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在内的基督宗教各派别传教士在不同时期进入中国以后，都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为了能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特点与精髓，理解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皇帝、士大夫和普通民众对基督宗教的态度及其原因，许多传教士开始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研究。经年累月之后，在先期传教士和后期专业学者的努力下，最终促使了专门研究中国的学科——汉学的产生。在研究中国的同时，传教士也开始把中国著名经典著作译介到西方，著述介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开始了一个“中学西传”的过程，“中学西传”也为西方思想文化学者开启了一个新的窗口，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1978年以前，中国大陆地区学者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明清时期天主教传教士的研究，如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等人，研究文献在数量上也不多。1978年以后，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日益广泛，大量文献开始出现，多涉及天主教、新教，东正教较少被关注。这些研究文献对传教士所做工作的评价也逐渐产生变化，总体评价日趋积极，肯定了传教士在促进中国文化传播中的意义。近20年以来，对“传教士汉学”的研究成为一个学术研究热点，各地高校纷纷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有大量学者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在传教士眼中甚至“制造”的种种“中国形象”，可以作为我们反思自身时颇为有益的“第三只眼”，能起到不无借鉴的作用。但传教士汉学中体现出的文化殖民心态，以及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强力介入，则需要我们反思与警醒。无论是天主教耶稣会士，还是基督新教传教士，许多具备学术研究倾向和能力的人，出于传教需要或兴趣使然，对中国宗教和传统文化展开了程度不同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著作。这是传教士汉学研究多年以来成为研究热点的首要前提之一，大陆地区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参与者越来越多，研究兴趣越发浓厚。

以下着眼不同时期外国传教士与汉学研究，列举大陆地区学者所开展的有关研究。

张国刚的《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是较早研究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的专著之一，尤其侧重德国汉学与传教士之间关系的研究。[※注]尚智丛的《传教士与西学东渐》，研究了1900年以前，传教士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侧重天主教传教士。[※注]游汝杰的《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对来华传教士所编写的汉语圣经和方言学著述进行了梳理和考证，虽然其中有部分错误和遗漏，但仍有首创之功。[※注]

一 汉籍研究与中学西传

明清时期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传统典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并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献，翻译成多种西方语文，介绍到欧洲国家。这种“中学西传”的过程，促成了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文化的最早认识，成为西方汉学研究这一学科产生的直接源头。这个领域一直是大陆学者较为关注的领域，即使在1978年之前，也有少量研究文献。1978年以后，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大量涌现。

张国刚认为，明清在华西方传教士是西方汉学研究的先驱。他们通过书信、报告和著作向欧洲介绍了一个自己理解的历史中国和现实中国，构筑起启蒙时代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基础。传教士的这些报告和书信等也就构成了早期西方关于中国历史学的珍贵文献。如果说其关于历史中国的叙述主要得之于同中国儒生接触所获得的书本知识，那么，他们关于当代中国的描述则主要基于自己的观察和体会，虽然不乏出于传教目的的歪曲和夸张，但即使是歪曲的形象，也足以作为早期西方中国史学的珍贵文本加以研究。[※注]

夏泉、冯翠以传教士本土化培养为视角，着重探讨马国贤（Matteo Ripa）创办中国学院之动因、经过与影响。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于清中叶来到中国，在华传教14年，他深谙天主教在华传播之现状与困境，长期致力于在中、意两地培养中国本土化传教士。其自华返回意大利后，在其故乡那不勒斯创办了中国学院，招收中国学生以培养中国本土传教士。[※注]

晚清时期出版于香港的英文期刊《中国评论》，汇集了其时西方汉学界尤其是在华西人研究中国的主要成果，是最早在中国出版的专业汉学刊物之一。王国强认为，该刊不仅具有高度的学术自觉，在研究方法、资料发掘和领域扩展等方面也有一定的突破，推动了英国汉学在“域外”，尤其是以香港为代表的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见证了英国汉学在19世纪末期的整体崛起。[※注]

