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传教在中国不同地区的传播特征，也是大陆地区学者比较关注的领域，发表的相关论文在数量上比较多，研究角度也比较多样，涉及中国各大行政区域。

基督宗教组织在西南地区的传教活动，以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为主。为普通民众提供医学服务是其重要而有效的传教手段，客观上促进了当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王友平对近代教会医院在四川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总结。1892—1949年，西方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先后在四川创办医院40余所，创办约20所护士学校和大量诊所。这些教会医院对近代西医知识、技术在四川的传播和四川近代卫生事业的发展，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注]

一 西南地区及少数民族医学传教

西南地区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最为集中、分布最为广泛的地区之一，这些少数民族地区一直被传教士列为重点传教区域。传教士在这些地区所开展的医学传教活动，客观上改善了当地民众的生活状态。学术界出现了多篇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成先聪、陈廷湘对抗战期间中国西南地区基督教会在边疆服务的名义下开展医疗服务的情况进行了初步考察和评价。美国基督会医疗传教士阿尔伯特·史德文（Albert Shelton）是将西医传入康区的重要人物，但国内学术界对其研究几乎为空白。[※注]赵艾东对史德文进入打箭炉及其在打箭炉期间的医疗活动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并探讨了其传教策略及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文章指出，史德文等人所开诊所是新教在打箭炉开设的首家诊所，也是第一家完全向社会开放的西医机构。随着史德文与当地社会互动的不断深入，当地藏族中接受西医治疗的人数逐渐增多。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当地藏族人对西医的态度与接受过程，一方面，他们一定程度上认同西医的疗效，另一方面，他们又从藏族文化和观念的角度看待理解西医，对西医的具体治疗过程表示惊讶。从藏人接受西医的史事说明，在特定场景中，文化具有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之兼容性。[※注]

邓杰以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为个案，探讨在其所开展的边疆服务活动中医疗传教工作的作用与意义。边疆服务中医疗卫生事业的研究，是整个边疆服务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这一历史个案的透视，认识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具有现代色彩的开发是如何起步的，指出边疆服务将医疗卫生服务作为服务边民的重要事工中加以广泛应用，医学工作有发展，但布道工作未能如愿的现象。[※注]张玲对抗战这一特殊时期，四川教会卫生力量参与公共卫生事业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政府在战时公共卫生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向教会“借力”，教会卫生力量在疫病防控、空袭救护和医药治疗三个方面参与政府公共卫生服务，缓解了民众医疗卫生需求与公共卫生服务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当一个国家、民族处于危难时，宗教组织、人员的态度与行为，客观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尽管张文所提及的事件，对于政府与教会组织而言是一个短期的行为，但为中国基督宗教组织在中国全民抗战中的表现，提供了一项积极、正面的素材。[※注]

二 以汉族为主要对象的医学传教

华东地区是基督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的重点地区，其中医学传教士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对于中国近代医疗体系的建立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大陆地区学者对于华东地区医学传教活动的研究，在大陆各个地区中是较为全面的，包括有关医学传教概况研究、医疗机构研究、医学人物研究和医学教育研究等多个方面。王国平以苏州地区最早的医学机构博习医院为缩影，分析了医学传教在中国的多重作用与影响。他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医院对地方的关系。第一，开展行医活动，开创地方医疗事业新局面，为地方带来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培养一流医学人才；促成了“中西医汇通”。第二，从事社会改良活动，促进苏州社会变迁。主要包括戒烟、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放足、葬礼改革使用花圈、女护士看护男女病人等。第三，融洽教会与当地社会的关系。由治病为媒介，博习医院与教会进入了苏州上层社会，同苏州官府结下了非常好的关系。由于博习医院在苏州城乡广泛行医，救死扶伤，博习医院与教会早就和苏州底层社会建立了很好的联系。这些作为的结果之一是，虽然博习医院创办之时以及最初发展阶段，正是中国各地“反洋教”运动日益高涨时期，但在苏州地方，却未曾发生一例反洋教事件。博习医院等教会医院的活动及其积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第四，在经济方面推动苏州基督教会事业的发展。首先，博习医院在创办后不久，便努力“自养”，减轻了母会拨款的负担。其次，推动其他教会事业的发展。再次，在监理会在华自养活动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王文最后指出，博习医院在苏州的活动是基督新教在华活动的一个缩影。通过对博习医院的考察，可以看出基督新教在华的医学传教活动确实是“推进教务工作的最有效的媒介与手段”；同时，基督新教在华的医学传教活动对我国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对社会风气和习俗的改良等，也起着一定的积极倡导作用。这种“媒介与手段”的独特性，这些作用与影响对社会变迁的积极推动，以及对融洽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是其他基督教事工所不能比拟和不能替代的。[※注]颜赟指出，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和传教士开始大量进入中国，西方的医学观念和技术也来到上海，并在这个移民城市得以迅速发展。从历史上看，上海地区是中国基督宗教医疗事业发展规模最大的地区之一。[※注]

