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界对基督宗教文字事工的研究中，有关基督宗教报纸、期刊的研究，形成了大量的文献，对基督宗教报纸、期刊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在中国近代新闻出版史中所处地位，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与讨论。多数研究肯定了教会报刊在中国近代新闻出版史中的意义。1978年以后，有关基督宗教在华机构、人员出版报刊的个案研究，一直是中国学者相关研究的重点方式。

传教士创办的报刊是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和亚洲传播的重要媒介，也是他们所采用的最主要的传教手段。近代以来，基督宗教报刊沿着海洋逐渐在亚洲不同国家或地区出现，其方向大致是从东南亚一带延伸扩展至澳门、香港乃至中国内地的广州，再向北至上海、天津。这些基督宗教报刊不仅仅是对中国或地区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而是更多地想知道当地人对于基督宗教、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的接受途径及其效果。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们表面上放弃了以讲经传道为主的宣教策略，转而关注中国的时局动向，力图将基督宗教塑造成社会变革的推动力。

赵晓兰、吴潮的《传教士中文报刊史》是系统叙述和整理传教士中文报刊的专著。本书界说清晰，搜罗丰富，结构完整，逻辑较严密，学术史梳理系统而有分析，既有对传教士与中文报刊的宏观论述，也有对重点报刊的个案介绍。[※注]赵晓阳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文字事业在中国的最后命运进行了考察。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经济禁运、冻结财产等各种政治经济压力的加大，中国基督教文字出版机构参加了以割断与帝国主义联系为首要任务的“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经过一系列整治、合并，中国教会摆脱了外国传教士的控制和影响，开始了完全由中国人自治、自养的文字事业。[※注]

19世纪上半叶，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将西方近代报刊的概念与形式介绍到中国，揭开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序幕。19世纪下半叶，近代报刊逐渐走向成熟。伴随着报刊的近代化进程，这些传教士报刊还经历了从传播宗教到传播西学的转变，它们又是促使中国人自办近代化报刊的催化剂。中国近代报刊是个舶来品，从报刊内容、形态到社会功能，都是传教士最先引入中国的。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用中国的语言文字，成功地创办了大量的报刊，给中国带来了近代化的报刊模式。[※注]

谭树林认为，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中国境内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这些中外文期刊，不仅促进了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推动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而且开中国近代报业之先河，为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和编辑排版方式，在中国新闻史、报刊史及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注]

《万国公报》作为早期中国基督教代表性刊物之一，有多篇论文涉及。陈绛对《万国公报》的前身《中国教会新报》的历史及演变过程进行了研究。美国基督教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于1868年9月在上海创办《中国教会新报》。作为周刊，除歇夏、歇年外，每年出版一卷，50 期，共出版6 卷300 期，1874年8月，更名为《万国公报》。[※注]李天纲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分析了林乐知与《万国公报》的关系，以及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所产生的冲击与意义。李文认为，清朝“同光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比较特别的年代。诸多学科和各学科内部暂时调和了原有分野，面对一个“闯入者”，在更大的空间意义上形成了“西学”与“中学”的简单对垒，“中外之别”一度成了人们认识上的首要区分。[※注]

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eman）与《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的关系，以及其在美国汉学史上的地位予以评价，是许多对汉学和汉学家有兴趣的学者的研究领域。《中国丛报》是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第一份英文月刊。它创办于1832年5月，停办于1851年12月。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中国丛报》详细记录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目前学者们几乎都认为，裨治文是美国认识、研究中国的先驱者，他凭借在中国传教的经历，以《中国丛报》为工具，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注]

四川地区集中了一批研究基督教历史的学者。近年来，有关四川地区基督教报刊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局部集中”的状态，一批研究论文集中出现，其中部分研究对象是大陆地区学者首次涉及。

《华西教会新闻》（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是华西各差会联合出版的英文教会刊物，华西差会顾问部的重要文件和信息都由其刊布，刊发了大量有关四川、云南、贵州以及西藏的传教信息和社会信息。它于1899年在重庆创刊，1943年停刊。它是近代四川第一份由外国人创办的刊物，也是基督教在华西地区出版的最早的英文教会杂志。周蜀蓉、龙伟全面分析了这份刊物的发展过程及其重要价值。这份基督教刊物的意义，已经引起海内外部分学者的关注与利用。张伊、周蜀蓉重点论述了国内外学术界对该刊的研究，并讨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思路，尽可能为有兴趣的学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注]周蜀蓉对卫理公会华西教区在成都创办的《青年问题》月刊做了全面分析。作者在研读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对该刊的创办历史、组织机构、内容特色与经营管理进行了介绍，并对其历史价值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注]

四川大学陈建明教授对由四川美道会（后改名为“中华基督教会四川大会”）主办的《希望月刊》（Christian Hope）的创办历史、经营方式和主要办刊特色进行了全面介绍。该刊创刊于1924年1月，由加拿大英美布道会负担常年费用，美道会承担分销任务。为了增加订户，保证刊物的运行，杂志社采取了打折促销、提倡赠阅、送货上门等多种措施，并设法建立作者队伍。该刊的宗旨为解答教义、增进知识、提高道德、讨论问题、联络会友等。主要题材虽为宗教内容，但也发表了许多有关世俗社会的知识性文章，如世界见闻和科学常识等。[※注]

《田家半月报》隶属于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文字部。作为一份由中国基督教人士具体主持、主要面向中国农村基督教信徒的通俗刊物，它在中国基督教文字出版历史占有重要的一席，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但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学者的足够关注。2000年以后，开始有学者发表相关研究论文。陈建明集中探讨了该刊的办刊宗旨和乡村教育理念，并从中认识到基督教在民国时期农村现代化教育中所起的作用，认为《田家半月报》秉持社会福音思想，长期坚持面向农民大众的乡村教育，是中国基督教比较成功的文字事工之一。[※注]王京强针对抗战爆发后，内迁到四川继续出版的《田家半月报》进行了分析。王文认为，抗战时期的《田家半月报》栏目丰富多彩，并积极应对时局要求，克服经济困难，采取各种措施扩大发行量。该刊对基督教的传播、农村社会的改良和宣传抗战救国有一定的影响，其办刊的某些特点、内容和方式对于当今社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注]

邓杰对《边疆服务通讯》进行了介绍。该刊1945年3月创刊，1946年10月停刊，主要刊载各地工作简讯、同工动态及其相关信息。内容上主要以报道边疆服务部活动消息为主，稿源基本上是同工的通信。该刊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编辑方式看似松散，但一直采用服务工区的先后顺序加以编排。该刊刊发的大量通信及其他讯息，在教内外，特别是在边疆服务内部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是认识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所从事的教会本色化运动的珍贵文献。[※注]

针对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基督教报刊的研究较少，有部分文献分散于一些新闻出版史论著中。王国强对清末在香港出版的英文期刊《中国评论》（The China Critic）进行了研究，认为该刊虽然不是纯粹的基督教刊物，但从刊发文章及作者来看，与在中国的基督教机构、人员关系密切。从西方汉学史的角度来看，该刊专注于中国研究，并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同时还具有较为明显的学术自觉性，可谓西方世界第一份真正的汉学期刊。若从地理的视角加以考察，《中国评论》出版于中国香港，并成为19世纪末远东地区“侨居地汉学”的代表性刊物，开创了西方汉学研究的新传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