中国近代的知识传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西学，这一西学又有多个系统的来源：明末清初天主教系统的西学、晚清西方新教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与转道日本引入的西学，以及五四时期从苏俄输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西学。邹振环在海内外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了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期具有代表性的汉文西学经典，如《坤舆万国全图》 《西学凡》《职方外纪》等多种，尝试将这些经典放到明末清初知识场域这一更为宽广的背景下，从整个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来探究其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的历程。着力阐明晚明汉文西学经典在晚清西学知识场重建过程中再次被激活的特殊意义，并将之作为中华经典系谱的重要构成，从而揭示在中国传播之西学的统宗及学术脉络。[※注]

《京报》由中国古代朝廷传知朝政的文书抄本发展而来，曾被称为“邸报”“邸钞”“朝报”等，到清初开始固定报名。《京报》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报纸的最高级形式。尹文涓以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对清朝《京报》的翻译为个案，重点分析了来华传教士在向西方介绍和传播中国的文化情报时所出现的值得关注的几个现象。[※注]

传教士来华的目的就是传播福音和归化中国，为了更好地为传教服务，许多人开始进行儒经的翻译和研究。他们翻译《论语》的动机是要从该典籍中找到基督教是真理且优于儒教的证据，并证明耶儒有相通之处，进而用基督教代替儒教，以达到他们来华传教的根本目的。传教士翻译《论语》的策略是对儒学做“神学化”诠释，用基督教神学附会儒学。[※注]

郑志明梳理了《三字经》被翻译介绍到西方的过程，认为中国蒙学要籍《三字经》很早就受到西方关注，有诸多西文译本，在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三字经》西传过程中，来华传教士扮演了重要角色。耶稣会士罗明坚的《三字经》拉丁文译本是第一种西文译本；《三字经》的早期俄文译本均由俄国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的随班学生完成；马礼逊等新教传教士推动了《三字经》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三字经》西文译本大多起到了汉语教材的作用，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注]

结合第一手英文资料，王燕探讨了《三国演义》在英语世界的早期传播过程。通过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编辑的《华英字典》中的“孔明”词条及米怜（William Milne）撰写的《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中《三国演义》部分的分析，认为晚清第一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对于这项工作有首倡之功。但从整体看来，出于对世俗文学的偏见，马礼逊对于《三国演义》《红楼梦》等通俗小说只有首倡之功而乏译介之力。[※注]

在对传教士或所翻译作品进行个案研究的同时，已经有学者开始从整体角度对“中学西传”进行研究，在当时中国历史状况、中西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下，讨论“中学西传”过程。

张国刚和吴莉苇指出，“礼仪之争”对17、18世纪中国典籍西传的影响，首先反映在对研究和译介文献的选择上，其次反映在礼仪之争的阶段性变化对译介和出版作品的数量有影响上。究其原因，礼仪之争之所以会影响知识传播活动：一是因为礼仪之争归根到底是由耶稣会士的宗教立场和传教政策所引起，而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传播也是由其思想倾向所决定，因此礼仪之争与知识传播间具有内在联系；二是因为当礼仪之争演化为权力冲突后，权力当局通过给出版环境施压而影响知识传播的内容和规模。[※注]

通过对理雅各（James Legge）的翻译过程的分析，对中西宗教之间存在的“神圣”层面交流的可能性与意义进行了探讨。杨慧林指出，“经文辩读”通常是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经典的平行比较，人们在其中发现：神圣的显现可能有不同方式，多元的声音也不会融为任何一种独白。但是传统内部的“经文辩读”或许忽略了另一种丰富的资源，那就是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经典进行的翻译和注疏。通过理雅各翻译个案的考察，特别是有关《圣经》之“道”与《道德经》之“道”、《圣经》之“虚己”与《道德经》之“虚用”之间联系的探讨，可以使我们理解中西“经文辩读”的可能性及其潜在价值。[※注]

西方传教士在将中国经典引入西方的同时，大量开展的工作是将西方文化成果引入中国。这一工作，对中国社会、文化逐渐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说，这种“西学东渐”的过程给中国社会、文化所带来的冲击，更被中国大陆地区研究者所关注。

