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专著的出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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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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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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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来,我国各类基督宗教图书的出版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苏德毕力格主编的《准格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基督宗教史料》一书所刊布的蒙古文中有关基督教档案资料,是大陆地区第一次集中刊布少数民族文字的基督宗教资料,为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素材。其中除宗教文化出版社以出版宗教类图书为主、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对外宣传性图书较多外,笔者通过日常的观察和整理,认为中国大陆地区的出版社对于出版包括学术性图书在内基督宗教图书的偏好差异还是明显的,数据分析结果基本能说明这一现象。 |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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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宗教 圣经 专著 基督新教 宗教 译著 太平天国 史料 样本 书籍 拉丁字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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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研究专著的出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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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来,我国各类基督宗教图书的出版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仅国家图书馆入藏的大陆、台湾和港澳地区1949年至2013年出版的基督宗教类书籍就达6127 册。[※注]如果仅对我国大陆地区出版的基督教学术图书进行一项全面的分析,也是一项浩繁的工作,这不是本综述所能承担的,需要另文研究。
我们试图通过一些典型数据,勾勒出我国有关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著作的大致特征。利用国家图书馆书目系统,以“基督教史”为主题进行检索,共检索出1949年至2013年8月前出版、编目的有关中国基督宗教史类图书141种。以这部分图书为代表,对我国大陆地区基督宗教史研究著作的出版状况进行讨论,并归纳出其主要的研究特征。
从表10-6 可以看出,大陆地区基督教史著作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特别是1996年以后,研究性专著增长更为迅速,这与我国学术界对于基督宗教及在华基督宗教史研究的整体发展态势是一致的,这种趋势同样也可以从国家社科基金、学位论文写作等方面看出。在出版图书中,原创性作品(包括港澳台地区、海外华人及外国作者直接使用中文撰写的作品)比例为82%,译著占18%,其中译著的出版基本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因为分析样本是以国家图书馆藏书目录主题搜寻而来,由于编目者的分类判别差异,使得部分有关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的专著和译著并没有标注“基督教史”关键词,事实上,在我国基督宗教及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方面,译著的数量与其他学科相比较还是较多些。主要原因是许多被翻译的有关基督宗教史研究的外国图书,都是超出版权保护期限的,即作者已经去世50年以上。这也说明基督宗教翻译更为强调经典的翻译。即便受到版权保护的学者,由于宗教研究的特殊意义和作用,多数也愿意授权将其作品翻译成中文。
在出版图书中,绝大部分为中文书籍,也有少部分中外文合璧书籍,外文部分主要是英文的论文集。[※注]苏德毕力格主编的《准格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基督宗教史料》一书所刊布的蒙古文中有关基督教档案资料,是大陆地区第一次集中刊布少数民族文字的基督宗教资料,为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素材。[※注]
从研究图书形式类别上看,学者个人专著比例最高,约占全部图书的79%,基本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史料汇编的比例占11%,这其中既有对中文史料的编辑,也有对外文史料的翻译。史料编纂工作在近些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资料汇编形式也日渐多样,为未来中国基督宗教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更多的研究素材,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论文集部分占全部书籍的9%,主要以会议论文集为主,随着近年来国家对于包括基督宗教史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力度的加大和资助渠道的增加,学术会议在数量上也保持着一种稳定的态势,但是由于大陆地区对于研究人员学术评价体系的日益严格与僵化,游离于主流学术评价体系外的会议论文集,在文章质量上有下降的趋势。
