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拉丁美洲研究
二 1949—1979年的中拉关系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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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几位重要知识分子，或前往拉美考察，或将这片次大陆纳入到他们的未来政治设想之中。他们对拉美的观察，寄托了中国人对平等的国际关系和国家发展机遇的想象。与傅云龙类似,另一位晚清外交家崔国因也出版了共计16卷的《出使美日秘三国日记》，这也是近代中国人观察拉美的重要文献。他们乐观地估计，在当时的世界霸权格局下，唯有拉美是一个尚能争取生存空间并发展盟友的地方。针对“你对中拉关系的评价和发展中拉关系的愿望”这一问题，中国民众表示了较为强烈的关注，相当多的受调查者希望能进一步加强中拉关系，同时还表示应加强中拉文化交流和民间交往，希望获得更多的有关拉美的渠道和信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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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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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 中国人 华工 拉美国家 华侨 民间外交 华人华侨 帝国主义 概况 中国学人 中国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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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49—1979年的中拉关系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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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学者真正建立起对中拉关系“不至漫无把握”的实质性构想，还需等待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中国创建之初到新时期莅临，是中拉关系研究的第二阶段。周恩来针对“冷战”的错综复杂局面提出渐进积累的发展模式，而毛泽东“三个世界”战略思想为这一时期的中拉关系认知提供了理论指导。
实际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国家是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最晚的一个区域，而且冷战时期由于美国在经济、政治上的阻隔，双边关系发展迟缓。黄志良大使撰写的《新大陆的再发现》一书提供了中拉交往的宝贵史料，书中指出，在冷战时期，美方“严格禁止拉美国家政府和新中国进行官方接触，甚至阻挠、破坏拉美和中国的正当贸易”。拉美国家也普遍对新中国存有较大疑虑，继续同台湾地区保持所谓的“外交关系”，并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中追随美国，反对恢复中国的合法地位。鉴于发展中拉关系的多重阻力，周恩来总理确立了新中国与拉美国家应“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争取建立友好联系和发展文化、经济往来，逐步走向建交的基本方针，并具体指示：发展同拉美国家的关系要细水长流、稳步前进；即使民间往来也要从拉丁美洲的实际情况出发，不使拉美友好人士受到伤害和感到为难”。周总理将这一判断形象地表述为，中拉友好往来要采取渐进的积累方式，不要希望抱个“金娃娃”，以免过高地提出超乎实际的要求。而中国外交界也确实依据这一判断，“从一片空白起步，采取了一种‘累积式’发展、稳步向前推进的方针”。
1956年7月14日，毛泽东同两位拉丁美洲人士谈话时再次阐发“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他指出，“我们和拉丁美洲的朋友，和亚洲非洲的朋友，是处在同一种地位，做同样的工作，为人民办点事，减少帝国主义对人民的压迫。搞得好了，可以根本取消帝国主义的压迫。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同志。”[※注]对于革命胜利后的中国而言，拉美朋友在最低层面上是一个有资质的对话者，在最高层面上是实现解放人类这一共产主义事业的合作伙伴。古巴革命胜利后，1960年9月中古两国建交，古巴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古巴及受古巴革命影响的反殖民斗争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瞩目。延续这一战略判断，1974年，毛泽东又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指出“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由于这一时期，任何见诸报端的对中拉关系的表达都不可能脱离上述基调，因此这一时期的中拉关系研究是高度“一体化”的。中国政府和人民积极支持拉美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帝、反殖的正义斗争，如支持巴拿马人民收回运河区主权、拉美国家捍卫200海里海洋权和争取建立拉丁美洲无核区的斗争，而这一阶段的成果主要是出现了《人民日报》等重要报章上的社论性文章及一批介绍情况性质的文章或编译书籍。譬如196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指出：“拉丁美洲不仅是美帝国主义独占的‘后院’，而且是它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美帝国主义为了实行它的反革命全球战略，千方百计地加强对拉丁美洲的控制。但是，事情总是走向美帝国主义愿望的反面。……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斗争，同亚洲、非洲和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汇合在一起，正在给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这样的文字背后是旗帜鲜明的第三世界解放斗争必将胜利的信念。同期也有不少文章保留了中拉民间外交的真情实感，记录了当时的历史情境，如《人民日报》1960年3月22日发表的罗叔章的智利访问记《在铜的故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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