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宗教在华开展的教育传教事业中，高等教育可以说是较为成功、影响力最大的领域，即所谓教会大学。它是指从19世纪末起西方基督教会在中国所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其中基督教创办的大学有13所，天主教创办的大学有3所。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驱和重要组成部分，传播西学和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成长，有着重要的指向性作用。有关教会高等教育的研究，也是在华基督宗教教育史研究中产出最多的领域。

一 教会大学研究与学术范式

由于教会大学所占的重要地位，自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史学界开始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学术成果。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在50年代主持编写的10所基督教会大学的系列丛书，是最早完整叙述研究教会大学的专著，这10所大学包括燕京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华南女子大学、东吴大学、华中大学。

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大陆地区简单地将教会大学视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甚少有人涉及这一学术禁区。20世纪80年代初，傅愫冬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十年》、陈景磐的《旧中国的教会学校述略》、吴竟的《略论东吴大学建校经过》，让教会大学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徐以骅的《基督教在华高等教育初探》则比较全面地提出了重新研究和评论教会大学史的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注]

在基督教教育开始新的学术研究方面，章开沅先生绝对起到了开拓性历史作用。

关于教会大学与“帝国主义”“传教运动”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妨碍和影响教会大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章开沅先生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上，明确提出了“两个区别说”。他指出，过去将教会大学单纯看成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以政治评价代替了学术评价，以较为表层化的民族主义情绪代替了更为理性和客观的思考与评价。他还指出，应该将早期教会大学与成熟时期的教会大学相区别，以正确评价其宗教功能、政治功能和教育功能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变化。毋庸讳言，早期教会和教会大学的确与西方殖民主义和所谓“为基督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但教育活动毕竟不同于政治经济活动，它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应当排除民族情绪与历史成见，“这是保证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这些观点也得到了史静寰的赞成。[※注]

章开沅先生的《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文化视野》一文从文化和宗教长期性的角度分析了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意义所在。文章指出，从20年代后期开始的教会、教会大学“本土化”进程，并非全都是由于民族主义的挑战和政府法令的压力，基督教内部的顺应潮流趋向与适应环境机制也发挥了明显的作用。章开沅先生认为，我们现今常常说到的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华文化，其中理应包括业已在相当程度上本土化了的基督教文化。基督教神学是基督教文化的核心部分，它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各自的神学一样，都是世代流传并且不断发展丰富的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其中固然有许多陈旧的糟粕，但同时也保存着许多终极关怀的哲理与追求至善的理想。历史唯物主义者自然要宣传无神论，反对有神论，更不会相信上帝创世说和救赎教义。但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又理应懂得宗教产生与流传至今的原因（包括自然的、社会的与认知的原因），应该采取科学的、理解的乃至比较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宗教。只要不是为非作歹、触犯法律、危害社会的邪教，只要是遵守国家宪法与政策、法令的正当宗教，特别是那些历史悠久、信徒众多的全球性大宗教，我们就应该容许其存在，并且尊重和保护他们理应享有的合法权益，包括宣传、研讨其教义的自由与必需条件。宗教问题甚至比民族问题更为复杂，因为它更多地涉及人类的认知领域。科学主义的偏失在于过分夸大了科学认知的能力，甚至对科学认知的局限视若无睹，而正是此种局限给宗教留下了并非狭窄的继续存在与发展的空间。宗教既然存在，它便成为构成社会诸因素之一元，便有其特殊的不可缺少的角色与功能。随着人们科学认知能力的发展，或是由于对物质文明的过度追求而沉溺于物欲，宗教的角色与功能可能在某个时期或某个地区有所淡化，但是可以断言，在几个世纪乃至十几个世纪以内却绝不会消失。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加强宗教与宗教文化研究，不仅可以借此吸取传统文化的营养，而且有助于宗教自身正常地、健康地、趋向高品位地发展，使宗教与社会保持良性的互动关系。[※注]