在我国大陆地区出版的中国基督宗教历史研究著作中,不分宗派针对基督宗教历史的综合性研究书籍占26%;有关天主教历史的研究占38%;有关基督教的研究占33%;有关在华东正教历史研究史是大陆地区基督宗教领域较为薄弱的环节,占全部图书的3%。其他教派研究指有关太平天国宗教的研究,占全部图书的1%,这方面的研究尽管数量不多,但是研究质量较高,样本中的2 本书,分别为夏春涛的《太平天国的宗教》(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另外周伟驰的专著《太平天国与启示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在学术界都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由于样本数量较少,我们没有看到有关《圣经》在中国流布历史研究的专著。《圣经》被翻译成为中国境内多种语言文字,对近、现代中国文化产生过多重影响,如同佛经被翻译成汉语后对中国文化所带来的影响一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但是不可否认,有关《圣经》在中国的历史研究,是中国基督宗教历史研究中最为薄弱的领域之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研究者语言能力的要求。《圣经》在中国境内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和文字,涉及汉语、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满语、景颇语、傈僳语、苗语、朝鲜语等数十种语言;使用汉字、拉丁字母民族文字、蒙文、藏文、自创民族文字等多种文字书写形式。在汉语中又有汉字、拉丁字母、注音字母、盲文等多种书写形式,涉及汉语普通话和多种方言,文言与白话等多种语体。有关早期版本或教派圣经文献研究,还需要了解或乃至掌握古希伯来文、古希腊文、拉丁文、教会斯拉夫文、阿拉米文、古叙利亚文、回鹘文、突厥文等多种古典语言。中国各种版本的圣经翻译多是在外国传教士主导下开展的,其背景资料除汉语外,还有许多是用传教士所属地区的语言书写的,且多为原始手写文档,对于非母语人员来说,阅读难度很大。众所周知,语言学习与文献学训练是一项极为耗时的过程,在大陆地区现有教育体系、就业方式和学术评价制度下,很难保证有足够数量的、经过综合训练的研究者为此开展长期、系统的学习与研究。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大陆地区学者有关《圣经》在中国流布史研究深度不够的局面,在相当长时期不会有明显的改变。
景教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传统而不活跃的领域之一,其研究成果大多被归入历史研究范畴,而没有从宗教学角度进行分析。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已经成为历史,但是现代景教组织(东方亚述教会),仍然希望与中国发生联系,并曾经在香港举行过宗教活动。[※注]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特别是大陆地区是各种基督教组织最为关注的地区之一,加强对各种基督宗教在华历史的研究,对解决和解释现实问题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141种基督教史图书中,有关天主教研究著作多于基督新教,这主要受样本数量少的影响。通过对实际研究的观察,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特别是1978年之前,由于研究重点集中于教案、早期中外文化交流(如耶稣会等修会组织在华活动)等,这些活动中天主教组织的影响更大,因此相关研究成果数量较多。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研究重点更多针对教会事业、教会与社会之间,其活动更多由基督新教组织参与,基督新教的研究专著与日俱增。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学术出版业走向繁荣的时期,直至今天,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中,有关基督新教的研究也是各宗派中最多的。同时,跨宗派的综合性研究也逐渐增加。
从图书样本中可以看出,针对整个中国地区的整体性历史研究著作占17%,不分区的专题研究占47%,以行政区划大区为对象的研究占5%,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对象的著作占31%。在行政区划大区研究中,包括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和西南地区;有关省区的个别性研究包括了15个省市,仅占全国省级区域的44%。从区域研究看,还有许多空白点需要填补。
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图书的出版地来看,其分布特点既与所在地出版社数量多少有关,也与基督宗教的区域分布有联系,出版相关图书较多的地区,基本上是历史上或现实中基督教影响较大的地区。全部图书的出版地分布在20个城市,其中在北京(41%)、上海(21%)、郑州(7%)、昆明(6%)、成都(5%)、桂林(5%)和广州(4%)这七个城市出版的图书占全部图书的89%,表明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著作的出版在地域上非常集中。
141种宗教史图书的出版分布在56 家出版社,也表现出一种集中趋势。其中,宗教文化出版社(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7%)、上海古籍出版社(7%)、大象出版社(7%)、中华书局(5%)、上海人民出版社(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5%)、商务印书馆(3%)、五洲传播出版社(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3%)、四川人民出版社(3%)、云南大学出版社(3%)、人民出版社(2%)、上海书店出版社(2%)和广东人民出版社(2%)15 家机构出版的书籍就占全部图书的64%。其中除宗教文化出版社以出版宗教类图书为主、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对外宣传性图书较多外,笔者通过日常的观察和整理,认为中国大陆地区的出版社对于出版包括学术性图书在内基督宗教图书的偏好差异还是明显的,数据分析结果基本能说明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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