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太平天国起义作为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一直是近代史研究的重点。我国史学工作者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政治、思想、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领域，关于太平天国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一直不是近代史学者和基督教学者关注的问题。太平天国以宗教起家，又以宗教立国，太平天国和宗教已经结下不解之缘，太平天国的宗教是中国旧有的民间宗教和西方基督教的混合，却是不争的史实。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否定了太平天国为宗教革命、西方基督教诱发了太平天国运动，但因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的观点，在正面歌颂太平天国的时代，仍然错误地回避或忽视了宗教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存在。

1978年以前，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只有一篇正面探讨宗教的论文，即徐绪典的《论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与基督教的关系》，是论述太平天国宗教的，而专著则更无一本。[※注]

一 太平天国的宗教属性

最早开创这种局面并取得成就的是王庆成和夏春涛。王庆成的《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一书中，收集了有关太平天国宗教的论文，多达11篇。内容涉及拜上帝会的创建、宗教要旨及教义的中国化；洪秀全的上帝观念和对上帝称谓的来源；太平天国的天堂、地狱观和上帝执行赏罚方式的特点；太平天国上帝大家庭和小家庭的理论及两种“上帝家庭”的互相交织和矛盾。他认为太平天国宗教是一种中西合璧的宗教，具有中国“物质性”的、形而下的特色，起着兴奋剂和麻醉剂的双重作用。[※注]

夏春涛的《太平天国宗教》是第一本以此为专题的研究专著，填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书中首论太平天国宗教即上帝教的创立过程及上帝教中的中国民间宗教成分，概述了上帝教关于“天堂”“地狱”“上帝”等概念的内容，研究了上帝教与西方基督教的关系和异同，重点是上帝教对新旧约《圣经》的态度，突出了上帝教和洪秀全宗教思想的独特性，讨论了上帝教对太平天国的社会理想、国际观念的影响，上帝教同太平天国否定会堂的政策的关系，以及上帝教在太平军和民间的传播。2006年，夏春涛在进一步修改充实的基础上，又出版了《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一书。[※注]

从宗教角度来讲，关于上帝教是邪教还是正教，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有两种说法。90年代以前，基本都认为上帝教是为农民起义军服务的正教，之后，潘旭澜从太平天国起义给社会带来的“灾难”的角度分析，认为上帝教是“披着基督教的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注]。史式从古今中外各种邪教的五项共性，得出太平天国拜上帝教也是邪教的结论。[※注]夏春涛和王国平则从宗教角度和社会角度分析，认为太平天国拜上帝教不是邪教。[※注]章开沅先生认为，关于“邪教”，用“反科学、反社会、反人类、反政府”来定义是含混的。就“反科学”来说，世界上哪有不反科学的宗教呢?就“反社会、反政府”来说，首先应该看是什么样的社会和什么样的政府，如果是黑暗社会和反动政府，难道不应该反吗?至于“反人类”一说，必须有严格的界定。因此，章开沅先生不赞成把“邪教”一词引入对宗教性质的判断，也不赞成把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划为邪教。[※注]因此，用今天关于“邪教”的定义去套用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是不恰当的，而应该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的考察。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利用宗教，从本质上讲都是相同的，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都包含着迷信和落后的成分与内容。大多数学者认为，判断一个新的宗教是否为邪教，应该具体地考察它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在重大革命事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宗教，不能离开革命运动的性质和作用去孤立地讨论宗教的性质。太平天国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作为起义动员和组织群众手段的拜上帝教当然不能被视为政治性邪教。[※注]

