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基督宗教与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影响研究，部分论文集中在对清皇室的影响上，董建中的《传教士进贡与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认为，通过进贡赢得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好感，是利玛窦开创的传教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总结出乾隆朝西洋传教士的三种进贡类型：一是通过地方官员的进贡，二是新到京传教士的进贡，三是在京传教士以臣下身份在节庆时的进贡，进而指出进贡是传教士的一种集体行动，并探讨了传教士在乾隆朝特殊环境之下进贡时的憎恨、企盼，甚至感激的心理。该文利用《宫中进单》中的传教士进单，总结出乾隆朝西洋传教士的三种进贡类型，结合其他材料，通过进贡透视了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着重探讨了三个方面的内容：（1）对西洋奇物的好奇；（2）对西洋器物的广泛兴趣；（3）对西洋绘画的持久兴趣。进贡是一种交往形式，进贡中传教士与乾隆皇帝各怀目的，但进贡本身已注定不是一种平等的交往，一切都由乾隆皇帝所决定。传教士通过进贡，希冀赢得并扩大其生存乃至传教空间，但在乾隆皇帝眼中，西洋传教士的进贡只是满足其西洋品味的绝好的物品来源罢了。[※注]

邹振环的《光绪皇帝的英语学习与进入清末宫廷的英语读本》考证出光绪皇帝学习英语的时间、所用的教材，并分析了光绪皇帝学习英语对于皇族外语教学和整个社会外语学习的影响与意义。文章通过中外文献中零星的记述，考证出光绪皇帝学习英语的准确时间是在光绪十七年（1891）十月二十五日（11月26日）前开始的。留美学生颜永京曾作为光绪英语教师的候选人，1891—1894年正式担任光绪英语教师的是京师同文馆的毕业生张德彝和沈铎。光绪的英语自学过程一直持续到1908年前后。作者分析了光绪皇帝当年在宫廷中使用过的英语辞典《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和《英华大辞典》、英语读本《华英进阶全集》等，并就光绪皇帝学习英语对于皇族外语教学和整个社会外语学习的影响与意义，提出了初步的看法。文章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学习与了解域外语言的传统，明朝和清朝都曾设立过“四夷馆”和“四译馆”，但对于域外语言的态度，朝野均秉承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即将域外语言视为蛮夷所用的“低俗语言”（low variety），直至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很多著名的西学家，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都没有认识到学习西方语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康熙时期虽然也曾设立过俄罗斯文馆，康熙本人也推动过拉丁语的学习，但均没有真正把外语视为可以和汉语与满语等量齐观的“高雅语言”（high variety）。[※注]

对于普通中国民众的研究，梁元生的《创造“文化新天地”：清末民初广东基督教徒对上海城市文化的冲击和改造》，透过清末民初居住在上海的，创办和经营百货公司、以新技术印刷图书画报的文化人和出版商人两部分广东人基督教群体，以察看及分析其中两组人对上海城市文化所作的贡献。集中探究上海广东人中间的一小撮边缘人（不到十分之一的在沪粤人），即广东籍的基督教徒在这方面的表现。他们来自广东和香港以及信仰基督教多半是华侨的背景，构成了他们兼容中西、融合新旧的性格特质，使其在近代上海的“海派文化”的氛围中有施展的余地和发挥的空间。这两组人中，其一是创办和经营百货公司的基督徒，如永安公司的郭乐、郭泉，先施公司的马应彪，大新公司的蔡家和南洋烟草公司的简家等，都是民初上海有名的粤商。其二是以新技术印刷图书画报的文化人和出版商人，他们许多也有基督教的背景，特别是由岭南及培英学堂出身的一群。他们或者为了升学深造，又或为了寻找发展的机会而来到上海，集结在一起，成为“良友”集团，对上海的新兴文化和流行文化有相当大的影响。文章尝试从其基督教的背景探讨这批广东人在上海所扮演的角色，作为民囯时期上海城市文化发展中的一个不大为人注意的侧影。[※注]

