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符号学与语言逻辑

（一）研究表征和意指方式的符号学

我们生活在一个五彩缤纷的符号世界里。从语言、图画、音乐、气味，到奥运旗帜、商店招牌、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形形色色的符号使得我们可以彼此交流，使社会得以有序的运转。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文明是建立在各种形态的符号之上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一分一秒都无法离开符号而运转。正如德国哲学家卡希尔所说，“人是符号的动物”。

在形形色色的符号系统中，语言符号是人类认知的进化和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种。自从语言符号的诞生，人类的认知和文明开始了飞跃的发展。美国认知科学家汤姆塞罗（Tomasello）就在他的著作《人类认知的文化起源》（TheCultural Origin of Human Cognition，2001）一书中精辟地阐述了语言与文化和认知之间的深刻关系。美国符号美学家苏珊·朗格也曾赞叹：“迄今为止，人类创造出的一种最为先进和最令人震惊的符号设计便是语言。”[※注]总之，语言符号是诸多符号系统中最为重要的、也是研究最为深入的一朵瑰丽的奇葩。

人类对于符号的思考，渊源可谓久矣。西方有古希腊的医学症候符号，东方亦有中国古代的《易经》、《指物论》、《说文解字》等古典符号学著作。19世纪，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确立，并于20世纪60年代勃兴于法国、美国、意大利以及前苏联。20世纪80年代起，符号学研究在我国逐渐兴起，并于90年代中期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涌现出了以周礼全、李幼蒸、李先焜、陈宗明、黄华新等为主要代表的一批符号学家，为符号学在我国的发展、为在世界范围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研究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

我国学者陈宗明、黄华新在《符号学导论》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索绪尔的符号二元论和皮尔斯的符号三元论思想，提出了“符号三角”说，即符形与符号对象之间的表征关系以及符形与符释之间的意指关系。书中指出，索绪尔的“能指”就是皮尔斯所说的“符号形体”，或简称为“符形”。索绪尔所说的“能指”，近似于皮尔斯的“符号解释”或“解释项”，可以简单地称为“符释”或“意义”。区别在于，首先，皮尔斯的解释项比索绪尔的所指更宽泛。索绪尔的所指是就语言符号而言的，而皮尔斯的解释项则是就广义的各种形态的符号而言的，是一种观念性的意义，是解释着心中可能的心理事件。一言概之，索绪尔的所指属于符号学的语义学范畴，而皮尔斯的解释项则属于是符号学的语用学范畴。其次，索绪尔的二元关系理论中没有提到“符号对象”。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前者着眼于语言符号，而后者着眼于一般符号。在这种差异的影响之下，后来的符号学研究形成了狭义符号学的索绪尔传统、广义符号学的皮尔斯传统，以及以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为代表的兼容索绪尔与皮尔斯符号学理论的传统。

陈宗明、黄华新认为，“本质上来说，符号学就是研究表征和意指方式的科学”。[※注]在符号行为中，并不是任意一个能指（符形）都能和任意一个所指（符释）结合成符号来传递意义。它们的结合需要第三个要素“意指”，或称做“意指方式”。能指和所指通过意指方式结合成为符号。意指方式是能指和所指结合成为符号的过程中不可忽略的要素。而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就是意指关系。同样，符号形体（能指）和符号对象之间也存在一种二元关系，即“表征”关系。一个符号的能指总是表征某一事物，这个被表征的事物就是符号对象，而表征总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的，即表征方式。归纳起来，符号的表征方式主要包括：肖似的方式、指索的方式和象征的方式。现代符号学把符号区分为图像符号、指索符号和象征符号正体现了这三种不同的表征方式。

（二）逻辑符号学

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Locke）把科学分为三种，第一、第二种为物理学和伦理学，而第三种，他说：“可以叫做Semiotic，就是所谓符号之学。各种符号因为大部分是文字，所以这种学问也叫做逻辑学。”[※注]皮尔斯也曾强调：“逻辑学，我认为我曾经指出过，就其一般意义而论，只不过是符号学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在皮尔斯看来，符号学是扩展了的逻辑学，因为逻辑就其本质特征来说，就是关于符号形式的科学，他的一篇论文的题名就是《作为符号学的逻辑：关于符号的理论》。可见，符号学与逻辑学的密切关系是众多哲学家、符号学家、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的共识。符号学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并推动了逻辑学，尤其是语言逻辑的发展。

