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教士在中国所开展的医学传教活动中，除开展公共卫生建设、直接提供临床医疗服务外，兴办医学教育也是其中一项主要的工作方式。而中国近代医学教育体系的建立，对中国社会医学事业的影响更为深远。通过开展从成人、职业到大学不同层次的医学教育，为中国社会培养了大量的医学专业人员，在中国开展了新的医学服务领域。在基督宗教进入中国出现的中外文化冲突中，由西医教育发展带来的西医在中国的普及，是普通中国民众对于基督宗教少数几种主动适应与产生好感的领域之一。这一点，在学者的研究中多可以看出。针对基督宗教医学教育的研究，1978年以前文献很少，在部分通史、教育史专书中有所涉及，但是多将其定义为帝国主义侵华的手段之一。1978年以后，涉及基督宗教医学教育的专书、论文开始大量出现，在通史、文化史、教育史、医学史论著中多有涉及，评价多趋正面。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教会医学院校，多有当代医学高等教育机构主动寻宗，出版了一些校史著作，或在学校通史中专门叙述。而涉及基督宗教医学教育的论文，在数量与领域上也逐渐增长，但是刊发在比较重要的历史学刊物上的还比较少。

一 医学传教与中国医学教育发展

林莉、王云贵的《教会大学在早期中国高等医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孙希磊的《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医学教育》两篇文章综合讨论了教会大学医学教育的地位，对教会大学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教会大学不仅开创了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和女子高等教育的先河，而且奠定了中国现代医学基础和医学教育模式，推动了中国高等医学教育早期现代化，对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发展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注]。

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是历史上代表了中国医学教育和医学临床最高水平的、由外国教会机构参与创建的中国本土西医机构。有关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的研究，1978年以后出版了数本史志或资料汇编性文献，同时也出现了一部分学术性研究文章。赵之恒的《基督教会、洛克菲勒财团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分析了协和医学院与教会等机构之间的关系。北京协和医学院是近代中国基督教会医学校中最负盛名的西医学校，它以美国当时最先进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为模式，把培养高技术、高水平的医学人才作为办学宗旨，形成一整套独具特色且行之有效的教学制度和方法。因此，它的办学效益十分显著。它的创立及其成就对中外文化的相互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对于当今的高等教育改革也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赵文指出，协和医学院的特色的教学制度和方法主要有：八年的学制和预科教育；严格的选拔、考核制度；英文教学；启发式教学和重视实践活动；实习医师和住院医师制度；选送出国进修和聘请客座教授；开办高级护士学校和进修教育；开辟公共卫生教育。协和医学院所取得的成就，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医学传教的“真正结果”，赵文总结为两方面：第一，在坚持教学高标准、高质量的同时，科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有些项目的研究水平在国际医学界处于领先地位，获得较高声誉。第二，协和坚持高标准、高质量的原则，为中国培养出一批出类拔萃的医学专门人才，这批人成为我国医学界的中坚和骨干。[※注]

王玲则讨论了协和医学院前身协和医学堂创建过程中，除教会组织与外国医生外在因素外，清政府的积极态度与参与问题。蒋育红的《20世纪20—30年代北京协和医院的管理机制》，对在建立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医学院”愿景下协和医院的管理机制进行了总结，并指出其对今天高校管理的借鉴作用。针对近代中国基督教组织开办的各类专业机构，从管理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章还不多见，至少在中国主流历史学刊物上尚未见到。[※注]

在教会医学院中，天主教会创办的震旦大学医学院与一般教会医学院比较，具有自己的特点。这所医学院由中国人创办，后法国天主教会取得了对学院的管理权。陈挥、陈杰的《科学与真理的阶梯：震旦大学医学院》一文讨论了受到中国国情与历史文化影响较大的震旦大学医学院成长发展过程及其办学特点。[※注]

