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地区包括广东、广西和海南三省。

一 基督宗教与广东以及客家人

广东地区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最早传入的地方，学术界对此地区的研究也较多，其中不乏有分量的著作。吴义雄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是研究基督教在华南一带活动的上乘之作，是在作者获得全国百优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它利用了大量的中英文资料，特别是对英文《中国丛报》的深入发掘，全面客观地再现了这一时期的华南基督教历史。[※注]此外，还有赵春晨、雷雨田、何大进合著的《基督教与近代岭南文化》，对基督教与岭南文化的现代转型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注]

雷雨田指出，明末清初天主教首先在广东的澳门建立了基地，进而深入肇庆、韶州和广州，然后在北京播种于宫廷、传扬于全国。近代广东得风气之先，在基督教传教活动中发挥了特殊作用。首先由于广东具有优越的博采异域文化的地理位置和古老传统；其次由于岭南文化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内引外联的开放性；最后，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在广东的居留与考察，为其了解中国国情、确立文化传教和结交上层，从而获得合法传教身份的方针提供了人文环境。[※注]

在16世纪天主教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学者将天主教在广东的发展分三个时期，对其传入历程进行了系统探讨。关汉华对16世纪后期天主教为何以广东作为在中国传教的入楔点，以及在广东传播的三个阶段（澳门、肇庆、韶州）做了全面的考订和阐述。指出由于传教活动“学术含量”的增大，因而它在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就更为显著，广东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起先导作用，实与此密切相关。[※注]邱瑞祥和李明山以利玛窦为对象，对天主教在广东的早期传教活动进行了探讨，指出肇庆是利玛窦中国传教的第一站，后又在韶州传教6年。他采用“基督教中国化”的传教方略，从观念与具体方式上主动趋合中国文化，获得本土人士在心理与感情上的沟通和认同，使其取得了传教的初步成功。[※注]

广州及其周边城镇作为广东最大的城市，在近代在华基督教历史上，特别是基督教史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由基督教组织在广州地区开展的多种社会事业都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开先河之意。贺璋瑢探讨了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基督教在广州的发展概略，她将基督教在广州百余年的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807—1842年是基督教在广州的艰难草创时期，这一阶段传教士们的主要工作是围绕文字布道、医药布道、个人布道等方面展开的。1842—1910年是基督教在广州的蓬勃发展时期，这一阶段来广州的传教差会与人数明显上升，且医疗、文字出版、教育、慈善等工作成为传教士们整个传教事业的核心。在中国新旧社会交替的时期，传教士们的这些工作对广州近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注]伍玉西认为，广州是基督教入华第一站，在基督教对华传教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指出基督教在广州的传播特点表现为：以美国为背景的教会实力最强，医药文化传教手段并没有起到快速增加信徒的效果，利用福音船传教是以广州为代表的华南地区特有的传教手段和方式。[※注]

胡卫清的《苦难与信仰：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经验》是研究潮汕地区基督徒的有力之作。19世纪中期，西方传教士陆续进入潮汕，对一个地区有计划的传教活动开始了。潮汕民众原有很浓厚的民间信仰传统，基督教进入后，艰难但是顽强地与潮汕社会传统的信仰体系争夺信众。当地基督教徒的队伍逐渐发展起来，但他们信教的过程充满艰辛和压力，信教后也面临许多问题。同时，教会组织如同任何一个社会组织一样，内部也充满了矛盾和争斗。该书从多方面细致研究了这一过程，尤其着眼于基督徒的个体经验，从个人、地区的角度切入，把教会进入中国后的发展、本土化策略以及实施中的曲折表现得淋漓尽致。[※注]

胡卫清、姚倩璞认为，教会方面单一的普遍主义尺度与中国社会环境极其复杂的多样性，构成了近代基督徒和教会存在的奇特样式。在灵与肉的强大张力之中，近代早期潮汕基督徒由生存而信仰，在努力寻求生存出路的时候，逐渐走向十字架。他们的皈依不只是一种地域性的经验，而是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事件。潮汕地区是中国宗教生态极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民众宗教心理复杂，其中基督徒比例及其社会影响，在中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近年来，关注这一地区基督宗教历史与现状的学者逐渐增多，学术活动相对活跃。[※注]

客家族群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由中原迁徙南方、港台和海外的过程中，历史培育了客家人朴实、勤劳和善良的民族性格。在汉族中，客家人经常被单独作为研究的对象。基督教对在广东的客家人十分关注产生过重要影响。王芳恒指出，由于历史原因，客家人与土著居民曾发生过误解，甚至冲突。19世纪中叶以后，基督教新教大举传入中国，恪守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客家族群，对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突做出了独特回应，引起了基督教传教士的高度重视，促进了客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互动与整合，提高了客家人的民族精神，并锤炼了一批重要精英。[※注]韩小林指出，以梅州为中心的粤东客家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成为近代西方宗教势力发展的重要地区。西方宗教传入粤东客家地区，进一步激化了当地的社会矛盾，同时，他们也为粤东客家地区乃至整个广东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贡献。西方传教士又把粤东地区的客家文化传入西方各国，在加强中西文化交流和了解方面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注]

