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宗教与近代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同时期进入中国的各基督教宗派，都把开展卫生工作作为传教事业的重要手段。天主教自明末进入中国后，传教士开始把西方医学的主要方法、观点介绍到中国，用汉文、满文翻译编纂介绍西医的书籍。清朝中后期后，开始在澳门、香港及内地兴建医疗设施，直接开展医疗服务工作。东正教的主要传教基地在北京，在其兴办的各种机构中，也包含医疗服务机构。基督教进入中国后，医疗传教一直是其主要传教手段之一，从医学传教士个人提供服务，到建立诊所、医院，开展多种医疗服务。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医院逐渐在中国的大多数省市建立，其提供的服务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接受，西医逐渐在中国得到认可与发展。

基督宗教与中国医学的“现代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现代临床医学、护理学、公共卫生学和西医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在华基督宗教传教士和教会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现代卫生事业是伴随着基督宗教进入中国而成长、发展起来的。这种密切的关系，为中国基督教研究学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这部分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点。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7年底的近30年时间里，相关专题研究很少。研究方向及成果主要定位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或仅仅从近代西方对中国科学、教育、文化、社会事业一般影响的角度予以论述，刻意淡化了其中的基督宗教因素。

1978年后的相关研究中，基督宗教对明、清及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逐渐被学术界承认，研究成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涉及领域上，都是前30年多不能比拟的。这些研究书籍或文章中，对于基督宗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大都给予了正面的、积极的评价。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些研究中逐渐显现出对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影响，特别是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领域的作用“过誉化”倾向。一些研究者无视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大环境，研究取向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背离了学术研究所应秉承的客观、公正原则。

在新中国早期有关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的研究中，论文较少，多在专著中以章节的形式论及，这些文章对外国医生的影响及评价多局限在其专业身份上，传教士背景及其终极工作目的被有意或无意忽略。但教会医疗机构的背景，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强化，以突出其“侵略”的本质。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在论述近代美国对华进行文化侵略时，将教会学校、教会医院、麻风病院等传教事业均看成文化侵略的重要表现。李时岳的《中国近代反洋教运动》，将教会医院视为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认为是传教的一种“钩饵”。[※注]

宋大仁的《美帝利用医药侵华的黑幕》、王吉民的《伯驾利用医药侵华史实》和顾杏元的《基督教会医院与帝国主义侵略》，是目前仅见的1978年以前在历史学专业期刊发表的讨论外国在华医疗事业的论文。宋文分为侵华先锋伯驾（Peter Parker）办医院的杀人罪行、办学校的恶毒阴谋、倾销劣药、偷窃孙中山肝脏私制标本、劫夺“北京人”、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主要指在朝鲜地区的细菌战）、结语七个部分。这篇文章反映了当时中国大陆地区学术界对于基督教医学传教活动，特别是与美国传教士相关活动的主流政治判断。文章在结论中认为，一百多年来，美帝利用医药传教，有着极明显的政治阴谋，其主要代表性人物及从事的活动，罪大恶极，它是中国人民最凶狠的敌人。文章的叙述和结论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尽管所叙史实中有相当部分是实际发生过的，但是存在断章取义的问题，可以被视作特定历史时期政治影响学术研究的例证。[※注]从另一个角度看，政治影响学术是不可避免的，如同近年来的基督教研究一样，许多研究也是被“政治观念”所先行支配的。

1978年以后，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其他基督宗教史研究领域一样，逐渐被人重视，研究成果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医生“救死扶伤”的特性，可以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这导致了对其研究的“安全性”，越来越多的学者涉足于此重要但空白巨大的领域。一些存续至今的、脱胎于教会医疗机构的医院，为强调其在历史、学术及临床水准上的承续，也倾向于强化其“教会医院”背景。客观上这些医院的医疗科研水平多处于相对较高的位置，这种刻意追寻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影响，也导致其在文化史、医学史研究上被重视。但是从宗教史角度所开展的研究并不多见。

以下择重对几个研究重点领域的成果进行一个梳理与评价。

第一节 基督宗教与近代医疗卫生

在有关西洋医学在中国传播的总体分析方面，赵璞珊的《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一文是改革开放后较早发表的相关文章。有关西洋医学传入中国的史实研究，是医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一种不同于中医的医学体系传播和发展的过程”。该文对自明代后期300年间西洋医学在中国不同阶段的传播历程进行了梳理与总结，从四个方面进行了介绍：（1）明代后期至清初西洋医学的传入，介绍了传教士文献中有关人体生理的记述和关于西洋医事制度与设施方面的介绍。（2）介绍17世纪后，以金鸡纳为代表的药物的输入过程和方式。（3）鸦片战争前、后西洋医学的传播，包括吸收留学生、兴办医院、举办医学校、翻译西洋医学书籍、创办西医的刊物、开办药厂等内容。（4）分析了清末时期国人对西洋医学所持的态度，包括1865年在同文馆增设医科，聘请外籍教习，改良派人士对西医的介绍、鼓吹和参与，医学组织的建立和医学刊物出版等内容。[※注]

一 医学与传教

李传斌的《条约特权制度下的医疗事业：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1835—1937》，该书不仅全面考察了基督教医疗事业在华的历史演变，同时还考察了基督教医疗事业对近代中国政治、中西文化交流、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等所产生的影响，肯定了基督教医疗事业在中国医疗现代化乃至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资料挖掘用力，对该领域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注]何小莲的《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论述了基督教医疗事业在中国引起的文化、思想和制度的变迁，探讨了西方医疗与医院制度进入中国后，对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医疗系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文章从“医家”到“医院”的医疗空间的转换过程、教会医院的示范效应、教会医院与人道主义三方面进行了论述，指出这项新事物引起中国医疗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也引起医疗观念的重大变化，包括从医家到医院的医疗空间转换、医患关系的变化、医生对患者生理与心理的兼顾关怀、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医疗重视。这种变化不只是医疗制度的变革，也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意义，提升了患者作为人在医疗系统中的地位，体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精神。[※注]

张慰丰的《早期西洋医学传入史略》以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为背景，追溯了自汉唐至明清时代西洋医学传入我国的史事。其中叙述了唐代景教传入我国后，传教士僧崇一、秦鸣鹤等人从事医疗活动的资料。这非常少见。[※注]

陈建明首先从宏观的角度叙述了近代基督教团体、传教士在华所开展的医疗事业，进而论述了这些活动与基督教慈善精神、传教活动以及社会改良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治病救人效法了耶稣基督生前的济世善举，既是一种有效的传教手段，同时也是一项有利民生的慈善事业”，教会举办医疗的主要目的本是以治病施药为手段，吸引中国百姓信仰基督教，但在客观上却缓解了乡村和边疆地区缺医少药的状况，推动了西方近代先进的医疗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培养了人们的公共卫生意识，促进了中国社会风俗的改良。[※注]

