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
三 传教士汉学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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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在内的基督宗教各派别传教士在不同时期进入中国以后，都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张国刚的《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是较早研究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的专著之一，尤其侧重德国汉学与传教士之间关系的研究。尚智丛的《传教士与西学东渐》,研究了1900年以前，传教士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侧重天主教传教士。针对传教士汉学家的个案研究，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领域的重点。她还探讨了俄国传教士团成员对中国典籍收藏以及在传教士团图书馆创建过程中的作用，并试图澄清有关道光年间中俄政府大规模互赠图书的历史真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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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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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 汉学 天主教 东正教 西学 来华 汉学家 中国文化 文化 基督宗教 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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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传教士汉学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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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地区学者对传教士汉学的研究，在文献数量和研究领域方面，大大多于“中学西传”问题的研究，其中针对传教士汉学家代表著作的研究，也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之一。
吴孟雪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开展对早期来华传教士汉学著作的学者之一，最早开始介绍传教士汉学家。她介绍了西班牙历史学家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于1585年（明万历十三年）在罗马出版的西班牙文《大中华帝国重要事物及习俗史》一书，认为该书是欧洲早期汉学研究的最重要成果之一。门多萨作为传教士，没有到过中国，但其研究素材，许多来自菲律宾的传教士德达拉的著作及其他在中国的传教士的著述、书信与档案资料。[※注]她还对卫匡国（MartinoMartini）的汉学著述进行了评价与分析。[※注]
18世纪初期，在传教士内部发生的“礼仪之争”已经演化为清王朝和梵蒂冈所代表的欧洲礼仪文化之间的冲突。康熙为了使入华传教士遵守“利玛窦规矩”，重新思考他的宗教政策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安排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白晋、傅圣泽等在清宫研读中国典籍《易经》，并就白晋等人的《易经》研究与传教士展开对话。这场文化对话，不仅揭示出“礼仪之争”发生后在来华耶稣会士内部出现的矛盾及白晋所代表的“索隐派”的文化倾向，也表现出康熙在“礼仪之争”中对待耶稣会传教士的策略以及对待西方文化与宗教的态度。
程美宝的《粤词官音：卫三畏 〈英华韵府历阶〉 的过渡性质》一文，以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44年在澳门出版的《英华韵府历阶》为例，探讨当时外国传教士编纂的汉英词典中出现的一些有趣的过渡现象——该书收入的字词，虽全部标以官音，但部分字词只在粤语或某些方言区通用。同时指出，在通用的汉语拼音系统出现之前，该书亦肩负着逐步建立起一套适用于各种中国方言的拉丁字母拼音系统的使命。[※注]
17世纪是中西关系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一个世纪，北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中心地位。经考证，17世纪来京的耶稣会士为76人，其中有些留下了在京观察、生活的文献记录，它们是西方世界了解北京的第一手珍贵材料，也是研究明末清初北京与中西文化交流关系的重要历史文献。该文以利玛窦、安文思和李明的三部著作为例，指出《利玛窦中国札记》及其书简是17世纪初期耶稣会士“北京经验”的历史纪录，安文思的《中国新史》表现了17世纪中期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展现的是17世纪后期耶稣会士视野中的北京形象。这三部著作组合在一起，构建起外国人眼中17世纪“北京印象”的全面图景。[※注]
程龙对《语言自迩集》这部汉学名著进行了分析，指出该书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汉学家威妥玛针对在华外交官学习汉语书面语而编撰的著名国际汉语教材。美国加州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还保存着《语言自迩集》及其注释。通过对该书编撰目的、版本、体例、内容及其影响的研究，有助于探明西方人对晚清“文件体”书面语的认识与研究。[※注]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所著《五车韵府》是其编著最早的一部汉语与英语双语工具书，其中一些词语的译名确定，对后世中外出版的汉英双语有着重要影响。司佳通过马礼逊首作于19世纪初的《五车韵府》在19世纪中后期上海的几次重印，阐述了“双语字典”这一特定的书面文本在通商口岸语言环境下的形成过程与特点。在通商口岸“马赛克式”的语言景观中，字典的功能之一即凸显了洋泾浜口语与标准书面语之间的差别，力图通过挖掘字典重版的社会原因，勾画出19世纪中后期上海英语出版业的一个大致状况。[※注]屈文生指出，《五车韵府》所载早期中文法律词语是中国法制近代化以前中国人亲身浸润的话语体系。通过考证马礼逊翻译中文刑法、民商法、诉讼法、基础法律及封建法等领域的法律词语的情况，可知马礼逊的翻译是中文法律概念进入英语世界的一次尝试，在中西法律文化交流中发挥了较重要的作用。马礼逊的翻译策略和翻译范式影响了后世汉英双语词典的编纂。[※注]
关于基督教对中国文化事业的具体影响，王卫国以图书馆为例进行了讨论。指出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建立出版机构、编译西书、办刊物；创办图书馆，加强藏书建设；传播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和管理理念，进行开架借阅等读者服务工作。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对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注]这也说明，传教士和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应该被忽视。
有关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交流的研究中，还有以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发表的论文，涉及多种文字。有关这部分论文，除一些蒙古学研究专著中有所提及外，其他学术史分析中大多没有提及。这类论文，以蒙古文为主，如斯琴青和勒《蒙古地区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跨文化传播》（《内蒙古社会科学》蒙古文版2011年第3期）和乌·托亚《西方基督教徒的蒙文书籍出版活动》（《中国蒙古学》蒙古文版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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