章开沅先生利用收藏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贝德士文献并尽可能循着贝德士的视角和思路，全面考察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并对贝德士的观点作出了客观的评断。文章指出，中国教会大学的长足进步，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其主要特征是日益本土化、专业化与世俗化，并逐渐融入中国社会，成为中国私立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教会大学的长足进步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其主要特征是日益本土化、专业化与世俗化，并逐渐融入中国社会，成为中国私立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教会大学对中国现代化曾有自己的贡献，但真正的辉煌不过20年，其悲剧的结局乃是内外多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所造成。[※注]

与此同时，华中师范大学还召开了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出版了有开拓意义的论文集，如《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等。对教会大学的历史定位，教会大学的教育作用和贡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注]同时还将上文提到的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在20世纪50年代主持编写的10所基督教会大学的研究专著译成了中文，并系列性出版。

“全球地域化”理论对中国基督教史，特别是教会大学史研究中意义进行了回顾与分析。“全球地域化”理论是继以费正清“冲击—反应”、列文森的“传统—现代”和柯文“以中国为中心”后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的新视角。“全球地域化”是一个强调兼具双向及互动关系的概念。它不仅关注“全球化”，也关注“地域化”，更寻求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指出，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是一种涉及全球地域性的研究。其一，它必须是涉及地域性的研究，从中国不同地区的档案及文献中整理资料进行研究；其二，教会大学是由西方不同差会，宗派教会，甚至是不同国家的基督教团体联合创办的，因此教会大学史研究是涉及跨地区、跨文化、跨语言的研究。[※注]

早期现代化的一项突出内容是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这也是教会教育最受肯定的方面。分别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教会大学进入中国的历史背景、方式、时间特征及对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深刻影响。指出中国教会大学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产物，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气息和自身特点，其对高等教育规律的认识和丰富多彩的办学实践，至今仍不失为高等教育的模范，在文化大融合的今天重新来探讨它，既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其中如黄新宪从五个方面总结了教会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中的意义：（1）教会大学以西方大学为榜样，建立了高效率的学校管理体制，设置了综合性的院系机构，同时集中力量办好一批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系科，从而促进了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早期现代化。（2）教会大学普遍重视教学、研究、推广三者的结合，并将之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从而具有培养人才、发展学校、服务社会的功能，促进了高等教育职能的早期现代化。（3）教会大学在宗教信仰、思想观念、师生关系、社团活动等方面采取较为开明的态度，从而增强了学校的凝聚力。（4）教会大学注意培养学生严谨笃实的学习精神，严格考评制度，实行奖优汰劣，促进了学风建设的早期现代化。（5）教会大学突破传统办学模式的局限，通过校系间的联合办学，以克服自身办学条件之不足，提高了教育水准，其成功的实践为现代大学间的相互协作提供了有益借鉴。田正平（2004）的文章指出，中国教会大学萌发于19世纪80年代，在20世纪初得到初步发展，至1952年所有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收归国有。70多年间，外国差会在中国陆续创办的被公认属于高等教育机构的教会大学有近20所。这些教会大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吸引各地的青年，并把他们置于基督教和基督教文明影响之下最有效的手段；另一方面，作为受到不平等条约保护、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中外教育交流的载体，在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以各种方式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主要从两个方面推动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产生：（1）教会大学的产生是传教士主动改变传教策略，以便更好地实现使中国基督化的产物，它在客观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变革对西学和专门人才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教会大学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提供了一种模式。（2）教会大学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提供了一批管理人才和教学人才，他们在教会大学（或教会学校）所获得的经验、学识，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初创时期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注]

