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00美元，依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成为“中高等收入国家”。然而，这同时意味着中国即将迎来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挑战。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二战”结束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在经历了一定时期的快速增长之后，只有少数国家能够进一步发展达到高收入水平，相当多的经济体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增长率明显放缓，从而长期徘徊于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以阿根廷为代表的一些拉美国家。于是，近年来特别是自2011年以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大量以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案例分析的文章，试图以此提出中国在面临进一步跨越发展的关键节点时，可以参考的经验和教训。而在中国拉美学界，更是引发了对拉美国家陷落“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广泛讨论。

一 学界对“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争论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首先由世界银行于2006年第一次提出，2007年世界银行在《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研究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the Middle—income Trap”一词并明确了它的概念，即当一国或地区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各经济体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发展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将不能重复使用，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从而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此后的2010年，世界银行对这一概念又做了进一步阐释。然而截至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仍然缺乏对这一概念的规范性定义或者理论支撑。

事实上，“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在学界内一直颇受争议。关于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在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存在着肯定者、否定者和辩证看待者三种观点。在中国拉美学界，同样有不同的声音。有学者认为[※注]，“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已被曲解，概念内容也被不断“扩容”，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本应较为狭窄，即主要指“一国在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及自身产业结构缺乏科技创新，其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进一步发展面临困境”，“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指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上或现代化道路上遇到的一切问题……将人均国民收入能否达到12196美元视为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完全是一个伪命题……这一概念的唯一可取之处是它指出了及时调整发展模式、优化增长方式和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然而，中国学界的大多数学者对于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仍持肯定和辩证看待的观点，研究成果也多以剖析“中等收入陷阱”成因及总结其经验教训为主。

二 学界关于拉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研究现状

应该说，2011年以来，中国拉美学界对拉美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的状况颇为关注，并进行了集中而系统的研究。2011年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拉友好协会会长成思危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中国和拉美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基础设施和城市化”中就分别以“中等收入陷阱”为题发表演讲[※注]。由此可以看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重要性。

2012年和2013年“拉美研究系列丛书”中的《中等收入陷阱：来自拉丁美洲的案例研究》[※注]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巴西的经验教训》[※注]相继出版。前者从产品空间理论、拉美国家的发展模式、外部需求角度、拉美地区产业结构、政治学视角以及进口替代工业化角度出发，对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导致发展障碍的根源性因素进行了规范性和实证性的研究。其中一个章节是对巴西陷落“中等收入陷阱”历史经验的探讨，另有三个章节重点分析了拉美国家案例对中国跨越“陷阱”的启示。后者则进一步选取巴西作为典型案例国家，集中分析了巴西经济发展、教育问题、不平等问题、社会保障、低储蓄现象、财政政策、营商环境、对外贸易、农牧业科技创新、公共政策、城市化问题、社会政策转型、中产阶级、收入分配政策等影响巴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并总结了巴西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

此外，拉美地区年度发展报告《拉美黄皮书》，也于2011年和2012年分别推出了《智利：即将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首个南美国家——还政于民20年及其启示》[※注]和《拉美地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考察：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框架》[※注]两篇特别报告。前者以智利即将成为首个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南美大陆经济体为背景，以智利还政于民20年的发展成就为切入点，从经济模式、社会模式和政治模式转型的视角对其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入探讨。该报告认为，“在威权统治下实行自由市场改革并实现经济增长是可能的，而民主体制则应力避民粹主义倾向。……智利的成功之处在于，其通过组建联合政府为既定发展模式过渡提供了制度保障，从而终结了其他拉美国家体制性‘钟摆现象’。……良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是实现社会发展的前提，也是最终实现政治民主的刚性条件，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根据国情选择发展道路并对改革优先顺序做出统筹安排至关重要”。而2012年的特别报告则将研究重点置于整个拉美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表现和原因考察。该报告认为，拉美地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表现主要有三：拉美地区经济增长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衰退，自80年代以来波动剧烈、危机频发，该地区各经济体经济增长趋于分化。此外，报告在分析了各个因素之后，认为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是造成拉美地区经济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并明确指出，“长期以来在拉美各国普遍存在资源配置基础薄弱、研发和创新能力基础薄弱”的情况，这在根本上“限制了拉美地区市场机制的有效发挥，阻碍了技术进步以及企业的创新活力”。最后，该报告在全文基础上总结了拉美地区的基本教训，为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指明了规避“陷阱”的启示。