郝先中的《西医东渐与中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肇始》对主要经由传教士传入中国的整个过程及意义予以总结，认为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整体传播，尤其是学科和体制的整体移植，改变了存在数千年的、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虽然中国人对西医的认同远不及其他科学技术深刻，且相对为晚又历经艰难，但凭借执着的追求和不懈的努力，西医还是顺理成章地走进了中国人的寻常生活，并以大潮奔涌之势冲击与撼动了中国传统医学。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出现中西医并存的医疗格局，现代医疗制度、公共卫生事业逐渐确立，中国人的医疗观念也发生了转变，这倒是不争的事实。[※注]

田涛的《清末民初在华基督教医疗卫生事业及其专业化》认为，医学传教是在华基督教仅次于布道、教育的第三种主要传教手段。伴随着中国门户主动与被动的开放，基督教快速进入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兴办医疗事业对传教效果所产生的正面影响，逐渐被传教士积极地利用，以期使中国民众更积极主动地接受基督教，医学传教在清末民初得到了迅速发展，并逐渐系统化、专业化。田涛从教会医院发展概况，开展医学教育、医学典籍编译和医疗活动，医学事业的专业化过程及社会效应等方面进行了一个系统的梳理与评价，认为医疗活动是在华基督教事业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它的开创和发展在本意上是为了服务于基督教事业，但在客观上却为中国人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注]

正如研究者所言，在医学传教活动中，一方面由于传教士与当地华人社会所持态度与要求的差异，造成初衷与实际结果的背离与分化，增加了传教活动本身在中国的不确定性，但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更为显著。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对于基督教及传教士的态度，也影响着基督教进入中国的程度及传教士本人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解与接受。医学传教对于中国社会、文化习俗所产生的影响，更多的是体现在其“世俗性”，而非其“宗教性”。针对传教士与本地华人社会对于医学传教态度与行为上的“微妙互动”、华人社会中不同阶层人士对于这一活动的不同看法，以及这种行为所产生的最终社会影响，也有学者开始关注。胡成的研究具有代表性意义，其《何以心系中国：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1835—1911）》一文指出，中国地方社会和普通民众对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接纳和善待，深刻影响到这些随不平等条约而强行闯入的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重新认识和文化反省。近代来华的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其记述中较多地记载了他们初到一地，虽曾遇到当地士绅和官府的排斥，却也得到一些普通民众的热心帮助；随着熟悉和了解程度的加深，他们与中国地方社会、普通民众多能成为和睦相处乃至相扶相助的邻里街坊。此外，由于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华的社会生活条件优于西方，医疗工作得到当地社会和普通民众的高度尊敬与慷慨捐助，致使他们很多人“心系中国”。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中国社会取得成功，并非仅由于西方近代医学在治疗方面的优越及其个人的奉献精神，还在于中国作为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社会，普通民众的质朴、善良和地方社会的慈善传统。[※注]

二 医学传教与中国医学近代化

胡成的《晚清西医东渐与华人当地社会的推动》则从华人社会的角度，重点分析了华人社会对于西医及基督教不同的接受特征。胡成指出，“此前对于19世纪以来‘西医东渐’的研究，虽有学者已开始注意到西医为进入华人社会做出的文化适应和调整，然其叙述重心仍然聚焦于医疗传教士，并多少有些忽略中国当地社会的推动。应当注意的是，那些与医疗传教士交往的儒家读书人，所译西医著述文字典雅、古朴，较易被华人社会接受；华人助手承担了诊所和医院的大量诊治工作，采用中西医会通的治疗方法赢得了更多华人病家的信任；众多华人病家虽没有直接参与相关的医疗知识生产和传递，但前来就医，而非寻求宗教皈依，在一定程度上又提升了医疗传教士们开办诊所的普世意义”。在有关中国近代基督宗教史的研究中，“单边性”研究方式是一个问题，从“帝国主义侵略”到“现代化”和“良心”的代表，研究者一直在两个极端摇摆。特别是在有关教会事业史研究方面，如医学传教等，对事实的罗列远远大于对问题的分析。这种情形是本学科深入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注]

为近代基督宗教、基督宗教医疗事业在华发展的原因及影响寻找一种深层的理论解释，这种探讨是有益的、值得更多学者参与进来的。其中杜志章的探讨颇具特色，从四个角度讨论了基督教医疗事业进入中国的充分必要条件，即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国国力的衰落、西医的科学发展优势及非宗教外国医生在中国的先行示范作用。现代化则更是教会医学事业对于中国的影响的重点。[※注]

医学传教是基督教新教所采取的主要传教方式之一。在医学传教士进入中国开办医院、培训医护人员的过程中，传教士开始编写或翻译相应医学教材和读物，大量西方医学著作、医疗方法被引入中国，直接促进和影响了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在这些图书的编译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最重要问题，就是中西医学术语的翻译问题。近年来，一些从事医学传教研究的学者，开始注意到这一领域，并且对西方传教士在中文西医术语订立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介绍。赵璞珊认为，英国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编译、撰写的相关医学著作，是推动中国近代西医发展的一个重要开端。赵文分别介绍了合信的生平、著作，合撰者信息，并重点讨论了核心著作在中国的流布过程，指出自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合信的相关医学书籍对中国医学界“有着重大的影响”。[※注]孙琢指出，合信所翻译的西医书籍标志着西方医学理论正式输入近代中国，他编纂的《医学英华字释》是国内已知最早的英汉医学词汇专书，也是近代创立中文医学术语的首次尝试，对后来的西医书籍翻译有重要影响。[※注]

张大庆的《早期医学名词的统一工作：博医会的努力和影响》对近代中国医学术语规范化过程中博医会早期所做的工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文章指出，作为由来华医学传教士组成的医学团体，博医会早期曾经将中文医学名词的统一与标准化，作为其一项重要的工作。这些基础性工作的实践，对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注]李传斌则大致按照时间划分，以医学传教士与医学翻译名词的确定、中华博医会初期医学传教士的医学名词统一和民国年间医学传教士的医学名词统一三部分内容，探讨了医学传教士在从事近代西医翻译和西医教育的过程中，对近代中国医学名词的确定和统一所起的作用。李文指出，在1890年前，医学传教士就确定了部分中文西医名词。1890年后，这些传教士通过出版图书、期刊，成立专业性学术机构，有组织地开展中文医学名词统一活动。传教士在晚清时期西医名词的确定和统一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到了民国时期，随着中国本土西医资源的逐步丰富，传教士的作用逐渐弱化。李传斌认为医学传教士的医学名词统一工作经历了一个独自进行—寻求合作—与中国政府和民间团体合作—交由中国官方处理的特殊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医学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科学名词统一做出了较多贡献，并为医学翻译或医学教育所采用，对近代西医的传播和医疗事业的发展均有积极意义。但也要看到其中某些中国人的作用，因为许多医学传教士的翻译工作都是与中国人合作进行的，合信、嘉约翰、梅藤更的翻译工作分别得到了管嗣复、林湘东、刘铭之等中国人的协助。因此，医学传教士在科学名词统一中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外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注]

