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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

三 晚清佛耶对话和佛教学者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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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两种不同的文化有所接触时,必然相互发生激荡。从宗教的观点而言,基督教和佛教都是超越文化的。佛教与基督宗教是两大世界性宗教,所谓世界性宗教,即超越了民族,以思想为基础的宗教。更多的学者认为,基督教传教士对佛教的力图理解是显而易见的,力图理解体悟佛教这个所谓的外来宗教在中国扎根的基础,如何将基督教传教的宗教理念与中国国情和文化相结合,以便为基督教所借鉴,以此来打通探索出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道路。王志成、赖品超的《文明对话与佛耶相遇》一书中收入23篇论文,分别探讨了古代文明中的佛耶相遇、现代文明中的佛耶相遇、佛耶相遇与宗教对话、佛耶比较与对话文明四个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

佛教

宗教

传教士

天主教

基督宗教

中国佛教

文化

佛教经典

中国文化

来华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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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晚清佛耶对话和佛教学者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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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基督教传教士来华,他们对中国传统宗教和文化所持态度与天主教传教士有所不同。赵树好认为在外国列强和不平等条约的支持下,基督教与没有特别外力支持的佛教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导致佛教的信仰者转而投向基督教,这虽然涉及文化冲突的原因,但更多的仍是侵略和反侵略之间的斗争。[※注]

更多的学者认为,基督教传教士对佛教的力图理解是显而易见的,力图理解体悟佛教这个所谓的外来宗教在中国扎根的基础,如何将基督教传教的宗教理念与中国国情和文化相结合,以便为基督教所借鉴,以此来打通探索出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道路。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支持下,传教士多有开展“耶佛对话”,对佛教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理解和探索。而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以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等为代表的自由派基督教神学观念者。

为了更多地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传教士的目光必须投向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重大的佛教。在这个过程中,传教士对中国的佛教经典进行了翻译和了解,如何翻译中国佛教经典,译什么,怎么译,都是经过其精心选择的。虽说他们对于佛教词典、佛经的英译,其目的是在言说“自我”,宣扬基督教自身的福音,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佛教的西传以及西方汉学的发展。这些相对自由派的传教士关注其他宗教现象的发生,与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以及那些保守的新教传教士一味地排斥中国佛教不同。其中英译汉语佛教经典较为突出的传教士有艾约瑟(Joseph Edkins)、李提摩太、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Martin)、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而他们的译介成功地促使他们成为欧洲最早的汉学家,走上了欧洲名校的汉学教授座位。[※注]

19世纪下半叶,来华新教传教士群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对待中国宗教文化的态度也趋于多元。与相当仍然持基督教基要派思想的新教传教士仍然持鄙视中国文化、将其认为传播福音的障碍的观点不同,艾约瑟、丁韪良、李提摩太、苏慧廉等几位具有自由思想的晚清新教传教士,试图一次次跳出传统佛教观的范式,以及对中国佛教进行套语式的描述,能够继续明末利玛窦等人采取“文化适应”的策略,开诚布公地去充分认知中国佛教这个“他者”。他们强调耶儒两者之间的共性,进而尊重中国传统,提倡知识传教。他们所从事的佛教词典的编撰、佛教经典的英译出版,标志着他们对中国佛教的研究已经达到一个新阶段。不管他们最初的动机如何,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佛教文化的西传以及西方汉学的发展,增进了中西宗教文化的对话与交流。[※注]

19世纪70年代之前西方汉学家和传教士对中国宗教、佛教的研究很少。李提摩太是来华传教士当中率先从事佛耶比较研究并推动两教间对话的先行者,他在此方面有指导先路之功。李提摩太的佛耶比较研究和佛经翻译工作,积极推动“佛耶对话”,也为了那些西方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佛教与基督教之间“充满活力的互动关系”。他与著名居士杨文会合作翻译了多部佛教经典,认为基督教和佛教之间存在关联,这些含有基督教精神的佛教经典是基督福音书的“亚洲形式”。他还将佛教介绍到世界基督教大会上,甚至主张两教联合,致力于世界宗教的复兴。从中可以看出,正是对其他宗教和文化保持客观理性与尊重包容的态度,才能使宗教产生对文化的更多作用。[※注]

