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
第四节 教会中小学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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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会大学相比，有关基督宗教在华创办中学、小学及幼儿园等不同教育阶段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尤其是有关教会小学、幼儿园的研究，截至目前，尚未见到学术性较强的研究论文出现，可以认为仍处于空白状态。其中胡卫清的《晚清基督教中等学校课程研究》一文，通过对晚清教会中学的哲学宗教、地理、历史、科学、语言等课程的开设、教材及教授方法等方面的梳理后，发现教会学校的课程与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几乎没有延续关系，传教士们积极讲授的是西方知识体系下的科学和文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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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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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 教会学校 传教士 知识体系 学校 格致 教育史 学术性 宗教 天主教 教会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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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教会中小学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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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会大学相比，有关基督宗教在华创办中学、小学及幼儿园等不同教育阶段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尤其是有关教会小学、幼儿园的研究，截至目前，尚未见到学术性较强的研究论文出现，可以认为仍处于空白状态。而有关教会中学的学术性研究，也显得分散、缺乏系统性研究。已有研究成果，在研究对象上也过于集中在部分地区、部分学校，多数教会中学尚未见“学术性研究”成果。与大学研究相比较，教会中小学档案、文献更为分散，毁失情况严重，造成研究上的困难更大，收集、整理和利用教会中小学国外母会所收藏资料，成为一种必要的选择。但是，在教育史领域，中小学、幼儿园向来不是研究的重点，在教会学校研究上也如是，机构和学者如开展系统研究，某种程度上来说，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
中国基督教中等教育迄今为止尚未见任何通史性或专题性研究专著，无论中文或外文。仅见的是外国学者有个别论文涉及这个问题。在教会大学或基督教教育的通史研究中，作为基督教教育的铺垫性研究，在高时良主编的《中国教会学校史》和史静寰的《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等书中，有专章谈到“中学教育”的问题。最早发表的论文是姬红的《北京地区美国基督教教会中学研究》，这是她在北京大学的硕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尹文涓主编的《基督教与中国近代中等教育》，是迄今唯一以基督教中学教育为主题的论文集。其中胡卫清的《晚清基督教中等学校课程研究》一文，通过对晚清教会中学的哲学宗教、地理、历史、科学、语言等课程的开设、教材及教授方法等方面的梳理后，发现教会学校的课程与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几乎没有延续关系，传教士们积极讲授的是西方知识体系下的科学和文化，积极致力于各学科术语体系的构建。因此，在基督教教育体系中并不存在耶稣与孔子的对峙，传统知识并没有与近代知识对接的轨道。中国基督教教育是西方同类教育体制的移植，它在摒弃传统中国知识体系的同时，提供了一套新知识体系的备选方案，成为改革旧知识体系和教育体系的先驱作用。刘家峰的《中国基督教中学的农业教育与乡村建设》，对基督教农业教育参与中国乡村建设的起始、教会、基督教教育界及各地方对乡村建设理念的回应，以及各基督教中学参与乡村建设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刘天路和赵颖合作的《教会中学的中国进程及其命运》，指出为谋求学校的发展和应对中国自办教育的挑战，教会中学从一开始就在课程设置和学校管理等诸多方面，都有意识地采取了本土化的措施。张永广的《华中大学与中华区基督教中学关系述论》，打通了基督教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界限，描述了华中地区高等和中等教育之间“同根共祖”的关系，以及在多方面的协作和互助，为更全面地理解基督教教育系统提供了很好的依据。[※注]
一 新教中等教育研究
1912年9月17日，中国东部和中部第一所美国学校——上海美国学校正式建立。它的创办是在华美国传教士多年努力的结果，包括前期的调研、协商以及敦促美国和加拿大海外传教士差会大会批准、寻求美国国内差会资助等，他们都不遗余力。它的创办不仅解决了在中国东部和中部工作的美国传教士子女的受教育问题，而且成为中美友谊的重要见证。[※注]
姬虹对北京地区八所美国教会中学的历史进项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是目前仅见的针对北京教会中学的研究论文。进入20世纪20年代，经过传教士数十年的经营，八所学校都已初见规模，有良好的校舍，师生人数也不断增长，而且学校业已走完了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大学的历程。20世纪20年代教会教育方针的调整，无疑为教会中学的发展提供了较充分的条件，同时，这种发展与社会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相对稳定，对于教会学校采取了比较明智的政策。政府一方面通过法令要求外国人所办学校必须立案注册，纳入国家教育系统，学校不允许传播宗教；另一方面，只要学校在政府立案，政府对学校事务并不多加干涉，只定期派员视察而已，对于学校仍然存在的宗教活动，也不多加干涉。因此，对于教会学校既用严法约束又给予相当自由，无疑是促进了学校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学校的教育功能日益突出、宗教功能日益减弱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更为明显，这不是传教士办学的初衷，却是产生的客观社会效应。[※注]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位于上海的格致书院具有重要的影响。关于其研究，学者们发表了一批较高质量的论文，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学术热点。多位学者分别从多个角度，研究了格致书院的历史、办学特点及历史作用。郝炳建在文章中指出，上海格致书院是经外国人倡议，由中西各方人士共同创建的一个新型的教育机构，自其倡议筹建到停办，历时达40年之久。其办学宗旨是为华人了解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其办学经费来自中外各界人士的捐助，其管理方式采取董事会管理制，其教学内容包括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时务、文化、教育等，其中科学技术是最主要的教学内容，其教学方法以自学为主，以讲授为辅，以科学实验及演示为重要教学手段。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上海格致书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新型教育机构，格致书院兼具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所、科学普及社等多种教育功能。这些创新既向中国传统教育提出挑战，也显现出中国民间教育的新变化，具有开风气之先的重要意义。张华腾以另一所学校——中西书院为对象，指出它为洋务运动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人才，学校的教学管理经验是近代教育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注]
二 天主教中等教育机构
有关天主教兴办的中等教育机构，几篇论文讨论了位于上海的天主教中学。施扣柱通过对历史文献和大量口述资料的解读，对近代一所著名的在华在沪天主教中学——圣芳济学院的管理模式进行了探索和总结，认为该校在宗教信仰方面所实行的相对宽松自由和开明的管理方针，使其宗教气氛比一些新教学校还要淡薄。其在学业管理和纪律管理领域采取相当严格的精英教育路数，但有诸多细致入微的人性关怀之缓冲。在讲究管理细节的同时，该校还注意到管理的有效性和高效性。这种真实面相之揭示，为比较如实、客观、公正地认识当年在华天主教会中等学校提供了历史的实例，也给今人继续探索学校管理模式、再创教育辉煌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注]而俄国传教团在华办学大多规模偏小，存在时间不长，在人才培养上也少有建树。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俄国政府从未将传播东正教置于对华政策的首要地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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