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中国人的拉美观察

近代以来，随着清朝“开眼看世界”，中国学人就在积累、归纳、总结对拉丁美洲的认知。晚清的几位重要知识分子，或前往拉美考察，或将这片次大陆纳入到他们的未来政治设想之中；他们对拉美的观察，寄托了中国人对平等的国际关系和国家发展机遇的想象。

在拉美国家中，巴西是较早与中国建立交往的国家之一。1881年李鸿章与巴西使节磋商谈判，双方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其中包括“互给最惠国待遇而取消了关税协定等内容。”[※注]此时，距离鸦片战争结束已将近四十年，清朝已经和英、法、俄、西、德等国签署了几十项不平等条约。可以说，中国与拉丁美洲的交往，从一开始就给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寻找“平等待我之民族”留下了希望，因此中国学人对建立良好、平等的中拉关系始终抱有期待。

八年之后，1889年3、4月间，正值巴西废奴令颁布一周年之际，清政府委派兵部候补郎中傅云龙为“游历使”，前往巴西考察，主要内容是调研海外华工情形是否已有所改善。而这一时期，巴西种植园主为了弥补废奴之后种植园劳动力的巨大空缺，也在游说巴西政府派遣特使，前往澳门，期待与清政府磋商引入华工的计划。[※注]傅云龙自光绪十三年出发，先后游历了美国、古巴、秘鲁，并在1889年3月7日至4月5日在巴西考察一个月，归国之后，不仅提交了派遣华工事宜的报告，还有多种著述面世。[※注]

与傅云龙类似，另一位晚清外交家崔国因也出版了共计16卷的《出使美日秘三国日记》，这也是近代中国人观察拉美的重要文献。从光绪三年（1887年）开始，清政府总理衙门要求驻外使臣必须写工作日记，“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事咨报。数年之后，各国事机，中国人员可以洞悉，不至漫无把握。”崔国因对秘鲁报告，大体体现了这一要求。他的日记记载从光绪十五年（1889年）九月初一到光绪十九年八月初四的涉外重大事件。[※注]

1892年，鉴于美国大陆铁路竣工，输入的华工无处安置，遂通过排华法案，而各国纷纷效法，中国海外移民日益艰难。同时，国内广东等地人口过剩，造成社会危机。前驻美公使郑藻如向李鸿章递交条陈，要求清廷派人主动前往巴西，商讨广东向巴西移民办法。这一情形自然也引起了粤人当中有识之士的特别关注。

数年前的1888年，粤人康有为赴京应试，再次不第，但是他利用在北京的机会，完成《一上皇帝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基本建议，但没有对清室直接产生政治影响。此时的康有为深感“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一度曾萌生离邦去国之念头。而出国移民的首选就是美洲，他曾考虑到美洲讲学，到巴西搞“农垦”。回到广东后，他又听闻巴西来华招工。[※注]于是他又计划实行粤人的大规模移民，所谓“欲开巴西以存吾种”，他撰文指出，“中国人满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若吾迁民往，可以为新中国。”当然，这一计划并未付诸实现，[※注]但我们仍可以读出，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代晚清知识人，对美洲已经有一定认知；他们乐观地估计，在当时的世界霸权格局下，唯有拉美是一个尚能争取生存空间并发展盟友的地方。特别是巴西，这个“希望之国”寄托了中国人对平等、机遇等发展目标的想象。

二 1949—1979年的中拉关系认知

但中国学者真正建立起对中拉关系“不至漫无把握”的实质性构想，还需等待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中国创建之初到新时期莅临，是中拉关系研究的第二阶段。周恩来针对“冷战”的错综复杂局面提出渐进积累的发展模式，而毛泽东“三个世界”战略思想为这一时期的中拉关系认知提供了理论指导。

