前两项，后续著述因其病逝而未见。顾裕禄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也是较早面世的中国天主教史著，三本书虽然都较简略，但文字流畅，叙述平实，对历史过程有大致的勾勒。[※注]顾卫民2003年出版了《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以编年体对三百余年天主教大事进行了整理。[※注]
清代前期正处于天主教在华本土化的关键阶段。历经长时期的传播，此时期天主教已经逐渐融入中国社会，成为中国宗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前期天主教在华本土化过程中，形成了若干值得学术界重视的特点。明清时期是一个多宗教的发展时期，既有长久以来就存在而被视为异端的佛道回回，又有被视为邪教的各种民间宗教团体。这时期新入华的天主教因为各方面的因素，地位大致徘徊于佛道回回与各种邪教民间宗教之间。[※注]
张先清利用清代官方禁教文献，分析清代前期天主教在华传播所具有的传教持续性、传播家族性、习教自立性等重要特征。[※注]他还论证了清中叶后，随着清政府正式确立严厉禁教政策，儒学知识界对天主教的否定批判，极大地影响了天主教在华的本土化取向和路线，促使其走向一条与民间传统相结合的道路，形成了三个基本特点：传教的社会底层性、习教的自立自传与宗教仪式的民间性。这种本土化路线和模式使天主教深深植入了中国社会，成为中国宗教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模糊了天主教与其他民间宗教的界限，使中国的天主教染上了民间化的色彩。这与晚明时期，基本上走着一条儒化天主教的本土化道路即以天（主教）补儒的道路不同，而是倡导与儒家文化的调和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取向。过去的研究中，基本上都是夸大礼仪之争之后对天主教融入中国社会的障碍，较少看到清中叶后天主教与民间社会结合方式的本土化程度。而这种本土化在某种程度上已使在华天主教呈现出失去了自身独立性的严重民间化。[※注]
张先清的专著《官府、宗教与天主教》是在他获得全国百优的学术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书从区域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明清时期闽东福安县的乡村天主教发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明清时期当地乡村宗教对天主教的信仰，是天主教能够深入福安乡村社会传播发展的根本原因。天主教信仰与依靠地方宗族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直至成为对当地民间社会生活具有深刻影响的一种区域性主流宗教。明清之际天主教入华传播，对东、西方社会均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梁启超认为这是学术史上值得“大笔特书”的公案。该书另辟蹊径，将天主教的传播问题置于明清以来地方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加以考察，结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及历史学的文献分析，力图重建17—19世纪天主教在闽东福安的传播历史；从区域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系统深入地探讨了地方官府、宗族与乡村教会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注]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18世纪中英关系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也是中英通使的开端，黄兴涛对使团提出的传教问题进行了考察。[※注]夏伯嘉通过对崇祯朝龙华民山东传教的几个问题的梳理和分析，对天主教与明末社会的状态和处境进行了描述。明末崇祯朝年间，意大利人龙华民以济南与青州为活动范围在山东传教。龙华民分别接触了明宗室、宦官、士大夫、穆斯林经师与民间秘密宗教的领袖。透过龙华民传教报告与中文文献，可以看出天主教教义在明末危机重重的社会背景下对各社会阶层的吸引力，以及龙华民和利玛窦在对待儒家学说上的差异。清兵入鲁后，明地方宗室遭到致命打击，山东天主教务亦逐渐息微。[※注]
吴飞以华北一个天主教村庄的田野调查为基础，重新理解宗教究竟是否可能影响伦理生活。天主教徒只是在仪式和组织上形成了一种天主教群体，并未在伦理层面上有异于普通当地农民。但在义和团或“文化大革命”中，天主教徒有异于普通农民的身份，使他们受到不同的遭遇，导致了这些天主教徒的集体认同是通过对苦难的叙述而形成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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