二 西学东渐与社会变迁

“西学东渐”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中国学者针对传教士在“西学东渐”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近30年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基督宗教在华文化交流的研究，在脱离“文化侵略”范畴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量研究文献对基督宗教机构及传教士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的评价趋于积极，对传教士在“西学东渐”中的重要作用给予肯定。

18世纪中叶，耶稣会在中国遭禁止，在欧洲被解散。从明末开始，延续200年的西学东传的通道，在中西夹击中淤塞，第一次西学东渐浪潮归于沉寂。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割让土地，开放口岸，传教士们重新进入中国，又开始了新一轮西学东渐的过程。熊月之对这一过程前后停留在南洋地区的西方传教士的活动进行了梳理，指出这些传教士的工作拉开了近代西学东渐的序幕。[※注]

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基督教文字事业的专著，但由于传教士所进行的文字事业是晚清西学东渐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因此成为主要研究对象。书中对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与西学输入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探讨，着重研究了19世纪以来新教传教士在西学东渐方面的努力和贡献，尤其可贵的是附录了新教传教士编著的全部中文出版物的书目，这在20世纪90年代是非常具有意义的。该书出版较早，为后来的基督教文字事业研究奠定了一些基础。[※注]

进化论思想是被传教士介绍进入中国，但传教士之间对这一理论所持观点各异。近代以来，来华传教士主要是从自然神学和启示神学的基本理念出发来分析和批评进化论，目的在于维护基督教信仰，其中多数传教士是怀疑和否定进化论的，但也确有少数传教士对进化论持欣赏和肯定的态度。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批评和反对进化论的意见中存在一种趋向，即企图在基督教与进化论之间找到契合点，并利用进化论的理论要素来构成进化有神论。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对于多数来华传教士而言，在宗教与科学的天平上，理性逐渐成为重要砝码。[※注]

英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Martin）在西学东渐方面起到了无人可以替代的作用。段琦从四个方面对19世纪来华的丁韪良在西学东渐中所起的作用做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包括为中国翻译了第一本西方的法学著作——惠顿的《万国公法》，为中国人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哲学等著作、引进西学改造京师同文馆、为汉字引入罗马字拼音等。段琦认为，传教士作为一个群体而言是十分复杂的，即使作为个体的传教士也往往有多个层面，对他们的总体评价也应从多方面加以研究和考察。[※注]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以图书为代表的文字交流，成为西方思想进入中国的最主要媒介。针对这一领域，也开始有学者发表研究论文。毛瑞方对17世纪上半叶在华传教士回欧洲募集图书活动进行了系统考察。出于天主教耶稣会传教事业的需要，1613年，时任在华耶稣会会长的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派遣比利时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返回欧洲，向教皇汇报在华教务，同时请求增派教士来华，设立中国教区，并募集图书到中国。而这些图书仍有部分保存在中国，是中国人最早看到的大量西方书籍。[※注]

钟鸣旦、杜鼎克指出，耶稣会士的著书立说有其根本的传教目的和意义，借助书籍传教（Apostolat der Presse），乃是耶稣会在华传教方针的必要组成部分。耶稣会士们希望借书籍之印刷较之于口头宣讲福音能获得更为广泛的公众。他们注重向知识精英宣讲福音的信息，而以书籍传教的方法正好与此相符相契。史量还对明清时期在上海地区传教的耶稣会会士的译著进行了简要分析，讨论了这些译著的特点和意义。[※注]

明清之际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等进入中国内地传播天主教，确立并贯彻了书籍传教的基本方针，翻译著述了数百种西学文献。这些译著文献的刊刻地点以北京为中心，其次主要分布于中国东南部省份城市，并延伸到中国西北地区的绛州和西安两城市，是耶稣会士传教活动区域的生动显现。明清间数百种西学文献的译著和刊刻主要以个人文化行为为主，刊刻者主要是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兼有教徒和书商。这些译著文献版本复杂，流传广泛；宗教类文献种类多，刊刻数量大，流传日渐衰微；自然科技类文献种类有限，却影响巨大，流传广泛。[※注]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赵少峰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个案，利用前人著述和文献档案资料，研究翻译馆的成立、发展过程，讨论了西书汉译过程。[※注]

