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
三 晚清民国基督教与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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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在中国都属于外来宗教，两教之间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教义教理上都有很强的渊源关系。在中国范围内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如何，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是如何相处共生的，作为外国宗教这两种宗教是如何在新环境中本土化和扎根的，采用的传播手段和方法有何相同与不同，如何面对如此强大的中华文化，这些都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未开垦的处女地。1995年，以色列希伯来大学著名的犹太学者拉斐尔·以色列利（Raphael Israeli）发表了《十字架与新月的战争：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中工作的一个世纪（18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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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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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 穆斯林 宗教 基督宗教 中国穆斯林 基督徒 伊斯兰教 天主教 Crescent 教案 Recor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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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晚清民国基督教与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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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来华传教士很早就注意到中国存在一个庞大而又独特的穆斯林群体，并对其历史与现状做了诸多调查研究。从宗教相遇与对话的视角出发，把晚清时期传教士对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认识与互动做了史实上的梳理与分析。这一时期是传教士向中国穆斯林开展传教运动的准备期。传教士、穆斯林在相互认识方面尽管都有基于自身立场的偏见或误解，在交往对话中有时也有针锋相对的辩论，但这一切都是在平等与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展开的，并没有升级为严重的宗教冲突事件。[※注]
有学者利用传教士的英文资料，研究基督宗教如何看待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进行两教之间的对比研究。马景在历经十年的中国基督教发展状况调查后写成总结之作《中华归主》，对伊斯兰教的传入、穆斯林人口、穆斯林的组成等问题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对穆斯林的职业构成、宗教职业者阿訇也进行了一些调查，这些调查都是为了向穆斯林宣传福音而进行的基础性工作。[※注]
《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是一本由新教传教士创办的近百年的英文期刊，代表了主流教会和传教士的思想与见识。通过这些英文资料，我们可知传教士是如何“发现”穆斯林的，对穆斯林的传教方针策略的制定，而其中内地会成为中国伊斯兰传教运动中最为活跃的组织；最后深入穆斯林地区进行传教。面对这种传教力量，中国穆斯林群体则呈现出反应迟缓等特征，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伊斯兰教才进行了革新运动。[※注]
对中国伊斯兰传教运动最为积极的是内地会，其传教士安献今（G.Gindlay Andrew），在1921年出版了经社会调查和研究而形成的《中国西北的伊斯兰教》（The Crescent in Northwest China）一书，这是最早出版的西文研究伊斯兰教的专著，成为西方研究伊斯兰教的必读书目。该书突出了穆斯林和汉人之间的冲突与矛盾的历史阴影，站在基督教优越论的立场上，立意是如何向穆斯林宣传基督教的福音，而宣传仁慈上帝的基督教会战胜“佩带宝剑”的伊斯兰教。该书这种不合理的观点对西方和中国伊斯兰教产生了一定影响。[※注]刘继华依据西方基督教差会的英文资料，介绍了长期在西北传教的内地会传教士濮司满（Thomas Earlum Botham）和濮马可（Mark Edwin Botham），他们对向西方介绍甘肃穆斯林的情况起到了很大作用。[※注]王建平还出版了篇幅不长的著述，详细介绍了哈佛燕京学社所藏的美国传教士毕敬士档案，以及他所拍摄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多幅照片。[※注]
另有学者利用穆斯林的资料，考察了马德新、马联元、杨敬修等穆斯林学者关于基督教的评论，提示了站在伊斯兰教立场上观察外教的基本思路。[※注]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将传教对象指向云南回族后，云南回族积极地回应，其中马联元的《辨理明证语录》一书较为典型。马联元认为真宰（真主、上帝）是永恒的实在、无始无终的，而万物是有始有终的，强调了真主独一的本体。耶稣是伊斯兰教所承认的一位大圣人，既不是天之子，也不是天主。《辨理明证语录》于1899年刊刻以后，受到穆斯林知识分子和阿訇们的欢迎。1935年7月30日至8月1日在河南召开的夏季基督教传教大会上，该书被传教士当作重点进行讨论。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致力于福音中国穆斯林的部分传教士逐渐放弃了基督教优越论的思想，主动和中国穆斯林进行宗教间的对话与交流，并着手对中国伊斯兰教进行历史考察与现状调查，而这些传教士的研究成果也就成为现代西方社会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第一手资料。[※注]
作为外来宗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地点主要在西北地区。刘继华对于两教之间在西北地区相遇的实证研究很有特色。1879年6月22 日，中国内地会传教士义世敦（George F.Easton）进入青海，开启了基督教在青海传播及其与伊斯兰教交往的历史。随后在青海各族开展的传教活动收效甚微。1895年，河湟起义中传教士的积极应对及清政府的基督教政策，为青海基督教带来发展的机遇。在此背景下，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有过多次友好相遇，新教传教士在传统伊斯兰地区的慈善救济，为其打开了传教和与伊斯兰教和谐相处的局面。伊斯兰教在感激新教在河湟起义后的慈善活动同时，对其传教活动予以有理有节的抵制。两教在青海地区的相处基本呈现和谐的态势。[※注]刘继华在另一篇论文中，讲述了1933年，伊斯兰教问题研究专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知味墨（Samuel M.Zwemer）这位在西方教会享有声誉的“伊斯兰教的使徒”进行的西北行，探讨了两教之间对话的可能性，也提高了西北穆斯林在基督教宣教事业中的地位和关注。[※注]
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还存在着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除了西北地区，在其他地区也有信仰伊斯兰的穆斯林居住。20世纪30年代初期，北京穆斯林与基督教传教士进行了争论。这场回耶冲突，折射出辛亥革命后回族穆斯林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对回族自身民族建设的新诉求：不仅仅要被承认为多民族国家的“爱国”的公民，更希望被承认为一个“和平的宗教”的信仰者。[※注]
总体来讲，对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关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这说明学者们已经从宗教本质的角度来关注考察两教之间的关系和影响，而非仅从民族、政治或经济的角度来考察。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这些研究都为进一步深入了解和研究打下了基础，今后还需要加强从基督教传教学、伊斯兰教护教学、宗教文明对话、文化交涉、宗教相遇冲突的历史经验等多重视角研究，强调全球史观对理解近代中国这两大宗教关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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