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
一 医学与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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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西洋医学在中国传播的总体分析方面，赵璞珊的《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一文是改革开放后较早发表的相关文章。该文对自明代后期300年间西洋医学在中国不同阶段的传播历程进行了梳理与总结，从四个方面进行了介绍：明代后期至清初西洋医学的传入,介绍了传教士文献中有关人体生理的记述和关于西洋医事制度与设施方面的介绍。针对传教士与本地华人社会对于医学传教态度与行为上的“微妙互动”、华人社会中不同阶层人士对于这一活动的不同看法，以及这种行为所产生的最终社会影响，也有学者开始关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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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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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 西医 医学 医疗事业 医疗 解剖学 医学名词 华人社会 普通民众 书籍 地方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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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医学与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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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传斌的《条约特权制度下的医疗事业：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1835—1937》，该书不仅全面考察了基督教医疗事业在华的历史演变，同时还考察了基督教医疗事业对近代中国政治、中西文化交流、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等所产生的影响，肯定了基督教医疗事业在中国医疗现代化乃至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资料挖掘用力，对该领域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注]何小莲的《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论述了基督教医疗事业在中国引起的文化、思想和制度的变迁，探讨了西方医疗与医院制度进入中国后，对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医疗系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文章从“医家”到“医院”的医疗空间的转换过程、教会医院的示范效应、教会医院与人道主义三方面进行了论述，指出这项新事物引起中国医疗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也引起医疗观念的重大变化，包括从医家到医院的医疗空间转换、医患关系的变化、医生对患者生理与心理的兼顾关怀、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医疗重视。这种变化不只是医疗制度的变革，也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意义，提升了患者作为人在医疗系统中的地位，体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精神。[※注]
张慰丰的《早期西洋医学传入史略》以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为背景，追溯了自汉唐至明清时代西洋医学传入我国的史事。其中叙述了唐代景教传入我国后，传教士僧崇一、秦鸣鹤等人从事医疗活动的资料。这非常少见。[※注]
陈建明首先从宏观的角度叙述了近代基督教团体、传教士在华所开展的医疗事业，进而论述了这些活动与基督教慈善精神、传教活动以及社会改良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治病救人效法了耶稣基督生前的济世善举，既是一种有效的传教手段，同时也是一项有利民生的慈善事业”，教会举办医疗的主要目的本是以治病施药为手段，吸引中国百姓信仰基督教，但在客观上却缓解了乡村和边疆地区缺医少药的状况，推动了西方近代先进的医疗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培养了人们的公共卫生意识，促进了中国社会风俗的改良。[※注]
郝先中的《西医东渐与中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肇始》对主要经由传教士传入中国的整个过程及意义予以总结，认为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整体传播，尤其是学科和体制的整体移植，改变了存在数千年的、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虽然中国人对西医的认同远不及其他科学技术深刻，且相对为晚又历经艰难，但凭借执着的追求和不懈的努力，西医还是顺理成章地走进了中国人的寻常生活，并以大潮奔涌之势冲击与撼动了中国传统医学。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出现中西医并存的医疗格局，现代医疗制度、公共卫生事业逐渐确立，中国人的医疗观念也发生了转变，这倒是不争的事实。[※注]
田涛的《清末民初在华基督教医疗卫生事业及其专业化》认为，医学传教是在华基督教仅次于布道、教育的第三种主要传教手段。伴随着中国门户主动与被动的开放，基督教快速进入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兴办医疗事业对传教效果所产生的正面影响，逐渐被传教士积极地利用，以期使中国民众更积极主动地接受基督教，医学传教在清末民初得到了迅速发展，并逐渐系统化、专业化。田涛从教会医院发展概况，开展医学教育、医学典籍编译和医疗活动，医学事业的专业化过程及社会效应等方面进行了一个系统的梳理与评价，认为医疗活动是在华基督教事业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它的开创和发展在本意上是为了服务于基督教事业，但在客观上却为中国人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注]
正如研究者所言，在医学传教活动中，一方面由于传教士与当地华人社会所持态度与要求的差异，造成初衷与实际结果的背离与分化，增加了传教活动本身在中国的不确定性，但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更为显著。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对于基督教及传教士的态度，也影响着基督教进入中国的程度及传教士本人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解与接受。医学传教对于中国社会、文化习俗所产生的影响，更多的是体现在其“世俗性”，而非其“宗教性”。针对传教士与本地华人社会对于医学传教态度与行为上的“微妙互动”、华人社会中不同阶层人士对于这一活动的不同看法，以及这种行为所产生的最终社会影响，也有学者开始关注。胡成的研究具有代表性意义，其《何以心系中国：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1835—1911）》一文指出，中国地方社会和普通民众对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接纳和善待，深刻影响到这些随不平等条约而强行闯入的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重新认识和文化反省。近代来华的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其记述中较多地记载了他们初到一地，虽曾遇到当地士绅和官府的排斥，却也得到一些普通民众的热心帮助；随着熟悉和了解程度的加深，他们与中国地方社会、普通民众多能成为和睦相处乃至相扶相助的邻里街坊。此外，由于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华的社会生活条件优于西方，医疗工作得到当地社会和普通民众的高度尊敬与慷慨捐助，致使他们很多人“心系中国”。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中国社会取得成功，并非仅由于西方近代医学在治疗方面的优越及其个人的奉献精神，还在于中国作为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社会，普通民众的质朴、善良和地方社会的慈善传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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