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语言逻辑（The Logic of language）又称为自然语言逻辑（The Logic of Natural Language），是以逻辑作为主要工具对自然语言进行形式化研究的新兴学科。作为逻辑学大家族中的一名新成员，语言逻辑是自然语言的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三者的结合。受到现代形式逻辑和现代语言学的影响，国内外语言逻辑发展迅猛。中国语言逻辑的发展有自身的最初动因和深厚的理论基础。逻辑应当为人们的日常思维服务，而现有的逻辑却不能满足这一需要。这种迫切的现实需要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不断地吸收分析哲学、生成语法、蒙太格语法和符号学的思想精髓，奋力开拓语言逻辑这一片学科新天地。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中国语言逻辑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创、传承和发展三个阶段。初创时期，在开拓者周礼全先生的带领下，通过王维贤、李先焜和陈宗明等人的共同努力，中国语言逻辑研究逐步形成了学术思想活跃、研究队伍庞大、群众基础广泛的研究格局。传承和发展时期，涌现出了邹崇理、蔡曙山、鞠实儿、周北海、黄华新、胡泽洪、陈道德、曹予生等多位具有重要贡献的代表性人物，并逐渐在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形成了多个语言逻辑研究团队。

中国的语言逻辑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形式语义学。主要包括：邹崇理、朱水林等人对蒙太格语法及相关问题所做的介绍和研究；鞠实儿及其团队在国内首先对超内涵逻辑进行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他们面向知识表示和推理，针对自然语言的性质构建的若干自然语言逻辑系统，团队主要成员有：聂文龙和文学峰；贾国恒、夏年喜等人分别对情境语义学和话语表现理论所做的探索；王莹莹应用动态语义对驴子句的语义刻画。第二，语用的逻辑。主要包括：周礼全、王维贤、陈宗明、李先焜、黄华新、胡泽洪、唐晓嘉等人对意义理论、语境、交际模式、隐含与预设等与言语交际密切相关问题的逻辑研究；蔡曙山从语用逻辑的角度对命题、量化、模态等问题的研究，宋文淦对命令逻辑和问题逻辑的形式化探讨；周北海、黄华新和周昌乐等人从自然语言处理的角度，围绕隐喻的理解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第三，汉语的逻辑研究。主要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描述性研究，主要体现在《汉语逻辑概论》、《现代汉语逻辑初探》、《现代汉语总括表达式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等论著中；其二是形式化研究，主要成果有汉语时态句逻辑、汉语灵活语序逻辑、汉语致使句逻辑、汉语隐喻句逻辑等。最后，还有林哲对语言逻辑领域产生的逻辑系统的表达力和计算复杂性的研究。

与语言逻辑密切相关的符号学研究，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引入西方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上，出版了《理论符号学导论》、《语言符号学》、《符号学导论》等代表性著作。同时，国内学者开始整理中国的符号学思想，并用符号学的方法来分析《易经》、中医、书法和汉字等符号系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第二节 形式语义学

一 蒙太格语法及相关问题

蒙太格语法（MG）是美国著名数理逻辑学家理查德·蒙太格（Rihcard Montague）在20世纪70年代初创建的理论。MG将自然语言当做同逻辑语言本质上相同的符号系统，运用高度形式化的数理逻辑方法描述自然语言部分语句系统的句法构造及其语义解释，开创了自然语言形式语义学研究的新领域。

由于蒙太格的论文采用的高度形式化的抽象数学方法，因此对研究者的逻辑技术性要求较高。在周礼全先生将MG介绍到国内逻辑学界后，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工）逻辑与数学基础教研室曾对蒙太格的论文进行过翻译和介绍，但能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并不多。

1992年，由朱水林主编的《逻辑语义学研究》一书则辟出专门章节从内涵逻辑、范畴语法的角度分析了蒙太格语法的形成，并介绍了MG的基本思想和主要内容，包括蒙太格语法构造的PTQ英语部分语句系统描述自然语言的量化表达式、内涵表达式及命题态度句的语义特征。[※注]同年，邹崇理发表博士论文《蒙太格语法及其在汉语语义分析方面的初步应用》，并开始深入钻研MG。[※注]

此后，邹崇理继续研究MG80年代以来的新发展，于1995年完成专著《逻辑、语言与蒙太格语法》。[※注]该书不仅介绍了MG的总体框架，更重要的是从MG的纵向发展角度和横向产生背景（主要是逻辑学和语言学背景）角度出发对MG进行全方位的介绍，并对MG中的重点和技术难点作出了详尽的讲解。在逻辑学背景方面，作者分别从广义和狭义的逻辑语义学角度及其内涵类型论特点评价了MG的贡献：从广义上理解，MG提出了通用语法的思想，把语形、语义和语用的划分推广到自然语言领域，从而获得概括逻辑语言与自然语言最一般的语法模式；而从狭义的逻辑语义学角度来看，MG发展了内涵语义思想，在一个形式系统中同时刻画表达式的内涵与外延及两者的相互转化。除此之外，作者指出，在内涵类型论和模态逻辑、时态逻辑以及λ-演算系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MG内涵逻辑更贴近自然语言构造的特点，是对内涵逻辑的重要发展。在语言学背景方面，邹崇理则重点评价了MG对范畴语法（CG）的发展和转换生成语法（TG）的贡献。对于范畴语法，MG先在其基础上构造一个英语部分语句系统的语形部分，然后通过给出翻译函数将作为范畴语法的英语翻译成逻辑类型语言，再通过逻辑类型论的语义学解释这些翻译式实现语形与语义的系统化描述，实现语形与语义的同态原则。而对于转换生成语法，MG则在充分吸收其处理自然语言句法结构的特点后，摒弃了TG所依赖的解释语义学（IS），通过用内涵逻辑语言取代IS的语义标示、贯彻语形与语义的同态原则、引入λ-算子等刻画非实词的语义使形式主义语言学继TG后获得突破性进展。在介绍PTQ系统时，邹崇理分别从PTQ英语部分语句系统的英语语形部分、内涵逻辑、翻译部分、意义公设等出发细致地分析了PTQ系统，并且总结出PTQ系统的理论价值在于成功处理量化词组的复杂情况、巧妙解决语形结构的歧义问题以及有助于分析内涵语境的种种疑难，另外也通过分析指出MG的局限和不足之处。另外，该书还从历史的角度对MG及其后来的发展进行深入讨论，既有20世纪70年代MG结合转换生成语法和生成语义学的扩展，也有20世纪80年代以后MG的新发展，包括MG在语言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和广义量词理论、话语表现理论、情景语义学等逻辑语法的简单介绍。

蒋严、潘海华于1998年合著出版了《形式语义学引论》一书。该书从第五章到十二章介绍的内容基本上属于蒙太格语义学的范围：（1）从第五章到第八章，作者构造了一个以类型论为基础的新的汉语部分语句系统C_t，并用λ-演算的技术提高类型论的表达力，同时围绕量词辖域的歧义及其逻辑依存关系讨论了量词及其辖域问题，并详细探讨了广义量词理论，引入“子弹算子”（bullet operator）的概念更好地刻画量化名词短语的组合规律；（2）从第九章到第十二章，作者则分别从时态、时制的自然语言时间特征思想、可能世界概念和内涵逻辑角度展开探讨。[※注]

蒙太格的内涵逻辑在内涵处理上与卡尔纳普的内涵语义是一致的，但是由于MG只是为了构造形式语言用以翻译自然语言片段，因此未对内涵逻辑给出证明论而只是给出其语言和语义。之后，盖林（D.Gallin）对蒙太格内涵逻辑给出了公理刻画并证明其可靠性和完全性。对于盖林提出的蒙太格语法内涵逻辑的公理系统，邹崇理在2000年出版的专著《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第二编中做了细致地介绍。[※注]

聂文龙等人则沿着内涵逻辑的研究路径对自然语言中的“超内涵问题”做了进一步研究。自然语言中的“超内涵问题”是指：在人们基于自然语言所进行的推理中，并不总是满足逻辑等价表达式在内涵算子下进行的保真替换，而这是经典内涵逻辑所允许的。当MG应用于刻画自然语言时，这种替换失效更加明显。因此在蒙太格的内涵逻辑之后，产生了各种超内涵逻辑试图通过提出不同于逻辑等价的内涵同一标准来解决超内涵问题。[※注]2009年，鞠实儿结合数年来的研究，在《面向知识表示与推理的自然语言逻辑》一书中辟出专门的章节论述内涵逻辑和超内涵逻辑。[※注]文学峰在书中重述了比勒（Bealer）提出的内涵逻辑问题清单，并指出当内涵语境的同一替换失效是外延同一时，经典内涵逻辑尚可处理，但若出现必然同一（即逻辑等价）时，就产生了“超内涵问题”。作者指出，超内涵问题广泛存在于各种自然语言的直观推理与经典内涵逻辑的矛盾之中，而在其解决方案中超内涵逻辑是相对最直观和易接受的一种，其所超越的主要是经典内涵逻辑对内涵的刻画，核心问题可归纳为：“在什么条件下两个表达式具有相同的内涵？”，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同则导致不同的超内涵逻辑产生。作者对迄今为止所产生的实际中解决超内涵问题的方案进行了区分，将其分为外延主义超内涵逻辑和内涵主义超内涵逻辑两种研究策略。外延主义超内涵逻辑即通过外延来刻画内涵或将内涵归约为外延进行处理的超内涵逻辑。这种策略是对经典内涵逻辑刻画内涵的延续，不过引入了除可能世界外更多的外延来刻画，加强了对内涵的精细区分。该策略还可分为非经典世界语义和结构式语义两个方向。内涵主义超内涵逻辑则将内涵假定为初始实体，不归约为任何外延，通常采用类型论和代数模型来分别刻画语形和语义，该策略也可进一步分为高阶和一阶两个方向。作者在详细介绍后指出，这两种策略仍然有各自的缺陷：前者虽然在本体论上简洁且可对内涵加以生动刻画，但却不能完全避免内涵粒度过粗；而后者虽然可以提供最细的内涵同一标准，却由于将内涵假定为初始，难以回答内涵是什么的问题；而且超内涵逻辑还存在推出过少的问题，使得经典内涵逻辑下可以推出的有效式在超内涵逻辑中不再有效，而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刻原因是错误地把语言表达式内涵看做具有严格同一标准的实体，而未意识到内涵的同一性在不同语境下也是可变的。基于此，作者提出内涵语境主义思想，认为合理的内涵语义不能离开语境谈内涵，内涵逻辑中用于刻画内涵同一的等词也不应是绝对等词而应是一组等词或一个与语境相关的相对等词，并进一步构造了不同的语境内涵逻辑系统和形式语义，包括在可能世界语义框架下将不同语境理解为不同主体信念的多主体语境内涵逻辑（MIL）以及结合MIL和局部信念推理（LRB）语义思想的多主体局部语境内涵逻辑（MLIL）、在邻域语义框架下将语境理解为条件的内涵逻辑（CIL）和将语境作为结果的内涵逻辑（ILC）、在代数语义框架下将内涵视为初始并将语境视为对内涵实体域划分的基于非弗雷格逻辑（SCI）的更一般的非弗雷格逻辑（CHIL）和对其构造语境符号作为初始的内涵逻辑（cHIL）、在带偏好的博弈语义基础上构造语境作为阈值的语境内涵语义（cISG）和语境作为正规集的语境内涵语义（CISG）、融合更新语义和局部模型语义基础上构造的语境内涵语义框架（CIUL），等等。这样就可以对语境和语境内涵做出较为全面的形式刻画，以克服“分析悖论”这个长期困扰超内涵逻辑的难题。

二 情境语义学、话语表现理论与动态语义

情境语义学（SS）创立于20世纪80年代，其创始人是美国的数理逻辑学家、人工智能专家巴威斯（Jon Barwise）和逻辑学家、语言学家佩里（John Perry）。理论代表著作则为1983年出版的《情境与态度》（Situations and Attitudes）一书和国际著名刊物《Linguistics & Philosophy》于1985年汇编的一期集中多位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及计算机人工智能科学家关于SS讨论文章的专辑。情境语义学的创立是由于以往逻辑语义学在处理自然语言丰富意义方面仍有不足，而SS的出现也解决了许多语言和推理的难题，并引发了自然语言意义研究方式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SS传入国内，并逐渐成为一个热点研究课题。

