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
二 基督新教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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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基督宗教与经济活动的关系研究，是以往基督教史研究中相对薄弱的领域。从基督宗教发展史上看，基督宗教经济思想，特别是基督教经济伦理思想，在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思想意义和社会意义。到了鸦片战事以后，传教士掀起一个“还堂”浪潮，并乘机大肆敲诈勒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大陆地区作为一门交叉研究的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方面，有关经济专门史的研究还亟待发展，相关研究者仅有数人，与中国基督宗教史整体研究的方兴未艾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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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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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 基督宗教 天主教 鸦片 经济伦理 乡村 贸易 天主教会 儒学 学术界 茶叶贸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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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督新教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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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方面，林立强通过对西方传教士与福州茶港开埠以及与茶叶贸易及商务的相互关系与影响等做一探讨，以期引起学术界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经济活动关系问题研究的重视。文章指出，福州成为近代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是与西方列强对茶叶的大量需求以及要急于展开对福建的茶叶贸易分不开的。在福州开埠前后，基督教传教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传教士是最早把茶叶介绍给西方的来华人士之一，茶叶在西方被称作一种“新奇的中国饮料”。总而言之，茶叶贸易与福音传播是相辅相成的，在福州开埠前，西方传教士曾为西方列强打开对华茶叶贸易提供服务，而茶叶贸易的兴起和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传教士的事业。与此同时，传教士的身份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从“助手”——开埠前为列强的茶山探险活动提供帮助，到“合作者”——分别在商业活动和传教事业两个不同领域中共同为列强利益服务，再逐渐发展为“一家人”——有部分传教士参加到具体的茶叶商务活动中来。可见，传教士与福州外国茶商间的关系随着福州茶市的日益兴盛已越来越密切。虽然究竟有多少传教士从事茶叶商务活动目前尚无确切的统计数字，传教士经商也不是很普遍的现象，但在日益繁荣的通商口岸福州，小部分传教士的触角从单纯传播福音开始延伸至外国茶商的经济活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在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史和基督教传播史时应对此现象引起足够的重视。[※注]
林立强的另一篇文章《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实业活动初探》指出，近代西方新教差会派遣来华传教士的目的是传播福音，从事经营性实业活动等所谓“世俗化倾向”长期以来是传教士讳莫如深的话题。但事实上自1807年新教入华以来，亦有相当部分的新教传教士因种种原因从事此，类活动。他们一方面直接涉及地产、酒店、百货、商业贸易等领域，赚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以自养方式从事经营性活动，拓宽了教会的收入来源。此外，部分传教士还尝试将实业活动作为一种传教手段来使用，认为“实业工作将大力推进在华传教事业”。林氏的两篇文章是国内学术界较早发表的有关基督教参与经济活动的论文，也是迄今少数几篇论文之一。[※注]
有关教会与中国鸦片贸易、烟草产业和毒品问题态度与关系的研究，是学术界相对讨论较多的问题。甘开鹏的《美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鸦片贸易》对美国传教士对西方对华鸦片贸易的看法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美国传教士的反鸦片贸易观对美国国内舆论及《望厦条约》的签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影响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然而，《天津条约》签订前后，美国传教士鸦片贸易观的转变扭转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鸦片贸易的最终合法化。[※注]陈才俊的《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与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则强调了在《望厦条约》签订过程中，由于传教士居间态度的影响，美国政府当时禁令本国商人从事对华鸦片走私活动。但对后来传教士鸦片贸易观的变化没有涉及。鸦片战争前后发生在中国的鸦片贸易，有悖人类的基本道德，更为基督宗教伦理所禁止。文章指出，鸦片在中国的出现，无疑引起中国人对西方人的普遍反感和愤怒，并严重阻碍福音的在华传布。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反对鸦片贸易，因为这种贸易违反上帝的意志，违反基督宗教伦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这种贸易有碍“让基督征服中国”终极目标的实现。美国传教士们关注的是福音的传布，并不关心鸦片贸易商人的经济利益，所以，当传教利益受到鸦片贸易的阻挠时，他们便在言论上和行动上极力反对这种贸易。这些传教士的言行，不仅得到母国传教组织的积极支持，而且获得美国民众的普遍认同，甚至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最终对美国政府反对鸦片贸易政策的确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注]此外，东人达的《西南基督教教会“不吸鸦片”戒律探讨》也指出，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侵略浪潮，大批传教士来到西南民族地区。其中以柏格理、党居仁为代表的出身英国劳动阶级和少数民族族群的循道公会、内地会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明显地表现出反对鸦片荼毒的态度与举动。清末、民国期间组建的各民族基督教教会，在这些传教士的启发下，都自主制定了禁除鸦片的戒律，并付之于严格的实施。形成的戒烟传统，今天仍然被西南民族区域的众多教会所继承并发扬。其族群与宗教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群众性禁毒经验。[※注]
邓杰的《基督教与川康民族地区的禁毒努力（1939—1949）》研究了教会禁止吸食鸦片的个案。川康地区是近代中国烟毒泛滥的重灾区，在该地区从事传教活动的基督教传教士，不仅致力于禁烟的宣传工作，还采取积极措施劝导边民及协助政府禁烟。传教士不仅帮助政府对边地烟毒屡禁不止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积极参与到禁烟的具体行动中，而且还帮助政府处理与禁戒烟毒有关的善后事宜。传教士的禁烟措施改变了边地民众吸食大烟的恶习，促进了边民的身体健康，有利于边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改善了政府与边地的紧张关系，使边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增强；密切了边民与基督教的关系，便于基督教会各种活动的开展。[※注]
李传斌的《医学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禁烟》讨论了在华基督教医生对禁烟的态度与行为。文章指出，19世纪以来，鸦片的大量输入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因此，它遭到了中国持续不断的禁烟活动的反对。在近代禁烟活动中，往往有传教士参与其中。作为传教士中的特殊群体，医学传教士在行医过程中对鸦片的危害有深入的体察，因此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积极投身禁烟的宣传和实践，在禁烟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医学传教士在禁烟宣传、探索戒烟方法和助人戒除鸦片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现实决定了禁绝毒品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医学传教士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鸦片吸食状况。而且，他们从事禁烟还有传教上的考虑，这是与其他人从事禁烟活动的一个重要的不同点。不过，他们毕竟在客观上对近代中国的禁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注]朱守云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京毒品问题剖析：以贝德士的调查为切入点》则通过贝德士调查所供的素材，分析了导致毒品在南京地区迅速泛滥的原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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