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传教作为基督宗教在华的三种主要传教方式之一，曾经覆盖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部教育层次及多种学科领域。除学历教育外，还包括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及针对残障人士的特殊教育。此外，基督宗教机构还注重培养公民人格、公民品行，以促进国家的发展，并希望在不被大多数中国人认可的情形下，找出相应的方式，以期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有一定的道德优势。另外，传教机构和传教士还参与建立了多所培养宗教人员的神学教育机构。这些教会学校促进了中国教育体制的完善、科学研究的发展，对中国普通民众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讲，要大于医学传教和宗教布道。近代基督宗教组织对近代中国世俗教育的参与度，远远超过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组织，甚至与中国传统精神信仰的重要支柱——儒教相比，其积极性也要略高一筹。

从基督宗教不同派别看，基督教新教各教派、组织的实际参与力度要大于天主教和东正教。从所有教会创办的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经费来源看，大部分来自外国机构，涉及大部分西方国家。近代中国社会处于一种半殖民地状态，作为出资方的教会机构与其母国政府一样，都希望能以某种形式施加长期与现实的影响。这种局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到多数中国人的心理感受与情感态度，包括学术界在所进行的相关研究中所持的观点。

1949—1978年，中国学术界对于教会教育的研究，从政治角度基本持一种否定态度，教会教育被认为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工具，其代表人物成为帮凶。1964年，郭吾真的《李提摩太在山西的侵略活动》一文指出，李提摩太在中国居留了近半个世纪，在帝国主义侵华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山西是其发迹的重要基地。文章用专节列举了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利用清理“教案”实行文化侵略时期（1901—1911）的作为，其中重要的事例就是其在建立山西大学堂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手段，对中国国家主权进行轻侮与干涉。此外，由于教会大学在办学方针、方法和办学目的上的明确性，形成了一套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当差距的、特殊的文化氛围。在这种氛围下，身处其中的中国籍师生，自觉与不自觉地受到影响，这种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后，造成教会学校员工、学生处于一种政治、道德劣势状态。[※注]谢昌逵、洛寒的《亲美崇美思想怎样侵蚀了燕京大学》一文认为，燕京大学从成立起就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据点，在其奴化教育下，培养出具有不同思想特点的几类人：第一种是美帝国主义在华最忠实最可靠的奴才，是实施文化侵略的组织者；第二种大都留过美，羡慕美国的一切，但不是燕大的主要当权者、组织者；第三种也是在美国受过奴化教育，羡慕美国的一切，崇拜美国的学术，相信美国胜过自己的祖国；第四种是以青年学生居多，本人没有到过美国，但是受父母、学校、教会和传教士的影响，崇拜美国；第五种是没有受过奴化教育，但依赖给在燕京大学美国人打工为生的人。在这些人的基础上，产生了抗拒新中国改造的心态。这两篇文章体现了新中国早期带有明显政治烙印的典型研究范式。这种影响直至20世纪80年代廉立之的《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对近代山东的侵略》仍可看出。[※注]

1977年以后，有关教会教育的研究，与其他基督宗教研究一样，逐渐展开，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热点”。像基督宗教其他研究领域一样，在教会教育方面，有些评价也有罔顾中国近代历史大背景，进行主观、非理性的评价的问题。一些教会教育机构的后续合并单位，也把部分倡议、参与建校活动的传教士，列为建校鼻祖，树碑立传。

以下主要针对1978年以后的研究，分类对中国历史学界有关近代教育传教各个领域的研究进行简要介绍与分析。

教育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早期进入中国的传教士，除了在澳门地区，在内地及台湾地区并没有兴办或参与中国的教育活动，中国传统教育体系没有受到影响。1840年以后，中国被迫“门户开放”，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传教士，为加快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开始兴办学校、医院等，希望尽快改善普通中国民众对基督宗教的现实感受。另外，由于近代中国在政治上的失败和经济上的衰落，中国人心理上造成了一种空前的“失落感”，一些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迫切需要了解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以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在被动与主动的胶着状态中，一套系统的教会教育体系逐渐在中国建立起来，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等。

传教士与中国教育问题是中国学术界研究比较充分的领域。1978年以前，这类文章主要在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前提下开展研究。1978年以后，研究文献大量涌现，对传教士、传教机构在近代中国教育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评价也趋于客观。但是其中也隐约看到另外一种现象，一些研究文章结论过于“溢美”，有意无意否认教会兴办教育过程中的宗教、政治前提。与针对基督宗教的其他研究领域一样，在教育传教方面，部分研究文献确实存在罔顾中国近代历史大背景，基于信仰偏好进行主观、非理性评价的问题。

第一节 基督宗教教育

有关基督宗教在华教育的研究与评价，伴随着其进入中国的整个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天，大陆地区学术界有关的研究经常处于“跷跷板式”的状态。研究者随着政治、文化、信仰偏好的变化在跷跷板两边摆动，20世纪50—70年代，研究主动或被动向一边倾斜，20世纪80年代以后，相关研究又开始向另一边倾斜，角度很大，尚未看到回弹的迹象。研究成果尽管不少，但是在观点上多为人云亦云，深入细致、客观公允、以理服人的研究仍然缺乏。

一 教育事业的理论探讨

20世纪80年代前期以前，有关基督宗教在华教育史的研究，许多学者仍然倾向于将其来华进行教育传教活动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手段之一，这种观点基本上持续到90年代。如吕达的《近代中国教会学校述略》和张奇的《教会学校与美国对华文化渗透》等论文即持此观点，认为其最终目的是在“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注]。

曾钜生的《西方教会在华办学问题初探》，揭示了教会办学的原因，最初是为了吸引传教的听众，发展教徒。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培养中国传教人员，通过他们去传福音吸引更多人信教，帮助传教士开辟新的传教区，同时为提高中国传教助手的地位，必须使他们接受教育。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经历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宗教，特别是和殖民侵略联系在一起的基督教的排斥反应，体验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从而改变了传教策略，把“宗教事业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中。教会学校作为封建旧学的对立物，对中国封建文化构成挑战，教会学校在引进介绍西方文化和西方新式教育体制方面有启蒙和示范作用。[※注]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也开始从更多的角度，尤其是现代化的角度，尽可能客观地探讨近代基督教教育传教士在华的作为，对其在华活动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崔丹、史静寰和王立新的论文，比较全面地梳理了教育传教士来华的目的和过程、与中国教育的关系，并把其放在中国近代史、中美关系史的视野中，肯定其存在的意义，指出了近代教会教育对推动中国近现代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转型的作用。这三篇论文发表在比较重要的学术期刊上，论证扎实，在学术观点上有一定的引导作用。[※注]

美国学者卢茨（Jessie G.Lutz）是最早研究中国基督教会大学的外国学者，她的《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一书，对中国教会最早的研究专著，对中国教会大学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开拓意义。[※注]徐以骅的专著《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以圣约翰大学为例对教会大学宗教功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该书是最早研究教会大学的专著之一，特别之处是普遍认识到教会大学的社会功能，而忽视了对其宗教功能的考察。[※注]

胡卫清的专著《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指出，传统的“文化侵略论”站不住脚，“现代化论”也未必符合实际，乃从普遍主义—基督教文化信仰的深层实质来进行考察，广泛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征引了丰富的中英文历史文献资料，构建了新颖的立论模式和写作框架，对晚清到民国年间的基督教教育做了实证性的考察。[※注]