皮尔斯的后继者莫里斯（Morris，C.W.，1901—1979）也是一位对现代符号学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符号学家和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符号理论的基础》、《符号、语言和行为》、《开放的自我》等都深入的探讨了符号学的问题。他在符号学发展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符号学的研究区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虽然莫里斯对于语义学、尤其是语用学的定义并不完备，但他关于符号学三个组成部分的学说后来为很多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所接受，并且成为符号学的基础理论之一。我国的符号学者也对符号的三分理论进行了积极探索。陈宗明、黄华新两位学者在《符号学导论》中指出，可以将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研究对象更为准确地表述为：“语形学研究符号系统内的符号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意指关系，研究符号的意义（不依赖于符号情景的意义）；语用学研究符号情境中的意义。”[※注]

20世纪60年代，波兰著名逻辑学家埃裘凯维茨在《语用逻辑》一书中指出，逻辑语形学、逻辑语义学、逻辑语用学组合成逻辑符号学。[※注]我国的逻辑学家、符号学家李先焜先生在1998年的《符号学与逻辑学》一文中也指出，逻辑符号学是逻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到：“对‘逻辑’可以有狭义与广义两种理解。作狭义的理解，也就是从严格意义上来理解，逻辑是指形式逻辑，即形式化的演绎逻辑；而广义的逻辑，不仅包括形式逻辑，还应当包括逻辑符号学和科学方法论，不仅探讨严格意义的形式化的演绎逻辑，还研究内涵、外延、预设、语境、隐喻和转喻等语义学、语用学范畴的内容”[※注]。他认为，所谓的语言逻辑，就是自然语言的逻辑符号学，它不仅研究语形问题，而且研究语义和语用问题。他指出，应当“让逻辑从所谓的研究思维形式、思维规律的框架下解放出来，进行切实的改革，并在现代逻辑的基础上，建立语言逻辑”[※注]。李先焜先生所说的这个在现代逻辑基础之上建立的语言逻辑，便是逻辑符号学。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开始陆续向中国的读者们介绍这些知识。90年代开始，周礼全先生的弟子邹崇理博士系统地研究了蒙太格语法，出版了《逻辑、语言和蒙太格语法》、《自然语言逻辑研究》、《逻辑、语言和信息》等一系列论著，也开始了汉语的形式化的探讨，从而推动了我国的语言逻辑的形式语用学研究。与此同时，周礼全先生的另一位弟子蔡曙山博士开始了言语行为的形式语用学研究，并于1998年出版了《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一书。在这本书中，作者建立了命题语用逻辑、量词语用逻辑和模态语用逻辑的形式系统，包括自然推理系统和形式公理系统；建立了各个系统的语义模型。这些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学者对形式语用学研究的重要进展。

（三）语言逻辑的符号学探索

我国逻辑学家、符号学家李先焜先生在1986年出版的《语言、逻辑与语言逻辑》一书中指出：“语言逻辑就是自然语言的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者的综合，因此，也就是一般逻辑中所指的指号学。”[※注]语言逻辑研究的核心就是在一定语境中的、人们的言语交际中的推理过程，其重心在于语用逻辑的研究。

我国逻辑学界最早明确提出要研究语言逻辑的是周礼全先生。他在1959年发表了《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一文，强调形式逻辑应当与语法修辞相结合。[※注]1961年又发表了《形式逻辑应尝试研究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一文，强调了语境问题，即使用中的语言的具体意义问题。[※注]尤其是他提出的关于自然语言三个方面的意义与英国哲学家奥斯汀随后于1962年在《论言有所为》一书中所提到的三种言语行为，即语谓行为、语旨行为和语效行为的含义十分相似。在1978年以后的历次逻辑会议上，周礼全先生又多次提到语言逻辑的问题。他指出，要研究丰富语言中的逻辑形式，要研究语言中的“预设”问题，并系统地介绍了问句逻辑、模态逻辑、内涵逻辑与蒙太格语法等。在探讨了形式逻辑的软弱性之后，他提出了形式逻辑研究语言具体意义的必要性，表达了他的语用学思想。