高晞对著名英国医学传教士德贞（John Dudgeon）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德贞在中国医学传教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他是协和医院的创立者之一，翻译出版了著名西医著作，对西医术语标准化有重要影响。[※注]她还解析了“解剖学”这一术语的定译过程。19世纪前，中国知识界以“全体学”指称“解剖学”，并经历了一场由“全体学”到“解剖学”的发展过程。文章指出以往将“解剖”一词说成由日本输入的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差不多在日本学界确定“解剖学”一词的时候，英国在华医学传教士、同文馆医学教习德贞于1886年翻译出版的《全体通考》已充分使用了“解剖”“解剖学”和“外科解剖学”等专业术语，用以阐述西方的身体知识和解剖学思想。《全体通考》所传达的科学思想、生命科学研究方法和思路，代表当时最先进的解剖科学研究方向，中国官方最终确定以“解剖学”命名这一学科领域。[※注]

卢萍的《中国近代出版的西医护理书籍》考证了近代西医护理书记的翻译出版史实，其中早期书籍的著述，多有传教士参与其中。牛亚华叙述了汉译西医书籍的东传（日传）过程，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问题。[※注]

基督宗教在中国周边日本、韩国、越南等地区的传播过程中，都有一个对汉语译本的吸收、借鉴甚至互鉴的过程。同时，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如蒙古文、维吾尔文等西医书籍翻译问题，至少在汉语学术文献中，尚未见到相关研究，是一个空白。满文《西洋药书》和由张诚、白晋和巴多明翻译的《钦定格体全录》涉及西洋医学词汇翻译成满文的问题，笔者除见有日本学者进行简单研究及中国学者刊布介绍[※注]外，尚未见到有中国历史、语言学、基督教史、医学史学者进行深入研究，这两部书涉及西学传入的一个小领域，即中国境内非汉语文献对其吸收情况，值得学者关注。

第二节 医学传教在民族区域

医学传教在中国不同地区的传播特征，也是大陆地区学者比较关注的领域，发表的相关论文在数量上比较多，研究角度也比较多样，涉及中国各大行政区域。

基督宗教组织在西南地区的传教活动，以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为主。为普通民众提供医学服务是其重要而有效的传教手段，客观上促进了当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王友平对近代教会医院在四川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总结。1892—1949年，西方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先后在四川创办医院40余所，创办约20所护士学校和大量诊所。这些教会医院对近代西医知识、技术在四川的传播和四川近代卫生事业的发展，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注]

一 西南地区及少数民族医学传教

西南地区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最为集中、分布最为广泛的地区之一，这些少数民族地区一直被传教士列为重点传教区域。传教士在这些地区所开展的医学传教活动，客观上改善了当地民众的生活状态。学术界出现了多篇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成先聪、陈廷湘对抗战期间中国西南地区基督教会在边疆服务的名义下开展医疗服务的情况进行了初步考察和评价。美国基督会医疗传教士阿尔伯特·史德文（Albert Shelton）是将西医传入康区的重要人物，但国内学术界对其研究几乎为空白。[※注]赵艾东对史德文进入打箭炉及其在打箭炉期间的医疗活动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并探讨了其传教策略及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文章指出，史德文等人所开诊所是新教在打箭炉开设的首家诊所，也是第一家完全向社会开放的西医机构。随着史德文与当地社会互动的不断深入，当地藏族中接受西医治疗的人数逐渐增多。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当地藏族人对西医的态度与接受过程，一方面，他们一定程度上认同西医的疗效，另一方面，他们又从藏族文化和观念的角度看待理解西医，对西医的具体治疗过程表示惊讶。从藏人接受西医的史事说明，在特定场景中，文化具有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之兼容性。[※注]

邓杰以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为个案，探讨在其所开展的边疆服务活动中医疗传教工作的作用与意义。边疆服务中医疗卫生事业的研究，是整个边疆服务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这一历史个案的透视，认识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具有现代色彩的开发是如何起步的，指出边疆服务将医疗卫生服务作为服务边民的重要事工中加以广泛应用，医学工作有发展，但布道工作未能如愿的现象。[※注]张玲对抗战这一特殊时期，四川教会卫生力量参与公共卫生事业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政府在战时公共卫生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向教会“借力”，教会卫生力量在疫病防控、空袭救护和医药治疗三个方面参与政府公共卫生服务，缓解了民众医疗卫生需求与公共卫生服务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当一个国家、民族处于危难时，宗教组织、人员的态度与行为，客观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尽管张文所提及的事件，对于政府与教会组织而言是一个短期的行为，但为中国基督宗教组织在中国全民抗战中的表现，提供了一项积极、正面的素材。[※注]

二 以汉族为主要对象的医学传教

华东地区是基督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的重点地区，其中医学传教士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对于中国近代医疗体系的建立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大陆地区学者对于华东地区医学传教活动的研究，在大陆各个地区中是较为全面的，包括有关医学传教概况研究、医疗机构研究、医学人物研究和医学教育研究等多个方面。王国平以苏州地区最早的医学机构博习医院为缩影，分析了医学传教在中国的多重作用与影响。他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医院对地方的关系。第一，开展行医活动，开创地方医疗事业新局面，为地方带来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培养一流医学人才；促成了“中西医汇通”。第二，从事社会改良活动，促进苏州社会变迁。主要包括戒烟、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放足、葬礼改革使用花圈、女护士看护男女病人等。第三，融洽教会与当地社会的关系。由治病为媒介，博习医院与教会进入了苏州上层社会，同苏州官府结下了非常好的关系。由于博习医院在苏州城乡广泛行医，救死扶伤，博习医院与教会早就和苏州底层社会建立了很好的联系。这些作为的结果之一是，虽然博习医院创办之时以及最初发展阶段，正是中国各地“反洋教”运动日益高涨时期，但在苏州地方，却未曾发生一例反洋教事件。博习医院等教会医院的活动及其积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第四，在经济方面推动苏州基督教会事业的发展。首先，博习医院在创办后不久，便努力“自养”，减轻了母会拨款的负担。其次，推动其他教会事业的发展。再次，在监理会在华自养活动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王文最后指出，博习医院在苏州的活动是基督新教在华活动的一个缩影。通过对博习医院的考察，可以看出基督新教在华的医学传教活动确实是“推进教务工作的最有效的媒介与手段”；同时，基督新教在华的医学传教活动对我国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对社会风气和习俗的改良等，也起着一定的积极倡导作用。这种“媒介与手段”的独特性，这些作用与影响对社会变迁的积极推动，以及对融洽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是其他基督教事工所不能比拟和不能替代的。[※注]颜赟指出，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和传教士开始大量进入中国，西方的医学观念和技术也来到上海，并在这个移民城市得以迅速发展。从历史上看，上海地区是中国基督宗教医疗事业发展规模最大的地区之一。[※注]