在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思想关系与影响方面，邹振环以1874年翻译出版的《四裔编年表》为例，认为该书是晚清第一部专门介绍西方历史的年表体著作。邹文讨论了该书对于晚清中西时间观念交融的意义，该书将基督纪年法作为中国王位纪年法的辅助形式出现，是在汉文史书系统中第一次以比较完整的世界史编年的形式引入了另一种文化系统的时间观念。[※注]

张西平从西学汉籍在东亚三国的流布入手，探究西学在东亚传播的实际历史过程。大航海以后，西方人来到亚洲，西人东来后采用汉字书写来传播基督教与西方文化，这些西学汉籍在整个东亚流传，东亚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几乎同时面临着西学东渐。[※注]

中国在极为优越的自我认同及王道观念下，将中国延伸为“天下”，阻碍了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与理解，也使近代外交体系与国际关系迟迟未能形成。鸦片战争后，在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和近代工业文明的双重夹击下，“条约”与“主权”的意识渐次萌生，并逐步从维护“天朝体制”转化为近代主权观念。[※注]

祭祖是天主教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问题之一，王美秀分析了明末清初罗马天主教对祭祖从宽容到禁止的过程；阐述了1939年罗马教廷取消禁令的复杂原因和政治背景，说明禁令之取消与日本军事政治压力密切相关；最后扼要说明今天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礼仪的变化是教会礼仪本地化的要素之一，有利于天主教在文化传统层面上与中国传统习俗的融合，有利于中国教徒与其他信仰的人们的交往与关系和谐。[※注]

明末天主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互动，同时表现在“文化植根”与“文化渗入”两方面，即中国本土文化对天主教来华的参与和贡献，同时表现为天主教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冲击和影响。来华耶稣会士在发展信徒时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对那些纳妾者能否施洗?对于天主教徒而言，纳妾直接违背了“十诫”之“毋行邪淫”的诫命，“一夫一妻多妾制”是中国封建时代一种畸形婚俗，耶稣会士们对此持否定态度，在吸纳信徒时对“多妻者”给予排斥。而作为耶稣会士主要传教对象的士大夫阶层，纳妾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而且，它符合儒家注重孝悌的道德价值。二者之间的冲突与紧张，导致了诸多的论争，一些中国天主教徒为了委身于天主教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注]

在中俄早期文化交往中，东正教发挥了极其特殊和重要的作用。多位学者以俄国东正教传教团为对象，探讨其在中俄文化交流中发挥的最重要的作用。在东正教会派驻北京的神职人员中，诞生了第一批俄国汉学家，他们将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学、艺术介绍到俄国和欧洲。另外，也将欧洲较为先进的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增进了中俄政府与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往来。但同时，东正教会过分彰显它的政治使命，增加了中俄彼此间的不信任，进而影响到两国、两个民族、两种文化间的平等交往。[※注]

三 传教士汉学著述

中国大陆地区学者对传教士汉学的研究，在文献数量和研究领域方面，大大多于“中学西传”问题的研究，其中针对传教士汉学家代表著作的研究，也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之一。

吴孟雪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开展对早期来华传教士汉学著作的学者之一，最早开始介绍传教士汉学家。她介绍了西班牙历史学家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于1585年（明万历十三年）在罗马出版的西班牙文《大中华帝国重要事物及习俗史》一书，认为该书是欧洲早期汉学研究的最重要成果之一。门多萨作为传教士，没有到过中国，但其研究素材，许多来自菲律宾的传教士德达拉的著作及其他在中国的传教士的著述、书信与档案资料。[※注]她还对卫匡国（MartinoMartini）的汉学著述进行了评价与分析。[※注]

18世纪初期，在传教士内部发生的“礼仪之争”已经演化为清王朝和梵蒂冈所代表的欧洲礼仪文化之间的冲突。康熙为了使入华传教士遵守“利玛窦规矩”，重新思考他的宗教政策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安排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白晋、傅圣泽等在清宫研读中国典籍《易经》，并就白晋等人的《易经》研究与传教士展开对话。这场文化对话，不仅揭示出“礼仪之争”发生后在来华耶稣会士内部出现的矛盾及白晋所代表的“索隐派”的文化倾向，也表现出康熙在“礼仪之争”中对待耶稣会传教士的策略以及对待西方文化与宗教的态度。

