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转型的起点：30年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得与失

1949—1978年，是我国实行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30年。这期间，我们虽然有过成功，但也发生过全国性的经济大波动。从统计数据上看，在那30年间，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并不慢，国民经济年均增长8.2%，工业增长11.5%，农业增长3.1%。这个速度超过了其他亚洲大国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但由于我们计划经济国家的统计体系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统计体系不同，它计算的是全部新增加的产品而不是最终消费品，其中难免有很多的重复计算即通常说的有很重的“水分”。因此，人们实际的感受和统计数据并不大一致，邓小平坦城地说过：“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注] 1978年9月17日，邓小平在东北视察时说：现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我们的国民收入名列倒数二十几名，算贫穷的国家之一。社会主义有优越性的表现之一是高速度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注]邓小平的这些判断，实事求是地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实际感受。因此，从总体上讲，低效率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是引发中国放弃它而转向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层原因。

与此相关，还有若干重大经济理论问题，如何弄清它？始终牵制着转型的起步和进程。

二、经济转型的基础理论：市场经济理论在中国确立

市场经济的存在，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这几百年间，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国家，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始终取决于如何理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18世纪中期，取消封建壁垒，增加国民财富，是产业资产阶级的主要任务，亚当·斯密在19世纪70年代写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首次论述了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奠定了自由市场经济所必要的思想资料。但到20世纪20年代，经过完全自由市场发展的英国经济，却开始出现萧条，严重的失业导致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系统地批评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采纳了凯恩斯的政策建议，其中美国“罗斯福新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亚当·斯密和凯恩斯两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奠定了两类市场经济理论的不同框架。在这以后经济学的各种流派，基本上都是从这两类不同理论框架中繁衍出来而又对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作用。比如，20世纪中期以美国萨缪尔森和汉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以英国罗宾逊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等，是从重视政府作用方面发展了凯恩斯的经济学思想。再比如，19世纪末以英国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等，在新时期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思想，特别是货币主义学派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有广泛影响，甚至渗透进了转型期国家的决策思想。另外，还有德国的弗赖堡学派、美国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等，都从如何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出发，形成现代经济学的不同流派，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背景下，也出现了不同的现代市场经济模式。

但是，在中国的1949—1978年，学术界凡是讲市场经济及与此相联系的观点，都会受到极端的政治处罚。20世纪50年代中期，孙冶方根据计划经济的弊端，认为价值规律是价值存在和运动的规律，它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都不能取消的自然规律。社会主义经济作为社会化生产，同样也存在着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机制。他在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的总题目下，特别强调了价值规律的决定作用，价值规律能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特别强调等价交换作用，价值规律能督促企业搞好经济核算。只要按生产价格交换，依据资金利润率，核算活劳动耗费，核算物化劳动即资金占用效果，就能实现价值规律等价交换的作用。孙冶方以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对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注]同一个时期，顾准也提出了市场调节论。他认为，价值规律对计划经济同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价值规律不仅调节着消费资料的生产和流通，而且也调节着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流通。价值规律对社会生产的调节作用是通过经济核算进行的，有一个重要办法是使劳动者的物质报酬与企业盈亏发生程度密切的联系；使价格也成为调节生产的重要的工具。[※注]孙冶方的价值规律内因论、顾准的市场调节论，触动了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痛处。他们也因此而遭到了非常不公正的处置：投入牢狱。20世纪60年代初期，学术界也讨论过毛泽东提出的“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但那不过是在经济发生困难的时候，想利用价值规律而已。到“文化大革命”中，对市场经济的批判，达到了顶峰，认为价值规律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商品交换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温床、土壤，等等，因而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加以限制。

面临国民经济崩溃的危机局面，1979年开始，许多经济学家反思了在商品货币市场问题上的观点，提出要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孙冶方再次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有关国家经济工作的综合部门还组织重新学习了孙冶方过去曾被批判过的观点，比如，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等。薛暮桥提出，要利用市场搞活流通，为长途贩运平反。李先念公开提出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口号。虽然这个时候，邓小平也讲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对经济理论界和决策部门的影响还不是很大，因为当时党内外所能接受的思想是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前提下，采取某些市场调节的办法，来增加社会主义经济的灵活性，以满足人们生活多方面的需要。1980年9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提出的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中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生产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指导下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薛暮桥对这个意见做过一个说明：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并存的商品经济。这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挑战，从而解决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该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这个时期，赵紫阳在四川搞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万里在安徽搞了“包产到户”的试点。这两类改革，为充分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打开了大门，也拉开了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序幕。但在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起草的过程中，胡乔木组织并批发了袁木等五位同志给他的一封信，这封信尖锐地批评了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的观点。由于这封信的导向，1982—1983年，一些主要的报刊发表了不少批评强调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作用观点的文章，薛暮桥也因为说过“计划调节大部分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的话而在一次会议上不得不做了检讨。1984年9月，赵紫阳给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条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沿用。他还说：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这个意见得到了邓小平、陈云等人的支持。[※注]1984年10月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会议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邓小平对此称赞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还说：“文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注]经济理论界也突破了仅仅在消费品市场意义上理解的市场，强调要发展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等，这样，就使市场由消费品的买卖概念转变为市场能够配置资源的科学范畴。