实际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国家是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最晚的一个区域，而且冷战时期由于美国在经济、政治上的阻隔，双边关系发展迟缓。黄志良大使撰写的《新大陆的再发现》一书提供了中拉交往的宝贵史料，书中指出，在冷战时期，美方“严格禁止拉美国家政府和新中国进行官方接触，甚至阻挠、破坏拉美和中国的正当贸易”。拉美国家也普遍对新中国存有较大疑虑，继续同台湾地区保持所谓的“外交关系”，并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中追随美国，反对恢复中国的合法地位。鉴于发展中拉关系的多重阻力，周恩来总理确立了新中国与拉美国家应“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争取建立友好联系和发展文化、经济往来，逐步走向建交的基本方针，并具体指示：发展同拉美国家的关系要细水长流、稳步前进；即使民间往来也要从拉丁美洲的实际情况出发，不使拉美友好人士受到伤害和感到为难”。周总理将这一判断形象地表述为，中拉友好往来要采取渐进的积累方式，不要希望抱个“金娃娃”，以免过高地提出超乎实际的要求。而中国外交界也确实依据这一判断，“从一片空白起步，采取了一种‘累积式’发展、稳步向前推进的方针”。

1956年7月14日，毛泽东同两位拉丁美洲人士谈话时再次阐发“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他指出，“我们和拉丁美洲的朋友，和亚洲非洲的朋友，是处在同一种地位，做同样的工作，为人民办点事，减少帝国主义对人民的压迫。搞得好了，可以根本取消帝国主义的压迫。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同志。”[※注]对于革命胜利后的中国而言，拉美朋友在最低层面上是一个有资质的对话者，在最高层面上是实现解放人类这一共产主义事业的合作伙伴。古巴革命胜利后，1960年9月中古两国建交，古巴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古巴及受古巴革命影响的反殖民斗争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瞩目。延续这一战略判断，1974年，毛泽东又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指出“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由于这一时期，任何见诸报端的对中拉关系的表达都不可能脱离上述基调，因此这一时期的中拉关系研究是高度“一体化”的。中国政府和人民积极支持拉美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帝、反殖的正义斗争，如支持巴拿马人民收回运河区主权、拉美国家捍卫200海里海洋权和争取建立拉丁美洲无核区的斗争，而这一阶段的成果主要是出现了《人民日报》等重要报章上的社论性文章及一批介绍情况性质的文章或编译书籍。譬如196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指出：“拉丁美洲不仅是美帝国主义独占的‘后院’，而且是它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美帝国主义为了实行它的反革命全球战略，千方百计地加强对拉丁美洲的控制。但是，事情总是走向美帝国主义愿望的反面。……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斗争，同亚洲、非洲和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汇合在一起，正在给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这样的文字背后是旗帜鲜明的第三世界解放斗争必将胜利的信念。同期也有不少文章保留了中拉民间外交的真情实感，记录了当时的历史情境，如《人民日报》1960年3月22日发表的罗叔章的智利访问记《在铜的故乡》等等。

三 20世纪80年代的中拉关系研究成果

在中拉关系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国内拉美研究学者开始以专著形式出版了对中拉关系发展历程的研究成果。随着华侨归国热的升温，“拉美华人华侨”这一话题也获得多位研究者的关注。

80年代的中拉关系研究成果首先体现在“填补空白的”《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1986）的出版上。[※注]《简史》共分八章，并有序言和附录[中拉关系大事年表（1575—1984）]，约29万字。全书按照时间顺序，分若干历史阶段叙述了中国和拉丁美洲在远古时期的文化接触、始于16世纪的早期贸易往来、清末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正式建交、民国时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截至1984年）中拉关系的发展进程。评论者认为，本书有四个特征：（一）扼要地、但又系统地介绍了中外史学家对中拉古代文化联系的研究信息；（二）充分肯定了华工在早期中拉关系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以大量史实论证了契约华工的性质；（三）比较深刻地阐明了中拉关系与中国和西方列强外交关系的不同实质，肯定了中拉关系的外交准则；（四）强调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同拉丁美洲诸国所建立的新型的国家关系，并指出了中拉关系发展的未来前景。[※注]

拉美华人华侨研究在80年代也有不少成果。[※注]中国与西班牙交流史专家张铠翻译了瓦特·斯图尔特的《秘鲁华工史（1849—1874）》[※注]，几年之后，拉美史学专家李春辉、杨生茂等又编写了《美洲华人华侨史》[※注]一书。该书的第五编题为“拉丁美洲的华侨、华人”，此编又分为六章，分述早期“契约华工”、早期华侨的变迁和华侨组织、早期华侨对拉丁美洲的贡献，以及墨西哥、中美和加勒比地区华侨及南美华侨等情况。此书史料翔实，如对秘鲁早期华工形同奴隶的悲惨境遇的描述，“华工活到工作期满的不及1/3，每一田庄都有一块中国人的坟地”等等细节，读时令人动容，同时也能感到作者的考据功夫。本书高度赞美了华人在美洲解放运动中的贡献（如古巴十年解放战争期间的华工起义一节）以及华人华侨对拉丁美洲建设所做的牺牲，如华工参加巴拿马运河建设的表现等等。