程美宝的《粤词官音：卫三畏 〈英华韵府历阶〉 的过渡性质》一文，以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44年在澳门出版的《英华韵府历阶》为例，探讨当时外国传教士编纂的汉英词典中出现的一些有趣的过渡现象——该书收入的字词，虽全部标以官音，但部分字词只在粤语或某些方言区通用。同时指出，在通用的汉语拼音系统出现之前，该书亦肩负着逐步建立起一套适用于各种中国方言的拉丁字母拼音系统的使命。[※注]

17世纪是中西关系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一个世纪，北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中心地位。经考证，17世纪来京的耶稣会士为76人，其中有些留下了在京观察、生活的文献记录，它们是西方世界了解北京的第一手珍贵材料，也是研究明末清初北京与中西文化交流关系的重要历史文献。该文以利玛窦、安文思和李明的三部著作为例，指出《利玛窦中国札记》及其书简是17世纪初期耶稣会士“北京经验”的历史纪录，安文思的《中国新史》表现了17世纪中期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展现的是17世纪后期耶稣会士视野中的北京形象。这三部著作组合在一起，构建起外国人眼中17世纪“北京印象”的全面图景。[※注]

程龙对《语言自迩集》这部汉学名著进行了分析，指出该书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汉学家威妥玛针对在华外交官学习汉语书面语而编撰的著名国际汉语教材。美国加州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还保存着《语言自迩集》及其注释。通过对该书编撰目的、版本、体例、内容及其影响的研究，有助于探明西方人对晚清“文件体”书面语的认识与研究。[※注]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所著《五车韵府》是其编著最早的一部汉语与英语双语工具书，其中一些词语的译名确定，对后世中外出版的汉英双语有着重要影响。司佳通过马礼逊首作于19世纪初的《五车韵府》在19世纪中后期上海的几次重印，阐述了“双语字典”这一特定的书面文本在通商口岸语言环境下的形成过程与特点。在通商口岸“马赛克式”的语言景观中，字典的功能之一即凸显了洋泾浜口语与标准书面语之间的差别，力图通过挖掘字典重版的社会原因，勾画出19世纪中后期上海英语出版业的一个大致状况。[※注]屈文生指出，《五车韵府》所载早期中文法律词语是中国法制近代化以前中国人亲身浸润的话语体系。通过考证马礼逊翻译中文刑法、民商法、诉讼法、基础法律及封建法等领域的法律词语的情况，可知马礼逊的翻译是中文法律概念进入英语世界的一次尝试，在中西法律文化交流中发挥了较重要的作用。马礼逊的翻译策略和翻译范式影响了后世汉英双语词典的编纂。[※注]

关于基督教对中国文化事业的具体影响，王卫国以图书馆为例进行了讨论。指出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建立出版机构、编译西书、办刊物；创办图书馆，加强藏书建设；传播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和管理理念，进行开架借阅等读者服务工作。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对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注]这也说明，传教士和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应该被忽视。

有关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交流的研究中，还有以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发表的论文，涉及多种文字。有关这部分论文，除一些蒙古学研究专著中有所提及外，其他学术史分析中大多没有提及。这类论文，以蒙古文为主，如斯琴青和勒《蒙古地区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跨文化传播》（《内蒙古社会科学》蒙古文版2011年第3期）和乌·托亚《西方基督教徒的蒙文书籍出版活动》（《中国蒙古学》蒙古文版2008年第4期）。

四 传教士汉学家

针对传教士汉学家的个案研究，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领域的重点。研究文献数量增加较快，涌现出一批有代表性的研究者；以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为代表的研究机构，是中国基督宗教研究中较为成熟的领域。以下以三大基督教派别为依据，择要介绍部分主要研究成果。