邹崇理在其专著《逻辑、语言与蒙太格语法》中对SS做了初步的介绍。[※注]次年，邹崇理又在《哲学研究》中发表论文《情境语义学》，从SS的产生原因，基本内容和影响方面给出了较为全面的评价。[※注]该文指出，以MG为代表的形式语义学在处理自然语言时有三个缺陷：第一，将外延视为真值不适用于自然语言的句子分析；第二，把“可能世界”作为参照物去确定自然语言句子的真假显得太空洞，缺乏确切的客观依据；第三，为“心理现实”（psychological reality）问题，因为自然语言跟人的心理活动是分不开的，而MG不研究理解语言的心理过程，忽略语言的认知意义，显得不够全面。巴威斯等人正是看到了逻辑语义学的不足才决定从新的角度来思考自然语言的意义问题，最终形成了SS理论。作者在文中对SS的基本概念情境（situation）、事件类型（event type）、情境结构（structure of situations）等给出了相应的解释，并进一步对几种特别的情境如会话情境（discourse situation）、所指情境（referring situation）、被描述情境（described situation）等做了介绍。2002年，邹崇理出版了专著《逻辑、语言和信息》，该书以独立章节讲述情境语义学理论，对SS做了更仔细的介绍和研究，为SS在国内学界的研究和发展做了奠基性的准备。

2006年，贾国恒在《自然辩证法研究》发表论文《情境语义学与可能世界语义学比较研究探析》，指出情境语义学虽然在意义和日常推理的哲学解释上获得极大成功，但在形式技术上仍欠成熟，发展得比较缓慢，而模态逻辑在形式技术方面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但其可能世界语义学在哲学解释上却存在诸多困难，因此可以尝试用情境语义学来改造模态逻辑。作者在该文中通过比较模态逻辑和情境语义学中“可能世界与情境”、“制约与可及”、“可能与必然”这三对概念，得出应当按照情境语义学思想来改造模态逻辑及其语义学，形成敏感而严格的数学形式系统以适应当今科学尤其是人工智能科学的发展要求的结论。[※注]2008年9月，贾国恒发表论文《情境语义学的发展》，该文主要评述了国外情境语义学的发展脉络，为国内逐渐升温的情境语义学研究状况提供了SS清晰的发展历程和适当评论。作者将情境语义学的发展分为早期情境语义学和情境语义学的研究转向两个阶段，指出早期情境语义学侧重非形式化的哲学研究。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情境语义学经历了一次研究方法的转向和研究范围的拓展，开始更注重于实用价值。1986年出版的《说谎者：论真与循环》（The Liar：An Essay on Truth and Circularity）成功解决了说谎者悖论，为语义悖论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法，就是研究转向后的代表作，而也正是情境语义学解悖的成功，使得人们对它的研究兴趣不断增加。[※注]与此同时，贾国恒在另一篇论文《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评析》中详细分析了情境语义学对说谎者悖论的解悖方案，指出以奥斯汀式命题观为基础、奥斯汀式阐释为形式的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不仅可以合乎直觉地解决以说谎者悖论为首的一批语义悖论，对语形悖论，包括罗素悖论和合信悖论等也具有推广价值。[※注]

在MG后的众多理论中，除了情境语义学之外，国内逻辑学界也有部分学者对话语表现理论（DRT）进行了深入的研究。DRT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荷兰逻辑学家汉斯·坎普（H.Kamp）提出的自然语言逻辑理论，是继蒙太格语法之后又一种极具代表性的动态地描述自然语言意义的形式语义理论，其特色在于将传统形式语义学对句子的分析扩大到句子系列，通过对句子上下文的分析，展示其中名词与代词的照应关系以及动词在时间方面的复杂联系。DRT不仅具有通常形式语义学那样的句法规则和模型语义解释，还在句法结构分析树与语义模型之间增设了一个语义表现的中间层面，借以表现句子信息的不断递增及人们理解分析语言的认知特征。

自1995年在《逻辑、语言与蒙太格语法》中对DRT进行初步介绍后，邹崇理在1998年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增刊上发表了论文《话语表现理论DRT述评》，对DRT做了进一步介绍。在勾画出DRT的总体框架的同时，较详细地说明了DRT在逻辑方面的技术细节。[※注]2000年，邹崇理在出版的专著《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第一编中以独立章节介绍了DRT。指出DRT是对MG的发展，不仅通过话语表现结构（DRS）来刻画从语言形式到内在意义的转化，而且从语言使用者理解话语的心理过程角度来探讨这种转化的特色。相较于MG的静态方法，DRT显示出动态渐进的特点，有利于处理MG感到困难的“驴子句”，也更符合日常的自然语言理解过程，对处理语境因素和理解自然语言语义的丰富性大有帮助。在该书的第二编，作者还细致地解析了索尔（W.Saurer）提出的关于DRT的自然推演系统。[※注]

此后，夏年喜对DRT进行了继续探索，发表论文《DRS与一阶谓词逻辑公式》，通过比较DRS与一阶谓词逻辑的公式，指出DRS与一阶谓词逻辑之间有质的差异：前者是算出来的，而后者是感觉出来的。而DRS和一阶谓词逻辑公式间的这一根本差别不仅是DRT与一阶谓词逻辑的差异，也可说是自然语言逻辑理论与一阶谓词逻辑的差异。[※注]同年，夏年喜发表论文《从蒙太格语法的局限性看DRT的理论价值》。该文从MG的局限性出发，分析了DRT产生的历史背景，阐述了DRT的理论价值，并在此基础上给出衡量对自然语言的处理是否准确的标准。作者指出，DRT不仅能解决蒙太格语法对不定摹状词的处理不符合语感的问题，还能够解决蒙太格语法所无法刻画的关于话语中代词的指代照应关系和动词的时间照应关系问题。而且在DRT中，新句子的语义分析要依赖其已经得到处理的上文，而反过来，新的分析又会更新已获得的信息内容，同时更新过的信息内容又会成为处理和理解其后续句子的前提和依据。这种处理句子序列的动态过程是更加贴近人们理解自然语言的实际情况的刻画。这也正是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的一个方向。[※注]2006年，夏年喜发表论文《从知识表示的角度看DRT与一阶谓词逻辑》，从知识表示的角度比较了DRT与一阶谓词逻辑在刻画效力上的差异，指出DRT不仅能够刻画一阶谓词逻辑所能够刻画的语句，而且还能够刻画一阶谓词逻辑所不能够刻画的很多语言现象，得出DRT比一阶谓词逻辑有更强刻画效力的结论。同年6月，夏年喜在论文《从DRT到SDRT——动态语义理论的新发展》中介绍了SDRT（Segmented DiscourseRepresentation Theory）。在该文指出，由于DRT只关注从句法结构得到语句的语义表现形式，而生活中除了句法结构，修辞结构等所蕴涵的信息对准确理解话语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DRT在处理自然语言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盲区，而由美国的阿西尔（N.Asher）教授提出的SDRT是对动态语义学的扩充，其扩充的方式就是把修辞关系引入话语的逻辑形式中，强调修辞结构对话语意义的影响。作为对DRT理论的进一步完善，SDRT所能处理的语言现象也要比DRT多了很多。[※注]

DRT作为一种动态语义，并不具有逻辑学家喜爱的组合性特点，因此后来在动态语义框架下又产生了由Veltman提出并经其他人发展的更新语义（Update Semantics）。2009年王莹莹在国际学术期刊 《Journal of Semantics》上发表文章，利用更新语义探讨了反事实驴子句的语义解释。众所周知，驴子句问题，即不定名词短语与代词的照应关系问题是传统的一阶谓词逻辑中的一个难题。但驴子句不仅仅以直陈语气的形式出现，有时也以反事实语气的形式出现。对于反事实驴子句而言，王莹莹发现照应关系问题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是其语义解释问题。具体来说，若我们将反事实条件句的经典解释——Stalnaker-Lewis的可能世界语义学解释应用于传统的一阶谓词逻辑的静态语义学框架得到一阶谓词语言的反事实条件句的真值条件，那么反事实驴子句将不能被正确地解释。王莹莹指出，这里的问题其实不是出在Stalnaker-Lewis对反事实条件句的分析上，而是由于传统的一阶谓词逻辑的静态语义学框架本身的不足所造成的，因而要想正确地解释反事实驴子句，必须寻找其他的语义学框架。Robert van Rooij在（van Rooij，2006）中将（Groenendijk et al.，1996）中给出的一阶模态谓词语言的动态语义扩充到反事实条件句，进而得到了反事实驴子句在动态语义中的解释。但是，王莹莹通过构造反例表明他对反事实条件句所做的动态解释是不正确的。鉴于此，王莹莹在文中给出了一阶谓词语言的反事实条件句在动态语义中的一个新的解释，并阐明了她的理论为什么能够正确地处理反事实驴子句。[※注]

三 面向知识表示与推理的自然语言逻辑

知识表示与推理（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and Reasoning，简称KRR）研究是探索人类智能的众多途径之一，传统的KRR方法过于依赖经典逻辑，实际上是面向数学语言而不是自然语言，但人类的知识恰恰大多是用自然语言表达。为了扩大KRR的应用范围，使其建立在自然语言逻辑的基础上，国内逻辑学界鞠实儿等人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其成果集中体现在2009年出版的著作《面向知识表示与推理的自然语言逻辑》中。[※注]该书由鞠实儿、周北海、邹崇理、高东平、郭美云、刘冬宁、文学锋等多位作者共同完成。书中分析了自然语言的内涵性、模糊性、交互性、形态性和多样性，并以非经典逻辑为理论驱动，以知识表示与推理为应用牵引，针对自然语言的特性构造了不同的自然语言逻辑系统，包括语境内涵逻辑、模糊量词逻辑、带群体知识的公开宣告逻辑、时态句型逻辑以及汉语灵活语序逻辑和汉语致使句逻辑等，还对许多现有的逻辑理论成果，如自然逻辑、动态认知逻辑、多模态范畴逻辑和Lambek演算等做了修正、拓展和改进。

对于自然语言的内涵性及针对内涵性所建立的语境内涵逻辑，上文中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而是着重介绍其余的自然语言逻辑系统。针对自然语言的模糊性，高东平继承广义量词理论的基本观点，将模糊量词视为二阶模糊量词，且从汉语中模糊量词的逻辑性质出发，将模糊量词分为基数类型的模糊量词、比例类型的模糊量词、基数/比例类型的模糊量词，并对其分别展开语义讨论。在刻画语义时，针对广义量词理论在处理相对应量词的局限性，又引入模糊集理论来刻画这三类模糊量词的语义，突破了以往刻画模糊量词命题时非真即假的二值框架，更符合直观的真值刻画。在详细分析模糊量词语义的基础上，作者对模糊量词的性质加以推广，着重分析三类模糊量词的单调性、最小上限和最大下限等与推理相关的性质，并基于模糊量词语义性质研究了含有单个模糊量词以及含有多个模糊量词的有效推理模式，给出了带模糊量词的三段论有效规则，扩大了三段论的研究范围。除了以广义量词理论、模糊集理论为理论方法，从语义、性质、推理等层面研究之外，作者还引入类型论和范畴语法理论，构造模糊量词自然逻辑推理系统FQNL，直接通过自然语言的句法表达实现自然语言中有效推理的刻画，将自然逻辑推广到对模糊量化命题的处理，并给出系统中有效式的判定算法。[※注]

针对自然语言的交互性，周北海、郭美云以动态认知逻辑为基点，首先探讨语言交流和动态认知逻辑的关系，尤其是公开宣告这种语言交流活动中的知识表示和模型变化。然后，引入公开宣告逻辑PAL（包括公开宣告逻辑的语言、语义、公理化系统和完全性证明等方面）作为交互性推理的基础，重点探讨了对公开宣告认知行动进行逻辑表达和知识处理的方式。接着，作者考察了普遍知识、公共知识和分布式知识等群体知识，重点区分了分布式知识的两种直观意思——联合知识和群体隐含知识，在考虑相对化公共知识（relativized common knowledge）的基础上，把群体知识推广到一般情形，以S5_m（C，D，E）逻辑系统为基础建立了包含相对化公共知识和群体隐含知识的公理化系统S5B_m（RC，D，E），并证明其是一个在强框架上的完全公理化系统。最后，作者在引入公开宣告逻辑基础上引入相对化公共知识和考虑群体隐含知识，建立了公开宣告系统PAL（RC，D，E），并将其规约至静态逻辑系统S5B_m（RC，D，E）而给出完全性证明。同时，对已有的公开宣告逻辑进行了扩展，并考察了该系统在处理交流活动中知识表示和动态推理的若干应用，深化了对逻辑、语言和知识之间关系的理解。[※注]

针对自然语言的形态性，刘冬宁研究的主要是时态句型问题。通过分析时态类型演算的各种解决方案，作者通过添加逻辑联结词、类型或模态词等方式修改Lambek演算，使之能更好地处理时态句型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介绍了其所设计的两个处理时态句型问题的逻辑系统，分别为并发的Lambek时态演算系统（L_C系统）和模态Lambek演算系统（L_TM系统）。在L_C系统中，作者证明了系统的完全性、可靠性等逻辑性质，并采用范畴语法等理论对时态句型问题做了解决的示例，进而尝试性地进行了证明论的研究，修改了的系统使新系统L_CGC既可以Gentzen化又具有切割消除性，只是未能解决判定性问题。而在L_C系统和L_CGC系统的研究方法上，作者又设计了L_TM系统，直接使用一元模态联结词“□”使动词与时间副词照应来解决时态句型问题，并证明了其切割消除性和可判定性，在证明论角度获得较满意的系统。[※注][※注]

