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
三 礼仪之争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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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主教史的研究，由于在语言、史料掌握方面的优势和对教会史研究的现实需要，最早是从天主教会内部开始的。最早对中国天主教史料进行研究的是华人耶稣会士黄伯禄神父，他的《正教奉褒》列有晚清各地地方官府针对天主教发布的告示，现在已经成为研究清末教会的重要资料。民国年间，华人耶稣会士萧静山司铎的《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可称为最早的中国天主教通史。其中， 《休宁金声传》《泾阳王徵传》《雍乾间奉天天主教之宗室》《从教外典籍看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汤若望与木陈忞》《吴渔山晋铎二百五十年纪念》等文，开启了中国天主教史的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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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 中国天主教 传教士 天主教徒 礼仪 来华 宗教 教廷 中西文化交流 会 专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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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礼仪之争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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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礼仪之争”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欧洲神学、哲学、伦理思想争论的一环。1610年利玛窦去世后不久，耶稣会内部这场围绕着可否用“天”或“上帝”来翻译天主教中的主宰真神，敬天、祭祖、祀孔的各种仪式是纯世俗性的还是带有宗教性，有无迷信成分，教徒能否参加等内容展开，影响深远。到1742年罗马教皇本笃十四世颁布《自上主圣意》，对礼仪之争做出最终裁决，整整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它是中西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罗马教廷七位教皇、清廷两代皇帝康熙和雍正，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国国王，罗马教廷宗教裁判所、传信部枢机团，哲学家伏尔泰、莱布尼兹等，都卷入了这场纷争。为了平息争论，裁定是非，罗马教皇曾屡颁谕旨。在欧洲各国，不同修会的神父和神学家都参与了这场辩论，各阶层的有识之士也纷纷发表意见和观点，撰写的文章如汗牛充栋，不计其数。而参与其中的各修会的神职人员，则始终坚持要保持教会没有任何污垢和缺陷，保持神圣和纯洁。
这场争论的结果意味着天主的虔诚信徒和大清国的良民成了对立面，不能两全，康熙皇帝下令禁止天主教的传播，但在欧洲却为中国儒家经典和思想的输入提供了契机，为欧洲了解来自中国的大量有关信息、为当地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送去了东方的精神食粮，促进了欧洲启蒙时代的到来。天主教传教士为了取得争论的胜利，将中国经典“四书五经”翻译成西方语言，撰写了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宗教、文化、地理、语言等译著和专著，如曾德昭（Alvaro Semedo）的《中华帝国史》、卫匡国（MartinoMartini）的《中国上古史》、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等。
礼仪之争表面上是由于传教士之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策略和方法所引起的，即：一派主张要在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民族中传播基督宗教，必须适应和宽容，不能以欧洲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事情，这一派坚持利玛窦的方针和策略；另一派主张基督宗教的唯一正确性，强调天主教神学的权威性和纯洁性，不容有一丝一毫的违背和变化，不仅要求中国教徒全盘接受基督教教义，而且还要强迫教徒遵守欧洲的宗教法规和风俗。其根本原因还是各修会和传教团体争夺对华传教势力范围，都想单独掌握中国人“通向天国大门”的钥匙。