在1987年2月6日即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同中央的几位领导人有针对性地谈到了计划和市场的问题，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我们以前是学习苏联，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以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党的十三大的政治报告全面地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没有再提“计划经济”，而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论断，按照这个思想，还特别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党的十三大后，经济理论界空前活跃。马洪撰文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传统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改革建立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一种用宏观管理的市场来配置资源的经济，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叫做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市场经济正名，这对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注]于光远撰文说：市场经济的计划，应该有更好的适应市场情况的特性，应该有更大的灵活性。我们应该抛弃那种以固定的不允许有伸缩性的目标为目标的计划模式。[※注]薛暮桥撰文说：我主张再不提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市场调节三块论了。市场调节与市场经济是不是不能混淆的两种本质？需要好好讨论。我国只说商品经济而不说市场经济，苏联只说市场经济而不说商品经济；我们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苏联说有调控的市场经济，我认为，本质相同，都不能等同资本主义，只要保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注]吴敬琏撰文说：新古典经济学剖析了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说明它如何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而有效地配置资源，市场被确认为商品经济的运行枢纽，从此，商品经济也通称为市场经济。所谓的市场经济，就是指在这种经济中资源的配置是由市场导向的。所以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是从经济的运行方式即资源配置方式上立论的。[※注]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家坚持独立思考，对市场化改革提供了相当充分的理论依据。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一些政治家、理论家利用市场化改革出现的暂时困难，对党的十三大提出的改革路线以及经济理论界有关市场经济的讨论发动了一场倒算。他们说：改革开放是引进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那时，对市场化改革提出批评的文章几乎一边倒，由此造成了新的思想混乱。意识形态上的倒退使市场化改革停滞不前。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去南方，直接面对群众，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发表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谈话。邓小平南方谈话，对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针锋相对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注]邓小平的谈话，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1992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又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运用这些手段，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界的不少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我国改革的实际进程，特别是邓小平对我国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深入思考，而发表的一系列观点，建议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论述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应该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目标明确规定为建立市场机制即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以行政命令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样才能更加鲜明而又准确地表达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也才能为指导我国跨世纪的经济发展纲领奠定理论基础。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决定中，为在20世纪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绘制了一幅壮丽的蓝图。

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在我国经济学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有不少经济学家为此而付出了血的代价。现在回过头看看经济学理论界所走过的道路，我们无不深深地感到遗憾：在一个时期，经济学家独立思考的社会环境太狭窄、太残酷了！如果没有邓小平关于“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注]这一划时代的理论判断，经济学界就此理论问题的争论将可能依然在黑暗中摸索。

三、经济转型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随着经济理论的清理归真，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由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是在转型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转型的第一阶段，重点是在农村。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初步总结了中国农村走过的曲折道路。在农村曾存在了近20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是集权计划经济制度在我国农村的具体体现。但从实行的那天起，人民公社就没有得到广大民众的赞成，它严重地阻碍着农业的发展，农民群众以各种方式曾进行过抵制，但都一次又一次地被“政治运动”压了下去。20世纪70年代末，反人民公社的浪潮重新涌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支持来自实践的经验，使完善后的“包产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普遍发展。在这同时，国家还从推动农业发展入手，大幅度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79—1984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53.7％，农民从提价中获得收入超过300亿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这两项重大改革措施，使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业获得了迅速发展，主要农产品从长期短缺达到了基本自给，初步解决了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是这一阶段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新事物，它不仅开辟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新来源，而且还安排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闯出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的新路子。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转型的重点转移至城市，对城市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进行改革，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一方面沉积和经营着大量的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又提供着国家所需的财政收入，但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不能使二者协调，投入与产出不匹配。因此，1984年，党在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中明确指出：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但那时国有企业的改革，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突出了“包”，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以调整利润分配为主线，相继实行了生产经营责任制、利改税和承包制；与企业改革相配套，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上，实施“分灶吃饭”，也是“包”字当头。相比之下，价格体制改革则由以调为主适时转入以放为主，逐步放开了农副产品和工业消费品价格，而在一个时期内，对生产资料价格仍实行“双轨”价格，这对生产固然有刺激作用，但也给某些不法分子提供了“腐败”的条件。[※注]

1992年党的十四大总结了改革中经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了一般的描述：“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依据客观规律的要求，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导市场健康发展。”这里实际上已经讲清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主要有两点：一是力求通过价格信号对企业的销售、供应和生产进行导向，在公开平等的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把稀缺的经济和自然资源配置到社会最需要的行业中去；二是国家通过经济政策、经济法规以及各类经济参数对市场进行调节，克服市场的缺陷。