美洲华侨相关著述的兴盛，实际联系着改革开放之后的华侨归国热。80年代初的对外开放政策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而海外华侨在文化上与中国隔膜最小，同时也和留居大陆（尤其是南方原籍省份）的亲族保持着联络，因此率先回国投资。这一群体的来源、传承、海外业绩所引发的兴趣，自然也影响到学术写作。

华人华侨的事迹，也是海峡两岸在80年代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我国台湾正中书局这一时期也出版了一套拉美华侨概况系列，其中包括《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华侨概况》（陶长仁著）、《多米尼加、海地共和国华侨概况》（梁贤继编著）、《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华侨概况》（杨镕鉴著）、《委内瑞拉华侨概况》（杨锋编著）、《秘鲁华侨概况》（袁颂安著），分别叙述拉美各国华侨情况，陈匡民还著有《美洲华侨通鉴》（美洲华侨文化社）一书。

关于拉美华人的研究，新世纪之后还有不少成果，其中李安山《拉丁美洲华侨华人研究概述》[※注]较为全面地梳理了这个学科的发展。分国别论述华工与华人移民拉美的研究有董经胜的《华工问题与中墨建交始末》[※注]等文章、李安山的《生存、适应与融合：牙买加华人社区的形成与发展（1854—1962）》等。2012年又有一部全面论述拉美华人华侨的移民史、社团与文化活动的专著出版，即《拉丁美洲华侨华人移民史：社团与文化活动远眺》。[※注]

四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拉关系研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国家领导人多次出访拉美，国内拉美研究界开始有意识地总结、提炼中拉交往不同历史阶段的成果与经验。2009年社科院拉美所召开的“中拉关系60年：回顾与思考”学术研讨会是相关思考的集中体现。2000年以来，中拉关系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例如论述中拉经贸合作已成为中国在拉美的“常规利益”，研判中拉关系当中的美国因素，归纳中拉民间交往的历程及影响等，总之，对中拉合作的历史与前景进行了“多视角分析”。

1990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对墨西哥、乌拉圭、阿根廷和智利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拉美国家。杨尚昆主席提出了中国同拉美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四项原则：第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同所有拉美国家，包括未建交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第二，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不断开拓经贸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第三，彼此尊重对方的传统和价值观，加强民间往来和交流，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第四，在国际事务中，密切磋商，互相支持，加强合作，为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而共同努力。三年之后，1993年11月，中国与区域大国巴西，建立了长期、稳定、互利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标志着中拉关系的新开端。1995年11月，江泽民会见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时表示，“加强同拉美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点”。1997年12月江泽民在墨西哥参议院演讲时强调，“中拉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放眼未来，大力加强中拉友好合作。这不仅符合中拉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对于增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总体实力，促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领导人前往拉美的一次次“高访”，不仅带去了双边或多边的合作项目，引起了民间关注拉美国家的热情，还在有形或无形地敦促拉美学者对新时期的中拉关系发展进行描述与提炼。

2001年出版的李明德主编的《拉丁美洲和中拉关系——现在和未来》一书正是对这一需求的总结和提炼。该书全面而详尽地回顾了中拉关系发展历史，与《中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简史》前后承继，叙述了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中拉关系发展的全貌，并进一步提出了政策建议。

2004年，胡锦涛访问拉美四国，并出席了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APEC首脑峰会，许诺向一些拉美国家投资，用于改善其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和出口有关的港口铁路等。访问期间，胡锦涛提出了外交工作同国家发展的关系更加紧密，必须依靠发展、服务发展、促进发展，切实维护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我国发展利益的重要指示。