李楚材编的《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是一部有关教会教育的历史资料集，重点记录了教会教育的起源、目的、内容、方法、办学模式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为教会教育研究提供了基础性资料源头。[※注]王立诚的《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沪江大学在华的发展历史，也是美国对华文化渗透的过程与中国社会包容、吸纳外来文化的过程，是两者交汇融合的过程。[※注]章博的《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基督教大学的发展：以华中大学为中心的研究》，将基督教大学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分析了基督教大学与西方教会和中国政府的关系，研究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在中国化、世俗化、国立化潮流中华中大学的应对之策和自存之道。[※注]值得注意的是，教会大学个案的研究已经成为博硕士论文的选题方向。

美国作为对华传教最积极的国家，王立新指出20世纪上半叶是其在华扩张的鼎盛时期。在这一大背景下，作为基督教传教运动一个组成部分的美国在华高等教育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对现代中国社会和教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王文论述了美国教会在华高等教育在这一时期获得发展的背景与动机、情况及特点，并对其对中国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影响和作用作了分析。[※注]

教会大学与中国文化变迁之间的作用如何?黄新宪认为教会大学与文化变迁的关系十分密切，指出教会大学主要是通过文化创新、文化传播和文化迁移等方式来促进文化变迁的。[※注]陈文远的《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的功能演变及原因探究》则认为一百多年间，中国教会大学逐渐由带有政治目的的传教工具演变成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推进器。中国教会大学功能的演变固然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但中国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使其功能的演变有着必然性。[※注]

成立于16世纪末期的澳门圣保禄学院，对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澳门圣保禄学院（Colegio de S.Paulo）创建于1594年，于1762年关闭，前后共168年的历史。文章指出，圣保禄学院在澳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其存在的168年间，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培养了一大批在沟通东、西文化方面颇有作为的历史文化名人。它既是一所高等学校，又是一座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是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大门，它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对澳门、内地以及整个远东地区的历史、文化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尤其对中国的近代教育影响更大。确定它在澳门历史和中国教育史的地位——远东传教士的摇篮、西学东渐的基地和欧洲中国学奠基者，是十分必要的。[※注]

二 新教教会大学研究

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一所大学，以教育质量高而著称，多位学者分别讨论了大学的建立、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及学校的结束。熊月之、周武的文章作为《圣约翰大学史》一书的前言，对圣约翰大学的办学特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对其办学特色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圣约翰大学曾经寄托着万千学子的憧憬和梦想，享有“东方的哈佛”之美誉，无论在上海城市史上还是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都占有突出的地位。圣约翰大学从1879年创设，到1952年9月被裁撤，持续73年。圣约翰大学经过不断的改革与完善，逐步确立了自成一体的大学教育体系，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一种体制的保障。正是在这种大学教育体制的保障下，圣约翰的教育质量迅速得到提高，在中国教会大学中声名鹊起，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名校。据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调查，服务于社会各个行业的圣约翰学生“记录之优良”，胜过任何一所教会大学。[※注]

20世纪20年代后，作为教会大学早期代表的圣约翰大学和后期代表的燕京大学，面对中国变革中的社会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前者固守自身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消极应对；后者主动调适，努力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同的发展方针为两校带来了不同的结果，一个走向衰败，一个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机遇。但是有关燕京大学的研究，多以司徒雷登为中心，针对大学本身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注]

王国平、郭萍和冯勇对美国监理会在苏州创办的东吴大学的创建过程与其历史地位进行了分析。[※注]黄涛、刘锡涛则分析了福建地区规模最大的教会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的筹建过程。[※注]张美、鲁娜和陶飞亚、曲宁宁以基督教新教在山东乃至全国建立的最早的教会大学——登州文会馆为对象，对由登州文会馆演变而来的齐鲁大学的研究现状及其历史意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讨论了其对山东教育近代化产生的深远影响。[※注]