1994年，周礼全先生主编的《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一书出版，这本著作被认为是我国研究语用逻辑的第一部代表作。该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语言逻辑和语用学问题，将语言逻辑和语用学密切结合为一体，不仅引述和介绍西方语用学理论，同时又有所创新。尤其是该书的第二部和第三部，分别论述了“道义逻辑”、“认知逻辑”、“命令逻辑”和“问题逻辑”等涉及形式语用学的内容，又探讨了语用逻辑中的语境、言语行为、隐含、预设和修辞等属于描述语用学范畴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观点。周先生的有创新意义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关于语境和四层次语义论的论述。以下对该书的内容作简要介绍。

语境（context），也称作符号情境（sign situation），它指的是交际过程中符号使用者之间应用符号表达思想感情的具体环境。事实上，语义学和语用学都研究意义，区别在于语义学对意义的探讨不涉及任何指定的语境，是在语境缺省的情况下自动默认的理想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之下对话语意义的理解。而语用学关注的是使用中的语言，使用中的语言由于语言使用者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属性，而不可避免的处于某种特定的时间、空间、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因此语用学追寻的意义必然是某一语境中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丹麦语用学家梅伊（Mey）和比利时语用学家维索尔伦（Verschueren）都明确地提到了语境的动态性。周礼全先生在《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一书中不仅明确地提出了动态的语境观，更提出了四种语用语境：即C_o、C_s、C_h和C_sh。C_o是当前情境、上下文、话语所涉及的事物和时态、说话者的情况和听话者的情况五种因素的命题集合。在他看来，说话者S或者听话者H很难对语境C_o中客观存在的因素有全面的认识，更难有共同的完全的认识。因此，除语境C_o之外，还存在着说话者S所认识的语境C_s、听话者H所认识的语境C_h和S、H所共同认识的语境C_sh。周礼全先生指出：“随着谈话时间的延长、谈话内容的增多和谈话者思想感情的变化，语境就会跟着不断变化。正确地了解话语的语境及其变化，是正确地表达、传达和理解的表条件和重要条件。”[※注]

周先生的语境观与当代认知符号学视野里语境观是一致的。语境不仅动态，而且多维。真实的言语交际过程中，说话者和听话者对于语境的认知是随着交际过程的演进而动态发展变化的，而说话者和听话者由于个人经验、意图、信念和百科知识（encyclopedic knowledge）结构的不同，对于当下正在进行的言语交际活动所发生的语境在认知上本身就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差异。因此，语境不仅是动态的（dynamic），还是多维度的（multi-dimentional），即如周先生所描述的，可区分为说话者所认知的语境和听话者所认知的语境。

四层次语义论是由周先生提出的另一个创新理论。该语义论将语言形式分析为抽象语句、语句、话语和在交际语境中的话语四个层次，从而也就区分出语义的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抽象语句的意义，即命题。第二个层次是语句的意义，即命题态度，也就是说话者附加在命题上的感情和承诺等。第三个层次是话语的意义，即意谓，也就是说话者附加在命题态度上的思想感情。第四个层次是交际语境中的话语的意义，即意思。它是一定语境中，说话者通过话语所表达的意愿。周礼全先生指出的四层次理论是对语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它克服了过去从一个平面上，以一种理论解释一切意义现象所带来的片面性。现代逻辑主要是对于抽象语句的语义理解，但随着模态逻辑，尤其是非标准模态逻辑的发展，它会遇到很多难以克服的问题。四层次理论的提出，既兼容了已有理论所发挥的作用，又突破了既有理论的局限性，为语言逻辑研究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思路。此外，在《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一书中，周先生还从语用学的角度阐述了修辞和情感因素在逻辑中的作用，强调了逻辑与修辞、逻辑推理与情感因素的密切关系。