福建地区的教会医学活动，也是学者较为关注的区域。周典恩对福建地区教会医院的历史进行了初步梳理。指出自鸦片战争后，基督教会为配合传教，在福建开展医务传道，兴建教会医院。这些教会医院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在医疗设备、职员构成和经费收支等方面逐步优化；在地域上渐次由沿海向内地延伸，由中心城市向小城镇及农村拓展。教会医院的创办，在取得基督教传布迅速开展的同时，促进了西医在福建的传播与发展，丰富了福建民众的医疗卫生知识，为福建现代医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注]

陆翔、陆义芳的《安徽省近代几所教会医院概述》一文对四所在安徽境内的教会医院的历史与影响，进行了初步分析。除医学史学者外，尚未见到其他历史学研究者以安徽为对象研究医学传教问题。[※注]肖俊、李浩的《近代九江基督教的发展及其对教育医疗事业的影响》一文对基督教传入江西后，对当地医疗、教育事业的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注]

山东地区无论对广义基督宗教史研究，还是医学传教而言，都是一个无法越过的重要区域。山东地区的各类基督教案例，对于中国基督宗教历史研究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以基督教新教在山东地区的医学传教为例，其医学机构、医学教育机构的建立与发展，在中国基督教史，甚至从中国近代史角度来说，都有着重要意义。有关这方面研究在一些专书中有所论述，也出现一些有针对性的分析。但是以其在近代中国医学史地位来说，还有许多空白之处。胶东地区，特别是烟台、威海、蓬莱等地是基督教新教最早开展医学教育的地区之一，杨华祥等人的《近代西洋医学传入烟台概述》一文指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洋医学随同基督教传教士传入烟台。以美国长老会为代表的基督教组织，在传教过程中，同时也进行医疗等慈善活动，为西医植根于烟台奠定了基础。他们兴学校、办教育，培养当地信徒，又造就本地医生；他们先设立诊所，后沿革为医院，成为基督教医学传教人员建立传教根据地之重要举措。美国医生希尔思创建的烟台毓璜顶医院则为其成功的事迹。传教活动与行医相互促进，在烟台推动了西医的传入和发展。[※注]

冯秋季则以河南北部地区为背景，考察了加拿大传教士在河南地区的医学传教活动过程，以及将西医引入后对社会与民众的影响。他认为这些活动促进了近代医学与传统医学话语权在民众中的进退变革，主要表现为近代豫北西医群兴起，民众医疗观念改变，“拜医”与“看病”话语变更，对护理职业态度转换，中医向科学化发展等，而这种医学话语权的进退，正是西医走进民众、实现传播的必然反映。[※注]邵金远、杨小明、高策的《医药传教与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以近代豫北加拿大长老会医药传教为例》指出，豫北地区的社会、民俗、人口因素，使得当地民众对于外来宗教具有较强的排斥心理。传教士利用当地医疗卫生水平极为低下的特点，将医学传教列为豫北地区传教活动的重中之重，并在医疗器物、医学理念方面非常注重本土化，希冀民众在接受医疗救助的同时，接受福音。作者利用原始资料，首次探讨了加拿大长老会从事医学传教行为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并从基督教文化视角诠释这种关联的生成动因及其历史价值。[※注]毛光骅的《基督教在河南省的传播与西方医学的传入》对基督教各教派在河南省的活动及其医疗机构做了概述。该文指出，河南地区这些教会所开办的医院，新中国成立后都转型成为各级医疗机构，为当地人们的防病治病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文章提出了一种现象，即教会医院对新中国医疗事业的意义。作为医疗机构一旦建成，多有较长的存续期。教会医疗机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多划转、合并成为国立医疗机构。由于这些医疗机构的设施相对完备、医疗人员水平较高，许多医院成为所在地区的医疗中心，医护人员成为所在学科的主要专家。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河南，在国内其他地区也大致相同，如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医院等，著名医生如林巧稚、张孝骞、聂毓禅等。这一问题的意义与影响，在未来有关中国当代史研究中，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之一。[※注]

梁碧莹的《医学传教与近代广州西医业的兴起》指出，19世纪30年代，美国第一批新教传教医生来到了广州口岸，开始了以医疗活动为手段、以传教为目的的医学传教历程。传教士的医学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促进了西医学的在华传播，也促进了广州西医业的兴起。但是，医学和传教相结合的关系却逐渐开始松弛、淡化，两者开始了离异的过程，而这种离异过程是近代大部分医学传教士所经历的问题。结合基督宗教进入中国的全面情形，非常有必要探讨中国人对外来宗教的接纳特征是什么。时至今日，基督宗教成为部分中国人群体积极主动接纳的外来宗教，这其中的内部动因与外部影响，非常值得进行深入的探讨，这其中，对近代医学传教的实证考察，是非常明显的参照。梁文最后指出，回顾医学传教的历史，西医事业与传教事业在中国的遭遇截然不同。医疗活动和传教活动的结果是，就医者众而入教者寡。中国人对西医的态度，从怀疑到认同和接受，中国人对传教医生的医学活动的赞誉，正是这一态度的反映。中国人称赞的是作为医生的伯驾和嘉约翰，而不是作为传教士的伯驾和嘉约翰，更不是作为外交家的伯驾。梁氏所提观点，实际上也可以看作中国人对待基督教与基督教事业的普遍态度，研究中国基督宗教历史，必须考虑到这个现象，一些研究者以“今人”的想法想当然去研究“旧人”的思想，会使结论出现偏差。[※注]

在针对华南地区医学传教行为的研究中，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一直不是内地学者的研究重点，这其中既有史料取得困难的客观原因，但是三地的政治特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影响学者研究的更重要的因素。高田、哈鸿潜的《台湾早期之教会医学》是大陆地区发表的有关台湾基督教医疗事业研究的早期代表性论文之一。如同大陆地区一样，台湾地区的现代医学开端来自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医疗。17世纪荷兰人曾带来了西方医学，当郑成功驱逐了荷兰人，西方医学也随之从台湾消失。1865年英国长老教会派遣马雅各（James LaidlawMaxwell）医师来台从事医疗传教，才使西方医学在台湾生根。19世纪最后30年是台湾近代医学史的关键时期。就台湾早期教会医学的三位重要人物马雅各医师、马偕（George LeslieMackay）博士、兰大卫（David Landsborough）医师之主要事迹和他们对台湾近代医学的贡献加以整理叙述。[※注]哈鸿潜、高田的《荷兰据台时期之医学》一文对荷兰占据台湾时的医学状况进行了分析，其中主要涉及荷兰传教士的工作。指出在荷兰据台38年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派遣医师来台在商馆从事医疗工作，亦以施疗为手段达到传教及统治的目的。文章分析了荷兰医学未能在台湾落脚生根的原因，并就荷兰据台时期的台湾医学与日本锁国时期的荷日医学做了比较。[※注]