在天主教方面，有关天主教传教士在华文字事业的研究，在时间来说相对久远。1978年以前，已经有文献涉及这一领域，但是主要关注于传教士文化活动本身的作用与影响，从宗教意义上进行分析的比较少。1979年以后，关注到传教士文字活动中宗教背景的文章逐渐增多。

马雍的《近代欧洲汉学家的先驱马尔蒂尼》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发表的有关传教士汉学研究的论文之一，对于日后开展该领域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它对17世纪明崇祯末年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马尔蒂诺·马尔蒂尼（汉名卫匡国）（MartinoMartini）的生平和汉学成就给予了全面的介绍。[※注]卫匡国是继马可·波罗和利玛窦之后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通过一系列的撰述以及对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推崇，进一步确定和发展了利玛窦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策略，并在赢得天主教廷对这种策略的默许和赞同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其次，他用拉丁文撰写《中国历史十卷》《鞑靼战纪》和《中国新地图集》三种为17世纪最科学、最真实、最具重大研究成就的中国史地学术专著，是当时欧洲读者所可能见到的关于中国最新、最全面的报道和评论，这使他成为欧洲汉学的权威。[※注]

针对利玛窦的研究，是60余年来中国大陆地区天主教研究的重要课题，有关利玛窦本人著述的研究在数量与研究角度上也越来越丰富。林金水的《利玛窦在中国的活动与影响》是较早用学术观点来研究利玛窦的论文。作为中外交通史上一位著名的人物，利玛窦开启了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和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他一方面将西方科学文化传入中国，另一方面向欧洲介绍了中国情况，为16、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各国的百科全书和历史辞典都有他的传略。他还作为“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汉学家”被收入美国编的世界《科学家传记辞典》。该书凝聚了作者多年研究的学术功力，大量运用中文文献，成为利氏研究的最为著名的代表作。[※注]谭世宝的研究针对现存《中国传教史》两个汉译本的一些错误提出考辨，兼及其他英译本及意大利原文的问题。利玛窦《中国传教史》（此为台北译本的书名，北京译本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是用利玛窦的传教通信记录所编成的。所存在的一些与中国史实不符的问题，大部分都是由于后来各种文本的译者既不是根据利玛窦的意大利文原本，又缺乏有关明代的历史知识，所以常有以错译错的情况出现。尤其是两个汉文译本都存在大量的张冠李戴之类的误译。[※注]

张西平对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其人及汉学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他认为汉学（sinology）作为一个学科在西方得以确立并在今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发展，从而对西方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同时产生广泛影响，有一个漫长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就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与学术演变和发展的一个侧影。在这一过程中，罗明坚应被认为是汉学奠基人之一。[※注]罗明坚是最早获准进入中国内陆传教的耶稣会士，他译述并出版了《天主十诫》与《天主圣教实录》，并与利玛窦合编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本《葡汉词典》，还独立将《三字经》与《大学》等中国古典文献译成拉丁文，最早奠定了西方汉学的基础。[※注]

耶稣会是早期来华传教的最重要的天主教修会，在明清两代的传教士中，耶稣会修士比例最高。包括这些耶稣会修士在内的大量天主教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编写或翻译过大量图书，其中有些图书已经被编入诸如《四库全书》这样的中国传统类书中，成为中国典籍的一部分。中国学术界对明清时期天主教传教士所著译文献也越来越关注。

对于传教士采用“书籍传教”（文字传教）的深层原因，也有学者加以研究。明清之际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处于一种对他们极为不利的文化、政治环境中，加之教会自身条件的不足，他们被迫通过著书立说来消除中国人加于他们的蛮夷丑号、规避政府禁令、弥补人手之缺以及跨越语言障碍。与此同时，教会人士认识到书籍在中国社会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时就势，把书籍作为归化中国人的手段。此外，传教士在官僚、士大夫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西儒”身份也促使他们走上了笔耕之路。[※注]甚至迫使他们像中国人那样建起了藏书楼，刊印书籍，促使他们撰写的中文书籍和带来的西书的流传。[※注]