中国经典的西传,传教士功不可没。从最初耶稣会士利玛窦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到后来的新教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对四书五经的英译,传教士对中国典籍的西译工作,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西传和西方汉学的发展。研究当年传教士中国佛教典籍英译的得与失,对今日中西宗教文化交往不无重要的现实意义。

《天国之行》是《西游记》的第一部英译本,翻译者传教士李提摩太认为,该书虽然是佛教内容的小说,但实际阐发的却是基督教精神,因为佛教实际上借用了基督教的一部分。在翻译中,他将有阐释基督教精神的佛教经典移之于文本的翻译、改造和重新诠释中,将基督教精神渗透到了《天国之行》中,这种援耶入佛的做法体现了传教士探寻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和信仰的最佳策略。[※注]

由上综述可见,基督教自由派神学的传教士面对中国文化和宗教的态度则更为积极和开阔,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截至目前,对它们之间相遇和交流的研究还非常初浅,只集中在个别传教士和个别论题的讨论上,还需要更多的个案研究才能加强和深化这方面的认识。

民国年间,经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和“非基督教运动”后的基督宗教,对中国传统宗教和文化的态度更为谨慎和分化。有学者指出,民国时期佛教与基督教基本上处于和平相处、各求发展的阶段。两教之间的关系共有四种代表性论点:佛耶相同论、佛耶相异论、佛耶同异兼具论、佛耶取长补短论。[※注]

民国时期,中国佛教进入改革发展阶段,社会影响力也波及其他各种宗教。挪威传教士艾香德(Karl Ludvig Reichelt)来到中国后,受佛教的影响,积极学习佛经,深入寺庙与佛教徒进行交流,参访南京支那内学院,撰写了有关中国佛教的著作,并依照佛教寺院制度,先在南京和平门外创办景风山基督教丛林,后又在香港建立道风山基督教丛林。艾香德以较为开放的胸怀倡导宗教对话与宗教联合,在全球化的今天已经成为世界宗教发展中一种值得关注和提倡的文化现象,宗教对话与宗教联合被越来越多的宗教团体所认同与接受,已成为世界宗教发展中的一种方向。[※注]

近现代中国的佛教学者如何响应由西方传入的现代科学,这与他们对基督宗教的响应又有何关系,而这些响应对于学界对文化全球化的讨论又有何意义?有学者以章太炎及太虚法师这样的佛教学者为个案,在回应传教士传入的西方现代科学方面,指出前者基本上是以中国视域为本位,而后者更倾向于采取全球的视角。文化上的全球化,不仅对个别的宗教传统构成挑战,也提供机遇让不同的宗教传统得以更新,这不仅有助于不同传统的全球化,更可促进不同宗教间的交流以至多元文化的建立。[※注]

还有学者以佛教和基督教的交往关系为例,来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宗教格局关系建构。中国宗教,尤其是华北、华南、华东几个主要区域,就宗教影响而言,在五大宗教里面,要数佛教和基督教最大,而其影响亦最为重要。同时,佛教、基督教的信徒人数所占比重也比较大。[※注]

梁丽萍的《中国人的宗教皈依历程:以山西佛教徒与基督教徒为对象的考察》一文借助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两种方法,用社会学的方法对130名宗教徒的宗教皈依过程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宗教徒的宗教皈依是一个渐进、单一的过程,并且更具有“内生型皈依”的特征,生活的压力、挫折或生命的危机状态不是促使宗教徒皈依的普遍因素,但功利性的欲求、心灵的空乏以及精神世界的不满足感却是潜在涌动的促使教徒皈依宗教的内在张力。不同宗教信仰类别宗教徒的皈依历程具有一定的差异,而不同文化程度的宗教徒的皈依历程则具有显著的差异。他们都有共同的动机,即借由一个“被肯定的形象”得到信仰对象的慈悲济渡和关爱救助。[※注]

王志成、赖品超的《文明对话与佛耶相遇》一书中收入23 篇论文,分别探讨了古代文明中的佛耶相遇、现代文明中的佛耶相遇、佛耶相遇与宗教对话、佛耶比较与对话文明四个方面的问题。[※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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