尚季芳的《亦有仁义：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西北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讨论了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在尽力播撒“上帝福音”的同时，对西北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参与。尚文对传教士行为的评价也较为正面，扩展了医学传教研究的地域范围。[※注]

第三节 医学传教与近代医学教育和机构

在传教士在中国所开展的医学传教活动中，除开展公共卫生建设、直接提供临床医疗服务外，兴办医学教育也是其中一项主要的工作方式。而中国近代医学教育体系的建立，对中国社会医学事业的影响更为深远。通过开展从成人、职业到大学不同层次的医学教育，为中国社会培养了大量的医学专业人员，在中国开展了新的医学服务领域。在基督宗教进入中国出现的中外文化冲突中，由西医教育发展带来的西医在中国的普及，是普通中国民众对于基督宗教少数几种主动适应与产生好感的领域之一。这一点，在学者的研究中多可以看出。针对基督宗教医学教育的研究，1978年以前文献很少，在部分通史、教育史专书中有所涉及，但是多将其定义为帝国主义侵华的手段之一。1978年以后，涉及基督宗教医学教育的专书、论文开始大量出现，在通史、文化史、教育史、医学史论著中多有涉及，评价多趋正面。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教会医学院校，多有当代医学高等教育机构主动寻宗，出版了一些校史著作，或在学校通史中专门叙述。而涉及基督宗教医学教育的论文，在数量与领域上也逐渐增长，但是刊发在比较重要的历史学刊物上的还比较少。

一 医学传教与中国医学教育发展

林莉、王云贵的《教会大学在早期中国高等医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孙希磊的《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医学教育》两篇文章综合讨论了教会大学医学教育的地位，对教会大学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教会大学不仅开创了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和女子高等教育的先河，而且奠定了中国现代医学基础和医学教育模式，推动了中国高等医学教育早期现代化，对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发展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注]。

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是历史上代表了中国医学教育和医学临床最高水平的、由外国教会机构参与创建的中国本土西医机构。有关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的研究，1978年以后出版了数本史志或资料汇编性文献，同时也出现了一部分学术性研究文章。赵之恒的《基督教会、洛克菲勒财团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分析了协和医学院与教会等机构之间的关系。北京协和医学院是近代中国基督教会医学校中最负盛名的西医学校，它以美国当时最先进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为模式，把培养高技术、高水平的医学人才作为办学宗旨，形成一整套独具特色且行之有效的教学制度和方法。因此，它的办学效益十分显著。它的创立及其成就对中外文化的相互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对于当今的高等教育改革也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赵文指出，协和医学院的特色的教学制度和方法主要有：八年的学制和预科教育；严格的选拔、考核制度；英文教学；启发式教学和重视实践活动；实习医师和住院医师制度；选送出国进修和聘请客座教授；开办高级护士学校和进修教育；开辟公共卫生教育。协和医学院所取得的成就，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医学传教的“真正结果”，赵文总结为两方面：第一，在坚持教学高标准、高质量的同时，科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有些项目的研究水平在国际医学界处于领先地位，获得较高声誉。第二，协和坚持高标准、高质量的原则，为中国培养出一批出类拔萃的医学专门人才，这批人成为我国医学界的中坚和骨干。[※注]

王玲则讨论了协和医学院前身协和医学堂创建过程中，除教会组织与外国医生外在因素外，清政府的积极态度与参与问题。蒋育红的《20世纪20—30年代北京协和医院的管理机制》，对在建立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医学院”愿景下协和医院的管理机制进行了总结，并指出其对今天高校管理的借鉴作用。针对近代中国基督教组织开办的各类专业机构，从管理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章还不多见，至少在中国主流历史学刊物上尚未见到。[※注]

在教会医学院中，天主教会创办的震旦大学医学院与一般教会医学院比较，具有自己的特点。这所医学院由中国人创办，后法国天主教会取得了对学院的管理权。陈挥、陈杰的《科学与真理的阶梯：震旦大学医学院》一文讨论了受到中国国情与历史文化影响较大的震旦大学医学院成长发展过程及其办学特点。[※注]

彭益军的《齐鲁大学与近代山东医学教育》一文以齐鲁大学为重点，探讨了医学传教士进入山东以后，对近代山东医学教育的影响。西医教育在教会、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得到不断发展，传统中医的传授则逐渐陷入困境。教会所办的齐鲁大学医学院由于有出色的师资队伍、严谨的学风以及比较稳固、充裕的物质保障，在教学和医疗方面蜚声海内外，使山东的医学教育领域居于非常突出的地位。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齐鲁大学的主要发展时期。在此期间，参与协办齐鲁大学的基督教差会不断增加。截至1927年，齐鲁大学教职员由中、英、美、加拿大四国人士组成，同时有基督教各宗派参列其间，有13家差会共同合作。众多差会的加盟，使得齐鲁大学与国外的联系十分密切，广为传播了齐鲁大学在国外的声名。教师主要由各差会从国外派来，一般都在国外接受过良好的医学高等教育，有的在国外便具有相当声望，有的则是来华后砥砺自身然后确立了专长。美国医学界组织撰写的《西氏内科学》是一部权威性很强的医学经典之作，该书的执笔者皆为国际上著名的专家学者，其中便包括三位齐鲁大学医学院的教授。[※注]在区域医学教育方面，刘德荣和周典恩、郭志超还对西医教育在福建地区的兴起过程进行了探讨。[※注]

高田的《近现代台湾的医学院校》在介绍台湾地区教会医学教育机构变迁的同时，也对教会医学教育机构的发展有所梳理。台湾地区近现代医学发展与基督教会，特别是基督教长老会在台湾所开展的工作有密切关系，对日后台湾政治发展取向也有影响，希望大陆地区学者未来能有更多研究文献出现。[※注]

新的医学教育模式，是经西方医学传教士引入中国的教育体系。在医学高等教育阶段，预科教育的实行，也完全是舶来产物。王玮的《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早期的医学预科教育（1901—1936）》指出，中国多数教会大学提供医学预科课程。文章以震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医学预科教育为重点，说明医学预科课程的学习为学生未来进入医学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教育体系对于早期中国高等医学界而言，有着积极的影响。[※注]

中国现代护理工作也是由传教士引入中国的。在这方面，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护理教育有紧密的关联，从文献及回忆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早期专业护士，或多或少都与医学传教机构有关系。来华的女医学传教士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员是护理人员，这些人为中国近代医疗机构提供了最早的护理服务和护理培训。宋瑞璇、高原的《试论女医学传教士和中国近代护理教育：以维奥拉·费舍为个案》以来华美国女传教士为例，说明来华女医学传教士群体和中国护理及护理教育发展的特殊关系。[※注]