史静寰的《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的专业化》和胡卫清《美国监理会在华教育事业研究》，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为使“中国基督教化”，教会机构和传教士如何寻找教育工作的内在规律，面对不同的对象，逐步缩小、减少教育传教与直接布道的内外在差异，希望获得更好的传教效果的努力过程。史文首先指出对教育传教进行“专业化”研究的意义和目的，指出教育是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一个重要领域。传教士在这一领域的活动与其传教工作有着密切联系，也有重要区别，特别是教育工作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与专司讲经布道的传教工作相脱离以后，这种区别愈发明显。传教与教育工作的联系源于使中国基督教化的根本目的，而两者的区别则主要归根于不同性质的工作所需要遵循的不同的内在规律。由于西方传教士入华出于明显的宗教目的，而这一目的在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的近代中西交往中，又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使其教育活动无论在出发点或结果，还是内容和方式方面都超出了教育的范围，因此我们以往对于这种教育活动的认识也往往着重于更广泛的方面。[※注]胡卫清一文以个案形式探讨了基督教在华教育传教的过程和结局。由于中国传统主流社会对传教事业的拒绝，监理会早期在华教育主要以社会边缘人物为对象。自林乐知始，监理会调整教育政策，吸引上层社会子女入学，标榜“中西并重”，企图从体制上泯灭教会学校与洋务学堂之间的界限。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完备的三级教育体制说明监理会教育的专业化取得了成功，但由于在教育体制、方针和世俗化等问题上与中国新式教育存在根本的差异，它始终只能游离于政府体制之外。监理会在华教育的成功与失败，深刻地彰显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实际上也昭示着基督教教育整体的最终命运。[※注]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对教会教育的研究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更侧重强调教会教育对中国教育的近代转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近代美国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积极从事教育活动，教会学校实际成为中国近代化学校教育的模板，为中国培养了大批近代新型的知识分子，美国传教士对中国学校教育近代化的贡献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注]英国和加拿大基督教会在台湾进行的传教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究其原因，与教育的发展关系甚密。基督教会在台湾创办了近代教育，设立各类学校、推广白话字、创办报纸等。教会教育引进西方先进教育观念和方式，客观上对晚清台湾教育事业起到了促进作用。[※注]

在某种程度上讲，义和团运动是基督教在中国命运的一个分水岭。义和团运动之前，教会学校在中国处于边缘化地位。义和团运动以后，清政府的教育变革改善了教会学校的外部环境，教会学校则借助各种条件拓展自己的空间，充实教学内容，并加快了各校联合的步伐，以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组合。文章通过三个案例分析了义和团运动与教会学校的发展虽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但确有间接的联系。吴梓明最后指出：义和团运动对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外部看，基督教教育在庚子国变之后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传教士教育家亦能在中国新教育中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从内部看，基督教教育获得了新的动力，一方面是美国学生志愿运动进一步关注中国，投入资源和人力发展中国的教育，另一方面则是教会学校自身加快了联合的步子，使教育资源得到优化组合，推动了基督教高等教育的发展。当然，义和团运动对基督教教育的影响并非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运动期间清政府受到重创之后，被迫采取的开明政策间接推动了基督教教育的发展。这种因果的错位反映了历史运动中吊诡的一面。[※注]

二 教会教育的社会参与问题

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评价是大陆地区从事基督教在华教育史的研究人员，仍然需要努力的方向。刘卫、徐国利的研究可以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某种借鉴。他们指出，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胡适主要是对西方在华教会教育的宗教性和非教育性进行批判，主张教会教育要进行符合时代发展和中国利益的变革；从20年代后期开始，他转而对教会教育做了全面肯定。胡适从科学理性精神和全盘西化观立场出发对教会教育所做的评价，既有合理、符合历史事实的方面，也存在非历史主义和抹杀教会教育殖民侵略性的方面。[※注]

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事件，是近代中国唯一一场取得全面胜利的战争，对中国社会、人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刘家峰和刘天路合著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是该领域的第一部专著，系统研究了教会大学内迁过程、战时教育发展、战时社会服务及宗教教育与宣教活动，考察了基督教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认为基督教大学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教会大学自身也在进行着艰难的中国化过程。[※注]周东华考察了抗战对浙江基督教教育的影响，认为浙江基督教各级教育机构均能在战火中坚持抗日救亡运动，或在流亡中办学，或严于律己抵制敌伪的诱惑和后方安逸的生活，修正了晚清以来“帝国主义走狗”的形象。[※注]

大多数中国人民主动或被动参与抗战活动，基督教组织也不例外。抗日战争期间，全国有近十所教会大学像当时绝大多数国立高校一样，为了避免落入日本侵略者的魔掌，保存中国高等教育的命脉，相继由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迁移到西南大后方。在战争重创之下，教会高校或远迁内地以图生存，或立足原地力谋发展，使中华民族教育现代化事业不致中辍。在迁徙过程中，教会大学的师生员工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跋涉，风餐露宿，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写下了中国抗战史册上极为悲壮动人的一页。抗战期间教会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的西迁，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在落后的西南地区得以传播和振兴，对缩小沿海大中城市和内地的文化差距，缩小东部发达地区和西南落后地区文明发达程度的差距，促进这一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均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注]

教会学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南京国民政府采用公、私立学校双轨并行的教育体制，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制定了较为完备的私立学校政策。这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次飞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教会学校是旧中国私立学校的大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教会学校的管理进入国民党主导的时期。国民党政府陆续颁布了一批法令，最终确立了以“私立”“中国人控制”“教育与宗教分离”为基本方针。[※注]抗战期间，基督教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比以前更加紧密，基督教大学对国家的忠诚、为国家所做的服务以及在美国进行的关于抗战的宣传，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肯定和表彰。作为回报，国民党政府对基督教大学宗教教育管制有一定程度的放松，因此，基督教大学特别是在宗教教育领域得到较战前更大的发展空间。但随着国民党政府对大学控制的加强，基督教大学面临失却原有特色和办学自由的危险，导致基督教大学与政府之间出现一系列的紧张。[※注]

本着宗教的精神，教会学校特别注重学校和学生的社会服务。其创办原受西方基督教社会福音理论影响，通过在社区中提供多种服务来宣传基督教精神。

学者探讨了近代中国教会大学进行社会服务的原因，分析其社会服务的形式、特点及成效，以期能为现代大学的社会服务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不断对自身进行适时的调整，通过将社会服务与教学、科研有机结合，拓展了高等教育的职能，赢得了社会的认可。文章从基督教精神的世俗诠释、中国民族主义的冲击、中国本土大学的挑战、社会舆论的诘难、西方差会经费资助的减少和美国大学模式的移植五个方面分析了教会大学开展社会服务的原因。介绍了教会大学社会服务的形式，指出近代中国的教会大学从宣扬宗教的初衷出发，在办学理念上强调服务与牺牲的宗旨，注重社会调查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并通过多样化的形式，将科研成果推广运用于社会，为社会服务。主要包括开办各类学校和训练班；设立卫生宣传队和诊疗室；组织演讲和展览会；设立民众阅览室和巡回书库；出壁报，发放宣传册；建立试验基地或合作社等。文章归纳出教会大学社会服务的特点是：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关注农村；形式和内容多样化；发挥学科优势，进行校际合作；关心妇女与儿童。总结出教会大学社会服务的几点成效。文章最后指出，由于诸种因素的制约，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的社会服务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进行，难以对社会的整体改革产生作用，更无法对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形成冲击。但是，在拓展大学的生存空间、提高大学的声誉，更好地沟通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教会大学所进行的积极探索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注]