彭益军的《齐鲁大学与近代山东医学教育》一文以齐鲁大学为重点，探讨了医学传教士进入山东以后，对近代山东医学教育的影响。西医教育在教会、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得到不断发展，传统中医的传授则逐渐陷入困境。教会所办的齐鲁大学医学院由于有出色的师资队伍、严谨的学风以及比较稳固、充裕的物质保障，在教学和医疗方面蜚声海内外，使山东的医学教育领域居于非常突出的地位。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齐鲁大学的主要发展时期。在此期间，参与协办齐鲁大学的基督教差会不断增加。截至1927年，齐鲁大学教职员由中、英、美、加拿大四国人士组成，同时有基督教各宗派参列其间，有13家差会共同合作。众多差会的加盟，使得齐鲁大学与国外的联系十分密切，广为传播了齐鲁大学在国外的声名。教师主要由各差会从国外派来，一般都在国外接受过良好的医学高等教育，有的在国外便具有相当声望，有的则是来华后砥砺自身然后确立了专长。美国医学界组织撰写的《西氏内科学》是一部权威性很强的医学经典之作，该书的执笔者皆为国际上著名的专家学者，其中便包括三位齐鲁大学医学院的教授。[※注]在区域医学教育方面，刘德荣和周典恩、郭志超还对西医教育在福建地区的兴起过程进行了探讨。[※注]

高田的《近现代台湾的医学院校》在介绍台湾地区教会医学教育机构变迁的同时，也对教会医学教育机构的发展有所梳理。台湾地区近现代医学发展与基督教会，特别是基督教长老会在台湾所开展的工作有密切关系，对日后台湾政治发展取向也有影响，希望大陆地区学者未来能有更多研究文献出现。[※注]

新的医学教育模式，是经西方医学传教士引入中国的教育体系。在医学高等教育阶段，预科教育的实行，也完全是舶来产物。王玮的《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早期的医学预科教育（1901—1936）》指出，中国多数教会大学提供医学预科课程。文章以震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医学预科教育为重点，说明医学预科课程的学习为学生未来进入医学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教育体系对于早期中国高等医学界而言，有着积极的影响。[※注]

中国现代护理工作也是由传教士引入中国的。在这方面，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护理教育有紧密的关联，从文献及回忆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早期专业护士，或多或少都与医学传教机构有关系。来华的女医学传教士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员是护理人员，这些人为中国近代医疗机构提供了最早的护理服务和护理培训。宋瑞璇、高原的《试论女医学传教士和中国近代护理教育：以维奥拉·费舍为个案》以来华美国女传教士为例，说明来华女医学传教士群体和中国护理及护理教育发展的特殊关系。[※注]

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的功能更多被定义为在家相夫教子，为家庭提供劳务，外出从事社会性工作是不被鼓励的。基督教传教士的到来，造就了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职业女性。这其中，医学传教工作为中国社会贡献了最早的女医生、女护士、女卫生服务人员。在中国传统儒家社会中，男女交流多有禁忌，女医护人员在有些医疗科室，如妇产科、儿科等具有先天性别优势。同时女性的心理特征，也会让多数男性病人具有安全感。直到今天，医学仍然是中国女性从业比例最高的职业之一。从这个角度而言，围绕女性医学教育开展相关研究，尤其是医学传教与中国女性医学教育发展关系的研究也就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了，目前已有学者发表了相关研究论文，如赵俐的《近代基督教会在华女子医学教育》和方靖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女子医学院：夏葛医学院》分别以个案研究，考察了中国近代女子医学教育与基督教的关系。[※注]

二 医学传教机构活动和影响

以传教士所开办医院为对象的个案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逐渐被学者重视，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研究重点也从史实叙考转向较为深度的因素分析，或与相关领域的交互影响。[※注]

我们所注重的医学传教研究，大多是以基督教新教所办机构为对象的，对于天主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成果较少，尤其是针对天主教医疗机构的研究多针对基督宗教综合研究加以分析，专文论述更为少见。刘青瑜的《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的医疗活动及其影响：关于归绥公教医院的个案研究》，以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建立的归绥公教医院为个案，深入研究了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的医疗活动，该文试图重新评价传教士的医疗活动对内蒙古近代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从而肯定传教士对内蒙古医疗事业的贡献。刘文发表在天主教机构所主办刊物上，更有一定的新意。中国天主教、基督教机构所出版的刊物、集刊及图书，重点在神学、宗教学研究的同时，关注点也逐渐多元化，发表的符合学术论文要求、涉及基督宗教在华历史研究文献逐渐增多，这些学术研究文献已成为中国基督宗教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注]