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的功能更多被定义为在家相夫教子，为家庭提供劳务，外出从事社会性工作是不被鼓励的。基督教传教士的到来，造就了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职业女性。这其中，医学传教工作为中国社会贡献了最早的女医生、女护士、女卫生服务人员。在中国传统儒家社会中，男女交流多有禁忌，女医护人员在有些医疗科室，如妇产科、儿科等具有先天性别优势。同时女性的心理特征，也会让多数男性病人具有安全感。直到今天，医学仍然是中国女性从业比例最高的职业之一。从这个角度而言，围绕女性医学教育开展相关研究，尤其是医学传教与中国女性医学教育发展关系的研究也就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了，目前已有学者发表了相关研究论文，如赵俐的《近代基督教会在华女子医学教育》和方靖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女子医学院：夏葛医学院》分别以个案研究，考察了中国近代女子医学教育与基督教的关系。[※注]

二 医学传教机构活动和影响

以传教士所开办医院为对象的个案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逐渐被学者重视，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研究重点也从史实叙考转向较为深度的因素分析，或与相关领域的交互影响。[※注]

我们所注重的医学传教研究，大多是以基督教新教所办机构为对象的，对于天主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成果较少，尤其是针对天主教医疗机构的研究多针对基督宗教综合研究加以分析，专文论述更为少见。刘青瑜的《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的医疗活动及其影响：关于归绥公教医院的个案研究》，以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建立的归绥公教医院为个案，深入研究了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的医疗活动，该文试图重新评价传教士的医疗活动对内蒙古近代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从而肯定传教士对内蒙古医疗事业的贡献。刘文发表在天主教机构所主办刊物上，更有一定的新意。中国天主教、基督教机构所出版的刊物、集刊及图书，重点在神学、宗教学研究的同时，关注点也逐渐多元化，发表的符合学术论文要求、涉及基督宗教在华历史研究文献逐渐增多，这些学术研究文献已成为中国基督宗教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注]

李永宸的《近代两广浸会医院及其慈善活动》以曾经媲美欧美各大医院的广州两广浸会医院为对象，对其创建过程、主要负责人在医院发展中所做出的贡献进行了叙述。并重点通过医院在施医赠药、广州市公共卫生发展、医学人才培养以及战时救护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讨论这种奉献精神的外在动力和“非以役人，乃役于人”这一基督教教义对作为基督徒的医院医护人员的精神支柱作用。[※注]

针对除医院、学校以外其他基督教医学传教机构、关联机构和学术团体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机构或为医院、学校的资助方，或为医疗学术团体，涉及了广义医学卫生事业的多个领域。这方面，吴义雄是较早关注此领域的学者，他的论文《医务传道方法与“中国医务传道会”的早期活动》，以成立于1838年的“中国医务传道会”为对象，分析这一机构是如何在19世纪中期具体推行“医学传道”这种传教方式的。并指出传道会所推广的这种传教方式，“使基督教新教势力在中国的扩展获得了有利的条件，但同时在客观上也为近代西方医学的传人准备了条件”。[※注]

1886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华博医会（China Medi 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是基督教在华的第一个全国性医学传教专业机构，它的成立标志着“教会医疗事业由分散进行的时期开始进入相互合作的时代”。据李传斌分析，在博医会早期（1886—1901），教会医疗事业在新的发展环境下不断拓展，在沿海和内地都得到加强和发展，直至19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给教会医疗事业以沉重打击。在博医会的协调推广下，这一时期的“教会医疗事业与中国社会的冲突有减少的趋势，并在文化交流和社会慈善等方面起了更为积极的作用”。[※注]刘远明的《中国近代医学团体：博医会》对中华博医会的历史进行了全面回顾。指出博医会成立后所开展的大量工作，如医学名词标准化、发展教会医院、开展医学教育、加强中国本土疾病研究、拓展公共卫生服务等，为促进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因其要求会员必须为宗教服务人士，使得许多本土医学人员无法入会。随着中国本土医学全体的壮大，最终成立了以中华医学会为代表的医学社团。但是这些社团或多或少受到了博医会的影响，从这一点上看，博医会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医学社团的“样板”。[※注]史如松、张大庆的《从医疗到研究：传教士医生的再转向：以博医会研究委员会为中心》，以博医会为对象，探讨了部分中国医生由医疗向研究的职业转向过程及其意义。1907年，博医会设立研究委员会在中国开展医学研究，研究主要围绕中国的寄生虫病和中国人的身体生理数据的调查展开。研究委员会对推动医学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部分传教士医生的职业倾向也由医疗转向研究，这也影响到中国的西医学界，使得医学研究成为这个职业的一种职业活动模式。[※注]

有关医学传教活动对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影响，史如松、张大庆的《中国卫生“启蒙运动”：卫生教育会的贡献》介绍了由中国医学界和基督教传教士组织的卫生教育会在中国举办的卫生教育运动。卫生教育运动通过举办卫生运动周，用展览、演讲、海报、幻灯片等方式传播卫生知识；针对学生，散发卫生书籍、举办卫生论文竞赛，普及卫生常识。这项运动促进了卫生知识和理念的传播，对民国政府建立卫生机构也起到了积极作用。[※注]

张大庆的《中国现代医学初建时期的布局：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影响》以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和有关历史文献为基础，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三次中国医学考察活动进行了详细论述。指出洛克菲勒基金会所组织的三次来华考察，不仅是论证其中国医学项目可行性的事务性工作，也是美国医学界对中国医学的状况进行深入、全面了解的调研活动。这一系列的考察活动对中国近代医学发展的布局有意无意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注]蒋育红讨论了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 cal Board，CMB）的成立过程及对中国的早期资助情况。中华医学基金会虽然不是直接的教会机构，但是其与中国多个教会医院、教会医学院有着密切关联，其资助范围更强调教会系统，如协和医学院、齐鲁医学院和湘雅医学院等，都是由其资助建立，另外，针对中国医护人员的出国进修计划，也为中国培养了大量较高水平的医生、护理与卫生人员。[※注]

第四节 传教士及西医学科发展

一 医学传教士个案

针对医学传教士进行个案研究的论文，发表在普通历史学期刊的尚不多见，目前这类论文主要发表在有关医学史、科学史类刊物上。美国传教士嘉约翰（John G.Kerr）是近代医学传入中国进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在广州行医近半个世纪。王尊旺的《嘉约翰与西医传入中国》对嘉约翰在华的主要工作，如创办博济医院、兴办医学教育、翻译医学著作、创办西医报刊等工作进行了梳理，进而提出应对嘉约翰及其他医学传教士在中国西医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评价，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注]同样，李颍对马根济（John KennethMackenzie）在武汉和天津地区的工作也进行了介绍。[※注]王芳、胡晓文对赖玛西（Mary West Niles）在博济医院行医、在妇产科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有关她创办中国第一所盲童学校，编创了第一套盲文系统的重要贡献进行了详细列举。[※注]马光霞、冯向飞对胡美（Edward H.Hume）与雅礼会的关系、雅礼会在华工作、雅礼会的本土化策略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注]高晞对德贞（John Dudgeon）在华期间的主要行为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评述，“德贞主动承担着将中国的健康理念和医疗方式推广至西方世界的责任，他在欧洲医学界演讲中医健康术，在英文杂志发表探讨中医的论文”。德贞以“旧学新解”方式探索传统医学与新兴医学的学术汇通，“英医德贞，堪称19世纪东西方医学文化的交流使者”。[※注]上述文章都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评价这些传教士的传教初衷与事实贡献问题，尽管这些文章都认为应对其予以客观分析评价，但是尚未见到进行深入辨析讨论的文章。