高源以艾儒略为对象，指出晚明耶稣会士通过与官员的私人关系进入知识分子的交际网络，在知识分子中传播新学说；同时跟从官员游宦，进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并扩展教会网络。耶稣会士注重借助教会网络来刊行书籍以传播学说，不仅大量印行宗教、科技书籍，还翻译刊行基督教文学作品，以期在读书人中间普及基督教教义和文化。[※注]高王凌运用斯洛文尼亚新发现的史料对耶稣会的最后会士、斯洛文尼亚人的汉学贡献进行了研究，涉及天文科学和传教事业，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传播。[※注]

多年以来，吴莉苇一直研究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指出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cquet）只是个边缘人物，尽管他的中文造诣足以使他成为耶稣会士的翘楚，但他数量不菲的著述绝大多数不曾公开，即使公开也难以获得很高评价。这都是因为他有一个醒目的身份标志——“索隐派”，他终身执着的立场被致力于顺应中国文化的耶稣会士视为异端，也被18世纪中后期的欧洲学者视为荒谬，于是不仅导致耶稣会对其作品的封杀，也影响他不能参与欧洲汉学的奠基。但不管怎么说，他都算是“耶稣会士汉学家”这个整体中的一员，他在汉学发展史上依然留下了不应被遗忘的踪迹。[※注]

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是康熙年间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是另一著名的索隐派人士，来华后曾被白晋介绍给康熙皇帝，在京城生活了一段时期。张西平从西方早期汉学的角度对马若瑟的主要汉学著作《汉语札记》做了初步的研究，分析了该书的结构、价值和影响；同时还对马若瑟用法文翻译元杂剧《赵氏孤儿》的历史过程、学术影响做了研究。从具体文本出发，呈现了马若瑟索隐派的主要观点，揭示出其在中国传教和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问题上的思想基础。[※注]

有关基督宗教文献译本质量的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具有非常必要性。译文正确与否，对读者正确理解概念、了解史实，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外国传教士及学者有关中国基督宗教的文献涉及拉丁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法文、俄文、德文、荷兰文、瑞典文、波兰文和英文等数十种语文，要求译者具有较好的宗教与历史知识。但是，由于学术界对于翻译问题的看法所致，针对基督宗教文献翻译质量评价问题的文章很少。

明末清初天主教人士对中西交流的贡献是大家公认的，对其研究始于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随着美国更多地进入国际学术界，也开始了对这方面的研究和关注。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学界研究兴趣与主题也不断发生改变。杜伟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了梳理。[※注]

进入19世纪后期，基督教汉学家逐渐成为汉学研究的主力军，出现了多位有代表性的汉学家。有关这方面的研究逐渐成为大陆学术界的研究重点之一，尤其在2000年后，有关基督教传教士汉学家的研究，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上涨趋势均不减。

卢明玉通过一系列史实指出，林乐知的文化适应体现出他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策略，也表明他对中西文化融合的认同，他将《教会新报》改为《万国新报》即说明他更希望通过扩大社会消息来建立基督教的传教策略。[※注]

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是鸦片战争后来华的传教士，他一生笔耕不辍，终成著名汉学家和德国汉学的先驱。他撰写的大量汉学著述，体现了鲜明的教育观和宗教文化观。他在采取与儒教联盟、排斥佛道的思想下，努力向中国介绍西方文明和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其汉学著述体现出精湛的学术功底与严谨的治学风范，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推动中国教育走向近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注]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Martin）是清末著名传教士，段琦从四个方面对他在西学东渐中所起的作用做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包括为中国翻译了第一本西方的法学著作——惠顿的《万国公法》，为中国人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哲学等著作、引进西学改造京师同文馆、为汉字引入罗马字拼音等。文章指出，传教士作为一个群体而言是十分复杂的，即使作为个体的传教士也往往有多个层面，对他们的总体评价也应从多方面加以研究和考察。[※注]

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是19世纪重要的汉学家，在汉语和中国宗教方面均有独到的研究。陈喆指出，目前学界对其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的贡献已有颇多论述，但对其汉学研究依然乏人问津，尤其是如何在近代西方文化背景下阐释早期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更是当前学界较少关注的问题。文章认为，通过研究艾约瑟对上古时代中国人宗教信仰状况的构想，有助于揭示西方学术文化传统与早期汉学研究的密切关联，对深入研究近代汉学的发展和西方世界中国观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注]