章博对华中地区教学最好的教会大学的创办过程、办学特点进行了分析。张丽萍以华西协合大学为例讨论了20世纪初教会大学纷纷创建的内在原因。文章指出，1912年民元前后，为中国教会大学频繁创办时期。教会大学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也是“跨文化互动”的产物。配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一些内在因素对教会大学的发生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如19世纪末欧美的社会福音运动，带动教育传教士来华，为教会大学准备了“办学资源”。基督教在华初级、中级教育的规模化，为教会大学的发生准备了条件；海外捐助的增加，为教会大学提供了财政支援等。文章最后指出，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基督教大学的兴办热潮宣告结束。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教会大学的分布及数量，足以满足区域教育的需要，在一些省区出现了饱和的状态，并有裁并大学的呼声，如1920年华西基督教教育会将办学重心从以前的“推广范围”转向“将已有者发展至完善地步”。（2）为了维持已办的大学，教会已无力组建新的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孤立主义抬头，海外宣教运动的热忱也随之锐减，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更是令其自顾不暇，对华文教事业的投入也颇艰难。1933年美国平信徒调查团已觉察海外宣教事业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指出海外宣道事业运动主要是依靠临时捐款维系，并没有固定的基金，近来“捐款的数目渐渐减少，各宗派所组织的宣教事业机关，在各方面遇见严重的问题”。（3）中国公、私立大学日渐完善，教会学校逐渐在数量上失去优势，社会影响也难与国内著名大学相抗衡。此时，西方国家教士有关基督教教育“在中国有没有一个长久存在的地位”的疑问，就反映出这种挫折感和失落感。为了解困舒压，办学重心也转变为“由数量到质量”。[※注]

岭南大学是创建于广州的一所教会大学。夏泉、徐天舒研究了岭南大学的一个特别之处。与其他教会大学不同，岭南大学的经费不是由基督教差会提供的，而是政府补助、社会团体和华侨捐款所占比例较大，其特点在于经费来源地域广泛、主体多样、方式多元。岭南大学经费筹措受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诸多因素的影响。[※注]

三 天主教大学研究

针对天主教在中国兴办的高等教育机构，研究的论文相对较少，也缺少专著。天津工商学院是近代中法教育交流的硕果之一，它引进了近代西方尤其是法国的师资、教学课程、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有利于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注]辅仁大学作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所天主教大学，主要是在中国籍天主教领袖英敛之、马相伯等人的大力呼吁、发起下创建的，其创办过程十分漫长、艰难，筚路蓝缕，颇费周折。英敛之、马相伯等人发起创建天主教辅仁大学的意图是明显针对当时外国天主教势力的蒙昧主义、殖民主义和法国保教权，具有“教育救国”的思想特点，闪耀着爱国、爱教的可贵精神。这一办学精神后来被校长陈垣一直坚持。[※注]

在发展演变过程中，震旦大学从天主教大学逐步转变为一所世俗性的高等教育机构，而且具有鲜明的法国教育特色，反映了法兰西民族对文化教育事业的一贯重视。震旦大学在学科设置上与法国传统学科的呼应、对本国语言的重视，政府和工商界对文化活动的参与和支持，是法国从古至今一以贯之的传统，充分体现了植根于法兰西民族的一种文化禀性。[※注]刘贤的《两所大学与两个时代：天主教震旦大学与辅仁大学比较（1903—1937）》指出，这两所天主教大学，在性质上前者为耶稣会所有，后者为教宗直属，由不同修会先后办理。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上存在着很大差异，代表了中国近代天主教的两个时代，即殖民时代与本色化时代的不同色彩。[※注]

单冠初通过对非宗教机构在华开办的大学——东亚同文书院与教会大学进行比较，指出这两类政府主导设立与民间机构兴办大学，在政治背景上存在着差异。[※注]巨玉霞、张亚群分析了教会大学的办学特点，如实行单独考试，就近招生；生源主要来自上层社会、教会中学和基督徒的子女；本科与研究生招生相衔接；招生形式多样，重视短期培训。这些招生特点既与同期国人自办的公、私立大学存在某些共性，也反映了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教会办学的特殊要求与独立性。[※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