有关从事医学传教或有明确教会背景的中国医务工作者的研究，多以其医学领域成就为讨论对象，或仅仅说明其信仰或曾经信仰基督宗教，对其与基督教组织的关系、所承担的教会义务基本没有涉及。金韵梅是中国近代第一位女留学生、中国第一位女西医，其成长背景与教会、传教士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以金韵梅、何金英、康爱德、石美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女留学生，都从事医学工作，都信仰基督教，甚至成为教会领袖，但是有关她们的研究，在大陆地区学者的研究视野中，相当长时期内是一个空白。以金氏为例，甚至其中文姓名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没有被搞清楚，更不用说深入研究了。哈恩忠的《清末金韵梅任教北洋女医学堂史料》刊布了金氏受袁世凯邀请任教北洋女医学堂后，长芦盐运使司全宗档案中有关金韵梅的资料，这些资料为其后有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注]谢登、王方芳、陈俊国结合哈恩忠的论文，对有关金氏生平的几项重要史实，如姓名中文用字、生卒年月、在美求学经历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证，并梳理出金氏的简要年谱，指出其一生默默奋斗在妇女解放的漫漫长途，游移在“医国”和“疾人”之间，徘徊在宗教与世俗之间，是一位值得敬仰的近代史上的杰出女性。[※注]

我们在此列举与金韵梅研究有关的几篇论文，其另一层意义是想讨论一下有关近代基督教医学人物研究中的一些特点。中国早期西医从业者，多有基督教背景。特别是女西医，尤其是早期有过出国留学经历的女西医，基本上都与基督教有关联。如金韵琴、康爱德、石美玉、许金訇等中国最早的一批女西医，全部为基督徒，她们或从小被传教士收养，或出生于教徒家庭，从小接受教会学校教育，又都到美国接受了高等教育。在职业选择上，她们以医生为业，成为中国最早的职业女性。在生活方式上，主动或被迫引领近代中国风气变化之先，她们或选择异族通婚，或离婚独身，或不生育领养，甚至被猜测为同性恋。[※注]这些人多数终身从事医生职业、主持医学教育，但都与基督教关系密切，甚至成为教派领袖。在近代中国医学史、基督宗教史、社会史方面，都有典型的研究意义。但由于这些人物的成长、生活背景特点，生活在一种“半殖民地化”的环境中，与中国主流社会产生某种疏离，造成有关她们的中文史料匮乏，外文史料分散。甚至可以认为，包括她们在内的一部分早期中国基督徒，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游离状态”的、“西洋化”的中国人，有关她们的文字，更多地存在于教会、外文报刊和外国机构出版、留存的外文文献中，中文文献多记载不详。因此，有关近代基督教人物的研究，尽管年代不久远，但研究难度并不小，以金韵梅为例，她的中文姓名、生卒年月、婚姻状况等多方面内容，都会引起研究者之间的分歧。

二 医学传教与中国西医发展

医学传教活动对于中国西医学科建设的影响的研究，目前在历史学界尚不多见，在传统的医学史领域，一部分研究医学学科史发展的通史性文章，多提及传教士的作用。[※注]此外，有关科学史研究刊物也发表过此方面论文。颜宜葳、张大庆的《中国早期教会医院中的眼病与治疗》一文根据1835—1876年中国主要通商口岸各个教会医院编写的医院报告，归纳了这些医院治疗眼科疾病的情况。其中一项发现是，在大部分医院创建的初期，眼科病人的比例很高，随后其他科的病人日益增加。当时眼科疾病以感染性疾病为主，与生活水平低下、卫生条件差有密切关系。[※注]

甄橙的《美国传教士与中国早期的西医护理学（1880—1930年）》一文着力于从中国人的视角，客观地描述中国早期护理学的发展，梳理了1880—1930年的50年间，美国传教士在中国所做的工作。中华护士会具体规定成为全国护士（中国护士和传教士护士）相互联系、交流护理工作和护理教育经验的纽带，并且担负起全国护士毕业会考等工作。1920年，《中国护士四季报》（The Quarterly Journal for Chinese Nurses）正式出版。1922年成立了护士教育委员会。1922年中华护士会被批准加入国际护士会，成为第一个附属于国际护士会的亚洲国家。此后，中华护士会证的发展越来越本土化，1926年中文被确定为年会的官方语言。至20世纪30年代末，西方护理学已经在中国成为一门职业，并且被较好地组织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传教士的工作主旨仍然是通过拯救中国人的身体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但对于中国妇女而言，还有更多的意义。中国传统的性别观念阻碍甚至禁止中国妇女走入社会，从事公共服务。但另一方面，各类战争成为护理学在中国发展的有利因素；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发生，更对中国护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革命运动的激进思想打破了中国的旧传统，提倡妇女在社会生活中担当积极的角色。在新思想的鼓舞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妇女走进学校接受教育，并且通过承担家庭以外的工作赢得社会的承认。护士职业帮助中国妇女找回了自信，护理工作为中国女性走向社会提供了机遇。[※注]

第五节 中西医关系及其他研究

一 传教士对中医学的认识及中西医关系

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应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即外来的西医体系和传统的中医体系及其他以自然医学为主的医疗体系。西医作为外来科学，主要经由传教士引入中国，并逐渐被中国社会受容。前述文献中，绝大多数研究者以西医或传教士为视角，强调西医体系进入中国对中国社会的意义，关注这一进入过程中进入者的行为和态度。而作为另一方的传统中医体系，尽管存在了数千年，但是随着近代西医体系的进入，遭受到历史上最大的冲击，主动或被动向“科学”的西医体系靠拢。中医在整个中国医学体系中的处境，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文化在当代社会出境的映射。但是，中国历史学界有关中医对于西医所带来冲击的态度与反应，还缺乏系统的研究分析。彭兴的《李时珍与西洋医学》叙述了有关李时珍与西洋医学的关系。[※注]杨仕哲的《清初汤若望改历对运气学说的影响》分析了由于历法的更改，中医理论体系所受的影响及其应对。[※注]

有关东正教在华历史的研究，就像其在中国社会的实际处境一样，处在一种相对边缘的状态，有关东正教在华医学事业的研究文章，目前仅见到郭文深的《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医生考略》一篇。它以东正教北京传教团随团医生为对象，分析其被派遣来华原因及在华从事的主要工作。这些医生与基督教、天主教医生不同，主要目的不是行医看病，而是翻译中医典籍，编纂有关中医书籍，同时向中国人介绍西医。他们是作为政府派遣人员开展外交、政治和科学服务与交流工作。有关东正教及其他小基督宗教派别在华开展的、针对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临床医学服务、医学教育工作，尚未见到任何针对性研究文献。[※注]