19世纪中叶在中国门户开放的情势下，福州成为对外通商的重要口岸，美国传教士蜂拥而来，他们在传经布道的同时从事大量文化交流等活动，其中卢公明在西学翻译方面做出了其他入闽美国传教士难以比肩的贡献，他译介的西学客观上对晚清福建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卢公明（Justin Doolittle）是1850年来福州传教的美国美部会传教士，与教会史上的其他重要人物相比并不起眼，但很有地方代表性。在西方汉学界，他以两部巨著——《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英华萃林韵府》而著称于世，为人们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文化史、教育史、民俗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他对福州地区的记录也为现在研究历史上的福州留下了大量的资料。[※注]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是德国礼贤会传教士，也是德国汉学的奠基人。有学者将他的汉学生涯分为三个时期，并对其每一个时期的汉学活动进行了评价。指出他从一个传教士成为一个儒家信徒，从一个翻译家成为一个著述家，从一个神学家成为一个汉学家，从一个德国人成为一个“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和“两个世界的使者”，从而最终完成其人生的转变，跻身世界著名学者和汉学家。[※注]

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在河南安阳的传教过程中，因地利之便，对殷墟进行了科学考察。因其深知甲骨文的价值，故不遗余力地大量收集甲骨。他以十分执着的精神，对甲骨文进行研究，在甲骨的著录、辨伪、缀合、断代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还培养了一批甲骨考古及研究方面的人才，扩大了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注]

有关东正教汉学家的研究近年来逐渐展开。

自康熙年间至1956年中华东正教会成立，俄国驻华东正教使团在两百余年的驻华历史过程中，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汉学家，对中国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俄罗斯早期东正教传教士与俄国汉学创立之间存在着重要且必然的关系。17世纪是俄国的前汉学时期，彼特林、巴伊科夫、斯帕法里、义杰斯等俄国早期来华使节回国后撰写的报告不能算作汉学著作，但应该肯定其为促进俄国认识中国以及孕育俄国汉学所发挥的作用。18世纪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引进西方汉学、俄国“中国风”以及创立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等因素共同促成了俄国汉学的诞生。早期汉学家罗索欣、列昂季耶夫、弗拉德金、阿加福诺夫翻译满汉典籍，尝试满汉语教学，谱写了俄国汉学史的第一章。[※注]阎国栋还以个案研究方式介绍了维诺格拉多夫的汉学研究成就。[※注]

俄罗斯驻北京传教士团是18世纪初沙俄政府直接派驻北京的东正教会组织，目的是收集各种情报，窥测清政府的政治动向，为沙俄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依据，实为沙俄派驻北京的官方代理机构。正是它负有的这个使命，使得俄国早期的汉学家多出自北京传教士团教士和留学生中。19世纪俄国东正教来华传教使团虽然在传教事业上表现平平，但是其中许多成员在汉学研究领域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并且在研究工具、方法、对象、内容、立场等方面都形成了独立而典型的民族特色。不仅为俄国汉学的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积累了一定经验。他们的汉学研究为后来俄罗斯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中俄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也起到一定作用。[※注]

有关东正教与中国文化交流的研究文章，是大陆地区针对东正教研究比较集中的领域，其中肖玉秋是涉及此项研究较早的学者。她指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1917年以前中俄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中俄间举凡宗教、哲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教育、图书、医学和美术等领域的交流无一不是以传教士团为主要媒介。由于东正教教权依附于政权的特性，传教士团更多的是代表了俄国政府的利益，而非俄国教会的意志，甚至直接参与了沙俄的侵华行动。在中俄关系史上，传教士团扮演了文化使者和外交机构的双重角色，其所进行的文化交流事实上大多是其实现外交功能的手段或客观结果。她还探讨了俄国传教士团成员对中国典籍收藏以及在传教士团图书馆创建过程中的作用，并试图澄清有关道光年间中俄政府大规模互赠图书的历史真相。[※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