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教进入新的发展时期。面对义和团、新文化运动、非基督教运动等中国社会不断出现的反基督教浪潮，一些具有民族正义感的基督教人士，开始反思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得失，探索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道路。由中国基督教提倡的本色教会运动，主张在神学思想上去除西方文化色彩，使基督教的教义、礼仪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基督教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发生更多关系。这是一个不断探索、逐步推进的过程。与此同时，在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一些土生土长的教派，强调世界的苦难和空虚，强调个人的属灵和得救，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社会底层民众的需要，因而得到较大发展。浸透着浓厚西方文化色彩的基督教在传入的同时，也遇到同各民族文化的冲突和抵制。基督教在思想上、组织上或礼仪上等各方面，都与中国的本土文化格格不入，甚至相互抵触，这种隔阂也阻碍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去掉基督教的西洋化色彩的本色化运动不仅为中国教会领袖所提倡，在早期传教士中也有人提出过本色化口号，并尝试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来解释基督教。

梳理20世纪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本色化思想，他们都倾向于把基督教的本质简约为伦理，伦理的最大表现是耶稣的道德人格，这就是基督教的核心。但这并不是纯粹的“化约论”，而是以“托古改制”的方式，旨在还原基督教信仰的根本精神，因此，还原主义和复原主义成为保守主义华人教会本色化的两个指导观念。在传统深厚的中国农村，民间信仰借助基督教神秘主义向其渗透并与之结合，使基督教得到很大发展，这正是历史中矛盾的丰富性。

本色化，英文为“indigenization”，原意为事物显示其自身固有特色的过程。具体到基督教会历史过程的“本色化”，则是特指一种异质文化融入某一文化社会系统中，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转化的过程。由于基督教是一种积极向外传播的世界性宗教，在传播过程中，必然会不断地与异域异质文化和文明发生相遇和融合，这种融合和转化就是“本色化”的过程。

20世纪初期，中国基督教会兴起了“本色教会运动”。所谓“本色教会运动”，按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诚静怡的说法，其目的就是“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另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所谓由中国信徒担负责任，就是指“自理自养自传，在经济上行政上工作上，都是以中国信徒为主体，西国教士可以退处于辅佐地位”。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是指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使基督教具有中国文化的“本色”。其实质则在于，由中国教会全面接收外国差会的事业，将来华外国差会主导的基督教会，改造成由华人自治、自传、自养的教会，使教会摆脱“洋教”的“丑号”，成为真正的中国教会。除了基督教会自身的觉醒和要求外，本色教会的成立、发展，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联系在一起，与基督教民族认同的加强、融入国家社会生活主流的过程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按基督教著名人士刘廷芳的观点，所谓本色化就是“中华信徒接受了这些舶来礼物，必须自己去从混杂的结合品中，把基本要素提出来，与自己的民族与国家的历史与经验，凭着神的指导，重新配合，成为中国本色的基督教义才能算自己的教义。教会的典章、仪节、礼式、组织，都是一样的”。从表现上讲，必须建立经济上自立，形式上符合中国的礼仪习俗，行动上与中国的现实结合的自治、自养、自传的基督教会。从深层次来讲，即需要缔造与中国文化和民族心理相契合的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因此，近代中国基督教会的本色化具有脱离西方差会的控制而独立，同时还有建立适合我国国情民情的神学礼仪、组织结构、传教方式等双重甚至多重任务。

段琦的《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是本色化视角下的第一本基督教研究专著。基督教传入中国如果从唐代的聂斯托里派算起，前后有四次。此书从本色化的角度，总体叙述了中国基督教史的过程，每个时期遇到的问题和难节。它从本色化的角度呈现了基督教与中国相遇、在中国传播的艰难历程，时间上横跨19世纪和20世纪，贯穿基督教入华以来的所有时间。中国基督徒的民族认同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历史上，“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中国人”这一言论，成为中国基督徒身上不可承受的压力，而抗日战争这一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民族危亡时刻”，则为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场景。在段琦的研究中，将基督教会的活动总结为救济难民、军人服务、救国运动、国外宣传与联络工作、边疆服务五大方面。从这五个方面叙述了中国基督教会和基督徒为国努力奋斗的历程，抗日战争的经历和对民族国家的深入思考与努力，成为许多中国基督徒政治观点和人生经历的转折点。[※注]