1993年11月，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描述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它包括：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实际上，就经济的一般运行来看，正如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相似”。[※注]因此，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上，完全可以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和管理方式。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化改革的实践使国家集权控制全社会经济运行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笔者在1997年出版的《转型期中国社会经济关系研究》对此曾做过这样的归纳与总结：一是国家不再对企业经营承担无限责任，企业也不能继续吃国家的“大锅饭”，国有企业已逐步成为法人实体。二是个人对社会成果的分配，已不再是抽象的劳动支出，而必须是社会必要劳动，不仅个人劳动以社会标准衡量，各种生产要素也有偿参与社会价值的创造、实现和分配，政府以各种政策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并逐步为实现共同富裕而创造条件。三是农村和城市，都以工业化为目标，农村不再是城市工业化资金积累的来源，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发展城乡商品关系。四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统一的国家政权组织内，一级政府，一级事务，有独立的财政收支权限，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税并法制化。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类经济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注]

与世界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来比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还处在探索中。实际上，在我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之前，国际上就有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进行过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大论战中，奥斯卡·兰格就提出了“竞争的社会主义”模式，南斯拉夫提出的“个人自治的社会主义”，都对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有过很大的影响。在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中，他们为了达到财富更公平的分配和社会平等的目标，也主张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他们特别注重对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要求建立社会福利的国家。这对我们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还是提供了某些可借鉴的思想资料。[※注]1994年，笔者曾参加了马洪主编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撰写，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成功”的市场经济运行特点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三种模式：一是美国：消费者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注重消费者利益，国家通过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采购来扩大市场，通过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发生影响；二是法国和日本：行政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依靠经济计划、产业政策对市场运行进行协调；三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通过经济计划协调市场的同时，注重社会公正。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还有北欧的一些国家，如瑞典等。[※注]

四、经济转型的研究方法：体制变迁的纵向和横向比较

转型经济的研究，涉及马克思生产关系的变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以及如何评价新古典经济学等经济学中最基本的理论，但最直接的是有关比较经济学的理论。

传统意义上的比较经济学，通常是将世界上现有的经济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进行研究。库普曼在1968年发表过一篇论文《论经济体制的描述与比较：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认为比较经济学不能是“主义”的比较，要“以对具有特殊的经济功能的组织安排的比较为开端”。[※注]对按“主义”划分体制进行比较提出了质疑。埃冈·纽伯格、威廉·达费合著的《比较经济体制》[※注]（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是20世纪80年代初介绍引入中国的一部有关进行经济体制比较的学术著作，它把经济体制解释为在生产、消费和分配三个基本领域作出经济决策的一种机制，由决策、信息和动力结构三个部分构成，这给中国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比较简洁的进行经济体制比较研究的方法即决策方法或DIM 研究。同期介绍引入的著作还有阿兰·G.格鲁奇的《比较经济制度》、[※注]维克拉夫·赫尔索夫斯基的《经济体制分析和比较》[※注]等。但从总体上来说，“主义”的比较仍然是这门学科最基本的研究方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已不复存在，作为以“主义”比较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比较经济学面临着新的挑战。这种研究对象的变异，使以“主义”为基本研究方法的比较经济学是否还会存在成了首要问题。其次，传统的比较经济学，虽然也研究经济体制，但基本上是横向对几个体制进行静态比较，而没有纵向地对一个体制的变迁进行过动态的比较研究。所以，以中国、俄罗斯还有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案例，说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各种经济问题，即转型经济研究，可以说是比较经济学的新分支。［俄］布茨卡林的《过渡经济学》（1995）、［美］斯蒂格利茨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1998）、[※注]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1999）、[※注]热诺尔·罗兰的《转型与经济学》（2002）[※注]等著作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做了理论总结。中国学者盛洪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注]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理论探索；林毅夫等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注]在与俄罗斯的比较研究中，用“奇迹”概述中国改革的成果；张仁德等撰写的《中外经济转型度比较研究》等著作，都相当娴熟地运用了比较经济学的最新成果研究中国的经济转型。

对“转型”和“改革”的含义，一般都是指从传统集权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的理论和实践。但在国际学术界，对两者的含义却有不同的理解。波兰经济学家格泽戈尔茨 ·W.科勒德克指出：“转型”，是一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过程，它从基于由国家控制产权的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转向自由的市场经济。这个过程意味着引进全新的制度安排，或者说放弃了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市场经济替代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因此，“转型”是一个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过程，如俄罗斯；“改革”，是在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做一些改进，但并不发生制度的根本改变，如中国。他还指出：中国目前虽然也在进行“改革”，已经走出了传统的中央计划控制经济体制，但还没有从社会主义跨入“转型”的道路即走上自由市场经济。中国的“转型”，就其内在所包含的事实来说，的确与俄罗斯的“转型”不同，俄罗斯的“转型”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在国家政体上由共产党的一党执政转向多党的议会制。二是由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而这一层又包括两个阶段：一个是叶利钦时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普京时期的可调控的市场经济或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但在中国的“转型”，一是指由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现代市场经济或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指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向现代的工业国，因此，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是中国“转型”的主要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