第三节 语用的逻辑

一 言语交际的逻辑

国内最早对言语交际中语用使用进行系统的逻辑研究的是王方名等人。此后有大量的相关论著相继问世。盛新华的《逻辑与言语交际》一书指出，言语交际中处处有逻辑，学好逻辑有助于言语交际。[※注]全书主要研究了言语交际中的概念、判断和推理，如何在言语交际中应用各种逻辑方法，如何用各种思维规律促进言语交际，以及如何对言语行为的逻辑准则进行调整。陈宗明的《说话写文章的逻辑》研究了说话写文章与逻辑的关系，从用词、造句、构段、谋篇、演讲、会话六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系统的梳理。王建平着重研究了语境的逻辑功能，首先梳理了语言学界和逻辑学界关于语境问题的研究历史和现状，然后对语境进行定义和分类，研究语境中的概念、命题、推理和逻辑基本规律。胡泽洪的《语言逻辑和言语交际》分六章对语言逻辑和言语交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该书在简述国内外各种不同的语言逻辑观的基础上，对语言进行了多方位的逻辑考察，并对自然语言中的陈述句的形式化进行了探讨，对语境及命题的衍合、预设进行研究。

1994年，周礼全先生主编的《逻辑——正确思维和有效交际的理论》正式出版。该书对中国自然语言逻辑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周先生把语用学分为形式语用学、描述语用学和应用语用学三个层次，认为道义逻辑、认知逻辑、命令句逻辑和疑问句逻辑属于形式语用学范围，语境、言语行为、隐涵、预设、修辞等关于交际活动的普遍理论属于描述语用学范围，谈话、讲演、辩论这些特殊的交际活动的理论属于应用语用学的范围[※注]。书中提出的“语用语境观”和“意义的四层次理论”至今仍有很强的生命力。

二 蕴涵与预设

（一）蕴涵

对蕴涵的研究主要包括蕴涵的分类和蕴涵“怪论”的讨论与解释。

1.蕴涵的分类

胡泽洪曾指出应该区分命题的“蕴涵”与“衍涵”。“衍涵”强于“蕴涵”，前者要求和其衍涵命题必须有意义上的联系，后者则只要有真值上的联系就够了[※注]。吴坚认为，还应该区分内容蕴涵和逻辑蕴涵，前者指的是命题的具体内容，即命题表明的具体思想或命题陈述的具体事物情况之间的一种条件关系，后者指的是命题的逻辑形式之间的一种条件关系[※注]。

1996年，陈波等指出实质蕴涵具有三个特征：保真性、普遍适用性和简单性，它概括了“如果，则”这类联结词各种用法中的共性，在日常语言用法中有经验的根据或基础。并且它是关于“如果，则”的各种解释中最弱的，因而普遍适用于一切领域和一切学科；是各种推理理论中限制最少、因而是最简单的一种[※注]。同年，陈晓平在现有的虚拟蕴涵观点上又提出了新的观点：为确定一个虚拟蕴涵命题的真或假还必须参照一个背景假设，这个背景假设往往是一个全称命题或严格蕴涵命题[※注]。刘壮虎用领域语义学对蕴涵最重要的性质——保真性进行了分析，得出不同的蕴涵所刻画的推出关系都是一样的[※注]。

刘壮虎进而从逻辑系统的角度对蕴涵作了进一步的分析，给出了不同蕴涵的公共性质：保真性和语义完备性，并在邻域语义中给出了它们的形式刻画。提出并证明了蕴涵的特征公理。在此基础上，对重要的蕴涵——条件蕴涵进行了详细的讨论，给出了条件蕴涵的本质特征，并证明了极小条件句逻辑的完全性[※注]。同年，陈晓平的《谈谈实质蕴涵问题》指出：经典命题逻辑中所讨论的蕴涵叫做实质蕴涵。实质蕴涵不仅表达了一种推出关系，而且表达了一种最基本的推出关系[※注]。

黄华新在《略论语义蕴含》一文中提出，语义蕴含、隐涵和蕴涵是三个既有联系又有重要区别的概念。[※注]语义蕴含更多地依据义素分析，它属于语义学；隐涵的分析主要依赖于语境和合作原则，因而属于语用学；蕴涵作为逻辑概念，主要是指实质蕴涵，它仅仅反映命题之间形式上的真假关系。语义蕴含是逻辑的蕴涵理论应用于现代语言学所产生的结果，它的作用在于分析自然语句的语义以及相互之间的语义关系。通过义素分析法可以知道一个语句可以必然地推出一系列的语义蕴含命题。语义蕴含和实质蕴涵的异同：前者的根据是语义规则，并致力于意义的推导，后者的根据是语形规则，并着眼于形式的推演，因此，两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周训伟在中国逻辑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上指出古典逻辑对联结词实质蕴涵的定义有两个缺陷，缺陷一是公认的实质蕴涵怪论，缺陷二是不能用来作假言推理，为此提出了互逆主义逻辑，排除了一切经验实质蕴涵怪论。[※注]

柯华庆等曾对逻辑蕴涵、形式蕴涵和实质蕴涵的区别和联系进行了进一步探讨，指出逻辑真理是逻辑蕴涵，数学真理是形式蕴涵，科学真理是实质蕴涵，三种蕴涵之间关系，也就是三类真理之间的关系[※注]。王建平在前人分类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相关蕴涵”的概念，对自然语言假言命题进行了符合自然语言实际的分析[※注]。同年王建平又引入“实际蕴涵”概念，对于客观而准确地理解和分析自然语言推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彻底澄清用实质蕴涵理论来分析和说明自然语言中的推理问题主要与人们的逻辑观念相关[※注]。孙培福进一步对相关蕴涵和实质蕴涵的质进行了区分，相关蕴涵的立论之本是基于对变元间相关性的尊重，变元间的相关性是人类逻辑的本质属性。实质蕴涵乃至其他真值形式都以舍弃变元间相关性为代价，追求变元孤立意义上的绝对真假抽象，其实质是抽掉了人类逻辑本源的对象，代之以人工设计或规定出来的人造对象[※注]。

在杜国平2008年建立的知识蕴涵逻辑系统D中，蕴涵关系符合直觉，经典逻辑中基本的逻辑规律在该系统中得以保留。此外，在该系统中经典否定、合取的性质不改变，司各脱法则不成立。在给出严格形式语义的基础上，证明了该系统具有可靠性、协调性、完全性和可判定性。知识蕴涵逻辑系统D可以提供一个分析、处理海量知识系统的逻辑工具。利用公理B→（A→（A→B）），可以将知识系统中真知识归为一类，利用公理┑B→（┑A→（A→B）），可以将知识系统中的假知识归为一类，利用公理B→（┑A→（A→B））（其中A和B相关）可以将相互矛盾知识中的相关真知识演绎出来[※注]。

2.蕴涵“怪论”

前后件没有内容联系，但在逻辑上真（即并非前件真且后件假）的蕴涵式叫蕴涵怪论，如“如果二加二等于五，那么太阳从东方升起”[※注]。

胡泽洪曾提出了一条解决“蕴涵怪论”的途径：以衍涵代蕴涵。要使一个命题为真，其所有的衍涵必然全是真的要使一个命题具有假值，其所有的衍涵也不能都假。如果一个命题的衍涵都是假的，则就变成了既无真值亦无假值的命题了[※注]。程仲棠从逻辑认识论出发，对蕴涵“怪论”问题重新做出回答。他指出蕴涵“怪论”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人们未能认清逻辑与理性认识的关系。[※注]袁正校等人认为，实质蕴涵是对“如果，则”的正确的逻辑抽象。建立在实质蕴涵基础上的经典逻辑中的重言蕴涵式，无不为数学推理和日常思维中的有效推理和论证提供了一定的准则或模式，即使是所谓实质蕴涵“怪论”也是如此[※注]。2002年，柯华庆详细探讨了实质蕴涵的真实含义，以及实质蕴涵与条件句、推论关系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分析了实质蕴涵与逻辑蕴涵之间的关系和误解，探讨了逻辑的性质及与科学推理的关系，从而为实质蕴涵及由其产生的所谓怪论并不怪作出了合理的辩护[※注]。

冯棉在《逻辑推理中的相干性》一文中，研究了推理（或体现推理的蕴涵式）的相干性，即推理的前提和结论之间意义、内容方面的关系。相关逻辑的研究表明：相干性是可以用逻辑的方式来刻画的，坚持演绎推理的相干性，采用“结论的推导必须实际使用前提”的推理方式，是避免“蕴涵怪论”的有效途径[※注]。胡泽洪指出，蕴涵与否定、合取、析取、等值等其他逻辑联结词一样，其实质是对自然语言中复句的关联词所进行的合理的逻辑抽象，所谓的“蕴涵怪论”其实并不怪，它是人们要求蕴涵反映条件联系中除真假联系之外的内容、意义方面的联系，从而作了错误的解读所造成的。其次，认为“蕴涵怪论”怪异，是在把作为逻辑联结词的蕴涵“还原”成自然语言中复句的关联词、将实质蕴涵命题“还原”成自然语言中的条件句时才有的感觉[※注]。2007年，霍书全用欧拉图解给出了一个消除蕴涵怪论的可信方法[※注]。

（二）预设

逻辑学靠什么保证它所研究的句子都是命题呢？靠预设。预设是保证一个句子取得真值的必要条件，逻辑学所研究的命题，实际上都是满足一定预设的句子，满足预设，是一个句子成为命题的必要条件[※注]。

周礼全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逻辑——正确思维和有效交际的理论》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预设规则，在此基础上阐述了预设定义，然后运用他的预设定义分析了直陈话语、疑问话语、命令话语的预设。他的预设理论极大地丰富了语言逻辑理论宝库。李先焜先生在1989年出版的《语言逻辑引论》中指出，我们要分析预设与蕴涵的区别，研究预设的种类，以及各种预设在语句中的作用。除对预设作语义的分析外，还要作语用的分析，从而引入语句“恰当性”的概念[※注]。

王靖华区分了三种不同的预设：语义预设、语用预设和语境预设。语义预设主要关心的是命题真值的条件，即主要关心一个命题有真价值的条件是什么。语用预设主要讲的是人和命题之间的关系，比起语义预设来，其主要关心的是命题作出者作出命题的态度。因此，严格地说，语用预设是人、命题与命题之间的一种三项关系，它考虑的是人在交际过程中用一些命题来进行交际时怎样要求另一些命题作为它的预设。这样，语用预设主要侧重于交际过程中的命题，而语境预设实际上则是保证一个语句有内容的那些条件[※注]。黄华新从表现形式、成功的交际、真值情况以及预设与语句间关系等语用和逻辑的角度对预设的特征和种类进行探讨。首先，就其表现形式来说，预设是没有明确和直接地表达出来的语句，它总是蕴藏在现存语句的内层。如果我们把那些直接表露于外的命题称之为“显前提”，那么预设则是一种蕴藏于内的“隐前提”。再次，从真假情形上来考虑，预设为真是确保“显前提”具有逻辑真值的必要条件，也是保证语句推论获得真结论的必要条件。第三，就成功的交际来说预设总是表现为双方都可理解、都可接受的那种背景知识。第四，从预设与它所依附的语句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上看，由于在语言交流过程中预设总是表现为交际双方共同的知识背景，因而在正常情况下，交际双方所使用的语句尽管形式上很不相同，但它们预设的语句则往往是相同的。预设可分为事实预设和理论预设；事实预设实际上包括了存在预设和种类预设，是指交际者在语言交流过程中预先肯定或承认的是某种事实情形，它的表现形式则是一个或一组表征个别的具体事实的经验命题；而理论预设是指交际者在语言交流过程中预先肯定或承认的是某种理论背景，它的具体形式则是一个或一组概括普遍性或必然性的一般的理论命题或公式[※注]。

胡泽洪对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进行了深入探讨。1993年，胡泽洪先对语义预设做了简要分析[※注]。在1996年的研究中指出对语用预设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语用预设是一种命题态度；语用预设是在具体的交际环境中施受双方的“共同知识”；语用预设是在交际过程中使得一个语句或命题具有恰当性的条件[※注]。2006年其在的《预设研究二题》表明：语义预设与语用预设对预设研究的侧重点、研究层面各不相同，它们之间并非对立的，而是互补的。语义预设是保证一个句子取得真值的必要条件，满足语义预设，是一个句子成为命题的必要条件。联系具体的交际语境，联系具体的交际者的信念、背景知识来动态地研究预设现象，就是语用预设研究的实质[※注]。2008年，邓雄雁和胡泽洪用二维逻辑的真值表方法分析语义预设投射，很好地解释了语义预设投射的“累积”现象和“消去”现象[※注]。