关于太平天国所创拜上帝教是否是基督教的问题，学术界主要有四种观点：一种认为是“特殊形态的基督教组织”；一种认为是“基督教的东方教派”[※注]；一种认为是基督教的异端派别[※注]；一种认为不是基督教或基督教的派别，而是结合了中西合璧、政教结合的宗教，自成教派。苏双碧认为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来源于基督教，但又不同于基督教，有其自己比较独特的特征。洪秀全从梁发的《劝世良言》学到基督教的教义，但他建立拜上帝教的初衷并不是单纯以宗教为目的，他是希望通过建立拜上帝教，劝人为善来达到改造清朝腐败社会的目的。由于洪秀全的宗教思想比较独特，拜上帝教的教义也比较独特，它带有许多政治色彩和改造社会的内容，而随着洪秀全思想的发展和拜上帝教的社会作用的不同，教义的内容也是有所不同的。为此，太平天国还和外国基督教徒就宗教问题进行过争论。[※注]秦宝琦认为在太平天国宗教具有民间宗教性质的问题上，太平天国所崇奉的基督教，曾被西方传教士视为“异端”，近年来又被国内一些学者贬为“邪教”。其实，太平天国的“人间天堂”宗教理想——小天堂，同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所崇奉的“白阳世界”教义并无二致，因此可以称作“秘密洋教门”，具有强烈的民间宗教性质。[※注]

关于“拜上帝会”这一宗教组织是否存在、该名称是自称还是他称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夏春涛、杨宗亮等经过严密的史料考证，认为冯云山等创建的宗教组织不是传统一直认为的“拜上帝会”，而是“上帝会”。吴善中等人认为，应称为“拜上帝会”，而不是“上帝会”。[※注]

二 太平天国的宗教活动

太平天国是唯一刊印圣经的农民起义组织。彭泽益从《劝世良言》入手探讨了其与汉译圣经之间的关系，说明太平天国与基督教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启发了洪秀全的宗教思想。[※注]对1853年和1860年太平天国两次大量刊印圣经，印本到底以众多圣经汉译本中的哪个译本为底本，学术界一直持有两种观点。赵晓阳通过中外文文献资料分析双方原文献，以及圣经汉译本的校勘对比，认为太平天国刊印本圣经是以郭士立译本为底本，而且对圣经汉译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注]

在宗教与太平天国的成败问题上，方志钦认为，太平天国在短短的14年间，把一种变了形的基督教传遍半个中国，并起到了西方殖民者所不愿看到的作用——与西方基督教国家分庭抗礼。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迹，也是世界史和宗教史上的一大奇迹。这是与洪秀全通过拜上帝教这个宗教进行政治改革的意图分不开的，而这个意图使拜上帝教偏离了所谓的“正统基督教”，导致信仰上帝的西方国家和不信上帝的清政府的联合镇压。[※注]

拜上帝教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宗教，其教义中有不少基督教的成分。但是，就太平天国领导集团而言，在如何取舍基督教教义这一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主要表现为洪秀全与洪仁玕之间的分歧。洪仁玕更多接受了以基督教为代表象征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而洪秀全则注重拜上帝教的宗教因素和本质。[※注]

对太平天国拜上帝会毁庙事件的性质和渊源，学界多从信仰上帝为独一真神、反对偶像崇拜的角度进行解释。唐晓涛指出在明清国家正统文化秩序确立的过程中，地方往往将社庙神明“正统化”并依赖其来维系既有的地方社会秩序，清中后期更以社庙祭祀为中心形成了村落联盟组织。拜上帝会一系列的毁庙举动，表面上以打破民间偶像崇拜为旗号，实际上蕴含了对抗当地社会正统的意义。[※注]

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基督教史观指洪秀全、洪仁玕、李秀成等人关于拜上帝教与基督教史的一些观点，涉及中国人拜上帝的历史、创世记与人类始祖、洪秀全的宗教使命等。他们认为中国人拜上帝是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他们倾向于认为，中国传说中的“盘古”就是上帝始造之亚当，中国人来自西方，于“伏羲前一二代间”“由川陕而入中土”；洪秀全就是《圣经》中的麦基洗德，洪秀全不同于耶稣的宗教使命是扫除偶像，建立地上天国。这些观点显然与正统基督教史观不相符合，究其原因，或出于对基督教史的无知和猜测，或出于对基督教史的误解。其出发点是让拜上帝教与基督教史的阐述和解释适合于他们领导的运动的需要，而这些特别的认识和理论则形成了有别于正统基督教的“中国基督教”。[※注]

总之，太平天国与宗教的兴亡始终息息相关。洪秀全等人一方面借用了基督教的教义组织和领导起义，另一方面拒绝认同基督教的立场，使这场带有基督教色彩的农民起义，同时还吸收了儒家和中国民间宗教的大量内容，渗透着反清的政治理念，是以“洋为中用”的展开方式和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