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中叶，欧洲宗教改革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为了反对宗教改革运动、重振天主教、维护罗马教皇的绝对权威和利益，1534年，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Ignace de Loyola，1491—1556）创建了耶稣会。该修会采取中央集权的管理方式，其组织结构形同金字塔，上级对下级具有绝对的管理和控制权力。耶稣会强调服从精神，并特别重视对其成员的科技文化方面的培养，它很快就发展成为天主教修会中十分强有力的修会。它是对中国天主教产生最大影响的天主教修会。

明清之际大批欧洲耶稣会士来华，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重视，研究成果颇多。1949年以前，陈垣、陈受颐、阎宗临等学者曾多有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朱谦之先生在《新建设》《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其他文章基本将来华耶稣会士定性为“西方殖民者配合其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一支先遣队”。

许明龙的《试评18世纪末以前来华的欧洲耶稣会士》，是较早论述耶稣会历史的文章。此文将来华耶稣会士的历史进行了分期，即第一期从罗明坚进入中国内地（1580）到南怀仁去世（1687），此阶段代表人物为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金尼阁、艾儒略、汤若望、卫匡国、柏应理、南怀仁等；第二期从白晋等五名法国耶稣会士抵达北京（1687）到钱德明去世（1793），代表人物为白晋、张诚、马国贤、郎世宁、宋君荣、蒋友仁、傅圣泽、钱德明等；第三期为1834年耶稣会士再度来华。并对他们来华目的、活动内容和作用进行了概述，尤其对耶稣会士传授西学进行了肯定。[※注]

与19世纪中叶后中国人努力睁眼看世界极不相同的是，16—18世纪中西文化有过一段互相交流的时期。一方面，中国文化在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欧洲有一定的传播；另一方面，在明万历到清乾隆时期，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也有了初步的认识。中、西方首次出现了双向交流的局面。而这一局面的主动者是来华的以耶稣会士为主的天主教传教士，而思想的契合、学术的切入和伦理的示范是耶稣会将基督教信仰融入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有效途径。耶稣会来华传教的成功亦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只要沟通和传播手段恰当，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完全可以进行平等的对话与融合。[※注]

张铠的《庞迪我与中国》则可视为对天主教传教士研究的代表作。他不但从中文文献入手，还以当时的耶稣会面向全球的传教方面作为背景，来考察庞迪我（Didaco Pantoja）与当时耶稣会的对华传教策略和方法，以及最终的影响。尤其令人注意的是作者研究视野的扩展，从整个世界近代史的角度来观察外来宗教传入中国这个问题。这个视野的转移与扩大有助于新的结论和新的成果，推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注]林金水的《利玛窦与中国》侧重于传教士方面，将方豪先生的一些研究方法加以扩展，不仅仅将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局限于基督教史这个领域，更应该将其放入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史中加以考察。该书对利玛窦在明末中国的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考订，凝聚了作者十余年的功力，可视为我国在利玛窦研究上取得的成果代表。[※注]

来华耶稣会士从国籍上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如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但在宗教上他们都属于同一个修会。耶稣会士虽然都号称罗耀拉的门徒，本应该相互配合，共同推进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但由于早期葡萄牙掌握着“保教权”，后期法国掌握着“保教权”，致使耶稣会内部也分为多派，难以和平相处。葡萄牙自1493年从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那里获得了远东地区传教的“保教权”，便控制了在东方的传教活动。所有东来的欧洲各国传教士不仅必须得到葡萄牙国王的批准、宣誓效忠葡萄牙国王及乘坐葡萄牙的船只、在经费上受葡萄牙国王的资助，而且还要经过一番“葡萄牙化”改造，如传教士之间的交流与写作要用葡萄牙语，到达澳门后改用葡萄牙语姓名等。而这些矛盾在礼仪之争上则表现得更为激烈和尖锐，也是错综复杂的。有不同修会之间的矛盾，也有同一修会不同国籍之间的矛盾，还有同一国籍而所属不同修会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都是西方殖民地国家争夺远东利益和罗马教廷与殖民主义世俗争夺东方教权这两大矛盾。[※注]

李晟文两篇论文非常集中地研究讨论了明清时期法国耶稣会士在华的事迹。法国耶稣会士是耶稣会士中最具代表性的优秀人物，我们熟悉的冯秉正、宋君荣、蒋友仁、钱德明、洪若翰、雷孝思、白晋、张诚等均为法国耶稣会士。清代是中西文化直接开始交流的时代，也是西方天主教在中国全面开始传播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法国作为天主教国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派遣传教士的数量，还是进入清宫廷的人数、接近清皇帝的程度，其他国家的天主教传教士都无法与法国传教士所起到的作用相比。这与他们从一开始就感受到中国这个具有悠久文明和深厚传统的古老国家的强大力量有关，而这一感受迫使他们采取面对现实而灵活的态度。他们采用了尽量适应中国的历史文化环境，调和中、西两大文化体制的冲突，达到西方天主教在“无争”中“中国化”，然后为中国社会所接受的目的。这一态度与法国传教士在北美印第安人中推行的“西化”或“法国化”政策完全不同。为此，他们在礼仪习俗、语言文字方面尽量“中国化”，努力地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不但能说能看，还能著书立说，这使得他们成为欧洲最早的汉学家。更进一步地，他们还努力构建《圣经》与儒家学说相联系的活动和言论，努力在中国传统经典中梳理研究，寻找出中西文明同源说。他们努力传播西方科技文明，这更使他们获得了中国士大夫乃至皇帝的信任。明清时期来到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在当时来华的整个西方耶稣会士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不仅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自成体系，还因为他们深入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之中，行动活跃、策略灵活，对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及中西文化交流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法国耶稣会士善于采用“上层路线”，利用自身的科技文化的长处接近明清宫廷，这是导致法国耶稣会士在华更为“得势”、其影响更大的重要原因。他们为皇帝讲授科学知识，绘制《皇舆全图》，而这一切，不但是法国耶稣会士的生存传播之道，是整个耶稣会士在中国的生存传播之道，也是耶稣会士名垂青史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这一切使他们最终可以与葡萄牙系耶稣会士分庭抗礼并最终取代其地位。他们在中国世俗社会的历史上留下了大量的建筑遗址，如圆明园获得了康熙皇帝书写的赞扬天主教的对联（此对联中国天主教会至今多处可见），直到1700年，张诚成为在华法国耶稣会士第一任会长，法国耶稣会士独立于葡萄牙耶稣会，权力和势力更增。[※注]他们的矛盾甚至体现在最后的归宿——墓地中，而这些遗存至今的墓地已经成为融合中西墓葬文化和艺术文化的国家级和市级文物。[※注]