徐有威的《“在土匪魔爪中，亦在上帝手中”：传教士与民国土匪关系初探（1918—1937）》则讨论了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即传教士与土匪的关系。从20世纪第一个十年末起，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止，在全国范围内，传教士曾经和民国土匪发生过激烈的正面冲突，大批传教士被杀、被奸或被绑架。遭到土匪绑架的传教士多被杀，只有少数历经种种磨难后得以生还，此外大量的教产（包括教堂和传教士的个人财产）被抢或被毁。在如此险象环生的情形之下，传教士曾作出过相应的回应。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传教士眼中的民国土匪世界，包括土匪的组织结构和活动特点，土匪与其周围世界的关系，土匪对外国人和外国文明的态度；传教士与民国农村社会的关系；由传教士案引发的外交纠纷等。该文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往被中国学者所忽略的领域，为探讨近代中国官民、中外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注]

史静寰、熊志勇的《文化边缘人物的困惑与思考：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子女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美关系》分析了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子女的“中国意识”及回国后所遭受的文化差异影响，这部分“边缘人”成年后的中美观及对中美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文化边缘人物”仅仅表明人的一种心态、一种精神状况。它的形成虽然具有主观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不同质文化相遇之后所自然发生的冲突、矛盾与融合过程对人的影响，特别是那些曾长期处在不同文化环境之中，并且在精神上有较高追求的人最容易形成这种心理感受与状态。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子女虽然并不是一个有明确定义的群体，但这批人的确有很多共同特点。他们出生在中国，在这里度过自己的童年时代，了解和接受了中国文化。同时又通过他们的父母以及西方人的生活圈子建立起与遥远母国的文化联系。他们独特的经历以及所形成的素质使他们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急剧变化、中美关系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能以一种比较理性、客观而现实的态度看待中国，处理涉及中美关系的一些敏感问题。如何看待共产党、如何处理国共内战时期或共产党掌权之后的中美关系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中国出生”所赋予传教士子女了解中国社会、对中国发展前景认识比较清楚的素质范围。而一般传教士所特有的精神追求和宗教理想主义色彩浓重等特点又阻碍了他们真正理解和接受共产党人的观点。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在历史的某一特定时期和事件中完全能够容纳共产党，甚至成为他们的合作者和朋友。[※注]

张国刚从地理位置与民族区别、风俗与物产、火炮制造、钟表机械等几方面，叙述了耶稣会士向中国人介绍了欧洲的各类情况和技术。虽然把五湖四海、钟表园林介绍给中国人，但并没有改变中国皇帝和官僚士大夫的天朝意识和天下观念，中国并没有真正进入“世界的范围”。[※注]欧阳哲生指出在18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中国热”与法国耶稣会士在他们的书简、报告中，对他们的“北京经验”的浓重渲染，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北京经验”，即以北京为基地加强对整个中国的认识和认知，成为西方传教士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方对中国最早的认识，构成了西方中国学的最早谱系的主要来源。这些源源不断流向欧洲的“域外资源”，对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基督教根基的动摇，乃至整个近代欧洲的文化想象和思想变革，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而在中国，这些西方的思想和器物的交流，始终严格限制在京师，甚至是清宫廷之中，影响范围和深度都非常有限，基本上是将西方科技视为把玩的技艺。这些交流的结果是，西方从中借鉴到了“升级意义”的资源，而中国仍然维持着帝制体制内的相对平衡和社会繁荣。这些使中国错失了许多良机，也造成了百余年后以鸦片战争为事件的整个民族国家的更大危机。[※注]

外来宗教对中国的城市风格和城市特色的创建也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20世纪早期哈尔滨的外来宗教现象，不仅在中国宗教史甚至世界宗教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东正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东正教在宗教思想观念上对哈尔滨影响不大，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哈尔滨的城市设计理念、建筑艺术风格、刺激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冰雪文化等方面。东正教对形成哈尔滨东西兼容的国际性、多元性城市文化品格具有较大影响。[※注]

从以上几篇不易归类的文章可以看出，有关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文化关系史的研究，还有非常多的空白点，即便是其他几类研究，在研究广度、深度上也需要继续扩展提高。基督宗教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影响，超过了古代数千年外来文化的影响。进一步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