二 基督宗教与广西和海南

广西早期主要是天主教在此地活动，以巴黎外方传教会为主，其传教路径有越南、贵州等地。清末民初，基督教开始进入广西传教，是整个华南地区甚至全国进入最晚的地区之一。有关广西的基督宗教研究是相关研究中较为薄弱的。房建昌的《广西基督教史考略》一文是较早对天主教在广西传播及其发展的历史进行系统梳理的文章，吴宁、汤开建的《清末民初美南浸信会在广西的传教活动》一文则是较早关于新教的论文，指出广西是基督新教在中国进入最晚、布道区最少的省份之一，但其广泛开展的传教活动对广西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传播的历史是广西近代城市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注]

壮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黄家理和刘祥学叙述了传教士们对于壮族的传教努力，因为壮族是个多宗教信仰的民族，历史上并无统一的宗教。壮族的民族心理与传统文化习惯，使得基督教在壮族地区的传播总体上并不成功。[※注]曾志辉梳理了天主教在桂西民族山区、桂中大瑶山区及桂南十万大山三个广西民族山区的传播历史与现状，并分析其传播特点及由此形成的山地民族与传教士共存的“山区教会”的特点。[※注]

海南岛是中国第二大岛屿，外国传教士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地区。张先清《传教士、海难与跨文化接触：1583年海南岛飘风事件分析》指出，1583年夏季，一艘载着一支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团体的帆船由马尼拉前往越南。返航途中遭遇风暴，漂抵海南岛昌化县附近洋面。传教士上岸后被明朝兵丁捕获，并被辗转押送各地，前后羁留在华南地区长达3个月之久，最后在9月中旬被遣返至澳门。借助记录这次漂流事件的数份西班牙文传教士资料，能够重建这段事件史，并进而考察16世纪南中国海地区的传教航行、海难与跨文化接触之间的关系。[※注]汤开建、袁国客的《明清之际天主教在海南的传播、发展及兴衰》，韦经照的《基督教在海南岛的传播》和王禹的《传教士在海南岛》，分别从多个角度对海南地区基督教传播过程进行了梳理分析。[※注]

三 交叉学科与基督宗教研究

交叉研究是现代科学研究的一种重要趋势。历史学作为一门成熟的科学，有着自己丰富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在基督教研究方面如何采用新方法、新手段也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重要问题，如与社会学、哲学、宗教学、语言学、经济学、文学、统计学结合等，有些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有些领域尚属空白。在有关华南基督宗教区域史研究中，有学者将地理学方法与历史学方法相结合，发表了一批学术成果，对于传统历史学者而言，也是一种很好的借鉴与启发。这些文章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数据，采用统计学、类聚分析等多种方式，对于基督教在广东、广西的发展模式、传播特征进行了历时、共时性分析，使研究有了实证性结果。

彭静、朱竑以天主教在广西沿北部湾地区的传播、扩散为例，试图揭示其传播、扩散的地理学规律。研究表明，天主教在环北部湾地区的传播分布基本上符合清末年间传教士先从沿海港口登陆，渐次沿交通干道向内陆地区扩散的点轴扩散模式。其中涠洲岛以其地理上的闭合性特征在天主教进入广西初期扮演了弹跳板和插转台的角色，进而直接影响到广西沿北部湾地区天主教分布格局的形成。[※注]薛熙明、朱竑通过对广东基督教教案时空演变的研究，直观地反映出基督教文化在广东扩散的历史地理过程。研究从相关历史文献中提取数据，并运用GIS图形技术和数理统计方法进行分析，发现1584—1910年，广东基督教教案大致经历了初生、多发、高潮和衰退四个时期。其空间分布具有不均衡的特性：珠三角自始至终是教案发生的中心，潮汕地区和粤东客家地区也先后成为教案的分布次中心地。地理集中指数的测算进一步印证了教案分布的这一结构特征。薛熙明、朱竑通过对广东不同历史阶段基督教宣教地的空间分布形态的分析，发现宣教地的分布与广东交通的发展关系密切。基督教与广东地域环境的关系并非仅体现为单向的环境决定论，而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影响过程。[※注]

李凡、司徒尚纪从古地图和历史文献中提取历史时期基本空间数据，以及教堂、寺庵、神庙和祠堂等文化景观地理信息。以教堂景观为视角，通过GIS空间分析表明，基督教各教会在佛山空间扩展可以概括为“中心型”和“边缘—中心型”两种类型，基督教循道公会势力最强，表现为从佛山城市边缘向中心扩展的态势，而其他教会则呈现出“中心型”的特征。[※注]薛熙明、朱竑、陈晓亮采用宗教扩散模式研究方法，对基督教自19世纪初传入广东后的空间扩散形态进行分析，发现存在多种扩散模式。其中，点轴式迁移扩散最为普遍，但中间障碍的存在常常使发展轴线发生变换；等级扩散呈现出按照人口分布规模、交通地重要性和行政等级的特征；传染扩散模式随着媒介的变化而不断演进；依托海岛的跳板式扩散则是沿海地区基督教扩散的特殊形式。[※注]薛熙明、马创选取1920年和1990年两个历史断点，对广东基督教文化区历史演变过程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经过19世纪的广泛传播，至20世纪20年代，广东基督教文化区格局已基本形成。从信徒数量和教堂堂点分布的集中度来看，珠江三角洲及西部沿海地区、潮汕地区和东江―梅江流域是广东基督教文化三大核心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