李在全认为，对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的定性和评价，目前学术界一般是肯定其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总体认定是失败的，并把失败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其改良性质，直接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作者从对福建协和大学乡村建设运动的个案考察和分析中，认为这个结论值得重审和反思。从地域空间维度来看，日本的入侵确实使许多乡村建设运动陷于停止，确实缩小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地域，但许多未沦陷的地方还在继续，并有深入发展的势头。农民问题是近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时至今日，“三农”问题依然严峻，更何况民国时期乡村建设形成社会运动充其量就是短短的十来年时间，用十来年时间试图解决要用数十年、上百年甚至数百年才能解决的问题，是后人对前人的苛求，是非历史的思维偏见，存在着时间维度的错位。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确实是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取和平方式，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改善公共卫生以及移风易俗等改良措施，复兴日趋衰败的农村社会经济，实现民族再造（晏阳初语）或民族自救（梁漱溟语）。乡村建设者为什么采取改良方式来解决农村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其中既有他们个人世界观、社会观、人生价值观和改造社会的方法论的原因，也有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过多地强调改良性质是导致乡村建设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其背后隐含着这样一个理论倾向预求：为什么乡村建设者不采取共产党式的革命方式改造中国、建设农村呢?作者认为这种用共产党人的标准去要求乡村建设者的思维，是一种强加式的思维，是学术研究者们要警惕和摒弃的。社会历史的演进是多元力量共同参与作用的结果，不可苛求简单划一的路径和模式。[※注]

学者们还探讨了教会大学乡村服务的特色与社会影响。由沪江大学创办的沪东公社，是上海地区教会大学所办的一个教学实验基地，从1917年创办至上海解放初期高校院系调整时结束，存在了30多年，曾经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大学社会学系实验基地。在30多年实际开办过程中，其一系列为社会民众服务的活动在相当程度上淡化了沪东公社的宗教色彩，凸显了其社会救济和社会服务功能，由此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认为沪东公社事业的成功源于中国社会特殊的环境以及社会各方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具体环境下所发生的变异。[※注]

教会学校和学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如何?学者们以北美地区最大的、持续四十余年的中国留学生团体为对象，探讨了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与基督教青年会的特殊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与其组织、成员间的联系。中国基督宗教组织、人物，特别是男女青年会、教会学校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进程的关联，是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研究中一个非常值得关注与研究的领域，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价值。[※注]近年来有少数学者针对相关机构、人物展开研究，但多是从革命史、政治史、妇女史的角度展开的，从基督教史角度展开的研究，仅见零星研究，且多不系统。

公民教育严格说不属于文化、学历教育范畴，但与教育、基督教组织有重要关联，特别是基督教青年会是公民教育的积极参与者。多篇文章分别探讨了公民教育的发展与作用，指出在民族危机四伏时期，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为救治危机开启了中国公民教育运动之先河，希冀通过对公民的义理期许、主体化人民来达到改造国家的目的，其公民教育理念不免留有简单化缺陷，且严重忽视中国传统文化及国民的文化传统，但在“公民教育运动周”等相关运作模式的践行下，取得了显著教化效果，启蒙意义不可低估。[※注]

第二节 教会高等教育研究

基督宗教在华开展的教育传教事业中，高等教育可以说是较为成功、影响力最大的领域，即所谓教会大学。它是指从19世纪末起西方基督教会在中国所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其中基督教创办的大学有13所，天主教创办的大学有3所。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驱和重要组成部分，传播西学和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成长，有着重要的指向性作用。有关教会高等教育的研究，也是在华基督宗教教育史研究中产出最多的领域。

一 教会大学研究与学术范式

由于教会大学所占的重要地位，自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史学界开始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学术成果。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在50年代主持编写的10所基督教会大学的系列丛书，是最早完整叙述研究教会大学的专著，这10所大学包括燕京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华南女子大学、东吴大学、华中大学。

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大陆地区简单地将教会大学视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甚少有人涉及这一学术禁区。20世纪80年代初，傅愫冬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十年》、陈景磐的《旧中国的教会学校述略》、吴竟的《略论东吴大学建校经过》，让教会大学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徐以骅的《基督教在华高等教育初探》则比较全面地提出了重新研究和评论教会大学史的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注]

在基督教教育开始新的学术研究方面，章开沅先生绝对起到了开拓性历史作用。

关于教会大学与“帝国主义”“传教运动”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妨碍和影响教会大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章开沅先生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上，明确提出了“两个区别说”。他指出，过去将教会大学单纯看成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以政治评价代替了学术评价，以较为表层化的民族主义情绪代替了更为理性和客观的思考与评价。他还指出，应该将早期教会大学与成熟时期的教会大学相区别，以正确评价其宗教功能、政治功能和教育功能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变化。毋庸讳言，早期教会和教会大学的确与西方殖民主义和所谓“为基督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但教育活动毕竟不同于政治经济活动，它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应当排除民族情绪与历史成见，“这是保证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这些观点也得到了史静寰的赞成。[※注]

章开沅先生的《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文化视野》一文从文化和宗教长期性的角度分析了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意义所在。文章指出，从20年代后期开始的教会、教会大学“本土化”进程，并非全都是由于民族主义的挑战和政府法令的压力，基督教内部的顺应潮流趋向与适应环境机制也发挥了明显的作用。章开沅先生认为，我们现今常常说到的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华文化，其中理应包括业已在相当程度上本土化了的基督教文化。基督教神学是基督教文化的核心部分，它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各自的神学一样，都是世代流传并且不断发展丰富的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其中固然有许多陈旧的糟粕，但同时也保存着许多终极关怀的哲理与追求至善的理想。历史唯物主义者自然要宣传无神论，反对有神论，更不会相信上帝创世说和救赎教义。但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又理应懂得宗教产生与流传至今的原因（包括自然的、社会的与认知的原因），应该采取科学的、理解的乃至比较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宗教。只要不是为非作歹、触犯法律、危害社会的邪教，只要是遵守国家宪法与政策、法令的正当宗教，特别是那些历史悠久、信徒众多的全球性大宗教，我们就应该容许其存在，并且尊重和保护他们理应享有的合法权益，包括宣传、研讨其教义的自由与必需条件。宗教问题甚至比民族问题更为复杂，因为它更多地涉及人类的认知领域。科学主义的偏失在于过分夸大了科学认知的能力，甚至对科学认知的局限视若无睹，而正是此种局限给宗教留下了并非狭窄的继续存在与发展的空间。宗教既然存在，它便成为构成社会诸因素之一元，便有其特殊的不可缺少的角色与功能。随着人们科学认知能力的发展，或是由于对物质文明的过度追求而沉溺于物欲，宗教的角色与功能可能在某个时期或某个地区有所淡化，但是可以断言，在几个世纪乃至十几个世纪以内却绝不会消失。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加强宗教与宗教文化研究，不仅可以借此吸取传统文化的营养，而且有助于宗教自身正常地、健康地、趋向高品位地发展，使宗教与社会保持良性的互动关系。[※注]

章开沅先生利用收藏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贝德士文献并尽可能循着贝德士的视角和思路，全面考察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并对贝德士的观点作出了客观的评断。文章指出，中国教会大学的长足进步，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其主要特征是日益本土化、专业化与世俗化，并逐渐融入中国社会，成为中国私立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教会大学的长足进步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其主要特征是日益本土化、专业化与世俗化，并逐渐融入中国社会，成为中国私立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教会大学对中国现代化曾有自己的贡献，但真正的辉煌不过20年，其悲剧的结局乃是内外多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所造成。[※注]

与此同时，华中师范大学还召开了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出版了有开拓意义的论文集，如《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等。对教会大学的历史定位，教会大学的教育作用和贡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注]同时还将上文提到的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在20世纪50年代主持编写的10所基督教会大学的研究专著译成了中文，并系列性出版。

“全球地域化”理论对中国基督教史，特别是教会大学史研究中意义进行了回顾与分析。“全球地域化”理论是继以费正清“冲击—反应”、列文森的“传统—现代”和柯文“以中国为中心”后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的新视角。“全球地域化”是一个强调兼具双向及互动关系的概念。它不仅关注“全球化”，也关注“地域化”，更寻求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指出，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是一种涉及全球地域性的研究。其一，它必须是涉及地域性的研究，从中国不同地区的档案及文献中整理资料进行研究；其二，教会大学是由西方不同差会，宗派教会，甚至是不同国家的基督教团体联合创办的，因此教会大学史研究是涉及跨地区、跨文化、跨语言的研究。[※注]