2008年11月，中国政府首次发布了《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文件明确指出，中国政府从战略高度看待对拉关系，致力于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同年11月20日，胡锦涛在秘鲁国会演讲时强调，中国一贯从战略高度重视发展同拉美的友好合作，中拉利益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双方关系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领导人对中拉关系的展望，恰好与中国学人对中拉关系研究的总结性工作同步。

2008年、2009年，由于时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纪念，学界出现了几次集中讨论中拉关系、阐发针对这一主题的学术观点的重要场合。2009年8月29日，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召开“中拉关系60年：回顾与思考”学术研讨会。这次学术会议的主要成果，均收入苏振兴主编的《中拉关系60年：回顾与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年）一书。

还有几位学者，将会议的主旨发言整理成长文，题为《中国和拉美关系60年：总结与思考》。这篇论文尝试总结新中国建立后中拉关系的长期发展特征，提出中拉关系的现状是，已经“从长期累积稳步推进到跨越式发展，形成了目前全方位、多层次、宽渠道和官民并举的发展新局面”，进而归纳出建国60年来，“中拉关系呈现出特有的累积—跨越式发展特点。”所谓跨越式发展有六个显著特点：第一，向战略高度跨越。第二，向平衡的地缘格局跨越。第三，向全方位合作跨越。第四，向多样化的经贸合作方式跨越。第五，向双边关系机制化建设跨越。第六，向加强国际多边合作跨越。预言了中拉经济关系将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后，作者结合当年中拉贸易数据、中国政府高访成果，进一步呼吁，“从战略高度考量中拉关系中的经济因素已刻不容缓”。这一重新战略考虑的要点之一是尽管台湾地区因素仍被视为中国在拉美的核心利益，但因其具有历史复杂性，短期内难有实质性突破，因此，经济发展利益需要转变为中国在拉美的“常规利益”，而常规利益正上升为中拉关系中的“重中之重”。至于发展利益的主要内涵，论文定位在“对中国来说，拉美是其工业原料的重要供应地，并逐渐成为中国能源来源地多元化的现实选择和中国企业布局海外的战略性支点”。对拉美来讲，论文提出“中国是拉美的贸易天使”、“中国是拉美基础设施建设的外援”，“而拉美国家始终在对中国关系中以追求经贸合作的实际利益为重点，并把中国看作对外经贸关系多元化的战略选择”。为了实现上述效果，论文提出“妥善处理贸易摩擦”、“深化战略互信”等政策建议。[※注]

为了反思这种中拉关系发展的新局面，强调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中国外交中的基础地位，《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政治关系的再思考》一文的作者认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历史基础主要体现为其广泛的政治包容性。针对现实问题的再辨析，作者不同意一些论者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全面分化的态势似成定局”的论断，而是指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仍然具有广泛的政治基础，两者之间的分析和争议并不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更不具有绝对的对抗性质。在兼顾与发达国家关系，与之协作处理和解决与中国利益关联较大的地区稳定问题，树立“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的同时，中国外交还必须照顾到“长远发展格局，而不能为短期的利益而损伤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战略部署”。[※注]

吴白乙等著的《转型中的机遇——中拉合作前景的多视角分析》[※注]一书对新时期中拉关系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全面阐述。全书立论是出于如下考虑：（1）在中国对外关系，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国际合作格局中，拉美地区具有充分的标志性；（2）拉美地区的地域空间、自然禀赋与文化开放性可以为中国提供继续成长的战略性支撑；（3）拉美地区发展多样性将是中国推进全球大国外交的最佳试验场。其后，各章从多学科视角，探讨了“拉美地区能否为中国进一步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有力支撑”这样一个命题，涉及领域包括拉美地区的市场潜力与贸易和投资环境、中拉货币领域合作及其对人民币国际化、拉美能源、人力资源、拉美“政治文化和制度特性”、对拉美地区安全状况及拉美在全球和中国外交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

同样是研判中拉关系走向，《中拉关系如何面对未来》给出了三点建议：第一，重视60年来的基本经验，审时度势，适时调整政策，有效地运用不断增强的国力因素，理性地化解各种不利因素的消极影响；第二，当前新兴市场国家国际地位上升，中拉双方共同的“发展利益”进一步凸显，相互合作的愿望和能力进一步增强，双边关系发展正面临新的机遇期；第三，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构筑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基本方针，以经贸合作为重点，坚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着眼于长远发展，立足于分阶段推进，把中拉关系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注]

