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中国传统社会统治的思想基础和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基督宗教对中国儒学的态度和认识是非常复杂的。尽管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与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是，传教士要在中国传播基督宗教，并最终达到以西方基督宗教归化和改变中国的文化、官员、士绅、民众的目的，必须对中国文化所顶礼膜拜的儒家学说有所了解、认识，并采取适当宽容的政策。儒学和儒家经典在中华帝国的至尊地位，也使得传教士对中国宗教的关怀常常聚集在“儒家是否是宗教”这一问题上。

对基督宗教与儒教之间关系的讨论，最早可见1962年发表的陈申如的《外国基督教在华传播及其与儒教的关系》[※注]。在当时的意识形态背景下，认为中外反动势力在政治上实行勾结，由此反映在上层建筑领域，基督教思想和儒教思想也就逐渐从矛盾、斗争转向相互妥协。近代西方基督教与中国传统儒教思想和相互关系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中外反动势力在政治上、思想上从斗争到勾结的过程，基督教同儒教思想开始了新的汇合，以达到镇压人民的目的。

一 明末清初天主教与儒学

董丛林的《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最早涉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研究专著。孙尚扬的《基督教与明末儒学》，对天主教与儒学的交流和冲突的关键做了重点阐发，是此方面的第一部著作，很有新意。[※注]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首先要求传教士本人实现文化转换，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依据中国的现实状况制定了以文化调和为主向，“合儒辟佛”的传教策略，其具体体现则是《天主实义》。陈戎女认为，在《天主实义》中利玛窦把天主教学说以儒生可以接受的形式重新包装，对基督教信仰作出一种调和的解释，证明古儒典籍之上帝即基督教之天主，以证明基督宗教是真正值得中国尊奉的宗教。利玛窦采纳的是一种相当宽容且带有弹性的文化视野，他自愿且顺利地完成了耶儒之间的文化转换。这些非常宽容的宗教思想，体现了他相当宽容的世界性文化视野，而不是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或基督宗教基要主义的偏见上对中国文化全盘否定。这也是他一直以来得到中国人尊重的重要原因。[※注]

李圣华指出，1601年利玛窦一行以“大西洋陪臣”的名义进京献贡，谋求居京传教的机会。适值京师排斥“异学”风气大盛，传教士被动地卷入了一场学术、宗教夹杂政治迫害的斗争。为远避迫害，利玛窦主动接近冯琦等人，以攻禅辟佛为传教自保手段，修订《天主实义》，撰写《畸人十篇》，宣扬天主教与佛教的根本不同及与儒学的相通之理，从而寻求与上层士大夫的沟通和交流，谋取天主教在中国生存的环境。在攻禅事件中，其传教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坚定了与士大夫交往的传教思想，进一步向儒家学说倾斜，以取得中国主流社会的认同与接纳。[※注]

杨廷筠、徐光启和李之藻并列，是被称为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的人物，作为原为儒生的官员，在信仰天主教后，对儒学的认识特别引人注目。杨秀分析了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杨廷筠的耶儒融合思想，他希望通过引入天主教思想来弥补儒家的不足。他在著名的“性修理论”中，将儒家的修行方法和理论，与天主教的天堂地狱和人与神的追求，进行了绝妙的融合。[※注]张晓林分析了杨廷筠在天主教的启发下，逐渐派生出的儒家一神论的神学哲学体系，而这种哲学体系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种异于传统儒家道德理性，一种异于传统佛道价值观的宗教价值取向，成为中国文化新的理论向度和价值向度。[※注]

还有学者讨论了这些儒家基督徒信仰天主教的原因，多与明末众人对佛教的不满以及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兴趣有关。佛教对宋明儒学的侵入，使他们认为，只有恢复到秦汉之前的儒家才可能保存“经学”之一脉，而天主教恰好就是秦汉之前的儒家。[※注]袁邦建通过对中国籍耶稣会士黄伯禄的《训真辨妄》的分析，指出19世纪中期后，传教士中出现“援儒入耶”思潮并不是偶然性的历史现象。[※注]

作为有本质差异的东、西方宗教和文化，天主教与儒家思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有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具体的分类和分析。天主教和儒家伦理思想，首先是双方对人性之设定不同：儒家相信人性善，而天主教则认为人有兽性和神性二性。其次是对世俗伦理定位不同：天主教认为人不能全然为善，儒家则认为人能成为至善；天主教认为世俗世界是有限的、相对的，儒家则将世俗世界绝对化。再次是伦理观念之不同：天主教将爱天主置于道德之首，儒家则将孝悌作为第一道德法则；天主教轻传宗接代，儒家无后则为大不孝；天主教轻视肉身，提倡简葬，儒家重视肉身，提倡重葬；天主教遏制圣人的绝对权威，儒家则将圣人绝对化。[※注]

中国传统的“一夫一妻多妾”婚姻模式与基督宗教的“一夫一妻”婚姻模式之间产生了激烈冲突，这也成为当时许多中国信徒信仰天主教的阻碍。丁锐中通过对明末著名天主教徒王徵的“纳妾”与“殉明”的案例分析，探讨明末清初儒教信条与天主教教义，是如何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进行对话和调适的。[※注]