早期现代化的一项突出内容是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这也是教会教育最受肯定的方面。分别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教会大学进入中国的历史背景、方式、时间特征及对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深刻影响。指出中国教会大学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产物，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气息和自身特点，其对高等教育规律的认识和丰富多彩的办学实践，至今仍不失为高等教育的模范，在文化大融合的今天重新来探讨它，既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其中如黄新宪从五个方面总结了教会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中的意义：（1）教会大学以西方大学为榜样，建立了高效率的学校管理体制，设置了综合性的院系机构，同时集中力量办好一批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系科，从而促进了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早期现代化。（2）教会大学普遍重视教学、研究、推广三者的结合，并将之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从而具有培养人才、发展学校、服务社会的功能，促进了高等教育职能的早期现代化。（3）教会大学在宗教信仰、思想观念、师生关系、社团活动等方面采取较为开明的态度，从而增强了学校的凝聚力。（4）教会大学注意培养学生严谨笃实的学习精神，严格考评制度，实行奖优汰劣，促进了学风建设的早期现代化。（5）教会大学突破传统办学模式的局限，通过校系间的联合办学，以克服自身办学条件之不足，提高了教育水准，其成功的实践为现代大学间的相互协作提供了有益借鉴。田正平（2004）的文章指出，中国教会大学萌发于19世纪80年代，在20世纪初得到初步发展，至1952年所有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收归国有。70多年间，外国差会在中国陆续创办的被公认属于高等教育机构的教会大学有近20所。这些教会大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吸引各地的青年，并把他们置于基督教和基督教文明影响之下最有效的手段；另一方面，作为受到不平等条约保护、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中外教育交流的载体，在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以各种方式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主要从两个方面推动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产生：（1）教会大学的产生是传教士主动改变传教策略，以便更好地实现使中国基督化的产物，它在客观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变革对西学和专门人才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教会大学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提供了一种模式。（2）教会大学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提供了一批管理人才和教学人才，他们在教会大学（或教会学校）所获得的经验、学识，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初创时期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注]

李楚材编的《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是一部有关教会教育的历史资料集，重点记录了教会教育的起源、目的、内容、方法、办学模式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为教会教育研究提供了基础性资料源头。[※注]王立诚的《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沪江大学在华的发展历史，也是美国对华文化渗透的过程与中国社会包容、吸纳外来文化的过程，是两者交汇融合的过程。[※注]章博的《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基督教大学的发展：以华中大学为中心的研究》，将基督教大学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分析了基督教大学与西方教会和中国政府的关系，研究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在中国化、世俗化、国立化潮流中华中大学的应对之策和自存之道。[※注]值得注意的是，教会大学个案的研究已经成为博硕士论文的选题方向。

美国作为对华传教最积极的国家，王立新指出20世纪上半叶是其在华扩张的鼎盛时期。在这一大背景下，作为基督教传教运动一个组成部分的美国在华高等教育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对现代中国社会和教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王文论述了美国教会在华高等教育在这一时期获得发展的背景与动机、情况及特点，并对其对中国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影响和作用作了分析。[※注]

教会大学与中国文化变迁之间的作用如何?黄新宪认为教会大学与文化变迁的关系十分密切，指出教会大学主要是通过文化创新、文化传播和文化迁移等方式来促进文化变迁的。[※注]陈文远的《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的功能演变及原因探究》则认为一百多年间，中国教会大学逐渐由带有政治目的的传教工具演变成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推进器。中国教会大学功能的演变固然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但中国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使其功能的演变有着必然性。[※注]

成立于16世纪末期的澳门圣保禄学院，对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澳门圣保禄学院（Colegio de S.Paulo）创建于1594年，于1762年关闭，前后共168年的历史。文章指出，圣保禄学院在澳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其存在的168年间，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培养了一大批在沟通东、西文化方面颇有作为的历史文化名人。它既是一所高等学校，又是一座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是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大门，它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对澳门、内地以及整个远东地区的历史、文化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尤其对中国的近代教育影响更大。确定它在澳门历史和中国教育史的地位——远东传教士的摇篮、西学东渐的基地和欧洲中国学奠基者，是十分必要的。[※注]

二 新教教会大学研究

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一所大学，以教育质量高而著称，多位学者分别讨论了大学的建立、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及学校的结束。熊月之、周武的文章作为《圣约翰大学史》一书的前言，对圣约翰大学的办学特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对其办学特色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圣约翰大学曾经寄托着万千学子的憧憬和梦想，享有“东方的哈佛”之美誉，无论在上海城市史上还是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都占有突出的地位。圣约翰大学从1879年创设，到1952年9月被裁撤，持续73年。圣约翰大学经过不断的改革与完善，逐步确立了自成一体的大学教育体系，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一种体制的保障。正是在这种大学教育体制的保障下，圣约翰的教育质量迅速得到提高，在中国教会大学中声名鹊起，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名校。据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调查，服务于社会各个行业的圣约翰学生“记录之优良”，胜过任何一所教会大学。[※注]

20世纪20年代后，作为教会大学早期代表的圣约翰大学和后期代表的燕京大学，面对中国变革中的社会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前者固守自身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消极应对；后者主动调适，努力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同的发展方针为两校带来了不同的结果，一个走向衰败，一个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机遇。但是有关燕京大学的研究，多以司徒雷登为中心，针对大学本身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注]

王国平、郭萍和冯勇对美国监理会在苏州创办的东吴大学的创建过程与其历史地位进行了分析。[※注]黄涛、刘锡涛则分析了福建地区规模最大的教会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的筹建过程。[※注]张美、鲁娜和陶飞亚、曲宁宁以基督教新教在山东乃至全国建立的最早的教会大学——登州文会馆为对象，对由登州文会馆演变而来的齐鲁大学的研究现状及其历史意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讨论了其对山东教育近代化产生的深远影响。[※注]

章博对华中地区教学最好的教会大学的创办过程、办学特点进行了分析。张丽萍以华西协合大学为例讨论了20世纪初教会大学纷纷创建的内在原因。文章指出，1912年民元前后，为中国教会大学频繁创办时期。教会大学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也是“跨文化互动”的产物。配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一些内在因素对教会大学的发生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如19世纪末欧美的社会福音运动，带动教育传教士来华，为教会大学准备了“办学资源”。基督教在华初级、中级教育的规模化，为教会大学的发生准备了条件；海外捐助的增加，为教会大学提供了财政支援等。文章最后指出，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基督教大学的兴办热潮宣告结束。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教会大学的分布及数量，足以满足区域教育的需要，在一些省区出现了饱和的状态，并有裁并大学的呼声，如1920年华西基督教教育会将办学重心从以前的“推广范围”转向“将已有者发展至完善地步”。（2）为了维持已办的大学，教会已无力组建新的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孤立主义抬头，海外宣教运动的热忱也随之锐减，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更是令其自顾不暇，对华文教事业的投入也颇艰难。1933年美国平信徒调查团已觉察海外宣教事业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指出海外宣道事业运动主要是依靠临时捐款维系，并没有固定的基金，近来“捐款的数目渐渐减少，各宗派所组织的宣教事业机关，在各方面遇见严重的问题”。（3）中国公、私立大学日渐完善，教会学校逐渐在数量上失去优势，社会影响也难与国内著名大学相抗衡。此时，西方国家教士有关基督教教育“在中国有没有一个长久存在的地位”的疑问，就反映出这种挫折感和失落感。为了解困舒压，办学重心也转变为“由数量到质量”。[※注]