福建地区的教会医学活动，也是学者较为关注的区域。周典恩对福建地区教会医院的历史进行了初步梳理。指出自鸦片战争后，基督教会为配合传教，在福建开展医务传道，兴建教会医院。这些教会医院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在医疗设备、职员构成和经费收支等方面逐步优化；在地域上渐次由沿海向内地延伸，由中心城市向小城镇及农村拓展。教会医院的创办，在取得基督教传布迅速开展的同时，促进了西医在福建的传播与发展，丰富了福建民众的医疗卫生知识，为福建现代医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注]

陆翔、陆义芳的《安徽省近代几所教会医院概述》一文对四所在安徽境内的教会医院的历史与影响，进行了初步分析。除医学史学者外，尚未见到其他历史学研究者以安徽为对象研究医学传教问题。[※注]肖俊、李浩的《近代九江基督教的发展及其对教育医疗事业的影响》一文对基督教传入江西后，对当地医疗、教育事业的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注]

山东地区无论对广义基督宗教史研究，还是医学传教而言，都是一个无法越过的重要区域。山东地区的各类基督教案例，对于中国基督宗教历史研究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以基督教新教在山东地区的医学传教为例，其医学机构、医学教育机构的建立与发展，在中国基督教史，甚至从中国近代史角度来说，都有着重要意义。有关这方面研究在一些专书中有所论述，也出现一些有针对性的分析。但是以其在近代中国医学史地位来说，还有许多空白之处。胶东地区，特别是烟台、威海、蓬莱等地是基督教新教最早开展医学教育的地区之一，杨华祥等人的《近代西洋医学传入烟台概述》一文指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洋医学随同基督教传教士传入烟台。以美国长老会为代表的基督教组织，在传教过程中，同时也进行医疗等慈善活动，为西医植根于烟台奠定了基础。他们兴学校、办教育，培养当地信徒，又造就本地医生；他们先设立诊所，后沿革为医院，成为基督教医学传教人员建立传教根据地之重要举措。美国医生希尔思创建的烟台毓璜顶医院则为其成功的事迹。传教活动与行医相互促进，在烟台推动了西医的传入和发展。[※注]

冯秋季则以河南北部地区为背景，考察了加拿大传教士在河南地区的医学传教活动过程，以及将西医引入后对社会与民众的影响。他认为这些活动促进了近代医学与传统医学话语权在民众中的进退变革，主要表现为近代豫北西医群兴起，民众医疗观念改变，“拜医”与“看病”话语变更，对护理职业态度转换，中医向科学化发展等，而这种医学话语权的进退，正是西医走进民众、实现传播的必然反映。[※注]邵金远、杨小明、高策的《医药传教与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以近代豫北加拿大长老会医药传教为例》指出，豫北地区的社会、民俗、人口因素，使得当地民众对于外来宗教具有较强的排斥心理。传教士利用当地医疗卫生水平极为低下的特点，将医学传教列为豫北地区传教活动的重中之重，并在医疗器物、医学理念方面非常注重本土化，希冀民众在接受医疗救助的同时，接受福音。作者利用原始资料，首次探讨了加拿大长老会从事医学传教行为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并从基督教文化视角诠释这种关联的生成动因及其历史价值。[※注]毛光骅的《基督教在河南省的传播与西方医学的传入》对基督教各教派在河南省的活动及其医疗机构做了概述。该文指出，河南地区这些教会所开办的医院，新中国成立后都转型成为各级医疗机构，为当地人们的防病治病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文章提出了一种现象，即教会医院对新中国医疗事业的意义。作为医疗机构一旦建成，多有较长的存续期。教会医疗机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多划转、合并成为国立医疗机构。由于这些医疗机构的设施相对完备、医疗人员水平较高，许多医院成为所在地区的医疗中心，医护人员成为所在学科的主要专家。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河南，在国内其他地区也大致相同，如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医院等，著名医生如林巧稚、张孝骞、聂毓禅等。这一问题的意义与影响，在未来有关中国当代史研究中，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之一。[※注]