在这样的环境和局势下，全国各地有许多教会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基督教会。其中广东作为最早传入基督教的地区和基督徒最多的地区之一，其自立和本色化运动也是最早开展起来的。中华基督教会是由基督教15个教派的华人教会共同组成的全国性的合一教会组织，广东协会是其中成立最早、最有影响的一个教会。它成立于1926年，其前身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成立于1919年。这是广东本色化运动最大的成果，为基督教本色化提供了最有力的组织保障。广东协会在数十年的时间中经历了比较快速的发展，也遇到过不少挫折，尤以抗战时期所受的损失为重。协会目的在于使教会摆脱外国传教差会的控制，从而建立和发展真正意义上的本色化的合一教会。它的成立和发展，不仅是基督教在华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趋势的体现，也是基督教会适应日益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运动的结果。中华基督教会是20世纪“本色教会运动”的重要成果和组成部分，有着完整的组织体系，建立了从上到下的教会行政机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20世纪前期，华南循道会已经发展到相当可观的规模。从19世纪末开始，华南循道会就开始了建立自养、自治和自传的本色教会的尝试。在此过程中，英国传教士群体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既在传教实践中推动了这一趋势，也从理论上进行了认真论证。他们与英国循道会海外传教差会之间产生的冲突与矛盾，也是围绕着本色教会的建立问题而展开的。[※注]唐逸认为外来观念体系在本土文化中植根的过程是一个语义适应过程，只有当外来观念体系与本土语境之间找到可通约的语义前设时，外来体系才成为本土话语中可理解、可接受、活泼而有生命的文化价值。佛教入华的过程便是如此。在这个前设基础上，他提出了一种语义采纳、观念折衷、价值完成三层次的理论模型，来说明基督信仰如何在中国语境中本土化但未最终完成的情况。[※注]

在本土化的过程中，本土布道员、华人牧师的命运也是学者关注的一方面，需要从这些先行者的失败和失误中走向成熟。孔祥涛认为本土布道员处于中西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的焦点位置。他们与“吃教”者不同，入教乃是出于真正的信仰，经过了理性的选择，故能成为中国基督教的基石。[※注]李向平考察了海派基督教通过社会化的过程来实现本土化的路径，基督教会成为公共性的社会组织，进一步地祛除了“洋相”，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地方文化的一种特殊的色彩。[※注]

抗战时期，沦陷区的基督教会受到日伪的严密监视和控制，尤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量英美传教士被捕，英美传教士被从教会里清洗出去，失去了控制权和主导权。在外国教会力量被清除和削弱后，中国教会力量反而因此延续了战前自立、合一、本色的发展方面，虽然中国教会在战争时期承受了种种政治经济方面的压力，但中国教会仍然艰难坚持，最终迎来了战后的本土化进程，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三自”运动打下了坚实基础。[※注]

“三自”的观念最早是由外国传教士提出来的，顾梦飞运用了大量的外文资料，对遵守“三自”原则的传教士们的观念进行历史考察。姚民权将自立运动视为“三自”爱国运动的前奏，20世纪50年代的“三自”运动与20世纪20年代的自立运动具有一脉相承的承继性，认为只有按“三自”原则才能办好中国的基督教会。[※注]