岭南大学是创建于广州的一所教会大学。夏泉、徐天舒研究了岭南大学的一个特别之处。与其他教会大学不同，岭南大学的经费不是由基督教差会提供的，而是政府补助、社会团体和华侨捐款所占比例较大，其特点在于经费来源地域广泛、主体多样、方式多元。岭南大学经费筹措受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诸多因素的影响。[※注]

三 天主教大学研究

针对天主教在中国兴办的高等教育机构，研究的论文相对较少，也缺少专著。天津工商学院是近代中法教育交流的硕果之一，它引进了近代西方尤其是法国的师资、教学课程、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有利于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注]辅仁大学作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所天主教大学，主要是在中国籍天主教领袖英敛之、马相伯等人的大力呼吁、发起下创建的，其创办过程十分漫长、艰难，筚路蓝缕，颇费周折。英敛之、马相伯等人发起创建天主教辅仁大学的意图是明显针对当时外国天主教势力的蒙昧主义、殖民主义和法国保教权，具有“教育救国”的思想特点，闪耀着爱国、爱教的可贵精神。这一办学精神后来被校长陈垣一直坚持。[※注]

在发展演变过程中，震旦大学从天主教大学逐步转变为一所世俗性的高等教育机构，而且具有鲜明的法国教育特色，反映了法兰西民族对文化教育事业的一贯重视。震旦大学在学科设置上与法国传统学科的呼应、对本国语言的重视，政府和工商界对文化活动的参与和支持，是法国从古至今一以贯之的传统，充分体现了植根于法兰西民族的一种文化禀性。[※注]刘贤的《两所大学与两个时代：天主教震旦大学与辅仁大学比较（1903—1937）》指出，这两所天主教大学，在性质上前者为耶稣会所有，后者为教宗直属，由不同修会先后办理。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上存在着很大差异，代表了中国近代天主教的两个时代，即殖民时代与本色化时代的不同色彩。[※注]

单冠初通过对非宗教机构在华开办的大学——东亚同文书院与教会大学进行比较，指出这两类政府主导设立与民间机构兴办大学，在政治背景上存在着差异。[※注]巨玉霞、张亚群分析了教会大学的办学特点，如实行单独考试，就近招生；生源主要来自上层社会、教会中学和基督徒的子女；本科与研究生招生相衔接；招生形式多样，重视短期培训。这些招生特点既与同期国人自办的公、私立大学存在某些共性，也反映了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教会办学的特殊要求与独立性。[※注]

第三节 教会大学与近代教育近代化

教会大学成立后，在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学位授予等方面都开风气之先河。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也是研究基督教教育史的学者关注点较多的。

一 教会大学与近代中国大学

中国教会大学的成立，促进了许多学科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何晓夏、史静寰合著的《教会教育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认为教会学校首先把欧美先进的教育方式输入中国，冲击了日趋衰败的学塾书院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近代新教育的诞生和成长。[※注]王立诚的《沪江大学与近代商科教育》以沪江大学为代表，讨论了商科教育在中国大学的发展。沪江大学是由美国南浸会和北浸会1906年在上海东北郊黄浦江畔联合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这所大学的商科在国内高校中首屈一指，为学校在社会上赢得了巨大声誉和影响。文章首先从教会教育观念的转变与沪江商科的设立谈起，叙述了学校创办商科过程中的甘苦，详细介绍了沪江城中区商学院的设立与社会办学的方式。沪江有了城商后，很快成为全国高校中商科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同时也是当时教会大学中学生人数最多的一所大学。如果说沪江早先还是一个基督教征服中国的“文化侵略”工具的话，那么此时它已可以说是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做出贡献的一分子了。[※注]

殷晓岚的《卜凯与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学的发展》介绍了卜凯（John Lossing Buck）如何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业经济系——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开创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发展。傅琼指出，美国与近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关系极为密切。通过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大学农科院系、留美中国农科学生的培养等途径，对近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体系和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中国训练了一批农业教育专家，也为美国势力进一步渗入中国打下了文化基础，并为中美高等农业院校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借鉴。[※注]

王玮的数篇文章分析了工程、科技类专业在中国教会大学的创立过程，指出部分专业在当时已经达到国际、国内先进水平，如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生物学教学设施均超过美国小型大学公认的标准。其中东吴大学生物学教学在国内大学中处于领先地位。震旦大学经过多年的努力，有了远东最负盛名的博物院，所藏各类动植物标本在当时国内大学中是最丰富的。金陵大学生物学系与其有名的农学联系紧密，燕京大学生物学系偏重动物学研究，其他教会大学也为中国近代新式学校培养了当时急需的一批生物学教师。[※注]

肖朗、项建英认为各教会大学从一开始就对教育学科的建设十分重视，无论从师资的培养、课程的开设、教学方法的创新还是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代教会大学教育学科之所以能立足于中国高等学校教育学科之列，在许多方面开教育学科的风气之先，其中师资队伍建设是关键。它关系着一门学科的兴衰存亡，是学科发展的基本要素，也是学科发展的动力所在。教会大学教育学科师资培养变化第一个特点是从牧师兼职逐渐发展为专业教师，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教师梯队格局。第二个特点是教师梯队的形成过程也是教师队伍逐渐走向中国化、世俗化的过程。首先表现为教师开设的课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其次是教育学科的外国教师开始了解中国情况，研究中国问题；最后是教育学科师资队伍开始出现中国人，并且数量越来越多。第三个特点是师资来源多样化。他们一般具备广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多样的知识结构。文章认为，教育学科师资不仅直接促进教会大学教育学科的发展，而且对中国教育学科近代化也作出了其应有的贡献。因此，研究教会大学教育学科的师资，总结师资队伍建设的经验，对今天学科师资队伍建设仍有启发意义。[※注]

侯强认为，近代中国传统法律教育在向现代法律教育的转变过程中，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的某些方面起着一定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它虽然与宗教及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但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法文化的衔接，顺应了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要求。[※注]

二 教会大学制度建设与发展

教会大学对中国教育的另外一个贡献，就是完善了大学学位制度，开展了中国最早的研究生教育。周谷平、应方淦围绕学位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过程，指出教会大学不仅是西方学位制度传入近代中国的一条重要渠道，同时也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实践产生了示范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学位制度的起步和发展。[※注]岳爱武对近代中国最早开展研究生教育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的具体细节进行了考辨。[※注]

黄新宪指出，几乎每一所教会大学都编辑印行了大量的期刊，以反映其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学校管理、教师状况以及学生社团等方面的情况。这些期刊拥有一定的读者群，对教会大学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众多的期刊中，学术期刊尤为引人注目。教会大学编辑印行学术期刊的历史悠久，早在1903年，东吴大学就出版了第一份年刊。辛亥革命后，随着教会在华高等教育获得长足发展，教会大学学术期刊的编辑印行也进入一个繁荣的时期，学术品位高并富有特色的期刊相继问世，迅速在国内刊物界崭露头角，成为学人发表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无论是在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的时期，还是在抗战初期辗转迁徙的岁月里，教会大学始终将学术期刊编辑印行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常抓不懈，学术期刊的质量不断提高，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色。文章认为，学术期刊是考察和了解教会大学的重要途径，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加强对教会大学学术期刊的整理和研究是学术界的一项重要课题。[※注]

赵长林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图书馆理论学界在对中国图书馆史的研究中，对近代教会大学图书馆的研究向来讳莫如深。即便涉及，也如“蜻蜓点水”，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现象。近代教会大学图书馆，尽管同教会大学一样，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产物，但我们却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它是近现代中国高校图书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环。虽然它与国办大学图书馆一起存在于中国近代图书馆上，但就其地位、作用与贡献，较之国办大学图书馆，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注]

