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
一 清朝的基督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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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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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关系范围既包括国家政权与宗教组织、信徒之间的关系，也包括社会政治生活与宗教之间的互相机制。作为对中国共产党对基督教的改革回应,为传达政治协商会议的精神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有关宗教政策，参加政协会议的基督教界民主人士、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以及中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四个单位的代表，共同发起组织了全国基督教访问团。安全主线经历了鸦片论—渗透论—保障人民宗教权利的宗教安全观上的转变，统战线则经历了管理协调—引导适应—和谐共存、从争取宗教上层人士到团结全体信众，以及从促进国内建设到推动祖国统一等的发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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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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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宗教 基督徒 传教士 会 中国基督教 伪满 国民政府 宗教团体 天主教 民族危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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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朝的基督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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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适逢中西文化交汇激荡的浪潮。面对中西文化的两极相逢，清朝断然推出“闭关主义”政策，以应付这千古未有之奇变，从而对于中国社会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路向选择和发展轨程，产生了极大影响。“闭关主义”并非“闭关政策”，作为“主义”所造成的民族文化在心理上的影响远比“政策”要牢固久远许多，也是晚清产生“中体西用”或“西学中源”说的源头，力图保留自己在尽可能封闭的圈里，以求保持自己天下中心的独尊地位。这种想避免却无法避免的局面，这种政策导致中国社会错失了追步西方的历史机遇，长久地拖累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步伐。[※注]黄爱平依据清宫档案、传教士书简以及相关文献资料，详细疏理了乾隆十一年（1746）发生在福建福安地区而后波及全国的一起大规模禁教活动。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清政府已经对传教士背后隐藏的政治目的和宗教野心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体现了清政府被异教异文化“征服”的担心和忧虑。[※注]王立新认为晚清政府对基督教和传教士的政策是清末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与频繁发生的教案有重要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传教士的文化与教育活动。[※注]
杨大春的《晚清政府基督教政策初探》，系统探讨了晚清政府的基督教政策，对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对清政府的应对之策有所描述，此为本书的突破点。他将清政府对基督教会的政策以辛酉政变为界，分为两种：在政变以前，清政府因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而增加了对教会的猜疑和防范，政教关系更加紧张；在政变以后，媚外政策代替了排外政策，清政府不仅在外交条约上承诺实行宽容传教，对教会的政策也变得特别宽容和克制，政教关系有所缓和。[※注]
胡建华认为活跃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西方传教士，是一支不容忽视的特殊势力。他们的活动，对整个中国社会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自康熙朝以来的禁教政策被迫结束。从咸丰朝起，清政府为避免基督教带来的不利影响，基本坚持着限制西方教会在华发展的政策。这是清政府抵制西方势力和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努力，而这些限制政策却不能阻止西方政治势力支持下的西方教会的各种进攻，同时也阻止了新思想文化的进入。[※注]
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在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像王韬、容闳、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一批思想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地位并不显赫，多少接触过西学，有的还从事过外文、近代报刊和企业的创办工作。他们基本都认为，外国人来华，不外“通商传教两端”，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权，传教则欲服华人之心。他们认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明，是抵抗西方基督教侵略的最有力武器。作为最早接触西洋事务的中国人，他们的洋教观提供了有关西方基督教方面的新知识，分析了民教冲突的根源，甚至还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调和西方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儒学的论调和思想。[※注]
关于外国教会在华持有武装问题，晚清政府实行的是有限禁止政策。这种政策由不同层次的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构成。造成这种政策的表面原因是《大清律例》自身的法律弹性和近代中外大局下的政教互动关系，根本原因还是晚清时期国力孱弱，政府无能。实施这种政策的目的是实现社会控制、维持中外相安和借用先进技术三个方面。该政策从1853年起步，至1908年成型，到1912年清政府灭亡结束。其中以1901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两阶段相比较，政策呈由简单到丰富、内容由粗浅到详细、执行由松弛而严格的三大物征。[※注]
王守恩以山西地方为例，将两百余年分为三个时段，分别叙述了山西官方从允许合法传教，到视之为邪教加以严禁，却禁而不绝，再到在不平等条约下的弛禁和极力压制，说明外国势力的强大支持和山西社会的内部矛盾，造成了物质上和精神上都需要特殊关怀的社会群体，这些成了天主教扎根当地的重要原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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