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基督宗教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的传播更为活跃，基督宗教已经成为南方部分少数民族的主体信仰之一，如傈僳族、怒族、景颇族、苗族等。有些民族尽管没有接受基督宗教，但其传教过程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如藏族等。以下将有关这些民族的研究成果择要叙述。

针对中国少数民族基督宗教信仰的综合性研究方面，西南地区民族的研究占了大部分。这些著作涉及西南各省地，比较全面真实地再现了基督教渗透并融入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过程。西南民族基督教研究的一大特色，即都对当地进行了深入的实地采访，多运用了实地调查或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其中，张坦的著作最具代表性，他的《“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是最早关注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基督教传播的研究专著。该书以比较翔实的档案文献和实地调查资料，再现了石门坎个案的历史过程，以及苗族救星英国传教士柏格里的传奇故事。[※注]之后，又陆续出版了韩军学的《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钱宁主编的《基督教与少数民族文化变迁》，徐永志的《融溶与冲突：清末民初边疆少数民族与基督宗教研究》，东人达的《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1840—1949）》及秦和平的《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东人达和东旻翻译了苗族地区最著名的几位传教士留下的著作《在未知的中国》。[※注]

杨天宏的《救赎与自救：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是研究基督教在西南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传教的重要专著。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起了一场“边疆服务”运动，基督教传播也同时展开。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的出现，标志着旨在进行社会服务和福音传播的服务运动由此开始。在这场运动中，总会同工深入川西北藏、羌山区及凉山彝族聚居地，配合教育、医疗卫生、生计等社会服务工作实施布道，力图构建基督教的“川西圣地”并“复兴”西康地区已呈颓势的教会事业。在广大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生产、教育、医疗卫生、社会调查及福音布道等工作。作者并不借用某种理论作为解释的基础，始终坚持在占有绝对优势的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采用传统历史学的“历史叙事”方法，让读者自己回到历史现场，重构历史的细节，细细感受历史的发展过程。[※注]

钱宁撰写多篇论文系统分析了基督教在云南一些少数民族中传播的原因、过程及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的重大影响。指出基督教作为宗教传播，它首先引起的是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变化。同时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它所携带的异域现代文明信息，会以某种方式传播给它的对象社会。特别是当基督教传教士采用世俗化的传播手段，更多地靠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观念来传教时，基督教对少数民族社会的影响、意义就更大。其表现首先是出于宗教信仰和伦理道德观上的对立，在少数民族经济生活的领域，传教士们都反对少数民族生活中受原始宗教意识和文化习俗支配的经济活动和生活陋习，用基督教道德戒律约束人们的行为，对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变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次，基督教的传播，对打破少数民族传统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结构，扩大社会规模，增加社会交往的机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再次，基督教对云南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最重要的影响莫过于民族文字的创制和开办学校教育。传教士基于传教需要，先后创制了景颇文等7种民族文字，成为在相应民族信教地区通行的社会交往文字；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就其世俗的社会作用而言，开启了现代教育制度化的模式，为少数民族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和更新，注入了新的文化要素。最后，基督教的传播造成少数民族信教群众婚姻家庭制度的变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注]陈建明以传教士在少数民族信徒的帮助下，先后创制和推广了几种少数民族文字为背景，讨论了文字布道在西南少数民族的过程与意义。[※注]

苗族是接纳基督宗教比较成功的民族，其信教人口比例在我国各民族中是比较高的。有关苗族基督教史的研究，发表文章远多于其他民族，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初即开始。有关苗族基督教的研究，多数集中在黔西北和滇东北，基本上以石门坎地区为中心。1904—1914年，以贵州威宁偏僻的少数民族山寨石门坎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辐射滇、川边，有6万多居民信仰基督教的社区。韦启光和伍新福分别对基督教新教传入黔滇川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系统归纳，基督教传教士在这些传教活动被一些研究者视为文明的象征，如以石门坎教会为代表的传教活动。[※注]张恩耀具体描述了内地会在滇东北次方言苗族聚居区和以柏格里为代表的循道公会在石门坎建立教堂、学校的过程。[※注]林芊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内生的社会环境构成了它生成的社会基础，如偏远地区少数民族的苦难和贫困，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存在远离主体政治权威产生的二元政治，并因此而导致多元权力对立，当地的原始宗教形态较弱。[※注]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石门坎文化现象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各级政府多次派人调查和视察，制定政策对石门坎基督教文化进行改造，通过建立保甲制度和国民党基层党部，开发石门坎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等，推行民族同化政策。[※注]

郎伟还对四川南部苗族数千人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进行了描述，认为“洋教”对近代苗族社会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注]海南岛苗族与苗族主体民族相距遥远，王静的《基督教在海南苗族聚居区传播始末》分析指出，基督教对海南苗民的生活、社会与精神各方面的影响。[※注]

基督教约19世纪末期传入傈僳族后，已经成为该民族的主体信仰之一，基督教影响到傈僳族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在中国各民族中是比较少见的。许多学者发表文章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高志英探讨了20世纪前半期处于不同国家政治与文化场域中的傈僳族基督教发展的背景和特点，并以傈僳族为个案说明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以及基督教在重构区域文化中的作用。20世纪前半期，分属不同国家的基督教教会在缅北与滇西傈僳族中形成了多种教会并存的局面，各教会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关系俨然是当时各西方列强在中国复杂关系的缩影。从总体上看，在中缅傈僳族分布的大三角地带形成了新的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区域文化，这是同一区域内多民族信众的共同选择，也是区域文化传统的延续与重构。20世纪初西方基督教在中缅傈僳族中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基于中国与缅甸先后沦为西方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也是长期处于迁徙中的傈僳族处在政治管理真空，并在区域内居于弱势地位所致。基督教在20世纪前半期中缅傈僳族中的并存、竞争与消长，伴随各教会国际背景的变化，与西方列强在中国与缅甸势力消长相对应。傈僳族经历了从地域性传统宗教到制度化基督教的变迁，基督教成为傈僳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并重构了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跨国界、跨民族的区域文化。[※注]