第四节 教会中小学教育研究

与教会大学相比，有关基督宗教在华创办中学、小学及幼儿园等不同教育阶段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尤其是有关教会小学、幼儿园的研究，截至目前，尚未见到学术性较强的研究论文出现，可以认为仍处于空白状态。而有关教会中学的学术性研究，也显得分散、缺乏系统性研究。已有研究成果，在研究对象上也过于集中在部分地区、部分学校，多数教会中学尚未见“学术性研究”成果。与大学研究相比较，教会中小学档案、文献更为分散，毁失情况严重，造成研究上的困难更大，收集、整理和利用教会中小学国外母会所收藏资料，成为一种必要的选择。但是，在教育史领域，中小学、幼儿园向来不是研究的重点，在教会学校研究上也如是，机构和学者如开展系统研究，某种程度上来说，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

中国基督教中等教育迄今为止尚未见任何通史性或专题性研究专著，无论中文或外文。仅见的是外国学者有个别论文涉及这个问题。在教会大学或基督教教育的通史研究中，作为基督教教育的铺垫性研究，在高时良主编的《中国教会学校史》和史静寰的《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等书中，有专章谈到“中学教育”的问题。最早发表的论文是姬红的《北京地区美国基督教教会中学研究》，这是她在北京大学的硕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尹文涓主编的《基督教与中国近代中等教育》，是迄今唯一以基督教中学教育为主题的论文集。其中胡卫清的《晚清基督教中等学校课程研究》一文，通过对晚清教会中学的哲学宗教、地理、历史、科学、语言等课程的开设、教材及教授方法等方面的梳理后，发现教会学校的课程与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几乎没有延续关系，传教士们积极讲授的是西方知识体系下的科学和文化，积极致力于各学科术语体系的构建。因此，在基督教教育体系中并不存在耶稣与孔子的对峙，传统知识并没有与近代知识对接的轨道。中国基督教教育是西方同类教育体制的移植，它在摒弃传统中国知识体系的同时，提供了一套新知识体系的备选方案，成为改革旧知识体系和教育体系的先驱作用。刘家峰的《中国基督教中学的农业教育与乡村建设》，对基督教农业教育参与中国乡村建设的起始、教会、基督教教育界及各地方对乡村建设理念的回应，以及各基督教中学参与乡村建设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刘天路和赵颖合作的《教会中学的中国进程及其命运》，指出为谋求学校的发展和应对中国自办教育的挑战，教会中学从一开始就在课程设置和学校管理等诸多方面，都有意识地采取了本土化的措施。张永广的《华中大学与中华区基督教中学关系述论》，打通了基督教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界限，描述了华中地区高等和中等教育之间“同根共祖”的关系，以及在多方面的协作和互助，为更全面地理解基督教教育系统提供了很好的依据。[※注]

一 新教中等教育研究

1912年9月17日，中国东部和中部第一所美国学校——上海美国学校正式建立。它的创办是在华美国传教士多年努力的结果，包括前期的调研、协商以及敦促美国和加拿大海外传教士差会大会批准、寻求美国国内差会资助等，他们都不遗余力。它的创办不仅解决了在中国东部和中部工作的美国传教士子女的受教育问题，而且成为中美友谊的重要见证。[※注]

姬虹对北京地区八所美国教会中学的历史进项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是目前仅见的针对北京教会中学的研究论文。进入20世纪20年代，经过传教士数十年的经营，八所学校都已初见规模，有良好的校舍，师生人数也不断增长，而且学校业已走完了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大学的历程。20世纪20年代教会教育方针的调整，无疑为教会中学的发展提供了较充分的条件，同时，这种发展与社会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相对稳定，对于教会学校采取了比较明智的政策。政府一方面通过法令要求外国人所办学校必须立案注册，纳入国家教育系统，学校不允许传播宗教；另一方面，只要学校在政府立案，政府对学校事务并不多加干涉，只定期派员视察而已，对于学校仍然存在的宗教活动，也不多加干涉。因此，对于教会学校既用严法约束又给予相当自由，无疑是促进了学校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学校的教育功能日益突出、宗教功能日益减弱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更为明显，这不是传教士办学的初衷，却是产生的客观社会效应。[※注]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位于上海的格致书院具有重要的影响。关于其研究，学者们发表了一批较高质量的论文，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学术热点。多位学者分别从多个角度，研究了格致书院的历史、办学特点及历史作用。郝炳建在文章中指出，上海格致书院是经外国人倡议，由中西各方人士共同创建的一个新型的教育机构，自其倡议筹建到停办，历时达40年之久。其办学宗旨是为华人了解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其办学经费来自中外各界人士的捐助，其管理方式采取董事会管理制，其教学内容包括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时务、文化、教育等，其中科学技术是最主要的教学内容，其教学方法以自学为主，以讲授为辅，以科学实验及演示为重要教学手段。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上海格致书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新型教育机构，格致书院兼具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所、科学普及社等多种教育功能。这些创新既向中国传统教育提出挑战，也显现出中国民间教育的新变化，具有开风气之先的重要意义。张华腾以另一所学校——中西书院为对象，指出它为洋务运动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人才，学校的教学管理经验是近代教育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注]

二 天主教中等教育机构

有关天主教兴办的中等教育机构，几篇论文讨论了位于上海的天主教中学。施扣柱通过对历史文献和大量口述资料的解读，对近代一所著名的在华在沪天主教中学——圣芳济学院的管理模式进行了探索和总结，认为该校在宗教信仰方面所实行的相对宽松自由和开明的管理方针，使其宗教气氛比一些新教学校还要淡薄。其在学业管理和纪律管理领域采取相当严格的精英教育路数，但有诸多细致入微的人性关怀之缓冲。在讲究管理细节的同时，该校还注意到管理的有效性和高效性。这种真实面相之揭示，为比较如实、客观、公正地认识当年在华天主教会中等学校提供了历史的实例，也给今人继续探索学校管理模式、再创教育辉煌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注]而俄国传教团在华办学大多规模偏小，存在时间不长，在人才培养上也少有建树。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俄国政府从未将传播东正教置于对华政策的首要地位。[※注]

第五节 特殊教育和职业教育

一 新教机构与中国特殊教育、职业教育

除学历教育外，针对特定人群的专业教育，也是传教士没有放弃的领域。其中有些工作甚至是“开创性的”，如中国最早的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等。学者们详细讨论了中国盲人教育的创建过程。中国早期盲人及聋哑人教学机构的设立，与传教士有着密切的关系。郭卫东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与中国盲文体系的演进》认为，盲文的产生为盲人打开了认识光明世界的门扉，为盲人教育开辟了通衢，而近代的盲人特殊教育又与人性尊严、人权神圣和人类平等不可或分地联结在一起，人类的文明形态因特殊教育的出现迈进了一大步。中国盲文由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率先引入创制，由康熙盲字到大卫·希尔等诸种盲文法，再到心目克明。20世纪20年代后，中国盲文的改进转由国人接棒，反映出一国语言文字的改进最终有赖于国人自身，他们才是自己母国语言的主体和传承人。[※注]

基督教青年会是基督教的外围组织，倡导基督教的服务与献身精神，它的活动涉及教育、文化、医疗、慈善等诸多方面，职业指导便是其中之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不仅发起了许多职业指导活动，而且还创立了一些职业指导机构，为青年择业、就业提供服务。在平民教育运动中，作为平民教育运动发起机构，基督教青年会参与始终。[※注]

针对中国传统社会，基督教传教士对于妇女的态度更加开明，各类教会机构针对妇女兴办各类教育事业，对中国妇女解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仅开办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面向女子的各类中学大学，而且还为无经济能力进入学校受教育的女工办起了识字扫盲夜校。这些面向不同阶段、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针对女性的教育实践互动，为启蒙中国女性思想意识和社会责任的觉悟，引导中国妇女投入妇女自身解放和民族解放运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陆菁分析了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女性教育中所起的开创性作用。对女教士在中国早期创办女学情况做一概述，从中可见国人对女子教育态度的逐渐变化而开中国人自办女学之端倪。[※注]