与前人的静态研究不同，黄华新等人从动态的视角对预设进行了分析。预设的构成是异质的，有关预设的研究应注意运用动态的方式来考察，即需要区别是着眼于说话人、听话人还是交际双方的过程视角。采用动态的预设观，还可以发现语用预设具有一系列新特征：不确定性、可移动性、层次性[※注]。

三 语用逻辑的形式化

蔡曙山是国内较早从事语言逻辑研究的学者之一。从1996年中国逻辑学会第五次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上的《语用逻辑研究》、1997年的《命题的语用逻辑》、1998年的《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1999年的《量化的语用逻辑》、2000年的《语用逻辑及其在计算机语言和人工智能中的应用》到2002年的《模态的语用逻辑》，蔡曙山对语用逻辑做了多方面研究。他介绍了语用逻辑的历史、对象和方法[※注]，明确了语用逻辑的研究对象，给出了命题语用逻辑的公理系统PF，并揭示了语用逻辑的意义[※注]。《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是蔡曙山对语用逻辑研究的集中体现。该书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研究，阐述了言语行为理论从奥斯汀到塞尔的发展，介绍了塞尔和范德维克旳语用逻辑分析系统。第二部分是形式化研究，建立了命题语用逻辑、量化语用逻辑和模态语用逻辑的形式系统，包括自然推理系统和形式公理系统，并证明了系统的定理。此外，在形式系统基础上建立了各系统的语义模型，并在这些模型下证明了命题语用逻辑、量化语用逻辑和模态语用逻辑系统的元定理、可靠性、一致性和完全性。第三部分是应用研究，用语用逻辑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人类言语行为以及计算机的语言和行为，分析语用逻辑在计算机科学特别是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注]

近年来，仍有很多学者致力于语用推理的研究。蒋严在2002年探讨了语用推理的逻辑实质，将溯因法与语用推理特别是Grice理论和关联理论的语用原则相对照，认为语用推理就是溯因推理在言语交际中的具体应用，而语用原则就是具体的溯因制约原则。此外，语用推理并不那么独特，也不需要建立独立的“自然语言运用的逻辑”[※注]。2004年，李德华和刘根辉讨论了现代语言学关于语境的定义，对计算语言学中的语境做了科学的界定，然后给出了语境及其相关概念的形式定义，并结合汉语实例进行了分析。[※注]2005年，刘根辉等人全面介绍了形式语用学的起源、发展和现状，给出了形式语用学的定义，探讨了国内在形式语用学研究方面的工作，对面向汉语的形式语用学研究工作提出了总体发展思路。[※注]同年，刘根辉和李德华结合语言学领域语用学研究的主要论题和形式语用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与手段，探讨了计算语用学研究的实现途径和方法，提出了计算语用学研究所做的主要工作，包括语言理解与推理的关系、溯因推理及其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应用、信任推理、动态语境的构建等，为计算语用学的应用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注]

四 隐喻理解的相关研究

逻辑学不仅仅只研究必然性推理，还要研究像隐喻这样一些或然性推理[※注]。隐喻一直被认为是一种非逻辑或反逻辑的思维与语言现象，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典型代表的哲学派别更是严格地把隐喻排斥在经典逻辑的范畴之外。但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当代逻辑与认知科学的新发展逐渐揭示出一种事实：隐喻与逻辑在意义的暗示与牵连、概念的生成与转换、语言的理解与交流中互为表里、缺一不可[※注]。语言学上的隐喻可对应于逻辑学中的类比推理[※注]。

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人工智能研究所对隐喻的理解做了一系列研究。2004年研究所将汉语隐喻分类计算模型的研究引入汉语的机器理解当中，通过对大规模汉语隐喻语料的研究分析，结合汉语隐喻的认知特征，构建了一套基于理解的汉语隐喻分类体系[※注]，同时从逻辑角度给出了隐喻逻辑的定义、建构和性质。针对汉语文本中名词性隐喻、动词性隐喻等类型，细化了隐喻逻辑的规则，并利用细化后的规则，分析了隐喻句中隐含信息的发掘方法，为隐喻的计算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注]。2007年，从大量实际隐喻语料出发，总结出汉语隐喻的语言形式的复杂性特征主要有：语言隐喻主要成分取值的不确定性、语言隐喻各成分出现与否的不确定性、隐喻嵌套和递进复用现象的普遍性，进而指出面向计算的隐喻研究困境以及出路[※注]。基于互动论的思想，采用知识库与语料库相结合的方式来抽取隐喻句的表述义，实验结果表明基于合作机制的隐喻表述义提取算法是有效的。2008年，李剑锋对隐喻语言中的异常搭配现象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基于实例的汉语语义超常搭配识别的计算模型，并完成了系统实现。在此基础之上将汉语语义超常搭配识别模型应用到汉语隐喻识别系统当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注]

根据不同的计算路线，现有的隐喻理解计算模型可以分为三类，包括基于语义优先方法、基于知识表示的方法、基于逻辑的方法和基于统计语料库的方法，黄孝喜在分析这些方法的适用范围和优缺点的基础上，对隐喻的计算理解方法以及面向汉语的隐喻理解计算模型研究提出了展望和建议[※注]。他的博士论文《隐喻机器理解的若干关键问题研究》从当前隐喻理论的研究热点入手，在总结现有隐喻计算模型的基础上，提出隐喻计算化研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隐喻语言的形式化描述与分类识别、隐喻理解中的知识表示问题、隐喻的映射问题以及认知主体的主观因素等方面进行重点探讨。最后实现了一个隐喻机器理解系统MetaphorSuite。该系统整合了句子依存结构分析及可视化修正标注、隐喻依存模式匹配算法及隐喻识别标注、隐喻映射释义等功能。[※注]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使用搜索引擎，大规模获取明喻实例，自动构建明喻知识库。在知识库的基础上，考察了汉语源喻的使用情况，提出了隐喻的自动理解和生成方法，取得了较好的实验结果[※注]。

第四节 汉语的逻辑研究

一 描述性研究

“汉语逻辑的研究，以汉语（主要是现代汉语）这一特定的自然语言为对象语言，应用现代逻辑和现代语言学所提供的工具，分析汉语表达式的逻辑亦即思维的结构，以及这些表达式之间的推演。”[※注]陈宗明先生从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汉语逻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他也一直遵循着这一思想不断地对汉语逻辑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了一系列的宝贵成果。陈宗明的《现代汉语逻辑初探》（以下称《初探》）是汉语逻辑这一领域的全新探索。该书主要讨论了语句的逻辑和文体的逻辑两大问题。

在“语句的逻辑”中，作者主要讨论了汉语中的词、句和推理等在逻辑中的体现。作者提出，逻辑中很有必要把“名词”称作“概词”。因为逻辑所探讨的是概念，而概念在语言中体现为语词。传统逻辑的“名词”有与语言学中的“名词”混淆之嫌，因而应将“名词”改成“概词”。概词对应语言学中的词和词组。陈先生在讨论如何识别概词的基础上，指出：汉语中以单词的形式表现的为简单概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等实词。而汉语中表达概念的词组则属于复杂概词，包括联合词组、偏正词组、动宾词组、主谓词组等。之后作者还深入地探讨了词汇之间的关系（多义词、同音词、同义词和反义词等）以及它们的逻辑问题。

语言中表示判断的句子，语言逻辑称之为命题。“命题是判断和句子的统一体。”[※注]在给出命题定义之后，陈先生探讨了汉语中不同的句类与命题的对应关系。陈述句是判断的主要表现者，因而都是命题；除了少数纯粹表示感叹的句子外，大多数感叹句也可看做命题；祈使句表达未然之事，因而都不表达命题；疑问句（反诘句除外）只是提出问题，不表达命题。实际上设问句也是无疑而问，应该也表达命题。语句有单句和复句之分，而命题有简单和复杂之别。“一般地说，单句表达简单判断。但不尽如此。有时它也表达复杂判断。”[※注]“复合命题是由复句表达的判断。一般地说，复句表达复杂判断。但不尽如此。”[※注]实际上表达同一个命题的语言形式极其丰富，很多语句都需要做命题形式的改造。如语句“下雨了。”就有必要改造为“（天要）下雨了。”陈先生还进一步从修辞的角度来探讨汉语语句改造的必要性，由表及里，并得出结论：“命题有表里，对命题的改造就在于透过辞表，揭示辞里。”[※注]

接着，《初探》讨论了逻辑中所谈的推理的语言形式推论。“推论总是表现为一定的复句或句群形式，而一定的复句或句群，又总是反映着某种推理的思想内容。推论是推理和表达推理的复句或句群的统一体。”[※注]但是，汉语中的复句和句群复杂多样，大多含有“因为”、“所以”之类的语言标志或者可以补出这些标志的复句或句群才表达推理，才可以被称为推论。不过，由于自然语言的灵活性，复句或句群往往采取省略的形式，我们可以在不改变原意的基础上把其改写成标准的三段论式，这样就更容易理解推理的过程了。可能受当时时代的影响，《初探》还探讨了推论的阶级性问题。书中指出：不涉及阶级利益的推论是没有阶级性的；但在涉及阶级利益的推论中，如何选择前提，怎样进行推论，企图推出什么样的推论，就不能不受到推论者的阶级立场的制约。一般来说，处于没落的阶级不愿做出否定自己阶级的结论；而新兴的阶级，就勇于追求真理，立足现实，可做出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推论。推论是否具有阶级性？还是值得我们继续思考的。

下编是关于文体的逻辑，主要讨论了论说文、记叙文以及一些文学作品中的逻辑。由于本章我们主要讨论对汉语自然语言的逻辑研究情况，因此，此部分内容不详谈。

虽然此书属于汉语逻辑研究的开端，但作者的研究既有基础又有深度。尤其是上编，以传统逻辑的概念、判断、推理为纲，仅仅抓住汉语这一研究对象，探讨这些思维形式在语言中的体现，以及语言的复杂性和灵活性带来的一些辨识问题等。此书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很好的把语言和逻辑结合起来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实践也证明此著作是很好的一本开创性的汉语逻辑研究之作。

陈宗明先生经过不间断的努力，于十三年后又一本《汉语逻辑概论》（以下简称《概论》）问世。他称其为一个阶段性的小结。此书内容相当丰富，紧扣汉语这一自然语言的特点，从语形、语义和语用多个角度来分析汉语的逻辑问题。用王维贤先生的话说，全书以“大逻辑”思想为指导，涉及汉语逻辑的多个方面，是一本颇具特色而又富于创见的汉语逻辑著作。

此书既涉及词项的深入研究，又涉及汉语句子系统中各类句型和句式的逻辑分析。词项部分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汉语语法学界已经公认，汉语的词可以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概论》中大胆提出，按照词的逻辑功能，汉语的词可分为实词、准实词和虚词三大类。其中，语句中能够充当逻辑变项的词是实词，包括名词、动词和代词；准实词是语句中能够充当逻辑词项的词，一般不能充当逻辑变项。包括模态词、联结词和量限词；而不能单独充当逻辑变项或常项的词，包括介词、助词和叹词。从逻辑的角度来考虑，这种分类很有新意。但我们同时看到，每个子类中的成员不是同一标准，如模态词、量限词等是从逻辑的角度划分的，而名词、助词、叹词等则是从汉语语法的角度划分的。

作者还进一步指出，汉语逻辑中，“词项”指语言表达式中能够充当逻辑变项或常项的词，以及由这些词组成的短语，包括实词和准实词两大类。并把这一概念同语言学中的“词项”和逻辑学中的“项”作了详细区分。在汉语逻辑中，指称一个特定的个体事物的词项叫专名词，与逻辑学的“专名”同；而表示个体的性质或个体间的关系的词项称为谓词，但它不同于语法学中的谓语和传统逻辑中的谓项。书中还详细讨论了汉语中充当专名词与谓词的词类的复杂情况。在此基础上，《概论》又具体分析了短语词项，指出：“短语作为词项的一种，有的是个体词项……它们都是指称个体事物短语，充当个体词，短语比较常见的是充当谓词，表示个体的性质或个体之间的关系。”[※注]作者对名词性短语，不及物动词性短语和及物动词性短语表示逻辑词项的具体情况都做了详细分析，还对多层短语的结构层次进行了讨论，这些层次分析对于逻辑分析和刻画有重要作用。

《概论》的另一个重要的开创性工作就是从逻辑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汉语的句型系统。此部分在书中共有四章。第一章是基本单句，具体讨论了名词谓语句、“是”字谓语句、不及物动词谓语句、及物动词谓语句和非主谓句五个小类。复杂单句分为两章，共讨论了小句主语句、小句宾语句、双主语句、兼语句、连谓句、定语句、状语句和补语句八个小类。这些不同的句型，作者都从句型的基本特征、语形特征、句子的生成过程、语义的逻辑描述等几个方面讨论的，有的还使用了文恩图、树形图等形式。这样从逻辑的角度对句型的语形、语义等方面进行分析和刻画，在汉语逻辑史上尚属首次，也为后来的学者从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的角度研究汉语句子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方法。