在中医与西医的错综角力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对于中国传统医学的态度与认识，也是值得研究的。最初进入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尚能抱有一种平等、受容的心态，随着中国国力渐弱，特别是近代被迫门户开放以后，多数传教士对于中国传统医学持一种轻视怀疑的态度。医学传教士以基督教理念开展服务的同时，在一种先入为主、“替天行道”的强势理念影响下，中国传统医学更加被西医体系所排斥。进入20世纪后，随着中国本土医学人员的成长、中国医疗体制的逐步健全及外国传教士对于中国文化、社会的更多了解，一些西方医学传教士开始以新的眼光看待中医，中医与西医在部分程度上开始了新的沟通。在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中，陶飞亚的《传教士中医观的变迁》，最为全面地论述了这一转变过程。“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以来，以学科化的方式几乎取代中国知识传统中的所有门类，唯一例外就是中医，但也引起关于中医性质的激烈争论。医学人类学家冯珠娣（Judith Farquhar）20世纪末提出：中国医学是唯一以引人注目的、既是作为一个体系又是以散漫的方式继续到20世纪的中国本土的科学。”“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入华，中西医术相遇。最初，耶稣会士尚能对中医平等视之，但此后评价日渐走低。鸦片战争后，教会医院兴起，医学传教士广泛批评中医医理，轻视中医业者，普遍质疑中医的价值。民国后，教会大学医学院为传教士深入研究中医提供了条件，中国西医对中医的介绍也纠正了不少传教士对中医典籍的误读。尤其是一些医学传教士因在华日久并与中医同究医道，在互动中渐以‘同情的眼光’认识中医理论、诊疗经验和中药的价值，开了西人理解和利用中医药的先例。”[※注]

二 天主教在华医疗事业

中国学术界对于基督宗教在华医疗事业的研究，绝大多数以基督教新教组织或个人为对象。相比之下，有关天主教在华医疗事业的研究在数量上要少许多。这其中的原因是明末清初天主教进入中国时，当时中国政府对于传教的态度还处于主动，天主教无法在华随意传教，另外，彼时医学作为科学，还处在专业化和系统化过程中。而19世纪医学发展已经相对完善，而此时在中国的传教现实是，新教各派别的传教力度已经大于天主教。天主教在华医学事业在规模上大大小于新教。除前面已经提到的中国学术界有关天主教在华医学事业的研究外，还是出现了一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择要叙述如下。

刘芳以法国传教士殷弘绪为对象，介绍其对中国医学的长期研究。殷弘绪于康熙年间来到中国，跨康、雍、乾三朝，在中国40 多年，传教于江西、北京等地。该文重点研究与介绍了中国传统的种痘方法，并收集中国药用植物资料等。殷弘绪对中国这些文化瑰宝的介绍在18世纪中西方交流的历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注]张西平分别从卜弥格对《黄帝内经》《脉经》、中医中草药的介绍以及他的中医研究、中西医比较研究等五个方面，对卜弥格在中医西传方面的贡献做了初步的梳理和研究。[※注]

王志祥分析了天主教的河南地区所开展的医疗事业。天主教传教士早在明朝末年已在河南活动，但其最初影响有限。在河南天主教教区设立之前，天主教活动主要集中在河南南部的南阳靳岗、东部的鹿邑君武庄和豫北林县等地。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凭借着条约特权使他们在华的传教事业得到快速发展，河南天主教形成了九大教区。随着传教事业的发展，教堂开办有为传教士和教徒服务的教堂诊所，有的继而发展成为正式的教会医院。天主教教会医院的设立和发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西医在河南的传播。[※注]

董少新分析了清前期天主教政策与西医的关系。指出在康熙中后期，由于其自身健康原因，颁诏让传教士入京治病，天主教在华传教处于一种相对宽松的情形，此后雍正、乾隆、嘉庆三朝，西医入京也与天主教本身一样，经历了禁止、放开、彻底禁止的过程。[※注]他的另一篇文章《从艾儒略 〈性学觕述〉 看明末清初西医入华与影响模式》认为，针对明末清初传教士神学、性学作品中所包含的科技知识的研究似一直未受到重视。董文以艾儒略《性学觕述》为例，分析其中包含的西医知识，考察这些西医知识的入华模式及其在中国医学界的影响模式，或许可为整个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研究提供一些启示。[※注]

张先清的《疾病的隐喻：清前期天主教传播中的医疗文化》一文把有关医疗文化的研究视野放大到整个民间文化语境中，分析基督教与其他宗教间的错综关系。清代前期伴随天主教逐渐深入民间传播，其在民间医事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愈加重要。传教士不仅通过施药治病以换取社会好感，直接吸引民众入教，而且通过围绕疾病所建构出的一系列社会想象，在民间社会中与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为争夺宗教传播空间而展开激烈竞争。在传教过程中，天主教的圣水、十字架、念珠等物品及各项圣事仪式的驱魔治病功效，曾经被传教士与教徒有意识地加以放大。清前期天主教医疗故事中所呈现的与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之间的仪式对话，是天主教医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注]

以上我们对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学术界有关基督宗教在华医疗活动的研究论文进行了综述，这些分析实际上是以1980年以后的成果为重点的。据不完全统计，1949—1978年发表的涉及在华基督宗教研究的论文有一百五六十篇，其中有关医学传教的论文仅有几篇。因此学术界对于基督宗教在华医学活动历史的研究仅有30 余年，研究空白点非常多，就近代（不是当代）医学传教活动中，为什么大多数中国民众接受西医，但是并没有接受基督教这一问题，缺乏探讨深度、系统的研究与分析。

在大陆地区学术界，由于学科分野，有关基督教医学史的研究论文多发表在宗教学刊物或学报类、综合类期刊中，在一般历史学刊物中，仍然不是关注重点。《中华医史杂志》长期以来一直比较关注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所刊文章涉及领域较广。但是在中国传统史学研究观念中，作为医学一部分的医学史研究，与作为社会史研究一部分的医学史研究，在方法论及作者学术背景上存在较大差异，其研究成果不太被传统史学研究所关注。同样，《自然科学史研究》上所刊载的研究成果，也面临着相似的局面。是医学学者进行“史”的研究，还是历史学者开展“医”的研究，似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造成不同角度研究者之间的鸿沟。实际上，以作者教育背景为例，目前越来越多受过传统历史学训练的研究者开始进入传统上以医学教育背景为主的中国医学史研究领域。两种教育背景研究者的相互借鉴与融合，将会成为未来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方向。这一点，在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中也将表现得更为充分，以医学传教为例，未来高质量的研究，应将历史学、宗教学、医学多重视野下的交叉研究结果呈现在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