二 少数民族近代教育发展

在论述民族整体教育发展史中，将教会教育作为重要研究部分。自19世纪末期，各类基督宗教传教士进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教士兴建了当地最早的教育机构，影响至今。在黔滇川交界处的石门坎地区，创建当地苗族最早的学校。[※注]1921年，法籍传教士德仁康在瑞丽等创办了中国景颇族第一所教会学校。这些教会学校以景颇文为教学语言，也学习英文等语言，主要教学内容以宗教为主，兼有各种文化课程，为中国境内景颇族培养出了第一批具有现代文化意识的知识人。文章指出，传教士带来的不仅有宗教教义、典籍，还有医药知识和药品、留声机、幻灯机、电影机等。通过教会学校这样的教育形式，景颇族不仅获得了系统的宗教知识和仪式训练，而且也接受了科学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熏陶，产生了对外来文明的向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会学校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外来宗教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直接的文化、教育效应。但由于教会学校的根本目的所致，传教士们所进行的教学不可能超出宗教传播的范围，因而教会学校没有对景颇族的现代教育事业产生过真正的推动作用。[※注]

有关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基督宗教教育状况的研究，从文献来源分布来看，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化色彩。西南民族地区学术期刊发表相关研究论文较多，一些主流宗教学、历史学、教育学刊物发表此类文章却不多。就一些少数民族而言，近现代教育实际上就是伴随着教会教育而兴起的，传统教育资源的影响力十分薄弱。如果不涉及教会教育，就无法客观描述其教育发展过程，从这一点上看，主流学术刊物也应对此领域研究报以更多关注。[※注]

三 新教教育机构和活动

除学校外，基督教其他教育机构的研究也开始出现。其中张龙平的两篇文章，以全国性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为重点，讨论了其发展、作为及在抗日战争中的处境。巴敦调查团（China Educational Commission）来华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基督教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自1914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首倡调查团来华，至1921年9月正式来华，中西基督教界为此前后酝酿了七年之久。在此期间，以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为首，在调查团来华的人事安排、经费落实、先期调查、资料整理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价值是将中国基督教教育的现状及未来走向通过调查团之口传达给西方，进而影响中西基督教界。而抗日战争的爆发重创了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组织与活动，使其与其他文教机构一样经历了漫长的迁移过程。在此期间，教育会利用其沟通中西、沟通教俗的特殊性，组织人力与财力，通过开展中学救助、大学规划、宗教建设等活动来展现自己作为中国基督教教育领导者应尽的义务。战后教育会完成回迁与重建，踌躇满志以图东山再起，但无奈时过境迁，教育会步履维艰。[※注]

仇华飞和张龙平介绍了1835年成立的中国最早的教育社团——马礼逊教育会的历史与主要活动。仇文首先介绍了马礼逊教育会的创建始末及其宗旨，叙述了澳门马礼逊学校的创办过程及其对教育传教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鸦片战争前，尤其是美国传教士把来华进行教育传教视为向异教徒传播西方基督教文明的重要途径。这种办学形式在客观上不能不冲击当时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使科举制向现代方向转化，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创办，1872年容阂带领幼童留学美国等，无疑是受到相关的影响。马礼逊教育会是近代第一个组织完善的传教士教育社团，“商教合作”的经济运作模式、“理事会制”的制度运作模式和年会的活动方式，是它赖以生存的基础。[※注]

自教会学校在中国出现后，教学语言的选择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基督宗教各派别在中国建立的各类教育机构中，基督教组织开办设立的教育机构数量最多，在教学语言上，特别是在早期教会学校中，选择英语为教学语言的教学机构、课程最多，特别是在教会大学、中学，这种情形更为普遍。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教学语言更多选择民族语言或外语，而不采用汉语。在使用汉语的学校中，仅仅规定使用汉文，至于在口语方面使用国语还是方言进行教学，并没有硬性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传教士出于传教效果的目的，更倾向于汉语方言的使用，包括为之创制方言罗马字拼音文字等。教育语言的选定，是一个反映多种深层关系的问题，特别是在近现代中国，更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在教会学校方面，语言问题涉及宗教传播、文化媒介、社会心态、政治和民族情感等多种因素，具有很强的研究意义，逐渐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陆续有一些研究文献发表。

为纪念基督教新教第一位来华传教士马礼逊，西方在华侨民于1836年在广州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并于1839年在澳门创办了马礼逊学校，将英语教学正式引入中国学校教育。[※注]胡小君的《浅论民国时期教会中学的英语教学》指出，近代中国的外语教育产生于教会学校特别是教会中学。民国前期，教会中学英语教学取得了不断的发展，师资来源和教材的选用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教学方法也有重大改革，教学效果明显优于当时的公立中学。抗战以后，教会中学英语教学的正常发展趋势被打断，处于停滞和混乱的状态。[※注]张广勇认为，晚清教会学校的“英语争论”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教会传教首先面临语言的选择问题，即选用英语还是汉语；二是教会内部对教会学校教学目的的理解和实现手段存在分歧。英语派最终取得胜利则是当时西方“语言优越”论的胜利，同时也是对晚清社会“英语需求”的一种“被迫”回应。[※注]

此外，米镇波、苏全有的《清代俄国来华留学生问题初探》讨论了一个较为特殊的领域，即外国基督教神职人员到中国学习的问题。清代来华俄国留学生（主要由东正教神职人员构成）问题是中俄关系史特别是文化交流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文章就1840年以前，清代俄国来华留学生问题做一初步研究，探讨的内容涉及俄国留学生来华学习的历史背景；他们来华所走的路线，来华学生人数的统计及总名单一览，他们在华学习和生活的概况以及他们在中俄关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文章指出，由于种种原因，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非常薄弱，甚至可以说几乎还没有展开研究。国内许多有关留学生运动史的著作，内容仅限于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事，而关于外国人来华学习的历史却没有专门的研究。米、苏二人的论文也是截至目前，笔者所见大陆地区学者对来华留学的基督教背景留学生进行研究的唯一论文。[※注]

第六节 基督宗教教育人物

有关基督教人物与基督教教育的关系主要集中在教会大学领域，其他教育领域研究尚为少见。有关基督宗教教育人物，主要包括两部分人物，一部分是有基督宗教背景或身份、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士，如传教士、教徒等，另一部分是专门从事基督宗教教育的人士。在以往的研究中，第一部分人物多被研究者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其基督教背景，更强调其职业属性，如司徒雷登的传教士身份，吴贻芳、刘湛恩、陶行知等人的基督徒身份等，实际上这些人物并不少为人知，但是其基督教背景并不被多数人所知。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陆地区的研究者也逐渐从基督宗教角度对相关人物展开研究，并逐渐产生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至于第二部分专业基督教教育工作者，由于涉及更多的基督教、神学、宗教学等专门领域，基本上还未被大陆地区学术界普遍关注，仅有少量教会内部学者开展过相关研究，发表了少量论文。从已发表研究文献看，涉及基督教（新教）教育人物最多，天主教较少，东正教尚属空白。

一 教育传教士

顾长声的《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从众多的传教士中选取了29位，分别立传，关于他们的基本生平和活动情况提供了很多资料，其中对早期来华的传教士更重视，该书内容详细，可读性很强，开始了从个人传记角度研究传教士的方法。[※注]史静寰的《狄考文与司徒雷登在华教育活动》是最早研究教育传教士的专著，资料丰富，视角独特，抛开了过去研究者更为关注的传教士的政治含义，详细论述了他们在华的教育活动，开启了关注教育传教士的各种意义的研究。[※注]