倪维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是一位富有远见的来华传教士，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三自”的传教方法。王美秀详细分析阐述了他的“三自”原则的意义，并就他的“三自”主张在中国之未实现与在韩国却付诸实践的原因做了比较全面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倪维思“三自”主张的提出是他适应现实、解读圣经的结果，它未能在中国实现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其中中西文化和宗教的差异应当为此承担主要的责任。传入中、韩两国后，韩国的传统文化已处于衰落状态，没有那么多士绅阶层为维护国家的尊严和文化传统及自身权威地位，而与洋教及其代表传教士进行抗争。加之，基督教传入韩国时，并不受美韩条约的保护，传教士行事谨慎，尽量多做“好事”，基督教在韩国不像在中国那样频繁发生“教案”而导致整个社会的普遍抵触。[※注]胡晓娣对中韩基督教本土化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特别叙述了基督教传入两国不同的殖民主义特权影响下，晚清中国的众多教案和韩国的极少教案，使得两国民众和政府对基督教有着极大不同的看法和认识。同时，韩国基督教会也极力采取和落实倪维思的本土化策略，使基督教在韩国的本土化的道路更为顺利和融合，韩国民众信仰基督教的人数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注]

民初的中国基督教改革运动在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这次改革运动奠定了今日中国基督教的基本框架。但长期以来，很少有人能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角度对这一运动给予说明和评判。张西平从改革运动的基本内容、基本特征入手，采用对比的方法将这次运动纳入整个中国思想史的视野，说明它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他的这种视野不仅将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也大大拓宽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注]

王美秀根据第一手文字资料，对20世纪初以来中国基督徒努力要实现的基督教的中国化事业做了分析，并把基督教中国化事业置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中作了分析，论证了它的成败所在，说明了影响这一事业的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同时提出了它在当前和今后所面临的一些难点。[※注]

传教士来到中国，无论他们采用哪种传教的手段和方法，其目的就是一个——希望这些崇拜偶像的异教徒，能信仰拯救世界的唯一真神的基督教。有的人采取了文化传教方法，积极将中国经典译成外文，互相了解彼此的文化。他们认为，一个称职的传教士，应该对他所传教的对象及其思想文化和道德传统的形成有一定的知识背景和了解，这成了部分传教士终身追求的目的；构建西方视野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研究认识，这形成了早期汉学的最初基础。另一些传教士则为了吸引中国人，做了大量将外国经典译成中文的工作，觉得这是最能立即让中国知识分子信服的西学新学，客观上起到了西学东渐的作用。还有一些传教士则是采用了“直接布道”的方法，深入山区落后之处，直接面向最基本的民众，抛开文化和民俗的障碍，进行传教活动。段怀清通过以理雅各、麦都思和戴德生为例，讲述了19世纪新教来华传教士为了实现宣教和基督化中国的目的，采取了各种“适应”中国的宣教策略。本文以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翻译为主，兼及麦都思的西学新学翻译和戴德生的“融入本土”的宣教策略，对上述三种策略的历史形成予以勾勒澄清。[※注]

自养是“三自”的重要一环，也是至今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之一。多年以来，无论学者还是基督教教会，讨论自立、自治、自传的为多，讨论自养的少，而自养却是自立最为基本的条件和前提。如果自养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立、自治都是谈不上的。这也是中国基督教会探索和实践“三自”或本土化以来，在很长时间里误入歧途、不能坚持的原因之一。

有学者借鉴历史言说和理论，结合今天的采访调查，为今天的中国基督教会自养现状加以分析，并提出了思考和建议。陈建明的《中国基督教会自养问题刍议》即一例，访谈案例所涉及的主要是四川和贵州省内的教会，尚缺乏全国性的广泛调研，故称为刍议。[※注]

段德智在尝试解答中国基督宗教自养问题的这一历史之谜中，从抵制宗教渗透的角度，依次对“有限自养”说法的提出、政治实质和历史启示作出说明，强调“有限自养”说的政治实质是“他治”，走全面自养之路、反对宗教干涉主义才是中国基督宗教的历史正道。只有达到了全面自养的程度，才是实现自立或自治的必经之道。宗教是一种文化形态，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它的形成和作用也是受经济基础决定并服务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所谓“宗教超政治说”和“三自运动是裂教”的言论，其目的都是控制中国的基督宗教。[※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