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
二 官府与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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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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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研究是基督宗教史研究上最为引人注目、持续时间最长、最有政治代表性的研究主题。晚清时期，教案不断发生，除了郭嵩焘、薛福成等到过西洋的官员以比较宽容的态度看待基督教外，大部分都是站在儒学的立场上批驳基督教，视基督教为异端邪说。洋务派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反教活动，但却常常是已发教案的直接办理者，因此他们的教案观有着一定的意义。除历史学者研究教案外,一些社会科学学者也逐渐涉及了教案研究。苏萍的《谣言与近代教案》，利用其社会学知识背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近代教案发生的历史原因，颇具新意。主要观点归结起来，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另一种是侵略和反侵略的矛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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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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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 侵略 乡绅 习俗 洋务派 绅士 传教士 帝国主义 态度 普法战争 中西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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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官府与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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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级官员，上自王公大臣，下至道府官吏，各自所处的地位不同，对教案表现出的政治态度也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基本上采取的是抵制和反对的态度，尽管采取的方式各不相同，但都表现出了反侵略的正义立场。
1870年夏秋间发生的天津教案，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举世瞩目的中外冲突，影响面很大。陈登原的《天津教案与曾国藩》应该是关于这个著名教案和著名办案人曾国藩的第一篇论文，首先提出了外国列强的无礼横行和曾国藩的丧权辱国。[※注]易孟醇指出曾国藩曾长期被视为卖国贼，主要根据是他在处理天津教案中屈辱退让。而他对内对外的退让策略更多的是源于他得到清朝以来一个汉族官吏前所未有的名位和权力之后，在“夹缝中求生存”心态下的必然失误和结果。[※注]“迷拐”“折割”传闻是重要且直接的激发因素。通过这一事件的详细考察，得出外国方面常有的横暴行径往往是导致教案发生的最直接原因，有关传闻缺乏理智的分析判断和盲目信传，也助推了群体性事件的失控行为，而无理智因素还会有碍于提升反侵略的水平和智慧。[※注]
杨天宏的《如何看待普法战争对天津教案的影响》指出，在评价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时，多指责他未能利用普法战争的新形势调整中国的处理态度，未能注意到普法战争信息传到中国的具体时间，更没有关注到普法战争后远东国际关系的变化。这是较早将教案问题放入更大视野来考察的作品，为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多年后，张晓川针对具体问题还进行了回应。[※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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