三 学界关于拉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的主要观点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拉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首先是一个经济增长停滞或者相对（发达国家）停滞的问题，它让拉美国家在经济上追赶发达国家的进程陷入发展瓶颈，而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同时又对拉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部分中国学者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试图探讨拉美地区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矛盾。有学者将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描述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困惑，认为拉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失衡之谜在于，错失了转换发展模式的良机，从而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利益集团之间始终存在“变革与反变革”的斗争，宏观经济政策偏差放大了经济的波动性，国家作用在不同时期都走向极端而使公共政策难以发挥效果[※注]。

其中，“错失经济增长引擎的转换良机”成为中国学界对拉美国家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达成共识的原因之一。有学者将此总结为，“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引擎从原有社会边际收益较高的部门向新的社会边际收益较高的部门转换，是经济发展进入中期以后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问题”[※注]。反观拉美，其“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割裂酿就的社会冲突，将绝大多数公共支出吸附到非生产性领域的公共安全和社会福利上来”，这不仅促成了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福利赶超”，也削减了政府的生产性公共支出。与此同时，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冲突诱发的“福利赶超”又恶化了政府的财政能力，导致政府功能失灵，影响了经济增长。而“制度改革的迟滞或缺失导致了经济发展陷入要素市场机制提高要素使用效率与收入平均分配之间的矛盾，这种两难冲突恶化了经济政策本身的制定”，使经济发展最终陷入“陷阱”。

此外，有学者从拉美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问题表现着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及应对措施[※注]。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盲目追求“大城市化”，误将教育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忽视农民利益，社会运动缺乏管控，社会治安不容乐观，消费拉动经济的动力长期不足等。更有学者直接指出[※注]，“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由发展模式上的资源诅咒、城市化进程中的过度城市化、社会保障私有化等涵盖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多重问题交织结合在一起形成的”，“而这一切与拉美各国指导思想上盛行一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有着莫大的关系……21世纪以来，拉美一些国家开始对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反省和扬弃，已经呈现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良好势头”。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拉美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可以包括，开展与新自由主义交锋的“思想战”，以就业为重点、教育为基础、医疗为保障，全方位地实施扶贫计划，努力缩小贫富差距，逐步完善社会政策的决策机制，鼓励各种社会组织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即，若要探寻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之路，拉美国家必须从指导思想、经济发展模式、城市化进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多个角度进行多重探究。

中国拉美学界对拉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还涉及拉美与亚洲国家的国际比较研究[※注]，认为拉美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就应抓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机遇、从而实现“包容性增长”。此外，对这一问题的考察还有以墨西哥和巴西作为国别案例的研究成果。认为，墨西哥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后遗症，并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影响[※注]。而另一篇文章《墨西哥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政策及启示》[※注]，则主要引述了墨西哥国内学者对墨西哥处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过渡阶段及其影响因素的看法。巴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已有38年，其根本原因在于负债增长战略贻误了发展模式调整的时机。21世纪以来，巴西的发展战略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特别是卢拉执政期间，政府重视经济转型，转变了对外贸易的结构，推出了一系列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增加了社会支出，让人看到巴西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希望[※注]。

“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问题，恰好中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节点，中国学界多个学科对此均格外关注。同时，拉美国家是世界范围内“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典型国家且在区域分布上较为集中，中国学者在进行国际经验比较研究时，几乎无一例外地会选择拉美国家作为参照。甚至有大量非拉美学界的学者直接以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为研究对象，以得出对中国的警示。他们认为，拉美一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在于未能及时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对于问题的成因其观点也较为一致，主要包括：长期奉行单一的经济战略如进口替代模式，而未能做出及时调整；社会政策失当，收入分配不公；超前的城市化进程超过了工业化的承载能力；忽视市场规律的民粹主义和福利“赶超”超越了经济增长的承受能力；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影响以及政治上的动荡和官员腐败等[※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