此外，《概论》还单独讨论了汉语中的模态语句和模糊语句。从模态词的角度出发，作者把汉语模态语句分为真值模态语句、规范模态语句、时态语句、“得”字模态句和认知模态语句等五类，并从这些模态句的模态特征、用法、语义描述以及模态间的推导关系等多个角度对它们进行了分析。模糊语句一章，作者抓住了汉语的模糊性这一重要特征，并运用模糊集合论的系统理论，具体分析了汉语模糊语词、汉语模糊单句和汉语模糊复句以及似然推理等。作者有信心去触动汉语模糊这一很难处理的神经，而且还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局面。

同样，《概论》延续了《初探》的传统，对交际、修辞、篇章等语用方面也进行了逻辑的分析。如蕴涵、预设这些语用学上非常重要而常新的课题，作者从意义、推理等方面做了系统的分析，为后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汉语修辞学源远流长，但陈宗明先生开创了修辞逻辑研究的新局面，并把“修辞的逻辑”堪称语言逻辑王冠上的一颗明珠，他为摘下这个明珠做了不少探索性的尝试。篇章的逻辑同样是当今逻辑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概论》中提出，篇章结构的逻辑，包括五种关系：平行关系、接续关系、先后关系、递进关系和总分关系。还就不同的体裁（如说明文、记叙文、议论文等）讨论分析其逻辑特征。

在汉语逻辑的描写性研究中，研究内容最为集中的要数徐颂列教授的《现代汉语总括表达式研究》。无论是广义的量词还是狭义的量词，都是语言学和逻辑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现代汉语中表示“量”的量限表达式非常丰富。吕叔湘先生分出了“全称”、“他称”、“分称”、“普称”、“各称”、“偶称”、“逐称”七种。[※注]徐颂列教授以现代汉语中的量限表达式为研究对象，把它们分为统治、任指、逐指、仅指四大类，从逻辑和语言两个侧面进行分析讨论。既分析它们的真值条件、命题形式和逻辑意义，又探讨它们在句法、语义和语用方面的特点。当然，由于逻辑自身的特点和局限性，“可能‘永远’做不到把语言中包含的语义、句法因素全部用逻辑形式表达出来”[※注]，这种研究将永远是一种描述性的研究方法。

二 形式化研究

众所周知，美国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Chomsky）于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转换生成语法被誉为是“语言学上的一次革命”。这个语法体系使得现代语言学不仅凭借数学手段和演绎方法去考查语言，而且还仿照逻辑人工语言的符号去构造关于自然语言的一整套形式系统。实际上，转换生成语法本身就是一个包含句法规则和转换规则的形式化的演绎系统。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蒙太格语法（Montague Grammar，简称MG）吸取了同样的思路和方法，构造了三个英语部分语句系统。这些系统包括句法生成部分和逻辑翻译部分，最终实现了英语语形和语义同态原则，使英语语义的系统化描述成为现实。这一研究自然语言的方法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如Dorwty就对Montague PTQ系统进一步扩展得到了一个新的英语部分语句系统，比较充分地描述了一系列PTQ系统未曾关注的语言现象。做此类研究的还有美国逻辑学家Barbara H.Partee教授、Micheal Bennett、Lakoff、McCawley，等等。

相应的，汉语作为一种不同于英语的分析性语言，是不是也可以借鉴这种研究方法来揭示汉语的一些逻辑特征呢？邹崇理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多原创性的成果。

（一）汉语量化句的部分语句系统

邹崇理在博士论文《蒙太格语法及其在汉语语义分析方面的初步应用》中分析了汉语的一些语义问题之后，运用MG技巧和汉语知识，对汉语量化句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总结出汉语量化句的三个特点：第一，汉语是一种非常简洁的自然语言，其内在的量化结构类似于逻辑量化公式的表现形式，如一部分量化句只包含一个量词且位于句子最前端；由于没有变项被带入的生成方式，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量词的汉语量化句大都不存在量词的辖域问题，即量词的辖域依线形排列的顺序而定。第二，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量词的汉语量化句虽然没有量词的辖域歧义，但仍然存在许多复杂特征值得我们注意。第三，汉语量词还有通常所谓表聚合语义的特征。如“所有教师共捐款500万元。”他叙说的是名词集合里所有个体共同构成的那个总体的性质，这与量词的分布语义涉及名词集合中每个个体的用法不同。作者在汉语量化句的特点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处理汉语量化语句的形式系统FC。[※注]

邹崇理对汉语量化句的部分语句系统的探讨并没由此止步。1993年，他在一篇名为《一个运用蒙太格语法与广义量词方法分析汉语量化词组的部分语句系统》的论文中，运用蒙太格语法和广义量词理论的基本方法，分析了汉语量化词的语义特征，建立了汉语量化句的部分语句系统FC。此系统是之前的FC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和细化，它的主要目的在于刻画汉语量化词组的语义特征，区分量化词组的分布语义和聚合语义。[※注]

后来，邹先生在其专著《逻辑、语言和信息》中进一步完善了FC系统。他定义了一系列汉语所特有的量词，并在这个系统中增加了生成传统对当关系和三段论推理以及描述其有效性的功能。而且在探讨汉语量化句聚合意义的启示下，作者提出了刻画量化表达式聚合意义的一阶谓词逻辑系统，且证明了该系统的可靠性和完全性。[※注]

2003年，邹崇理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刻画量化结构及其推理的汉语部分语句系统》的论文。该文所构造的FC汉语部分语句系统，有如下特点：（1）对汉语量化句的特色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处理汉语量化句的简洁性，运用量词复合叠置的方法刻画汉语量化句中出现多个量词的情况，并且凭借联合半格的代数概念描述汉语量化句的聚合语义；（2）扩大了通常有关自然语言部分语句系统的功能。FC系统的句法语形部分能够生成汉语量化句的推理，运用量词提升规则实现了从自然语言量化推理句到量化公式的转换，在汉语实际推理和逻辑有效的量化公式之间搭起一座由此及彼的桥梁；（3）就刻画汉语量化句的对当关系和三段论推理而言，FC系统以一种比较自然直观的方式解决了普通逻辑所谓“主项存在”的问题；（4）由于FC系统生成的汉语量化句不限于类似直言判断的句子，因此FC系统能够生成并解释有效的汉语量化推理句就远远超出普通逻辑的范围。[※注]

近年来，也有一些年轻的学者从构建汉语部分语句系统的角度来探讨汉语量化问题。如张炯博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汉语量化结构的形式分析》中，就构建了一个包含广义量词的汉语部分语句系统。该系统重点关注汉语语句中广义量词的量化嵌入问题，并扩充到可以处理问句等内涵性的语言现象。此系统包括适用汉语的短语结构句法、句法环境所决定的逻辑翻译规则以及语义模型等内容。此项工作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注]

（二）包含汉语时态结构的部分语句系统

邹崇理在2000年出版过一本专著《自然语言逻辑研究》。此书从纵向的角度整理出了自然语言逻辑的发展脉络，并指出自然语言推演系统与通常逻辑系统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能够通过一套算法（或翻译程序）把自然语言推理的原始素材同系统中相应的抽象表述联系起来，在自然语言和逻辑语言之间搭起了一座由此及彼的桥梁，可以推进实现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的进程。[※注]

最重要的一个成果是作者运用自然语言逻辑方法进行了关于汉语时间语义特征的研究。自然语言的时间系统可分为三个方面：时相（phase）结构、时制（tense）结构和时态（aspect）结构。但由于汉语的动词在时间方面没有形态变化，因而时制不够发达，但却发展出了比印欧语言丰富得多的时态结构。邹崇理曾指出：“汉语的时态结构有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时态结构在汉语的时间系统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注]

作者通过分析汉语时态的特点和时间区间语义学理论的内容，发现了一些规律：任何两个时间区间之间的基本关系有七种，同时汉语的基本时态类型也有七种（进行态、完成态、短暂态、起始态、终结态、将行态和一般态），巧合的是这七种类型正好可以用区间语义学理论对应地去解释。除此之外，作者还从逻辑的角度感受到，在时态结构类型的分布上汉语呈现出对称的格局：进行态对完成态、起始态对终结态和经历态对将行态。

在此分析的基础上，作者开始了部分语句系统的构建。该系统包括句法部分、翻译部分和语义解释三块内容。其中，句法部分由基本词项及句法规则生成具有时态特征的汉语句，逻辑规则提供把这些汉语句翻译成引进各种“态”算子的时间逻辑语言的依据，最后由这些逻辑语言的语义模型提供关于时态结构的语义解释，而解释的核心就是通过说话者的观察参照时间和事件的时间进程的某种关系表现时态类型。这样每种时态依次分析，最终构造了一个展现时态结构各种类型的现代汉语部分语句系统。在讨论中，作者初步给出了进行算子prog和完成态算子perf等的语义定义及一些有关的逻辑有效式。

邹崇理的这些研究是开创性的，是国内学者建立的第一个关于汉语的时态逻辑系统。周礼全先生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作者运用自然语言逻辑方法进行了关于汉语时间语义特征的研究，从中体现了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注]之后，虽然对汉语时态研究的学者不少，但都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汉语时态的一些问题，没有从逻辑系统的角度研究的。与之相关度最大的研究应属贾改琴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汉语时间副词的形式语义研究》。该论文把现代汉语时间副词分为表时副词、表频副词和表序副词三大类。在每类副词作者都选取几个代表性的副词进行具体分析，而且都采取了相同的分析方法，即：首先剖析此副词的语义特征，然后通过语料分析得出该副词的句法生成规则，接着给出其翻译成逻辑语言的逻辑翻译规则，并最终给出其模型论解释定义。每类副词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最终给出了一个包含时间副词的汉语部分语句系统。此系统中也引进了一些时态的算子，如prog，perf，last等；此外，还引入了一些模态算子如“ZJ”、“Ce”、“Cai”、“J”、“ZZ”、“Z”等，并给出了它们的语义解释。当然，这个研究还很不成熟，还有很多有待改进的地方。[※注]

（三）其他问题的研究

自从2005年以来，邹崇理陆续发表了一些应用范畴类型逻辑来解决汉语某一特定问题的文章，如《多模态范畴逻辑研究》[※注]、《关于非连续量词的类型—逻辑语义处理》[※注]和《处理对应关系的范畴类型逻辑》[※注]等。并于2008年1月出版了一本名为《范畴类型逻辑》的专著，详细介绍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包括对范畴类型逻辑的介绍性内容；作者自己的一些观念，尤其对关于范畴类型逻辑对逻辑新功能的开发这个话题进行了适量论述，甚至还附带介绍了其他有关自然语言的逻辑理论对传统观念的挑战；作者的研究习得，都是基于范畴类型逻辑产生的思考，也是关于汉语这种特定自然语言的探讨，涉及非连续量词、灵活语序等问题的处理。

非连续现象指自然语言中那些在语法上没有毗连在一起却在语义上表现为一个整体的表达式。2005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克拉克教授提出一个处理英语中非连续量词的方案。邹崇理对克拉克教授的处理方案进行了一些改进：首先，对非连续量词的后续部分也指派λ-词项和范畴值，这样可以在由若干λ-词项和范畴的序对形成的上下文中避免出现作为自然语言词条身份的非连续量词的后续部分。其次，采用兰贝克后承演算的自然演绎表述，增加对非连续量词的各个部分进行叠置合成的规则，这样使有关的组合分析更加严格。最后，增加刻画所谓结构性质的规则，直观地显示出关于复合量词语句的类型和逻辑推演结果的非连续来源。但是其处理对象仍然是英语中的非连续量词。相应地，汉语中是否还存在类似的情况呢？[※注]张炯曾在2008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包含非连续成分的句子的语义计算》的文章，作者在考察了各种不连续结构，特别是断裂的广义量词后，提出了一种适用范围比范畴逻辑语法广得多的基于Cooper储存的LR算法，这种算法要求对非连续成分进行特殊标注。[※注]

汉语句子具有比较灵活的语序，主语、宾语和谓语动词可以出现在不同的位置上，而不影响基本的语义。从范畴语法角度看，需要建立针对汉语灵活语序的范畴推演机制。邹先生提出了关于范畴分析的自然语言来源的位置移动的结构公设，并形成了特定的范畴逻辑系统，即一种多模态系统，并给该系统框架语义解释的可通达关系确立相应的限制条件，最后根据逻辑的要求给出了该系统可靠性和完全性的证明。这项研究可以归为关于汉语问题的封闭式形式系统的构建。

