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
三 新教教育机构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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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学历教育外，针对特定人群的专业教育，也是传教士没有放弃的领域。中国早期盲人及聋哑人教学机构的设立，与传教士有着密切的关系。郭卫东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与中国盲文体系的演进》认为，盲文的产生为盲人打开了认识光明世界的门扉，为盲人教育开辟了通衢，而近代的盲人特殊教育又与人性尊严、人权神圣和人类平等不可或分地联结在一起，人类的文明形态因特殊教育的出现迈进了一大步。中国盲文由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率先引入创制，由康熙盲字到大卫·希尔等诸种盲文法，再到心目克明。针对中国传统社会,基督教传教士对于妇女的态度更加开明，各类教会机构针对妇女兴办各类教育事业，对中国妇女解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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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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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 职业教育 教会学校 盲文 来华 盲人 教学语言 教育机构 中学 新教 语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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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教教育机构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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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学校外，基督教其他教育机构的研究也开始出现。其中张龙平的两篇文章，以全国性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为重点，讨论了其发展、作为及在抗日战争中的处境。巴敦调查团（China Educational Commission）来华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基督教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自1914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首倡调查团来华，至1921年9月正式来华，中西基督教界为此前后酝酿了七年之久。在此期间，以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为首，在调查团来华的人事安排、经费落实、先期调查、资料整理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价值是将中国基督教教育的现状及未来走向通过调查团之口传达给西方，进而影响中西基督教界。而抗日战争的爆发重创了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组织与活动，使其与其他文教机构一样经历了漫长的迁移过程。在此期间，教育会利用其沟通中西、沟通教俗的特殊性，组织人力与财力，通过开展中学救助、大学规划、宗教建设等活动来展现自己作为中国基督教教育领导者应尽的义务。战后教育会完成回迁与重建，踌躇满志以图东山再起，但无奈时过境迁，教育会步履维艰。[※注]
仇华飞和张龙平介绍了1835年成立的中国最早的教育社团——马礼逊教育会的历史与主要活动。仇文首先介绍了马礼逊教育会的创建始末及其宗旨，叙述了澳门马礼逊学校的创办过程及其对教育传教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鸦片战争前，尤其是美国传教士把来华进行教育传教视为向异教徒传播西方基督教文明的重要途径。这种办学形式在客观上不能不冲击当时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使科举制向现代方向转化，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创办，1872年容阂带领幼童留学美国等，无疑是受到相关的影响。马礼逊教育会是近代第一个组织完善的传教士教育社团，“商教合作”的经济运作模式、“理事会制”的制度运作模式和年会的活动方式，是它赖以生存的基础。[※注]
自教会学校在中国出现后，教学语言的选择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基督宗教各派别在中国建立的各类教育机构中，基督教组织开办设立的教育机构数量最多，在教学语言上，特别是在早期教会学校中，选择英语为教学语言的教学机构、课程最多，特别是在教会大学、中学，这种情形更为普遍。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教学语言更多选择民族语言或外语，而不采用汉语。在使用汉语的学校中，仅仅规定使用汉文，至于在口语方面使用国语还是方言进行教学，并没有硬性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传教士出于传教效果的目的，更倾向于汉语方言的使用，包括为之创制方言罗马字拼音文字等。教育语言的选定，是一个反映多种深层关系的问题，特别是在近现代中国，更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在教会学校方面，语言问题涉及宗教传播、文化媒介、社会心态、政治和民族情感等多种因素，具有很强的研究意义，逐渐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陆续有一些研究文献发表。
为纪念基督教新教第一位来华传教士马礼逊，西方在华侨民于1836年在广州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并于1839年在澳门创办了马礼逊学校，将英语教学正式引入中国学校教育。[※注]胡小君的《浅论民国时期教会中学的英语教学》指出，近代中国的外语教育产生于教会学校特别是教会中学。民国前期，教会中学英语教学取得了不断的发展，师资来源和教材的选用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教学方法也有重大改革，教学效果明显优于当时的公立中学。抗战以后，教会中学英语教学的正常发展趋势被打断，处于停滞和混乱的状态。[※注]张广勇认为，晚清教会学校的“英语争论”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教会传教首先面临语言的选择问题，即选用英语还是汉语；二是教会内部对教会学校教学目的的理解和实现手段存在分歧。英语派最终取得胜利则是当时西方“语言优越”论的胜利，同时也是对晚清社会“英语需求”的一种“被迫”回应。[※注]
此外，米镇波、苏全有的《清代俄国来华留学生问题初探》讨论了一个较为特殊的领域，即外国基督教神职人员到中国学习的问题。清代来华俄国留学生（主要由东正教神职人员构成）问题是中俄关系史特别是文化交流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文章就1840年以前，清代俄国来华留学生问题做一初步研究，探讨的内容涉及俄国留学生来华学习的历史背景；他们来华所走的路线，来华学生人数的统计及总名单一览，他们在华学习和生活的概况以及他们在中俄关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文章指出，由于种种原因，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非常薄弱，甚至可以说几乎还没有展开研究。国内许多有关留学生运动史的著作，内容仅限于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事，而关于外国人来华学习的历史却没有专门的研究。米、苏二人的论文也是截至目前，笔者所见大陆地区学者对来华留学的基督教背景留学生进行研究的唯一论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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