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
四 多外语学科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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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章节中，我们以学术论文、图书为对象，以1978年到目前为研究重点，对1949—2012年（部分资料涉及2013年8月）中国基督教教历史研究的基本状况进行了基本梳理和分析，进而对大陆地区的中国基督宗教历史学这一交叉研究性学科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有一个相对清晰的理解。在本章，我们从学术史的角度，进一步对中国基督宗教历史进行分析，希望能使学术界对这一学科的发展的理解更加充分。现在我们针对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细节问题与不足，再做一些探讨。针对一些与基督宗教有渊源关系的新兴宗教派别，如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基督教科学派等派别所翻译、出版《圣经》典籍文献、神学读物的汉语译本及翻译历史，大陆也没有学者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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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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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宗教 圣经 天主教 东正教 学者 史料 少数民族文字 档案 语言 传教士 外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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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多外语学科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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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我们曾经提到，在华基督宗教历史研究中，大陆地区学者语言工作掌握上的不足，外国文献运用以英文占据绝大部分，有意无意造成研究上的“趋同”和“扎堆”的现象。与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有所差异，中国基督宗教历史研究恰恰需要多种语言工具支撑，才能全面、翔实、完善。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涉及中国基督教历史研究的外文文献资料涉及的文种有英文、德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荷兰文、芬兰文、丹麦文、瑞典文、挪威文、波兰文、匈牙利文、捷克文、斯洛伐克文、斯洛文尼亚文、立陶宛文、法罗文、拉丁文、古希腊文、教会斯拉夫文、古希伯来文、阿拉米文、古叙利亚文、日文、朝鲜文、越南文、蒙古文、克钦（景颇）文等30余种。包括传教士所翻译《圣经》、撰写图书、信函、档案资料、回忆录、出版报刊等多方面内容，也有不同地区学者出版、发表的相关研究图书、文章等。这其中除英文资料外，大部分资料未被中国大陆地区学者翻译、利用。从翻译角度来说，要求译者具有较高宗教与历史知识，某些语言在中国大陆地区能胜任翻译的学者，不到两位数。
我国基督宗教史学者的基督教在华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美英国家，以英文文献为主，但是对于德国、荷兰、瑞典等国家在华传教活动的研究，也大量引用英文文献，就显得有欠缺了。在中国开展传教活动的基督教组织涉及多个国家，除英美地区外，针对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是空白，如早期荷兰在台湾的传教活动、日本基督教组织在华活动、韩国基督教组织在中国东北、山东的传教活动等，都未见大陆学者以荷兰文、日文和朝鲜文档案、资料开展的深入研究。在天主教研究方面，需要接触拉丁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和法文资料，也使得一些学者的研究“知难而退”，成为“二传手”。东正教研究对俄文的要求，也导致了研究者的“曲高和寡”，只能集中在少数学者身上。此外，景教研究需要丰富的语言考据训练，除牛汝极、杨富学等少数学者外，一些考证工作都是一些语言学家进行的，如耿世民的有关突厥文景教文献，段晴针对古叙利亚文景教的考释等。[※注]。
虽然大陆地区学者在基督宗教史研究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史料运用缺陷，但学者们对于外文史料在基督教史研究中的意义还是非常明了的。1949年以来，一直有一些学者编撰、翻译、整理相关文献。特别是在天主教、东正教研究领域，对非英文外文文献的引用和翻译是相对广泛的。
尽管这部分学者人数不多，但是包括了老、中、青各年龄段学者，涉及多种语言，为基督宗教史研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这其中如耿昇[※注]对于法文天主教文献的译介，朱静[※注]对法文天主教档案的翻译与研究；任延黎、刘国鹏等利用意大利文、拉丁文史料所开展的中梵关系、天主教史研究[※注]；金国平、吴志良[※注]、崔维孝[※注]、李长森[※注]、董少新等利用葡萄牙文资料进行的有关澳门天主教、清明天主教历史和人物的研究；张铠[※注]利用西班牙文资料开展的有关早期天主教传教士研究；肖玉秋、闫国栋、陈开科利用俄文资料所开展的东正教史研究[※注]；张振辉利用波兰文资料翻译和撰写有关卜弥格的研究等[※注]；丛林、李梅等关于严嘉乐的译作[※注]；杨武能、张硕利用德文资料开展的对卫礼贤和花之安的研究等[※注]；李颖利用芬兰文资料开展的有关近代芬兰传教士与中国关系研究[※注]；陈贻绎有关古希伯来文圣经的研究等。[※注]
在我国基督教史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都是研究对象国相关语言教师，其中一些年轻教师在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过程中，选择了与基督教在华历史研究相关的题目，这些人员是未来拓展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广度的重要人力资源。根据中国教育部统计，在我国综合性大学、外语学院和民族类学校开设的各类外语专业达60多种[※注]，如果部分与中国基督教历史有关地区的“小语种”语言教师能与历史学者合作，开展系列翻译、编纂、写作工作，将会使中国的基督教史研究迈向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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