吕偲、申晓虎分析了基督教传入怒江地区后，对傈僳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宗教、语言文字、民族习俗、饮食习惯、民族音乐等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注]申晓虎的《怒江傈僳族教会的本土化研究》则指出，20世纪初，基督教内地会传教士，积极推动教会的本土化，创立文字，翻译傈僳文圣经，传播福音；创办短期培训班和雨季圣经学校，积极培养傈僳族传道人；坚持以信徒的奉献作为教会所需资金的唯一来源；教会的日常管理由信徒选举的本民族教牧人员负责。这些做法体现了教会“自传、自养、自治”的原则，从而实现了怒江傈僳族教会的本土化。[※注]高志英分析指出，藏彝走廊西部边缘为滇藏缅交界多民族聚居地区。历史上，傈僳族在文化交流中处于相对强势，形成同区域内其他民族对傈僳族文化普遍认同的历史传统。20世纪以来，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等对基督教文化的认同，强化了对傈僳文化的认同趋势。[※注]

基督宗教在部分彝族支系中也发展较快。张坦分析了内地会与循道公会在黔西北苗族、彝族中的传教活动。两派划分传教范围、互不干扰、自谋发展，在苗彝群众中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归化基督运动”，分别拥有苗、彝族信徒万数之众。[※注]龙海燕指出，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对川、滇、黔三省彝族社会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彝族民众困苦的物质生活；促进彝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彝族近代知识分子的培养；促使彝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使彝族的宗教观念、生活习俗、社会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针对彝族地区教会的本地化特征，东人达认为，彝族教会在创建与经营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自立特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了小教堂与学校，基本上是自主管理，举办了多项进步社会事业，为日后的“三自”爱国教会奠定了坚实基础。[※注]东旻对基督教在中国彝族不同地区的传播境遇进行了分析，指出四川凉山彝族抵制，云南、贵州部分彝族皈依但逼迫基督教本土化。其原因在于凉山彝族的自治状态和较完整保留的传统文化与家支制度，阶级和民族压迫、传教士的人为因素则促使云贵地区部分彝族接受了基督教。[※注]有关天主教在彝族地区的传播，蔡华和昂凌以云南石林海邑中寨村天主教传播与发展情况的田野调查为依据，对天主教在石林的传播情况、方式及其影响进行分析；揭示了天主教在初期传播的原因，以及对彝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影响。[※注]

拉祜族是一个多信仰的民族，基督宗教传入拉祜族后，与原有佛教、特别是传统厄莎信仰产生良好的互动，促进了基督教的传播。苏翠薇、刘劲荣合著的《拉祜族厄莎信仰与基督教的互动整合》指出，厄莎信仰是拉祜族最具生命力的人文系统，是拉祜族得以生存繁衍的精神动力和社会机制。当基督教作为外来文化进入拉祜族社会时，厄莎信仰成为基督教传播的重要载体与平台，为基督教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实现了基督教在拉祜族地区的本土化。基督教的现代理念和手段，有利于拉祜族社区的生产技术、教育卫生、生活观念等的提升，并在厄莎和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共构了一种拉祜族传统的社会和谐。[※注]

基督教进入中国景颇族地区已近120年，景颇作为一个跨境而居的民族，传教士大部分来自美国、缅甸、法国等地，境内外景颇族基督徒比例有一定的差异。黄禾雨以个案研究方式，运用历史学的文献法和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对广山村景颇族基督教信仰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分析了景颇族基督教历史。指出德宏州陇川县广山村在历史上一度作为云南省景颇族地区基督教活动的中心，在景颇族基督教传播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注]景颇文也是由传教士创制，但从文字活力看，景颇文应用范围是传教士创制文字中最为广泛的。在中国，景颇文报纸、期刊已经连续出版数十年，景颇文期刊《文蚌》曾有历史专栏，其中张么弄的《驻进陇川的天主教士》是国内唯一一篇关于天主教传教士在陇川活动的景颇文文章。[※注]

周云水指出独龙族大部分人信仰基督教，独龙族的基督教信仰源于生活需要与娱乐消遣，具有不稳定性和弱组织性。他还提出可将独龙族、怒族和傈僳族等居住在“三江并流”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基督教文化归为同一个宗教文化类型——滇西北山地民族“弱组织强需求”的基督教信仰。[※注]基督教对于羌族一直影响甚微，耿静指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外国传教士在羌族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最终仍难以根植于羌族社会，但传教士的一些工作对羌族地区的发展有促进作用，而且在文化考察活动中，传教士的一些记录及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注]杨佳鑫和李林山分别讨论了哈尼族、佤族的基督教信仰状况。有关怒族的基督教信仰，尚无专文讨论，多与傈僳族、独龙族等一起讨论。[※注]

秦和平的《试论天主教传播布依族社会的部分原因》、陈鸣的《论畲族宗教信仰与基督教的共存与发展》、向丽的《天主教在土家族地区的传播探析》和刘嘉逵的《广西京族教友话今昔》分别研究了基督宗教在布依族、畲族、土家族和京族中的传教个案，其中有些文章严格意义上不能称为规范的历史学论文，但是在此提及，希望未来有学者能对这些民族有所关注，特别是京族，境外则是越南主体民族。越南的天主教活动与中国的关系尚需学者予以关注。[※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