邹崇理对自然语言的形式化分析是我国语言逻辑研究形成的重要标志，大大推进了汉语作为自然语言的逻辑研究的进程，实现了与国际逻辑研究水平的接轨与对话。

此外，我们不得不提到的是对于汉语隐喻的逻辑研究。隐喻是一个认知问题，指的是人们根据相似性而概括出来的两个概念域之间的一种系统映射关系。但同时它也是一个思维和语言问题。因此，学者们早就注意到这一现象，并从各个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和解释。从逻辑的角度研究隐喻问题已经成为语言逻辑界一个重要的课题，并称之为“隐喻逻辑”。当然，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又从逻辑基础方面着手的，也有分析隐喻的逻辑表征的，逻辑语义基础，等等。但这儿我们主要关注隐喻逻辑形式系统的研究。

第一个提出针对汉语隐喻理解逻辑系统的是张威，他从解决逻辑全知问题和隐喻的语义真值角度，提出了一种汉语隐喻逻辑系统。其主要思想是参考局部框架理论，采用池空间概念来替代可能世界，引入理解算子、关系符，以及格式塔规则。[※注]该系统的构建思路具有创新性，但也存在一些缺点：“基于比较理论，忽视隐喻理解的内在特性；在逻辑中未考虑上下文的影响；未考虑不同的认知个体对隐喻理解的差异。”[※注]

而黄孝喜博士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入认知主体的主观因素，构造了一个隐喻理解的认知类比逻辑释义系统（EA，epistemic analogy），其中也考虑了情感因素等。[※注]尽管此研究还非常初步，但毕竟开辟了隐喻计算化研究的新途径，对于推动隐喻计算化研究进程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总之，汉语的逻辑研究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到现在已有三四十年的历史，也从初创时期进入到兴起时期。虽然通过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还只是沧海一粟，我们还任重而道远。

第五节 作为语言逻辑元科学的符号学研究

一 符号学与语言逻辑

（一）研究表征和意指方式的符号学

我们生活在一个五彩缤纷的符号世界里。从语言、图画、音乐、气味，到奥运旗帜、商店招牌、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形形色色的符号使得我们可以彼此交流，使社会得以有序的运转。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文明是建立在各种形态的符号之上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一分一秒都无法离开符号而运转。正如德国哲学家卡希尔所说，“人是符号的动物”。

在形形色色的符号系统中，语言符号是人类认知的进化和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种。自从语言符号的诞生，人类的认知和文明开始了飞跃的发展。美国认知科学家汤姆塞罗（Tomasello）就在他的著作《人类认知的文化起源》（TheCultural Origin of Human Cognition，2001）一书中精辟地阐述了语言与文化和认知之间的深刻关系。美国符号美学家苏珊·朗格也曾赞叹：“迄今为止，人类创造出的一种最为先进和最令人震惊的符号设计便是语言。”[※注]总之，语言符号是诸多符号系统中最为重要的、也是研究最为深入的一朵瑰丽的奇葩。

人类对于符号的思考，渊源可谓久矣。西方有古希腊的医学症候符号，东方亦有中国古代的《易经》、《指物论》、《说文解字》等古典符号学著作。19世纪，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确立，并于20世纪60年代勃兴于法国、美国、意大利以及前苏联。20世纪80年代起，符号学研究在我国逐渐兴起，并于90年代中期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涌现出了以周礼全、李幼蒸、李先焜、陈宗明、黄华新等为主要代表的一批符号学家，为符号学在我国的发展、为在世界范围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研究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

我国学者陈宗明、黄华新在《符号学导论》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索绪尔的符号二元论和皮尔斯的符号三元论思想，提出了“符号三角”说，即符形与符号对象之间的表征关系以及符形与符释之间的意指关系。书中指出，索绪尔的“能指”就是皮尔斯所说的“符号形体”，或简称为“符形”。索绪尔所说的“能指”，近似于皮尔斯的“符号解释”或“解释项”，可以简单地称为“符释”或“意义”。区别在于，首先，皮尔斯的解释项比索绪尔的所指更宽泛。索绪尔的所指是就语言符号而言的，而皮尔斯的解释项则是就广义的各种形态的符号而言的，是一种观念性的意义，是解释着心中可能的心理事件。一言概之，索绪尔的所指属于符号学的语义学范畴，而皮尔斯的解释项则属于是符号学的语用学范畴。其次，索绪尔的二元关系理论中没有提到“符号对象”。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前者着眼于语言符号，而后者着眼于一般符号。在这种差异的影响之下，后来的符号学研究形成了狭义符号学的索绪尔传统、广义符号学的皮尔斯传统，以及以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为代表的兼容索绪尔与皮尔斯符号学理论的传统。

陈宗明、黄华新认为，“本质上来说，符号学就是研究表征和意指方式的科学”。[※注]在符号行为中，并不是任意一个能指（符形）都能和任意一个所指（符释）结合成符号来传递意义。它们的结合需要第三个要素“意指”，或称做“意指方式”。能指和所指通过意指方式结合成为符号。意指方式是能指和所指结合成为符号的过程中不可忽略的要素。而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就是意指关系。同样，符号形体（能指）和符号对象之间也存在一种二元关系，即“表征”关系。一个符号的能指总是表征某一事物，这个被表征的事物就是符号对象，而表征总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的，即表征方式。归纳起来，符号的表征方式主要包括：肖似的方式、指索的方式和象征的方式。现代符号学把符号区分为图像符号、指索符号和象征符号正体现了这三种不同的表征方式。

（二）逻辑符号学

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Locke）把科学分为三种，第一、第二种为物理学和伦理学，而第三种，他说：“可以叫做Semiotic，就是所谓符号之学。各种符号因为大部分是文字，所以这种学问也叫做逻辑学。”[※注]皮尔斯也曾强调：“逻辑学，我认为我曾经指出过，就其一般意义而论，只不过是符号学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在皮尔斯看来，符号学是扩展了的逻辑学，因为逻辑就其本质特征来说，就是关于符号形式的科学，他的一篇论文的题名就是《作为符号学的逻辑：关于符号的理论》。可见，符号学与逻辑学的密切关系是众多哲学家、符号学家、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的共识。符号学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并推动了逻辑学，尤其是语言逻辑的发展。

皮尔斯的后继者莫里斯（Morris，C.W.，1901—1979）也是一位对现代符号学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符号学家和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符号理论的基础》、《符号、语言和行为》、《开放的自我》等都深入的探讨了符号学的问题。他在符号学发展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符号学的研究区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虽然莫里斯对于语义学、尤其是语用学的定义并不完备，但他关于符号学三个组成部分的学说后来为很多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所接受，并且成为符号学的基础理论之一。我国的符号学者也对符号的三分理论进行了积极探索。陈宗明、黄华新两位学者在《符号学导论》中指出，可以将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研究对象更为准确地表述为：“语形学研究符号系统内的符号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意指关系，研究符号的意义（不依赖于符号情景的意义）；语用学研究符号情境中的意义。”[※注]

20世纪60年代，波兰著名逻辑学家埃裘凯维茨在《语用逻辑》一书中指出，逻辑语形学、逻辑语义学、逻辑语用学组合成逻辑符号学。[※注]我国的逻辑学家、符号学家李先焜先生在1998年的《符号学与逻辑学》一文中也指出，逻辑符号学是逻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到：“对‘逻辑’可以有狭义与广义两种理解。作狭义的理解，也就是从严格意义上来理解，逻辑是指形式逻辑，即形式化的演绎逻辑；而广义的逻辑，不仅包括形式逻辑，还应当包括逻辑符号学和科学方法论，不仅探讨严格意义的形式化的演绎逻辑，还研究内涵、外延、预设、语境、隐喻和转喻等语义学、语用学范畴的内容”[※注]。他认为，所谓的语言逻辑，就是自然语言的逻辑符号学，它不仅研究语形问题，而且研究语义和语用问题。他指出，应当“让逻辑从所谓的研究思维形式、思维规律的框架下解放出来，进行切实的改革，并在现代逻辑的基础上，建立语言逻辑”[※注]。李先焜先生所说的这个在现代逻辑基础之上建立的语言逻辑，便是逻辑符号学。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开始陆续向中国的读者们介绍这些知识。90年代开始，周礼全先生的弟子邹崇理博士系统地研究了蒙太格语法，出版了《逻辑、语言和蒙太格语法》、《自然语言逻辑研究》、《逻辑、语言和信息》等一系列论著，也开始了汉语的形式化的探讨，从而推动了我国的语言逻辑的形式语用学研究。与此同时，周礼全先生的另一位弟子蔡曙山博士开始了言语行为的形式语用学研究，并于1998年出版了《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一书。在这本书中，作者建立了命题语用逻辑、量词语用逻辑和模态语用逻辑的形式系统，包括自然推理系统和形式公理系统；建立了各个系统的语义模型。这些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学者对形式语用学研究的重要进展。

（三）语言逻辑的符号学探索

我国逻辑学家、符号学家李先焜先生在1986年出版的《语言、逻辑与语言逻辑》一书中指出：“语言逻辑就是自然语言的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者的综合，因此，也就是一般逻辑中所指的指号学。”[※注]语言逻辑研究的核心就是在一定语境中的、人们的言语交际中的推理过程，其重心在于语用逻辑的研究。

我国逻辑学界最早明确提出要研究语言逻辑的是周礼全先生。他在1959年发表了《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一文，强调形式逻辑应当与语法修辞相结合。[※注]1961年又发表了《形式逻辑应尝试研究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一文，强调了语境问题，即使用中的语言的具体意义问题。[※注]尤其是他提出的关于自然语言三个方面的意义与英国哲学家奥斯汀随后于1962年在《论言有所为》一书中所提到的三种言语行为，即语谓行为、语旨行为和语效行为的含义十分相似。在1978年以后的历次逻辑会议上，周礼全先生又多次提到语言逻辑的问题。他指出，要研究丰富语言中的逻辑形式，要研究语言中的“预设”问题，并系统地介绍了问句逻辑、模态逻辑、内涵逻辑与蒙太格语法等。在探讨了形式逻辑的软弱性之后，他提出了形式逻辑研究语言具体意义的必要性，表达了他的语用学思想。

1994年，周礼全先生主编的《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一书出版，这本著作被认为是我国研究语用逻辑的第一部代表作。该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语言逻辑和语用学问题，将语言逻辑和语用学密切结合为一体，不仅引述和介绍西方语用学理论，同时又有所创新。尤其是该书的第二部和第三部，分别论述了“道义逻辑”、“认知逻辑”、“命令逻辑”和“问题逻辑”等涉及形式语用学的内容，又探讨了语用逻辑中的语境、言语行为、隐含、预设和修辞等属于描述语用学范畴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观点。周先生的有创新意义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关于语境和四层次语义论的论述。以下对该书的内容作简要介绍。

语境（context），也称作符号情境（sign situation），它指的是交际过程中符号使用者之间应用符号表达思想感情的具体环境。事实上，语义学和语用学都研究意义，区别在于语义学对意义的探讨不涉及任何指定的语境，是在语境缺省的情况下自动默认的理想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之下对话语意义的理解。而语用学关注的是使用中的语言，使用中的语言由于语言使用者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属性，而不可避免的处于某种特定的时间、空间、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因此语用学追寻的意义必然是某一语境中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丹麦语用学家梅伊（Mey）和比利时语用学家维索尔伦（Verschueren）都明确地提到了语境的动态性。周礼全先生在《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一书中不仅明确地提出了动态的语境观，更提出了四种语用语境：即C_o、C_s、C_h和C_sh。C_o是当前情境、上下文、话语所涉及的事物和时态、说话者的情况和听话者的情况五种因素的命题集合。在他看来，说话者S或者听话者H很难对语境C_o中客观存在的因素有全面的认识，更难有共同的完全的认识。因此，除语境C_o之外，还存在着说话者S所认识的语境C_s、听话者H所认识的语境C_h和S、H所共同认识的语境C_sh。周礼全先生指出：“随着谈话时间的延长、谈话内容的增多和谈话者思想感情的变化，语境就会跟着不断变化。正确地了解话语的语境及其变化，是正确地表达、传达和理解的表条件和重要条件。”[※注]

周先生的语境观与当代认知符号学视野里语境观是一致的。语境不仅动态，而且多维。真实的言语交际过程中，说话者和听话者对于语境的认知是随着交际过程的演进而动态发展变化的，而说话者和听话者由于个人经验、意图、信念和百科知识（encyclopedic knowledge）结构的不同，对于当下正在进行的言语交际活动所发生的语境在认知上本身就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差异。因此，语境不仅是动态的（dynamic），还是多维度的（multi-dimentional），即如周先生所描述的，可区分为说话者所认知的语境和听话者所认知的语境。

