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
三 乡绅与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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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研究是基督宗教史研究上最为引人注目、持续时间最长、最有政治代表性的研究主题。晚清时期，教案不断发生，除了郭嵩焘、薛福成等到过西洋的官员以比较宽容的态度看待基督教外，大部分都是站在儒学的立场上批驳基督教，视基督教为异端邪说。洋务派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反教活动，但却常常是已发教案的直接办理者，因此他们的教案观有着一定的意义。除历史学者研究教案外,一些社会科学学者也逐渐涉及了教案研究。苏萍的《谣言与近代教案》，利用其社会学知识背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近代教案发生的历史原因，颇具新意。主要观点归结起来，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另一种是侵略和反侵略的矛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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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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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 侵略 乡绅 习俗 洋务派 绅士 传教士 帝国主义 态度 普法战争 中西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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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乡绅与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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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的涌入和活动，在向中国绅士的传统地位和特权提出挑战的同时，也激起了绅士们的厌恶和反抗。表现在双方的思想价值取向、经济利益、政治特权和文化传播等方面的尖锐矛盾必然引起冲突。卢仲维分析道，传教士对乡绅的经济利益的损害，提倡的新式文化教育事业对乡绅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基督教对乡绅持守的传统思想文化的威胁，都成为乡绅阶层在反对洋教的早期积极参加，并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充当领导者的角色的重要原因。而乡绅作为可以联系上官下民的中间阶层，有着非常大的潜在力量。他们这些作用应该得到适当的评价。[※注]王继平分析道，在湖南，官绅始终充当着倡导、发起或支持、推动“反洋教”的角色，虽然下层群众的斗争起因大都是其切身利益受到损害，但也未尝不是由于官绅的倡导，而引发了对传统价值的认同从而与官绅采取一致的行动。这种情况，在其他省份也同样发生。而官绅领导和参与的斗争，使反洋教斗争势力更庞大，效果更为显现。[※注]
清季教会进入中国之后，以外力为后盾的教权与传统的绅权形成激烈的权势竞争，而绅权渐落下风，士绅阶层对洋教的态度逐渐分化。在部分绅士依然坚持反教的同时，部分绅士转而与教会交好，甚至奉教，形成了“教绅”阶层。官府对反教绅士庇护有加，对于奉教绅士则在猜忌的同时，还需要倚重他们办理教务教案。官、绅、教三者表现出复杂而曲折的关系。[※注]
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教案一直频发不断，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和外交问题。洋务派人士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因此不能对教案问题漠然视之。对这种外来宗教采取否定态度，洋务派普遍将其视为“异端邪说”，他们基本都是站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立场上去否定基督教，对自发反抗教会侵略的绅民表示一定的同情。但洋务派毕竟是向西方迈开脚步最早的中国人，他们相对其他人来讲，对于西方情况了解更多些，也抛弃了传统反基督教思想中一些盲目仇外的心理和情绪，同时也能对基督教教会和传教士带来的一些西方文化举措采取比较宽容和转化的态度。甚至认为，中国已有多种宗教，多加一种“亦仍无碍”。然而，面对如此强大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外交势力，洋务派始终处于被动和困惑的状态下。他们与反洋教的一般民众不同，更主张“非攻教”，即反对以暴力方式对待基督教会、教士和教民，认为中国传统的儒教至善至美，深入人心，足以抵制洋教的冲击。而一般的武斗，则容易给外国侵略者提供“挟制”中国的口实，而民间的“聚众生事”也不利于统治秩序的稳定和管理。民间一般攻教者，则对外来事物盲目排外，不知鉴定与区分，实已落后于时代。洋务派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反教活动，但却常常是已发教案的直接办理者，因此他们的教案观有着一定的意义。[※注]
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侧面是，西方基督教挟船坚炮利之威，大规模向中国乡村突进的历史。乡村民众同西方教会之间的冲突，逐渐演化为近代民族矛盾在底层社会舞台上的主戏之一。晚清教案的背景和原因比较复杂，但就意识角度而言，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民教冲突的规模和烈度，不仅取决于西方教会如何做，也取决于中国民众对他们如何看待。程歗、张鸣的《晚清乡村社会的洋教观：对教育的一种文化心理解释》分述了乡村民众视野中的基督教的来华目的，教会的行为，传播洋教的后果的认识，说明这些言论和认识，表现了受到侵掠和奴役的人们对侵略者的抗争。一个执着血缘亲情，将信仰目标归属于现世安福的乡村民众，是很难理解、很不容易接受人人与共的上帝价值，并置诸高于世俗血缘价值的位置上的。在以亲情为核心、以家族的和谐与绵延为目标的中国伦理精神，与以自我为核心、以归宿与荣耀上帝为目标的基督主义之间差异过大，也说明了异质文化的宗教在其他本土传播过程中极可能遇到抗阻，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汇合更需要一定的历史机遇和长久的时间过程。[※注]
爆发于1906年的南昌教案是义和团运动之后最为引人注目的教案，引发中法两国长达三个月的交涉，引起中外舆论界广泛关注，上海中西报界的报道尤为密集。围绕南昌县令江召棠的死因，上海报纸大体以中西为畛域，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中方报纸认为是法国教士诱杀中国县令，西报则认为是中国县令自杀以诬赖教士。这是近代中西报界报道中西冲突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折射出在“排外”“媚外”氛围下的深层历史内涵。[※注]
在近代中国活动的西方教会在华购置地产的法律依据是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及协议。各教派购置地产的规模和数量相差悬殊，方式、用途迥然各异，因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各不相同。在农村占有大量的地产，进行地租剥削是天主教在华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除使天主教保留中世纪色彩之外，也是天主教修会经费的保证之一。新教更加注重他们所在国的商业利益及思想文化方面的输入的长远影响，更加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思想观念。[※注]
除历史学者研究教案外，一些社会科学学者也逐渐涉及了教案研究。苏萍的《谣言与近代教案》，利用其社会学知识背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近代教案发生的历史原因，颇具新意。[※注]
综合来看，产生教案的原因虽然复杂多异，但根本原因仍为外国教会势力强行传教的特权所导致，列强霸道、部分教士教民横行乡里，致使国人对基督教的困惑、疑惧，最终形成了排斥和强烈反抗。在不平等条约的强力支持下，传教特权侵犯了中国各阶层的利益和观念，也激起了乡绅、官府及民众的共同愤恨和反抗。甲午战争前，乡绅阶层还居于反洋教的重要地位，之后，民间秘密会社则更多投入其中。教案和反洋教研究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之一，一直以来都有许多学者关注此题目。主要观点归结起来，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另一种是侵略和反侵略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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