鉴于冷战后的世界是“美国治下的和平时代”，中国学者始终较为关注美国对中拉关系的影响，“后院”说法和“门罗主义”长期影响着中国学者对美拉关系乃至中拉关系的判断，这组文章中或有涉及我国台湾问题的分析。

《近期中拉关系的发展与美国的拉美政策》一文指出，“（虽然）美国认为，中国在拉美的活动是一个新兴大国崛起的表现，但美国未将中国在拉美的存在看作实质威胁。……美国对拉美的外交政策没有作出较大和实质的改变。”作者举1996年巴拿马运河两岸的港口私有化的案例，证明快速发展的中拉关系成为美国观察和判断中国影响力的一面镜子和试金石。涉及中拉美三边问题的文章还包括《美国对中国加强与拉美合作的认识与政策》[※注]、《试述中拉关系中的美国因素（2001—2010年）》[※注]、《论美国对中拉关系发展的“忧虑”》[※注]、《“拉美成为中国后院论”辨析》[※注]等。

中拉民间外交是当代中拉关系的初始阶段，但对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反而起步较晚。2014年发表的《中国对拉美民间外交：缘起、事件及影响》指出，中国对拉美民间外交政策、经验是在拉美开展具体民间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着眼于长远、坚持求同存异、广交朋友是主要经验，此外还讨论了经贸关系的“催化”作用。在提炼“中国对拉美的民间外交思想和政策”方面，文章归纳出中国民间外交思想是，第一，着眼于长远，怀持战略耐心；第二，坚持求同存异，广交朋友；第三，民间外交形式多样；第四，坚持平等相待，不卑不亢。而“中国对拉美的民间外交政策”包括，第一，挤进去策略；第二，建立据点策略；第三，发展实验性经贸关系策略；第四，扩大文化交流策略。[※注]2002年，《中国对外友协在推动中拉关系方面的作用》阐明，民间友好交往是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民间组织，中国对外友协和中拉友协长期配合国家总体外交，积极促进中拉友好关系的发展。与此相关，《全国妇联在推动中拉关系中的作用与地位》[※注]也提供了民间外交的史料。

中国对拉美对外援助研究，目前还较为少见。2010年《中国对拉美援助：目标选择与政策转型》指出，尽管拉美不是中国对外援助重点区域，但援外始终是有效的政策工具。文章还提出了90年代以来中国对拉美援助方式的转型：第一，人道主义紧急救灾援助力度不断加大；第二，无偿物资援助显著增多；第三，优惠贷款在援助结构中居主导地位；第四，大型标志性成套项目援助引人注目；第五，人力资源培训规模呈扩大趋势；第六，开始尝试向拉美的地区组织提供援助。八九十年代，在巩固和扩大外交阵地的同时，中国对拉美的援助开始强调“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合作理念。新世纪以来，中国加大了对拉美的援助力度，大型标志性成套项目增多，特别是人道主义救灾援助成为新时期对拉美外交的亮点，也是中国在拉美构建“软实力”的关键环节。

至于中国在拉美的软实力、文化交往及对拉美的认知，有《中拉文化的特点、历史联系及相互影响》[※注]、《中国在拉美的软实力：汉语传播视角》[※注]、《关于加强中拉历史文化交流的几点想法》[※注]等文。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了关于“中国人心目中的拉丁美洲”的舆情调研。调研的主要目标是统计、分析中国民众对拉丁美洲的了解程度如何，如何看待中拉关系的现状与未来。针对“你对中拉关系的评价和发展中拉关系的愿望”这一问题，中国民众表示了较为强烈的关注，相当多的受调查者希望能进一步加强中拉关系，同时还表示应加强中拉文化交流和民间交往，希望获得更多的有关拉美的渠道和信息。[※注]

21世纪以来，许多中国曾驻节拉美的外交官出版了他们的回忆录和回忆文章。譬如李同成、黄十康主编：《中国外交官在拉丁美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黄志良《新大陆的再发现：周恩来与拉丁美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中拉建交纪实》（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朱祥忠《我的拉美外交生涯》（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等，这些著述均细腻地回顾了中拉建交及双方关系发展的历程，特别是追诉了中国外交官在此间发挥的作用，为此后中拉关系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