二 晚清儒耶对话和会通

晚清来华以林乐知等人为代表的自由派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儒家学说的看法和态度存在着“合儒”“补儒”“批儒”和“代儒”环环相扣的四个层次，其中“合儒”是一种文化策略，“代儒”——基督教征服中国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西教士对儒学中的缺陷、不足和劣根性等批语是完全站在西方人立场和基督教的角度进行的，但也应该承认这对动摇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教育和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不无助益，因而在近代中国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启蒙意义。[※注]姚兴富的《儒耶对话与融合：〈教会新报〉（1868—1874）》，是研究基督教与儒学的对话与融合的专著，该书大量利用了《教会新报》的资料，比较重视思想和理论层面上的研究和探讨。[※注]

基督教传教士是19世纪儒家经典英译的主体，也是西方世界里孔子和儒经形象的主要制造者。他们对孔子和儒经的认识，始之于好奇，继之以批评，最后走上“补儒”的道路。早期传教士虽认可儒家的某些实践智慧，但翻译儒家经典的目的重在辟儒，故着眼于耶儒的差异，更多的是批判，后期的译者不否定早期译者的批判，更强调补儒，留心耶儒会通而多表同情。究其根本原因，其间的差异都是传教士来华传教策略转变的反映。[※注]

赵毅的《丁韪良的“孔子加耶稣”》是非常早就涉及这方面研究的论文。通过对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孔子加耶稣”的基督教观，叙述了传教士对中国儒学的认识，并深知中国传统力量的强大，而采取这样的策略和方法，通达变而不失根本，将孔子作为“特殊的导师”来尊敬，主张保留中国的祖先崇拜，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伦关系；同时紧握“上帝”和“灵魂”这两个最重要的基督教观念，当儒学的“天”的观念与基督教相抵触时，则绝不让步。这些观念使丁韪良成为一个有远见的传教士，并由此坚信基督教可以补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而对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充满了信心。[※注]

在众多传教士中，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因其英译了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被称为19世纪的汉学巅峰之作，行世已近150年，一直刊行不断。段怀清较系统地叙述了最为著名的汉学家理雅各的生平、翻译中国经典的体例、时间、经过，以及成为英国牛津大学首任中文讲座教授的过程。理雅各以其翻译了大量的中华经典为最大成就，他不仅完成了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儒家经典翻译，而且完成了《道德经》《庄子》《太上感应篇》等道家经典的翻译，同时对中国佛教典籍也有所涉及。[※注]

在一片赞扬之声中，有学者也提醒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产生的中国知识与殖民欲望、传教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称为“传教士东方主义”。在有关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理解与态度方面，传教士们始终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与视角来审视，甚至审判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及其他思想。在传教使命和心态的影响下，传教士们对儒家文化的理解都带有强烈的批评和解构的意味。理雅各于1861年出版的《中庸》译本，并非要向西方传播儒家之道，而是要将这一中国圣书去经典化。理氏在一些核心概念的翻译上坚持本质主义的解读立场，为《中庸》制造出十分负面的形象。他的翻译是基于基督教信仰对儒家经典与文化的审判，终其一生，他从未放弃以基督教取代儒教的信念。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是19世纪儒家经典英译的主体，也是西方世界孔子与儒经形象的主要制造者。[※注]

《论语》是儒学经典，更多受到基督宗教和学者的关注。杨平概述了从明末天主教至清末的新教传教士翻译《论语》的历史，指出其动机是要从中国传统经典中找出基督教是真理且优于儒教的证据，并证明基督教和儒教有相通之处，进而用基督教代替儒教，以耶稣代替孔子。在翻译过程中，他们也对儒学做了“神学化”诠释，用基督教神学附会儒学，极力论证中国的古老历史是圣经传统的一支。这些都是基督教优越论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反映。[※注]通过《训真辨妄》中基督教“附儒”和“批儒”的策略，利用儒家经典作为基督教教义的论据，并部分篡改儒家经典去附会基督教义，按照士大夫的心理习惯阐述宗教，给基督教披上儒家伦理道理的外衣。[※注]

有些学者还深入地将基督教与儒家之间的具体观点和认识进行了比较，以达到更多了解和认识的目的。姚兴富比较了晚清基督教报刊《教会新报》上发表的儒家以“五伦”“五常”为特点的仁爱思想与基督教以“十诫”为背景的神爱思想的异同，说明了基督教与儒家思想在伦理层面上的互补性及其对话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拓展了耶儒对话的空间。[※注]一般来讲，天主教耶稣会士都遵守了利玛窦的思想脉络，认同古儒而反对近儒。但在宋儒的“太极说”上，新教传教士则多少表现出愿与宋儒靠近、对话和调和的倾向与意愿，拓展了天主教与儒教之间对话的空间和领域。[※注]

王立新还对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态度的演变（1830—1932）进行了考察。19世纪，绝大多数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抱着毫不妥协的态度，企图用基督教文明取代中国本土的信仰、伦理和价值观，即对中国进行文化征服。从20世纪初期开始，在理性主义、民族主义的冲击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主流的传教团体开始倡导文化合作，提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携手“共同追求真理”，以及借鉴中国文化遗产以补充和丰富基督教传统的重要思想，对中国文化表现出高度的尊重与欣赏，这种思想最终改变了传教运动的面貌。[※注]夏俊霞则对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接纳与认同进行了研究，认为自基督教传入中国后，虽遭排拒，但自传入之日起，中国的知识分子即开始了对之认同、吸纳的历史。从农民起义领袖到一批博学广识的学者、文人，从资产阶级维新派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到一批作家、诗人，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通过各种途径，改变着对基督教的敌对观念，进而将其吸纳，转变为可资起义、西学东渐、改良、革命、改造国民的有力武器和工具。而这个吸纳的过程又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它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自近代以来的新陈代谢，更为世界文化的交流扮演着重要角色。[※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