梁碧莹的《医学传教与近代广州西医业的兴起》指出，19世纪30年代，美国第一批新教传教医生来到了广州口岸，开始了以医疗活动为手段、以传教为目的的医学传教历程。传教士的医学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促进了西医学的在华传播，也促进了广州西医业的兴起。但是，医学和传教相结合的关系却逐渐开始松弛、淡化，两者开始了离异的过程，而这种离异过程是近代大部分医学传教士所经历的问题。结合基督宗教进入中国的全面情形，非常有必要探讨中国人对外来宗教的接纳特征是什么。时至今日，基督宗教成为部分中国人群体积极主动接纳的外来宗教，这其中的内部动因与外部影响，非常值得进行深入的探讨，这其中，对近代医学传教的实证考察，是非常明显的参照。梁文最后指出，回顾医学传教的历史，西医事业与传教事业在中国的遭遇截然不同。医疗活动和传教活动的结果是，就医者众而入教者寡。中国人对西医的态度，从怀疑到认同和接受，中国人对传教医生的医学活动的赞誉，正是这一态度的反映。中国人称赞的是作为医生的伯驾和嘉约翰，而不是作为传教士的伯驾和嘉约翰，更不是作为外交家的伯驾。梁氏所提观点，实际上也可以看作中国人对待基督教与基督教事业的普遍态度，研究中国基督宗教历史，必须考虑到这个现象，一些研究者以“今人”的想法想当然去研究“旧人”的思想，会使结论出现偏差。[※注]

在针对华南地区医学传教行为的研究中，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一直不是内地学者的研究重点，这其中既有史料取得困难的客观原因，但是三地的政治特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影响学者研究的更重要的因素。高田、哈鸿潜的《台湾早期之教会医学》是大陆地区发表的有关台湾基督教医疗事业研究的早期代表性论文之一。如同大陆地区一样，台湾地区的现代医学开端来自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医疗。17世纪荷兰人曾带来了西方医学，当郑成功驱逐了荷兰人，西方医学也随之从台湾消失。1865年英国长老教会派遣马雅各（James LaidlawMaxwell）医师来台从事医疗传教，才使西方医学在台湾生根。19世纪最后30年是台湾近代医学史的关键时期。就台湾早期教会医学的三位重要人物马雅各医师、马偕（George LeslieMackay）博士、兰大卫（David Landsborough）医师之主要事迹和他们对台湾近代医学的贡献加以整理叙述。[※注]哈鸿潜、高田的《荷兰据台时期之医学》一文对荷兰占据台湾时的医学状况进行了分析，其中主要涉及荷兰传教士的工作。指出在荷兰据台38年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派遣医师来台在商馆从事医疗工作，亦以施疗为手段达到传教及统治的目的。文章分析了荷兰医学未能在台湾落脚生根的原因，并就荷兰据台时期的台湾医学与日本锁国时期的荷日医学做了比较。[※注]

尚季芳的《亦有仁义：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西北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讨论了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在尽力播撒“上帝福音”的同时，对西北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参与。尚文对传教士行为的评价也较为正面，扩展了医学传教研究的地域范围。[※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