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基督教人物与基督教教育的关系主要集中在教会大学领域，其他教育领域研究尚为少见。有关基督宗教教育人物，主要包括两部分人物，一部分是有基督宗教背景或身份、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士，如传教士、教徒等，另一部分是专门从事基督宗教教育的人士。在以往的研究中，第一部分人物多被研究者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其基督教背景，更强调其职业属性，如司徒雷登的传教士身份，吴贻芳、刘湛恩、陶行知等人的基督徒身份等，实际上这些人物并不少为人知，但是其基督教背景并不被多数人所知。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陆地区的研究者也逐渐从基督宗教角度对相关人物展开研究，并逐渐产生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至于第二部分专业基督教教育工作者，由于涉及更多的基督教、神学、宗教学等专门领域，基本上还未被大陆地区学术界普遍关注，仅有少量教会内部学者开展过相关研究，发表了少量论文。从已发表研究文献看，涉及基督教（新教）教育人物最多，天主教较少，东正教尚属空白。

一 教育传教士

顾长声的《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从众多的传教士中选取了29位，分别立传，关于他们的基本生平和活动情况提供了很多资料，其中对早期来华的传教士更重视，该书内容详细，可读性很强，开始了从个人传记角度研究传教士的方法。[※注]史静寰的《狄考文与司徒雷登在华教育活动》是最早研究教育传教士的专著，资料丰富，视角独特，抛开了过去研究者更为关注的传教士的政治含义，详细论述了他们在华的教育活动，开启了关注教育传教士的各种意义的研究。[※注]

20世纪90年代初期，张建华较早地发表了论文，从分析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谢卫楼（D.Z.Sheffield）所从事的教育活动的过程，引发了对教育传教士的评价问题的看法。首先，近代中西关系是不平等的。在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来华西方传教士的传教和教育活动，从始至终都是在中西关系不平等的背景下进行的，是受不平等条约保护的。我们看到，谢卫楼自觉地利用不平等条约，要求西方列强保护和帮助教会和教会学校在中国扩张势力，这实际上构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部分内容。在上述认识的前提下，我们也应该承认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的教育活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如何准确评价它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是摆在学术界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谢卫楼对学校的宗教性质和宗教目标的强调达到了极端的程度。但他的学生在接受基督教的同时也在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熏陶，在接受教会工作训练的同时也接受了一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他用中文编写了一批教科书，提出发明中文打字机的任务，这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上，都是值得肯定的成绩。[※注]

在基督教教育人物中，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人物，他参与创办了燕京大学，对学校的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不同角度对他展开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都比较多。司徒雷登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期间，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高等教育思想并积极将其落实到教学实践中，使燕京大学在短短几年发展成了国内外著名的高校。[※注]关于司徒雷登的研究很多，有多本传记与研究专著，内容更多侧重的都是他与中国政治的关系，其中郝平的《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是颇受好评的一本。[※注]而程宗家翻译的司徒雷登的自传《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则描述了作为传教士的司徒雷登对宗教和传教运动、传教运动与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非常富有启发性。[※注]

圣约翰大学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有关其校长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的研究，也是一个相对热点。项建英指出，卜舫济以“生命之丰富”和“性格之培养”作为大学教育宗旨，他把训练学生成为“未来领袖”和“司令官”作为大学教育的目标。余骏一文比较了圣约翰大学卜舫济和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两位著名教育家在教育理念上的异同，指出他们的执掌校政之道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注]

1882年来华英国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在温州传教的同时兴办新式学堂、医院，尤其是苏氏所办的艺文学堂开温州新学之先，对温州教育的近代化起到了示范、普及和启蒙的作用，对温州文化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也是温州近代文化交流史上一件令人瞩目的事件。回国后任牛津大学中文教授的苏慧廉，继续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介绍，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实际贡献。[※注]

吴青的《何明华与基督徒学生活动之研究》指出，香港圣公会第七任英籍会督何明华（Ronald Owen Hall）是一位香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华历时44年，亲身经历和见证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变迁，他与中国的渊源始于基督徒学生活动，该活动深刻影响了他的一生。[※注]

校友会是西方教育的产物，1900年创建的圣约翰同学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校友会组织，同学、校友代替了科举时代的“同年”，成为人际关系网络建构的重要依托。圣约翰大学校友会的案例向我们证明，校友会不仅是学生校园生活的延续，而且也不再单纯是为校方提供经济资助的来源。校友在为母校发展贡献力量以及母校为校友服务这两方面相互发挥作用，成为近现代学校校友会的主要内涵。校友会的作用不仅体现在为母校提供经济资助这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校友会如何为校友提供各项服务，如何在走出校门后以满足大学和校友的多方位需求。[※注]

二 华人教育家

吴梓明组织编写了《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收录的校长包括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等。[※注]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刘湛恩是沪江大学第一任中国籍校长，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一向以教育救国为宗旨，31 岁时就出任沪江大学校长，还办夜大学、特别师范班、附属中学和沪东公社，倡导职业教育、业余教育，为国家培养人才。由于坚持抗战理念，于1938年4月7日遭日本特务暗杀。刘湛恩和其他抗日人物的牺牲，更激发了当时上海人民的抗日斗志。[※注]

吴贻芳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女教育家，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20多年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女子高等教育思想，其思想蕴含着“厚生”务实、服务社会、以人为本的精神。吴贻芳的教育思想对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她所推行的一系列教学措施和管理措施，对于我们今天从事大学管理和人才培养工作仍具有启示作用。[※注]

平欲晓、张生以“中国教会大学中最好的两所大学”之一的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为中心，揭示了陈裕光与学校密不可分的关系。陈才俊在文章中指出，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教会大学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风起云涌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汹涌澎湃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导致不可阻挡的教会大学“中国化”进程，其显著标志之一便是华人掌管学校。陈裕光执治金陵大学的“中国化”过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教育管理的“中国化”、办学理念的“中国化”、教育目的的“中国化”。文章最后指出，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于中国的华人执掌教会大学及教会大学“中国化”潮流，亦是时代与社会发展使然。[※注]

在天主教教育方面，马相伯是中国近代三所大学（震旦学院、复旦大学和辅仁大学）的创始人和发起者。他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改革的长期探索，以及由此而深入思考的近代大学理想、教育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等问题，均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注]

前述人物可以被称为基督教教育家，而有关信仰基督教学者与基督宗教教育的关系研究，主要又探讨了其基督教信仰与其所接受教育之间的关系。余子侠在其长文中指出，陶行知这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青少年时代曾长期地接受教会学校教育的熏陶，且一度“成为一个基督徒”。在探讨教会学校及教育产品究竟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应，以及教会教育的“中华归主”的目标实现的程度如何时，他无疑是一位极富代表性和颇有说服力的典型人物。文章认为，陶行知经过了20世纪20年代那场民族主义的“反基”运动的洗礼，其时正积极投身平民教育运动后又转而乡村教育运动的陶行知，对早年曾受教其中的教会教育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尤其深入乡村社会从事试验乡教改造事业后，再也无人提及见到他的住所悬挂的那种带有某种象征的基督耶稣的画像。早年教会教育留给他的教益，在道德修持方面，恐怕就只有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和博爱天下的兼爱思想。即使1929年由教会创办的圣约翰大学赠予他的科学博士学位，也是因为他用了这种思想和精神所取得的事业成就，在荣誉方面所获得的一种报偿。[※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