四层次语义论是由周先生提出的另一个创新理论。该语义论将语言形式分析为抽象语句、语句、话语和在交际语境中的话语四个层次，从而也就区分出语义的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抽象语句的意义，即命题。第二个层次是语句的意义，即命题态度，也就是说话者附加在命题上的感情和承诺等。第三个层次是话语的意义，即意谓，也就是说话者附加在命题态度上的思想感情。第四个层次是交际语境中的话语的意义，即意思。它是一定语境中，说话者通过话语所表达的意愿。周礼全先生指出的四层次理论是对语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它克服了过去从一个平面上，以一种理论解释一切意义现象所带来的片面性。现代逻辑主要是对于抽象语句的语义理解，但随着模态逻辑，尤其是非标准模态逻辑的发展，它会遇到很多难以克服的问题。四层次理论的提出，既兼容了已有理论所发挥的作用，又突破了既有理论的局限性，为语言逻辑研究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思路。此外，在《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一书中，周先生还从语用学的角度阐述了修辞和情感因素在逻辑中的作用，强调了逻辑与修辞、逻辑推理与情感因素的密切关系。

（四）符号学的元科学性

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具有工具性、跨学科、元科学三大学科性质。在当代符号学的视野里[※注]，从广义上来讲，一切能够传递意义的媒介都是符号。符号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意义——意义的构建及其符号表征。符号学通过系统的观察各种符号形态及其意义，进而研究思维的规律和心智的认知机制。而语言学和逻辑学对意义的研究，本质上也是符号的意义问题。因此，符号学的意义理论属于意义的元理论。

任何学科，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总要使用到语言符号来表述和记录各学科的理论和研究。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是如此，尽管各学科所使用到的语言符号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符号学正是以各门科学使用的语言符号为其研究对象，既研究其语形、语义和语用的共性，也研究其个性。符号学作为元科学，是以科学自身的特性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语言学家索绪尔就是运用符号学的理论来研究语言符号现象的。索绪尔指出：“归根结底，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因此，必须求助于符号学才能准确地说明语言。这个道理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注]在索绪尔看来，符号学是语言学的元科学。语言逻辑作为自然语言的逻辑符号学，以自然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自然语言中的语形、语义和语用逻辑。而符号学正是一门研究符号的语形、语义和语用的一般理论学科。符号学对语言逻辑具有方法论意义，是语言逻辑的元科学。

二 中国符号学思想研究

（一）丰富的中国符号学思想

灿烂的中华文化孕育和传承了深厚的符号学内涵。中国古代的训诂学、儒家的正名学说、《易经》中的符号理论、《墨经》中的名实理论、《公孙龙子》中的指物学理论都蕴涵着深刻的符号学思想。先秦时期公孙龙的《指物论》便是我国最早的符号学专论。古籍《尚书》中，注释者说：“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不仅说明了语言是一种符号，而且指出文字是记录语言符号的书写符号。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符号学研究在我国的全面展开，我国符号学界，以李幼蒸、李先焜、陈宗明、陈道德、张斌峰等人为主要代表，开始了对中国古典文献和历史文化中的符号学思想的挖掘和研究，以及向建立自己的符号学体系的积极努力，研究成果独树一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二）先秦符号学思想

先秦符号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名辩”学说中。据史家考证，“名”这个汉字在3000多年前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出现，意思是人或事物的名称。先秦名家主要包括邓析、尹文、惠施和公孙龙，其中以公孙龙为重要代表。公孙龙流传至今的著作主要包括《名实论》、《指物论》和《白马论》三篇。李先焜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在《哲学研究》、《欧洲符号学杂志》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讨了公孙龙的符号学思想，并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李先生认为，虽然在先秦诸子中，公孙龙的学术观点是遭受后世学者误解最多的，甚至在近代被冠以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和诡辩论的帽子，但是“从现代符号学的观点来看，公孙龙的著作中包含着丰富的符号学思想，其价值不亚于古希腊的一些符号学家的著作。在先秦诸子中，如此集中地、深入地讨论‘名（符号）’的问题，恐怕要数公孙龙了。”[※注]关于《名实论》，李先生主要有如下观点：

首先，公孙龙的《名实论》是一本具有重大符号学意义的语义学著作。公孙龙在《名实论》中主要讨论了名实关系问题，体现了名实对应的指称论。公孙龙对“名”下的定义是：“夫名，实谓也。”意思是说，名是对实的称谓或指谓。根据现代符号学创始人之一皮尔斯对符号所下的定义：“符号是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另外某一事物的东西。”公孙龙所说的“名”就是一种符号，因为“名”是用来代表另一事物的东西。名与实之间是语义关系。而语义是符号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与先秦其他诸子相比，公孙龙的著作很少涉及封建名位、政权统治、伦理纲常等问题，属于纯粹的语义学著作，这是公孙龙超越先秦其他诸子的语义理论的地方之一。

其次，公孙龙提出的“其名正则唯呼其彼此”的正名准则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是具有先进性的。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准则是一种理想语言的原则，它要求一个正确的符号必须具有严格的单义性。但是词的多义性是可以在特定的语境中消除，成为单一的意义的。因此，公孙龙的正名准则是可以在语用学中得到贯彻的。17世纪，为西方数理逻辑的创立和发展奠定基础的德国哲学家、逻辑学家莱布尼茨也曾明确提出了创造一种理想语言的设想，即“对一切对象指派确定的特征数字”[※注]。莱布尼茨所说的符号的确定性，其实就是公孙龙的名与实的严格对应性。“对比起来莱布尼茨的理论既涉及逻辑语形学也涉及逻辑语义学，其逻辑语义学是建立在逻辑语形学的基础上；而公孙龙的正名准则主要涉及逻辑语义学，偶尔涉及逻辑语用学，而未涉及逻辑语形学的内容……但是，当我们想到公孙龙是在比莱布尼茨早了将近两千年提出这一准则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公孙龙的正名准则在符号学方面的重大的学术价值”[※注]。

此外，李先生还对《名实论》的内在逻辑结构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公孙龙的《名实论》一篇中所特有的、对于连锁定义方法和演绎论证方法的运用，以及《名实论》中频繁使用的具有逻辑系统“变元”（variables）性质的代词“彼”和“此”，是公孙龙在特定历史时期对逻辑学与符号学的两大贡献。

在公孙龙流传下来的三篇主要著作中，《名实论》为《指物论》、《白马论》奠定了符号学的理论基础。三篇著作都是围绕“名”和“实”关系问题展开。他的“白马非马”命题的分析，以及他的“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的分析，都贯彻了“其名正则唯呼其彼此”的语义思想。此外，我们应当以整体的、联系的观点来分析公孙龙的三篇著作中的命题，而不是割裂的去理解它们，才能真正领悟公孙龙符号学思想的精髓。

学者刘宗棠1989年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指物论〉与指号学》的文章，十分具有启发意义。他提出：“笔者斗胆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从指号学的角度来阐释《指物论》，把‘指’解释为‘指号’或‘指称’”[※注]。这一观点得到了李先焜先生的赞同。李先生对《指物论》的符号学理论的探讨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他认为《指物论》的“指”就是“指号”，即“符号”。而“指物论”就是“符号”与“事物”关系的理论。这与《名实论》的内在主题是一致的。但《名实论》更具有语言符号学的特征，而《指物论》的论题更广泛，是广义上的符号学理论。陈宗明在《符号世界》一书中也指出，“《公孙龙子·指物论》是一篇具有代表性的符号学论文。远在两千多年前，公孙龙就把符号（指）和符号的能指（名）区别开来，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注]

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这一命题，受后世的指责与非难颇多。李先焜先生认为，事实上，公孙龙并非简单的抛出“白马非马”的论题，而是进行了严格的论证。首先，公孙龙提出了“命形”与“命色”两类不同符号范畴的语义区别，指出了指称“性质”的符号不同于指称“实体”的符号。其次，公孙龙从内涵和外延上分析了“白马”和“马”两个集合的区别。此外，公孙龙还分析了人们在说“白马非马”时“离”的心理过程，研究了抽象的“白”（不定所白）与具体的“白”（定所白）的语义区别。可见，《白马论》是对人们的认识过程和言语行为过程的分析，也就是对符号过程（semiosis）的分析，公孙龙看到了一些深层的问题，分析了一些常人不易发现的语言哲学现象。一言概之，公孙龙是中国古代一位十分重要的符号学家。从公孙龙对“白马非马”以及“坚石白”的分析来看，中国古代并不缺乏分析的传统，只是该传统未得到应有的理解和发扬，这的确是一大损失。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致力于古典文献的重新解读和符号学思考，以期挖掘出更多蕴涵在公孙龙等先秦符号学家著作中的珍贵的符号学理论。

除公孙龙外，李先焜先生还对其他三位先秦名家，邓析（大约公元前545—约公元前501年）、尹文子（约公元前350—公元前250年）、惠施（约公元前370年—公元前310年）的著作也进行了深入的符号学研究。李先生认为，邓析的符号学思想最突出的体现在其对语境问题的关注。在其《无厚篇》和《转辞篇》中，其对语用问题做出了阐述，认为“辩”是一种语用行为，涉及辩论的双方，有一定的时间、地点、特定的辩论主题和辩论准则，说话者应当根据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方法来达到说服对方的目的。可见，邓析已经认识到语境的重要性，及其对话语形式和内容的制约作用。

比之邓析，尹文子在《大道上》和《大道下》两篇中所体现的最与众不同的符号学思想在于其所强调的“名”的“欺骗性”。意大利符号学家艾科在他的《符号学原理》一书中也有过类似的描述：“符号学原则上是一种研究可以用来撒谎的每一事物的科学。”[※注]事实上，“‘名’的‘欺骗性’”在当代符号学的视野里，体现了符号的任意性，以及符号在意指过程和表征过程中的认知凸显（salience）效应。虽然所用之术语不同，尹文子的确在两千多年前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的存在，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李先焜先生认为惠施最突出之处在于“善譬”。“譬”就是隐喻，其主要特征是意义的转换。当说者使用隐喻时，说话者除了表达字面意义之外，还向听者传达了语句隐含的另一个意义，即“话语意义”。隐喻不仅具有修饰词句的作用，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论证作用。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如老子、庄子、孟子、荀子等都很注意使用隐喻。虽然惠施的著作早已失传，但从《庄子·天下》以及刘向的《说苑·善说》等古籍文献的记载来看，惠施不仅对隐喻的特征与作用理解十分深刻，而且将隐喻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论证方法。

墨家也十分重视对“正名”问题的研究。其“正名”学说分为“名”、“言”、“辩”三个部分，主要表现在《墨经》一书中。李先焜先生认为，《墨经》中对“名”的考察大大超过了孔子和孟子，且不同于名家学派的观点。首先，《墨经》将“名”与“辩”结合起来考察。“辩”的目的就是要“察名实之理”。《墨经》包含了很多定义，可以说是一部定义的集合。而定义正是符号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先秦典籍中，《墨经》是使用定义最多的一本书。其次，《墨经》不仅考察了“正名”的方法，而且考察了“言”的符号学特征。这里的“言”就是相当于索绪尔提出的与“语言”对立的“言语”，即自然语言，或称日常生活中的话语。此外，《墨经》还强调辩论的三个重要条件：“故”、“理”、“类”。其中“故”与“类”更突出，这与《墨经》中“辩”的语用性密切相关。一个“名”的使用或一个“辞”的确立都与一定的语境有关。例如《小取》中说道：“车，木也；乘车，非乘木也。”这正属于符号学中的语用推理。总之，《墨经》对先秦时期的辩论方法进行了理论探索，为“辩”的规范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注]

陈道德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逻辑协会、语言逻辑专业委员会成立二十周年、符号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符号学和语言逻辑》中也撰写了一篇题为《“墨家”的交际理论初探》的代表性文章，从当代语用符号学的角度探讨了墨家的交际理论，很有启发意义。他认为，墨家著作中包含着丰富的言语交际的思想。一者，墨家不仅认识到言语的交际性，而且给予了深刻的阐释。其交际性体现在表意性、表征性以及听者的心智所具备的理解说者想要传达的意义的辨察和分析能力。二者，墨家认识到交际准则的重要性，并做出了细致的论述。墨家提出的交际准则包括：真诚准则、通意后对准则、相关准则等。这些交际准则的论述，意义非凡，它们涉及“语境”、“关联原则”等当代符号语用学概念。[※注]

在先秦儒家学派中，李先焜先生认为，荀子是对正名学说研究得最系统的。荀子强调“法后王”，即名称应该如同世间的其他事物一样，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荀子提出，王者制名的目的在于以确定的名称指称确定的对象，使得人们的思想得以顺利沟通。李先生认为荀子是中国符号学史上最早提出名称“约定论”的思想家。其认为“制名之枢要”在于“名无固宜，约之以命实，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此外，荀子的关于“遍举”和“偏举”、“共名”与“别名”的提法，在中国符号学发展史上也有着重要意义。

陈宗明在《中国语用学思想》一书中指出，先秦名家所研究的“名”与“实”的关系，就是符号能指和符号对象之间的关系，即表征关系。儒家是正名说的代表，主张以名正实，“名不正则言不顺”；道家主张“无名”，认为“道不可名”，道若可以称述，就不是道了；墨家主张“以名举实”，认为名是反映实的，名实需相符；法家主张“审名以定位”、“名正物定”，名家更以研究形名之学而得名，主张“审其名实，慎其所谓”。在这场名实关系的激烈讨论中，先秦诸家在论证自己的观点、反驳对方观点的同时，发展出了“辩”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了辩学。“名学”和“辩学”是中国古代的语义学说和语用学说。[※注]