法国耶稣会士集中采用“上层路线”是他们获得更大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朱静描述了他们围绕在热爱科技文化的康熙皇帝身边，为其授课、著书、治病，甚至参与外交谈判等多项事务。随着其他地方教案的发生，各地官员对天主教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多持否定性意见，也导致了康熙皇帝对天主教传播始终持谨慎态度。[※注]梁丽萍特别阐述了耶稣会采用融入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传教策略与路径。他们通过附会的方法将基督教义与儒学融合在一起，而且还借助儒学来对抗佛教，以达到传播天主教的目的。[※注]柯毅霖认为，面对强大的中国传统文明和文化，在传播天主教时，本土化是他们采用的最根本的方法，它不仅仅是一种策略性的手段，或只是方便和妥协，而是基督精神的本质所要求的。他们通过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和教理仪式上的改变等，以及直接布道和通过科技文化间接布道的方法实践了天主教本土化的历程。耶稣会士在这些问题上都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注]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在与中国社会上层的接触中，其触角也涉及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宦官。耶稣会士初入中国曾受到宦官的伤害和刁难，但随着传播宗教的需要，传教士们在接触官绅时也注意利用宦官这一权势集团，其后亦有少数宦官信奉了天主教。[※注]

利玛窦的传教方式是明末天主教本土化的主要内容。郭熹微认为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借助伦理哲学和自然科学传教的方式，深受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精神的影响，利玛窦首先在非基督教文明中找到中西方共同的人文价值，以此为传播天主教打下基础。利玛窦及其后继者通过交友和理性论辩等途径，使一部分中国士大夫皈依了天主教。在利玛窦的传教方式中，手段与目的之间达到了统一与和谐。[※注]

林金水对艾儒略的研究引人注目，他研究了继利玛窦之后来华在福建活动达25年之久、有“西来孔子”之称的著名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Julio Aleni）的传教策略与方法。他借用中国儒家思想和传统思想，力求使基督教信仰与之相适应；充分利用自己广博的知识，把一些复杂抽象的信仰问题转化为简单具体通俗的现实世界中的常识问题。尤其突出的是，他针对不同的教义和不同的传教对象，采用不同的传教方式，并且着力于与士大夫交朋友，发展信徒，通过他们来阐扬基督教的故事和教义教理。而他的努力使元代以后一度沉寂的天主教重在福建得以传播和发展，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注]福建天主教传播策略上，采取中外天主教徒合作撰写天主教教义礼仪文章书籍，通过合作以达到文字传教的目的。[※注]

中国和日本的天主教历史密不可分。沙勿略（St.Francois Xavier）是基督教东传的先驱者与奠基人，但他与中国的关系及其为进入中国所做的努力却很少有人注意。戚印平利用日译耶稣会文献中的有关记录，考察了沙勿略对中国的了解以及进入中国所做的努力与具体准备。[※注]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由于其出色的才干，1573年出任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视察东方教务，指定并规划传教策略，成为耶稣会先驱沙勿略后对远东传教事业影响最大的人物。在他的安排下，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巴范济（Francesco Pasio）、孟三德（Duarte de Sande）等先后来到中国。他还促使罗马教廷向明朝派遣使节，建立一种正常途径的外交关系。他在传教策略方面，将中国和日本统一起来考虑，开展了“文化适应”传教方略，还竭力开始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开始了天主教中国本土化的道路，而这些策略和方法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最为关键和重要的影响。此外，他还将科技传入日本和中国，以吸引民众对天主教的关注，如他曾将欧洲的活字印刷机器传入日本等。为了维持在远东地区的传教事业，解决教会的经费问题，他还决定允许耶稣会士组织并参与远东的国际贸易。作为耶稣会早期远东传教政策的制定人，他完善了由沙勿略提出的“文化适应”思想，并使之具体化、策略化。他派遣到中国和日本的耶稣会士，则奠定了早期耶稣会在这两个国家的传教事业。最重要的是，他认识到天主教会必须尊重当地文化的多样性和积极作用，这成为早期天主教在远东国家发展顺利的最重要原因。[※注]

除耶稣会外，天主教其他修会的研究的确呈现出严重不足的局面，这与其他研究需要更多更小语种的外语知识有着密切的关系。崔维孝的《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对明清之际来华的天主教一个修会——方济会进行了长达150余年的分析和论述，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在16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天主教入华和中西文化发生激烈碰撞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耶稣会还是托钵修会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托钵修会之一的方济会是继耶稣会之后入华的第二大修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