李永宸的《近代两广浸会医院及其慈善活动》以曾经媲美欧美各大医院的广州两广浸会医院为对象，对其创建过程、主要负责人在医院发展中所做出的贡献进行了叙述。并重点通过医院在施医赠药、广州市公共卫生发展、医学人才培养以及战时救护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讨论这种奉献精神的外在动力和“非以役人，乃役于人”这一基督教教义对作为基督徒的医院医护人员的精神支柱作用。[※注]

针对除医院、学校以外其他基督教医学传教机构、关联机构和学术团体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机构或为医院、学校的资助方，或为医疗学术团体，涉及了广义医学卫生事业的多个领域。这方面，吴义雄是较早关注此领域的学者，他的论文《医务传道方法与“中国医务传道会”的早期活动》，以成立于1838年的“中国医务传道会”为对象，分析这一机构是如何在19世纪中期具体推行“医学传道”这种传教方式的。并指出传道会所推广的这种传教方式，“使基督教新教势力在中国的扩展获得了有利的条件，但同时在客观上也为近代西方医学的传人准备了条件”。[※注]

1886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华博医会（China Medi 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是基督教在华的第一个全国性医学传教专业机构，它的成立标志着“教会医疗事业由分散进行的时期开始进入相互合作的时代”。据李传斌分析，在博医会早期（1886—1901），教会医疗事业在新的发展环境下不断拓展，在沿海和内地都得到加强和发展，直至19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给教会医疗事业以沉重打击。在博医会的协调推广下，这一时期的“教会医疗事业与中国社会的冲突有减少的趋势，并在文化交流和社会慈善等方面起了更为积极的作用”。[※注]刘远明的《中国近代医学团体：博医会》对中华博医会的历史进行了全面回顾。指出博医会成立后所开展的大量工作，如医学名词标准化、发展教会医院、开展医学教育、加强中国本土疾病研究、拓展公共卫生服务等，为促进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因其要求会员必须为宗教服务人士，使得许多本土医学人员无法入会。随着中国本土医学全体的壮大，最终成立了以中华医学会为代表的医学社团。但是这些社团或多或少受到了博医会的影响，从这一点上看，博医会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医学社团的“样板”。[※注]史如松、张大庆的《从医疗到研究：传教士医生的再转向：以博医会研究委员会为中心》，以博医会为对象，探讨了部分中国医生由医疗向研究的职业转向过程及其意义。1907年，博医会设立研究委员会在中国开展医学研究，研究主要围绕中国的寄生虫病和中国人的身体生理数据的调查展开。研究委员会对推动医学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部分传教士医生的职业倾向也由医疗转向研究，这也影响到中国的西医学界，使得医学研究成为这个职业的一种职业活动模式。[※注]

有关医学传教活动对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影响，史如松、张大庆的《中国卫生“启蒙运动”：卫生教育会的贡献》介绍了由中国医学界和基督教传教士组织的卫生教育会在中国举办的卫生教育运动。卫生教育运动通过举办卫生运动周，用展览、演讲、海报、幻灯片等方式传播卫生知识；针对学生，散发卫生书籍、举办卫生论文竞赛，普及卫生常识。这项运动促进了卫生知识和理念的传播，对民国政府建立卫生机构也起到了积极作用。[※注]

张大庆的《中国现代医学初建时期的布局：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影响》以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和有关历史文献为基础，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三次中国医学考察活动进行了详细论述。指出洛克菲勒基金会所组织的三次来华考察，不仅是论证其中国医学项目可行性的事务性工作，也是美国医学界对中国医学的状况进行深入、全面了解的调研活动。这一系列的考察活动对中国近代医学发展的布局有意无意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注]蒋育红讨论了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 cal Board，CMB）的成立过程及对中国的早期资助情况。中华医学基金会虽然不是直接的教会机构，但是其与中国多个教会医院、教会医学院有着密切关联，其资助范围更强调教会系统，如协和医学院、齐鲁医学院和湘雅医学院等，都是由其资助建立，另外，针对中国医护人员的出国进修计划，也为中国培养了大量较高水平的医生、护理与卫生人员。[※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