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
一 教育事业的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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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基督宗教在华教育的研究与评价，伴随着其进入中国的整个过程。研究者随着政治、文化、信仰偏好的变化在跷跷板两边摆动， 20世纪50—70年代，研究主动或被动向一边倾斜， 20世纪80年代以后，相关研究又开始向另一边倾斜，角度很大，尚未看到回弹的迹象。刘家峰和刘天路合著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是该领域的第一部专著，系统研究了教会大学内迁过程、战时教育发展、战时社会服务及宗教教育与宣教活动，考察了基督教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认为基督教大学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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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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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学校 教会大学 大学 会 传教士 乡村 中国基督教 基督宗教 宗教 西方传教士 教育体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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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育事业的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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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前期以前，有关基督宗教在华教育史的研究，许多学者仍然倾向于将其来华进行教育传教活动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手段之一，这种观点基本上持续到90年代。如吕达的《近代中国教会学校述略》和张奇的《教会学校与美国对华文化渗透》等论文即持此观点，认为其最终目的是在“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注]。
曾钜生的《西方教会在华办学问题初探》，揭示了教会办学的原因，最初是为了吸引传教的听众，发展教徒。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培养中国传教人员，通过他们去传福音吸引更多人信教，帮助传教士开辟新的传教区，同时为提高中国传教助手的地位，必须使他们接受教育。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经历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宗教，特别是和殖民侵略联系在一起的基督教的排斥反应，体验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从而改变了传教策略，把“宗教事业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中。教会学校作为封建旧学的对立物，对中国封建文化构成挑战，教会学校在引进介绍西方文化和西方新式教育体制方面有启蒙和示范作用。[※注]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也开始从更多的角度，尤其是现代化的角度，尽可能客观地探讨近代基督教教育传教士在华的作为，对其在华活动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崔丹、史静寰和王立新的论文，比较全面地梳理了教育传教士来华的目的和过程、与中国教育的关系，并把其放在中国近代史、中美关系史的视野中，肯定其存在的意义，指出了近代教会教育对推动中国近现代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转型的作用。这三篇论文发表在比较重要的学术期刊上，论证扎实，在学术观点上有一定的引导作用。[※注]
美国学者卢茨（Jessie G.Lutz）是最早研究中国基督教会大学的外国学者，她的《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一书，对中国教会最早的研究专著，对中国教会大学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开拓意义。[※注]徐以骅的专著《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以圣约翰大学为例对教会大学宗教功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该书是最早研究教会大学的专著之一，特别之处是普遍认识到教会大学的社会功能，而忽视了对其宗教功能的考察。[※注]
胡卫清的专著《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指出，传统的“文化侵略论”站不住脚，“现代化论”也未必符合实际，乃从普遍主义—基督教文化信仰的深层实质来进行考察，广泛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征引了丰富的中英文历史文献资料，构建了新颖的立论模式和写作框架，对晚清到民国年间的基督教教育做了实证性的考察。[※注]
史静寰的《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的专业化》和胡卫清《美国监理会在华教育事业研究》，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为使“中国基督教化”，教会机构和传教士如何寻找教育工作的内在规律，面对不同的对象，逐步缩小、减少教育传教与直接布道的内外在差异，希望获得更好的传教效果的努力过程。史文首先指出对教育传教进行“专业化”研究的意义和目的，指出教育是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一个重要领域。传教士在这一领域的活动与其传教工作有着密切联系，也有重要区别，特别是教育工作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与专司讲经布道的传教工作相脱离以后，这种区别愈发明显。传教与教育工作的联系源于使中国基督教化的根本目的，而两者的区别则主要归根于不同性质的工作所需要遵循的不同的内在规律。由于西方传教士入华出于明显的宗教目的，而这一目的在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的近代中西交往中，又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使其教育活动无论在出发点或结果，还是内容和方式方面都超出了教育的范围，因此我们以往对于这种教育活动的认识也往往着重于更广泛的方面。[※注]胡卫清一文以个案形式探讨了基督教在华教育传教的过程和结局。由于中国传统主流社会对传教事业的拒绝，监理会早期在华教育主要以社会边缘人物为对象。自林乐知始，监理会调整教育政策，吸引上层社会子女入学，标榜“中西并重”，企图从体制上泯灭教会学校与洋务学堂之间的界限。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完备的三级教育体制说明监理会教育的专业化取得了成功，但由于在教育体制、方针和世俗化等问题上与中国新式教育存在根本的差异，它始终只能游离于政府体制之外。监理会在华教育的成功与失败，深刻地彰显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实际上也昭示着基督教教育整体的最终命运。[※注]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对教会教育的研究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更侧重强调教会教育对中国教育的近代转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近代美国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积极从事教育活动，教会学校实际成为中国近代化学校教育的模板，为中国培养了大批近代新型的知识分子，美国传教士对中国学校教育近代化的贡献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注]英国和加拿大基督教会在台湾进行的传教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究其原因，与教育的发展关系甚密。基督教会在台湾创办了近代教育，设立各类学校、推广白话字、创办报纸等。教会教育引进西方先进教育观念和方式，客观上对晚清台湾教育事业起到了促进作用。[※注]
在某种程度上讲，义和团运动是基督教在中国命运的一个分水岭。义和团运动之前，教会学校在中国处于边缘化地位。义和团运动以后，清政府的教育变革改善了教会学校的外部环境，教会学校则借助各种条件拓展自己的空间，充实教学内容，并加快了各校联合的步伐，以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组合。文章通过三个案例分析了义和团运动与教会学校的发展虽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但确有间接的联系。吴梓明最后指出：义和团运动对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外部看，基督教教育在庚子国变之后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传教士教育家亦能在中国新教育中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从内部看，基督教教育获得了新的动力，一方面是美国学生志愿运动进一步关注中国，投入资源和人力发展中国的教育，另一方面则是教会学校自身加快了联合的步子，使教育资源得到优化组合，推动了基督教高等教育的发展。当然，义和团运动对基督教教育的影响并非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运动期间清政府受到重创之后，被迫采取的开明政策间接推动了基督教教育的发展。这种因果的错位反映了历史运动中吊诡的一面。[※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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