（三）秦汉以来的名辩学说

秦汉以后的“名辩”学说虽不及先秦时期鼎盛，但仍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在当今被视为东方传统智慧的结晶。李先焜先生在《符号学导论》第十章中对秦汉以来的“名辩”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总结，将各家之言归类为围绕“名与实”、“言与意”、“言、意与象”和“言、意、象与道”这几组不同关系展开的论述。[※注]

“名实”之争，是先秦时期“名辩”思潮的发端。秦汉以后的学者，针对该组关系提出了新的观点和问题。三国时魏人刘廙的《政要》、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北朝的《刘子新书》等都是探讨“名与实”关系的代表作品。在“符号三角”中，“名与实”的关系是能指与符号对象之间的表征关系，而“言与意”则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意指关系。晋代欧阳健在《言尽言论》一文中认为，“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辨物，则鉴识不显。”如果名不能区别事物，就失去认识作用；说话不能畅所欲言，就不能实现交际的目的，所以言能尽意。“言、意与象”之辨是“言意”之辨的展开，三者构成了以“言”或“象”为能指，以“意”为所指的两种符号。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王弼的“得意忘象忘言说”及其对言、象、意的论述是“言不尽意”阵营中，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

陈宗明在《中国语用学思想》一书中也对秦汉以后的名辩学说之发展，做出过评述。他认为“言与意”、“言、意与象”和“言、意、象与道”之辨是从“名与实”之辨进一步发展而来的。这场讨论经历先秦、两汉、魏晋、直到明清，持续时间之长在世界文化史上十分罕见。[※注]

（四）符号学的应用研究

符号学，作为一门新的方法论和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在其他学科的研究中，有着较强的指导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随着符号学研究的兴盛，我国有一批学者开始整理中国的符号学思想，并用符号学的方法来分析《易经》、中医、礼仪、书法和汉字的符号系统，发表了一些很有创新意义的论文和著作，如《从八卦符号系统看〔易经〕的思维模式》[※注]、《传统文化典籍的符号学特征与典籍阐释》[※注]、陈宗明主编的《中国语用学思想》[※注]、李先焜先生发表的《〈周易〉中的符号学思想》[※注]、《〈墨经〉中的符号学思想》[※注]、《中国古代礼仪符号学》[※注]、《中国古代医学中的符号学》[※注]等系列文章，以及《儒学解释学：重构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下卷）》[※注]等，都积极尝试从符号学这一新的视角重新解读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现象，成果喜人。

三 语言符号学和一般符号学研究

（一）中国的符号学研究热潮

20世纪见证了符号学和逻辑学的密切关联和蓬勃发展。目前，符号学的研究已经在国际上形成热潮，在我国也是方兴未艾，成为整个人文和社会学科领域的焦点话题。正如英国哲学家、美学家M.C.比尔兹曼所指出的：“从广义上来说，符号学无疑是当代哲学以及其他许多思想领域的最核心的理论之一。”[※注]

我国最早引进与研究现代符号学的学者当属著名的逻辑学家周礼全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他就与著名的符号学家、哲学家莫里斯进行过学术上的探讨和交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了符号学的介绍、研究与传播，主要集中在索绪尔、皮尔斯、莫里斯、巴特、巴赫金等著名符号学家的思想理论的翻译和引进。如莫里斯的著作《指号理论的基础》（周礼全译，1966年版）、《意谓和意念》（陈修斋译，1979年版）、《开放的自我》（定扬译，1987年版），波兰语言符号学家沙夫的《语义学引论》（周礼全译，1979年版）、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1985年版）、巴特的《符号学原理》（黄天源译，1992年版）等。除此之外，英国、法国、日本一些符号学专注的中文版也相继问世。

20世纪80年代末，中西方的符号学对话开始活跃，中国符号学术界与国际符号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日益紧密。1989年4月，李先焜出席在法国举行的国际符号学会第四次大会，并当选为理事。同年10月，中国逻辑学会逻辑与语言研究会暨符号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北京怀柔县龙山宾馆隆重举行。日本记号学会会长坂本百大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何秀煌教授应邀到会作学术报告。中国逻辑学会会长周礼全、副会长方华等人都参加了此次会议。1992年10月，中国逻辑学符号学专业委员会、日本记号学会和湖北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一届东亚符号学研讨会在武汉举行，到会的中外学者50余人，其中有国际符号学会名誉会长佩尔茨（波兰）、秘书长德雷达尔（法国）、日本记号学会会长坂本百大和东京大学教授藤本隆志等外宾十余位。大会共收到论文40余篇。这次会议对于加强我国与国际符号学界的交流和进一步推动我国的符号学研究意义深远。1997年10月，第二届东亚符号学国际会议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这次会议是由符号学专业委员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华东师范大学、日本东京大学联合举办的，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达到120多人，收到提交大会讨论的论文提要56篇。这次会议通过了《东亚符号学会章程》，标志着东亚符号学会的正式成立。1999年10月，第七届国际符号学会议在德国雷斯顿科技大学举行。我国的李先焜、沈剑英、韦世林、李永铭等学者出席了这次大会。沈剑英当选为国际符号学会理事。

东西方的符号学交流，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符号学的系统研究。纵观中国符号学研究近3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即1980—1986年的起步阶段，1987—1993年的平稳发展阶段和1994年至今的全面发展阶段。从起步阶段的年均论文发表数不足7篇，且主要以引介国外符号学家的主要符号学理论和思想为主，到1994年以来的年均40余篇，并出现对索绪尔等语言符号思想的反思、向其他交叉学科的渗透和研究、对非语言符号的交际功能的探讨和研究、对中国古典文献和历史文化中的符号学思想的挖掘和研究以及向建立自己的符号学体系的积极努力。目前，我国符号学研究的领域已经涉及哲学、语言学、逻辑学、文学、美学、民俗学、传播学、国情语言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电影等诸多领域。尤其在哲学、语言学和逻辑学等领域的符号学研究已经具备相当的规模和深度。

（二）符号学经典著作

与语言逻辑密切相关的符号学研究，在过去的30年中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引入西方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上，出版了《理论符号学导论》、《语言符号学》、《符号学导论》、《描述语用学》、《儒学解释学：重构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下卷）》等代表性著作。

李幼蒸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比较文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跨文化伦理学研究。从1982年起，李幼蒸先生曾先后访问过美、法、英、德、日等国的许多著名高等学府，与各国符号学研究同行建立了密切联系。1999年，他出版的《理论符号学导论》一书共分为总论、语言符号学、一般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四个部分，是第一本较为详细的介绍国际符号学组织、刊物、国内外符号学流派和学术发展动态等内容的著作。[※注]

2004年出版的《符号学导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全面地概述符号学的教材用书。这本书的主要作者之一李先焜先生担任过国际符号学会的理事，是我国符号学研究的重要代表学者之一，对中外学术交流起过重要作用。主编之一的陈宗明教授和黄华新教授具有广博的哲学、逻辑学和语言学的素养，以交叉性研究的大量成果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这本书不仅包括了符号学的系统知识，且特别注意联系中国实际，对中国符号学思想发展史进行了探讨，是强势互补、新老结合的重要成果，填补了我国符号学研究的一项重要空白。

2005年5月出版的由黄华新和陈宗明主编《描述语用学》一书是中国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的研究成果。其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从认知和交际相结合的角度探讨语境、预设、辩谬、言语行为、会话含义等理论；其次，从语言—逻辑的独特视角，综合运用符号学、语言学和逻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问题，在准确描写和解释日常的语用推理现象方面取得了进步；最后，从鲜活的汉语语料中提取研究材料，具有浓厚的汉语语用学特色。[※注]《描述语用学》一书发展和改进了莱文森、奥斯汀、格莱斯以及弗雷格等人的语用学理论，系统探讨了认知语境的建构性、言语行为理论、预设的动态性和动态预设观等问题，表明我国的语用学研究基本达到国际前沿水平。

2005年11月《语言符号学》一书出版。该书作者王铭玉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授、《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副主编，兼任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副会长，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暨大型国际交流系列书刊特约顾问编委。在《语言符号学》上编中，作者为我们总结了符号学研究在20世纪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有关符号学的理论基础；中编对有关符号学的12个具体范畴或特征展开了讨论；下编对中国符号学研究的20年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该书是教育部1999—2000年度“研究生教学用书”遴选推荐书目之一，填补了我国研究生教材，特别是外语专业教材的一个空白。

2009年，李幼蒸先生的专著《儒家解释学：重构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下卷）》正式出版。该书结合传统考据学、文献学和现代符号学，在广泛的跨学科、跨文化框架内对相关的学术领域课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传统思想史的相关对象、课题及其概念和学科，进行了全面的再组织和再表述，超越了历来国学、汉学、中国思想史的经验性论述层级，提升了对传统思想的意义和功能描述的准确性，目前在国内外均属于首创性成果。

（三）符号学的未来发展

符号学作为研究符号意义的一般理论，体现着包括语言符号在内的各种符号系统的一般的特点和规律。在众多科学门类中，它具有元科学的性质。李先焜先生在1986年发表的《符号学概述》一文中就曾指出，符号学可以看做一门元科学，一种方法论。

目前，在国际上，符号学出现了与认知科学、认知神经科学交叉研究的趋势。认知符号学作为符号学的分支学科已经在欧洲诞生，带来了符号学在研究方法上的革新和研究成果上的巨大突破。在符号学元科学影响力之下，语言逻辑领域也紧随其后，产生了与认知科学结合的趋势，如认知语用学、认知逻辑等新的理论的出现，从全新的视角来分析各种自然语言逻辑中的现象和问题。我国当代知名逻辑学家蔡曙山于2004年发表了题为《认知科学背景下的逻辑学——认知逻辑的对象、方法、体系及意义》一文，深刻阐述了认知逻辑的语言学基础、认知逻辑的方法、认知逻辑的科学体系，以及认知科学及相关交叉领域的研究进展给语言逻辑研究带来的新的启示。[※注]认知语用学亦是逻辑符号学中的语用逻辑在新世纪的发展趋势。21世纪伊始，黄华新、熊雪亮、姜望琪、何自然等学者也不约而同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认知语用学的论文和著作，在认知科学的理论框架下探讨了语用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在认知语境、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义、关联理论、动态预设观、隐喻、转喻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符号学作为语言逻辑的元科学，对语言逻辑研究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其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一切进展都将积极推动语言逻辑的学科建设。

语言逻辑虽然属于应用逻辑分支，但为了语言学需要而构造出的逻辑系统本身也可以作为纯逻辑的研究对象，特别是和应用密切相关的表达力和计算复杂性问题。这部分研究可看做语言逻辑与数理逻辑的交叉研究，国内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鞠实儿的博士生林哲关于预群（Pregroup）和Lambek演算等逻辑系统的语法表达力和计算复杂性的系列研究。2010年林哲被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所派往波兰学习，期间与Buszkowski教授合作研究，证明了添加某类公式的预群语法是线性时间内可解的，其方法是将问题归化为一个图的问题，然后通过图构造自动机，从而将问题归结为一个自动机上的问题，这样就能很轻松地将目标问题转化成上下文无关文法中的一个经典判定问题，通过证明可以证得其是一线性时间问题。该研究成果发表于LATA2010会议，并收录在该会议的LNCS系列会议论文集中。该成果的进一步研究，证明添加该类公式集的预群语法的交换定律，也已被国际学术期刊Journal of Computer and System Sciences所接受。

非结合Lambek演算语法已被证明弱归纳为上下文无关文法，而各种Lambek演算语法的延伸也被证明为可弱归纳为上下文无关文法。其中应用最广泛的为模态Lambek演算语法。模态Lambek演算语法为范畴语法中的一种，在语言学中的跨语言性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其中附带假设集的S4模态Lambek演算语法是否可弱规划为上下文无关文法的问题引起了一定的关注。林哲通过对此问题的研究证明了该范畴语言确实可弱归化为上下文无关文法，是第一次使用纯证明论而非模型论的方法证明这类问题，解决了一个放置多时的开问题，并且该方法能够延伸到其他带假设公式集的逻辑系统中。该成果发表于LATA2010会议上，并且收录在该会议的LNCS系列会议论文集中。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的语言交际环境变得日趋复杂，语言逻辑不但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言语互动，还要关注人与机器之间或机器辅助下的言语互动。因此，语言逻辑研究开始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中文信息处理、机器翻译、智能搜索、专家系统等领域的快速发展都要求语言逻辑在语形、语义和语用层面提出新的思路和方案。在此背景下，通过几代人共同的努力，中国的语言逻辑研究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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