李天纲的《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是迄今为止面世的唯一以礼仪之争为专题的中文专著，秉承了中西文化差异的思路，认为罗马教廷使者铎罗出使之后礼仪之争才由文化冲突转变为政治冲突。[※注]
在整个“礼仪之争”中，多明我会传教士黎玉范（P.Juan B.Morales）是个著名人物，他第一次在闽东传教区针对现实中的礼仪问题系统地调查，并受命将托钵修会关于礼仪问题的疑问亲自呈交罗马教廷，从而打破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传教区里只有耶稣会一种声音的局面。而这种打破使中国礼仪问题从原来的远东传教会内部的争端扩大到欧洲教会，引发了问题的进一步扩大，以及对礼仪问题的多方关注。张先清《多明我士黎玉范与中国礼仪之争》细致的描述则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注]
在礼仪之争的过程中，康熙皇帝是最为关键的人物。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有大量的描述，吴伯娅的专著《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从清代档案中寻找出大量关于传教士的资料，细述在整个争论过程中，康熙以宽容相信、亲自调解，采用各种方式来缓解相互之间的矛盾，虽然最后下令禁教，但他始终对传教士采取的都是容留和利用的态度，只是在传教问题上，要求传教士们能遵守“利玛窦规矩”，这种“度量宏大”的态度对当时社会的中西交往是极其重要的。[※注]
康熙年间的礼仪之争一直是研究的重点，论文非常丰富。杭州教案爆发为在华西教士提供了促使清廷解除康熙八年（1669）禁教令、重新考虑天主教政策的历史契机。在多方因素影响下，康熙三十一年（1692）宽容天主教诏令终于颁布。该诏令不仅为天主教在华活动创造相对宽松的传教环境，而且引起欧洲天主教社会的较广泛关注，刺激了欧洲向中国拓展传教事业。许多年后，容教诏令还成了法使喇萼呢与两广总督耆英谈判时，胁迫清廷同意弛禁天主教的一个重要筹码。[※注]
康熙中叶，中国天主教徒已有几十万之众，尽管他们和礼仪息息相关，但因传世材料极少，世人很难了解他们对这场争论的感受和想法。虽然这场争论是以天主教在中国的本土适应为讨论焦点，是天主教会如何对待中国的礼仪，但中国却远不是争论的中心。加之随之而来的一个多世纪的禁教，遗存的中文资料的确是少之又少，对中文资料在研究中的运用则更少。吴旻和韩琦以罗马耶稣会档案馆馆藏的有关中文信件证词等，与当时西文出版物的比较，使得中国天主教史呈现更清晰的脉络，表现了中国天主教徒的声音和形象，虽然他们是那么的无助。[※注]
一直以来，研究者都更多地将礼仪之争定义为中西文化之间的争论，或宗教与世俗之间的争论，对天主教内部修会之间的权力争论研究不足。吴莉苇则细密梳理史料，细述耶稣会士与托钵修会、耶稣会士与巴黎外方传教会、耶稣会在欧洲的敌人、罗马教皇对耶稣会态度的转变等几方面的力量和利益的争夺与博弈，说明传教士之间的派系斗争、传教士与罗马教会的矛盾、耶稣会士在欧洲的敌对势力如何助长争论恶化，认为在“礼仪之争”的过程中，权力之争甚至可能超过中西文化之间差异的争论。[※注]王庆成则通过对康、雍、乾、道、咸朝若干稀见文献考释，描述了外来宗教在清朝所处的环境，使它们得以生存、发展或遭到抵制，这是重要而复杂的问题。[※注]中国奉教的士大夫由于身兼教徒和儒士两重身份，在礼仪之争中具有双重的人格和极其复杂的心理。他们始终在天学和儒学之间游荡徘徊，时而以孔孟卫士的面目出现，时而以虔诚教徒自诩，时而又以中间派身份出现。总体而言，在对待争论的具体问题上，涉及祭祖祭孔这个根本问题时，他们是竭力维护儒家，维护自己的安身立命和功名前途之根本，而对于那些无关宏旨的礼俗，他们则表现得相当灵活，更多倾向于宗教一边。他们提出的那些建议，既希望基督宗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又不希望中国变成西洋；既要捍卫儒家思想的正统性，又要忠于外来信仰的神圣性，只好提出了所谓本性与超性互为依存的理论，把原来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东、西方不同文化，看成必然的有机联系，或努力让其互相融合。[※注]
天主教徒是否能祭祖是礼仪之争的焦点之一。王美秀对明末清初罗马天主教对祭祖从宽容到禁止的过程进行了研究，阐述了1939年罗马教廷取消禁令的复杂原因和政治背景，说明禁令之取消与日本军事政治压力密切相关；最后扼要说明今天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礼仪的变化是教会礼仪本地化的要素之一，有利于天主教在文化传统层面上与中国传统习俗的融合，有利于中国教徒与其他信仰的人们的交往与和谐。[※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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