20世纪90年代初期，张建华较早地发表了论文，从分析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谢卫楼（D.Z.Sheffield）所从事的教育活动的过程，引发了对教育传教士的评价问题的看法。首先，近代中西关系是不平等的。在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来华西方传教士的传教和教育活动，从始至终都是在中西关系不平等的背景下进行的，是受不平等条约保护的。我们看到，谢卫楼自觉地利用不平等条约，要求西方列强保护和帮助教会和教会学校在中国扩张势力，这实际上构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部分内容。在上述认识的前提下，我们也应该承认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的教育活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如何准确评价它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是摆在学术界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谢卫楼对学校的宗教性质和宗教目标的强调达到了极端的程度。但他的学生在接受基督教的同时也在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熏陶，在接受教会工作训练的同时也接受了一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他用中文编写了一批教科书，提出发明中文打字机的任务，这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上，都是值得肯定的成绩。[※注]

在基督教教育人物中，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人物，他参与创办了燕京大学，对学校的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不同角度对他展开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都比较多。司徒雷登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期间，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高等教育思想并积极将其落实到教学实践中，使燕京大学在短短几年发展成了国内外著名的高校。[※注]关于司徒雷登的研究很多，有多本传记与研究专著，内容更多侧重的都是他与中国政治的关系，其中郝平的《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是颇受好评的一本。[※注]而程宗家翻译的司徒雷登的自传《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则描述了作为传教士的司徒雷登对宗教和传教运动、传教运动与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非常富有启发性。[※注]

圣约翰大学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有关其校长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的研究，也是一个相对热点。项建英指出，卜舫济以“生命之丰富”和“性格之培养”作为大学教育宗旨，他把训练学生成为“未来领袖”和“司令官”作为大学教育的目标。余骏一文比较了圣约翰大学卜舫济和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两位著名教育家在教育理念上的异同，指出他们的执掌校政之道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注]

1882年来华英国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在温州传教的同时兴办新式学堂、医院，尤其是苏氏所办的艺文学堂开温州新学之先，对温州教育的近代化起到了示范、普及和启蒙的作用，对温州文化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也是温州近代文化交流史上一件令人瞩目的事件。回国后任牛津大学中文教授的苏慧廉，继续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介绍，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实际贡献。[※注]

吴青的《何明华与基督徒学生活动之研究》指出，香港圣公会第七任英籍会督何明华（Ronald Owen Hall）是一位香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华历时44年，亲身经历和见证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变迁，他与中国的渊源始于基督徒学生活动，该活动深刻影响了他的一生。[※注]

校友会是西方教育的产物，1900年创建的圣约翰同学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校友会组织，同学、校友代替了科举时代的“同年”，成为人际关系网络建构的重要依托。圣约翰大学校友会的案例向我们证明，校友会不仅是学生校园生活的延续，而且也不再单纯是为校方提供经济资助的来源。校友在为母校发展贡献力量以及母校为校友服务这两方面相互发挥作用，成为近现代学校校友会的主要内涵。校友会的作用不仅体现在为母校提供经济资助这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校友会如何为校友提供各项服务，如何在走出校门后以满足大学和校友的多方位需求。[※注]

二 华人教育家

吴梓明组织编写了《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收录的校长包括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等。[※注]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刘湛恩是沪江大学第一任中国籍校长，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一向以教育救国为宗旨，31 岁时就出任沪江大学校长，还办夜大学、特别师范班、附属中学和沪东公社，倡导职业教育、业余教育，为国家培养人才。由于坚持抗战理念，于1938年4月7日遭日本特务暗杀。刘湛恩和其他抗日人物的牺牲，更激发了当时上海人民的抗日斗志。[※注]

吴贻芳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女教育家，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20多年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女子高等教育思想，其思想蕴含着“厚生”务实、服务社会、以人为本的精神。吴贻芳的教育思想对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她所推行的一系列教学措施和管理措施，对于我们今天从事大学管理和人才培养工作仍具有启示作用。[※注]

平欲晓、张生以“中国教会大学中最好的两所大学”之一的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为中心，揭示了陈裕光与学校密不可分的关系。陈才俊在文章中指出，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教会大学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风起云涌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汹涌澎湃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导致不可阻挡的教会大学“中国化”进程，其显著标志之一便是华人掌管学校。陈裕光执治金陵大学的“中国化”过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教育管理的“中国化”、办学理念的“中国化”、教育目的的“中国化”。文章最后指出，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于中国的华人执掌教会大学及教会大学“中国化”潮流，亦是时代与社会发展使然。[※注]

在天主教教育方面，马相伯是中国近代三所大学（震旦学院、复旦大学和辅仁大学）的创始人和发起者。他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改革的长期探索，以及由此而深入思考的近代大学理想、教育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等问题，均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注]

前述人物可以被称为基督教教育家，而有关信仰基督教学者与基督宗教教育的关系研究，主要又探讨了其基督教信仰与其所接受教育之间的关系。余子侠在其长文中指出，陶行知这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青少年时代曾长期地接受教会学校教育的熏陶，且一度“成为一个基督徒”。在探讨教会学校及教育产品究竟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应，以及教会教育的“中华归主”的目标实现的程度如何时，他无疑是一位极富代表性和颇有说服力的典型人物。文章认为，陶行知经过了20世纪20年代那场民族主义的“反基”运动的洗礼，其时正积极投身平民教育运动后又转而乡村教育运动的陶行知，对早年曾受教其中的教会教育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尤其深入乡村社会从事试验乡教改造事业后，再也无人提及见到他的住所悬挂的那种带有某种象征的基督耶稣的画像。早年教会教育留给他的教益，在道德修持方面，恐怕就只有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和博爱天下的兼爱思想。即使1929年由教会创办的圣约翰大学赠予他的科学博士学位，也是因为他用了这种思想和精神所取得的事业成就，在荣誉方面所获得的一种报偿。[※注]

第七节 收回教育权运动

近代中国地位的沉沦是整体性的，殖民主义在中国扩张的触角不仅指向政治军事和商业领域，也涉及了教育文化领域。据统计，截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在中国开办了大批的教会学校，造成中国教育主权的部分沦丧。外国基督宗教机构在华开办的各类教育机构有1.5万余所，学生80万名。1924—1927年（其余波一直持续到30年代初），中国社会发生了以反对教会教育、收回教会学校管理权为主旨的收回教育权运动，20世纪20年代所开展的“收回教育权运动”，是“非基督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杨恒源认为“收回教育权运动”是由知识界人士发动、青年学生特别是教会大学的学生为主要力量，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爱国运动。其特点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影响和领导下的刊物的导向下，它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教会学校的宗教奴化教育，体现了反帝爱国精神，另一方面坚持反对盲目排外，拒绝了“一律取缔、尽数关闭教会学校”的封闭性主张，将反对帝国主义宗教奴化教育与崇尚科学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鲜明地体现了“五四”精神，对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注]

多位学者以个案方式，研究了收回教权运动在不同学校的部门的回应，其中夏泉、程强强文是本领域少见的以中学为讨论对象的研究文献。20世纪20年代，在民族主义压力下，各地教会教育机构开始向当地政府立案，以期获得社会认可。以位于四川的华西协和大学为例，由于南北政府都颁行了立案法规，鉴于其时四川所处的特殊处境，华西协合大学决定率先得到四川地方当局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华西协合大学在1926年、1927年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满足立案要求，并于1927年底在省教育厅获准立案。华西协合大学的立案过程清晰展现了华大在具体的地方处境中对立案这一“国家”规定的地方响应。同时，它也为20年代“国家政治”在“地方”的运作实践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注]

对此社会活动，当时处于改组之中、实行“联俄容共”政策的国民党和刚刚崛起的另两个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均采取了积极介入的态度，但因各自主张的差异与介入方法的不同，其所起的作用也颇有异。但无论如何，政党作用是我们今天认识收回教育权运动时所不能忽视、不能绕开的一个重要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不到五年时间里，便取得了收回教育权的重大胜利。[※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