（四）符号学的元科学性

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具有工具性、跨学科、元科学三大学科性质。在当代符号学的视野里[※注]，从广义上来讲，一切能够传递意义的媒介都是符号。符号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意义——意义的构建及其符号表征。符号学通过系统的观察各种符号形态及其意义，进而研究思维的规律和心智的认知机制。而语言学和逻辑学对意义的研究，本质上也是符号的意义问题。因此，符号学的意义理论属于意义的元理论。

任何学科，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总要使用到语言符号来表述和记录各学科的理论和研究。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是如此，尽管各学科所使用到的语言符号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符号学正是以各门科学使用的语言符号为其研究对象，既研究其语形、语义和语用的共性，也研究其个性。符号学作为元科学，是以科学自身的特性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语言学家索绪尔就是运用符号学的理论来研究语言符号现象的。索绪尔指出：“归根结底，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因此，必须求助于符号学才能准确地说明语言。这个道理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注]在索绪尔看来，符号学是语言学的元科学。语言逻辑作为自然语言的逻辑符号学，以自然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自然语言中的语形、语义和语用逻辑。而符号学正是一门研究符号的语形、语义和语用的一般理论学科。符号学对语言逻辑具有方法论意义，是语言逻辑的元科学。

二 中国符号学思想研究

（一）丰富的中国符号学思想

灿烂的中华文化孕育和传承了深厚的符号学内涵。中国古代的训诂学、儒家的正名学说、《易经》中的符号理论、《墨经》中的名实理论、《公孙龙子》中的指物学理论都蕴涵着深刻的符号学思想。先秦时期公孙龙的《指物论》便是我国最早的符号学专论。古籍《尚书》中，注释者说：“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不仅说明了语言是一种符号，而且指出文字是记录语言符号的书写符号。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符号学研究在我国的全面展开，我国符号学界，以李幼蒸、李先焜、陈宗明、陈道德、张斌峰等人为主要代表，开始了对中国古典文献和历史文化中的符号学思想的挖掘和研究，以及向建立自己的符号学体系的积极努力，研究成果独树一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二）先秦符号学思想

先秦符号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名辩”学说中。据史家考证，“名”这个汉字在3000多年前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出现，意思是人或事物的名称。先秦名家主要包括邓析、尹文、惠施和公孙龙，其中以公孙龙为重要代表。公孙龙流传至今的著作主要包括《名实论》、《指物论》和《白马论》三篇。李先焜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在《哲学研究》、《欧洲符号学杂志》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讨了公孙龙的符号学思想，并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李先生认为，虽然在先秦诸子中，公孙龙的学术观点是遭受后世学者误解最多的，甚至在近代被冠以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和诡辩论的帽子，但是“从现代符号学的观点来看，公孙龙的著作中包含着丰富的符号学思想，其价值不亚于古希腊的一些符号学家的著作。在先秦诸子中，如此集中地、深入地讨论‘名（符号）’的问题，恐怕要数公孙龙了。”[※注]关于《名实论》，李先生主要有如下观点：

首先，公孙龙的《名实论》是一本具有重大符号学意义的语义学著作。公孙龙在《名实论》中主要讨论了名实关系问题，体现了名实对应的指称论。公孙龙对“名”下的定义是：“夫名，实谓也。”意思是说，名是对实的称谓或指谓。根据现代符号学创始人之一皮尔斯对符号所下的定义：“符号是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另外某一事物的东西。”公孙龙所说的“名”就是一种符号，因为“名”是用来代表另一事物的东西。名与实之间是语义关系。而语义是符号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与先秦其他诸子相比，公孙龙的著作很少涉及封建名位、政权统治、伦理纲常等问题，属于纯粹的语义学著作，这是公孙龙超越先秦其他诸子的语义理论的地方之一。

其次，公孙龙提出的“其名正则唯呼其彼此”的正名准则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是具有先进性的。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准则是一种理想语言的原则，它要求一个正确的符号必须具有严格的单义性。但是词的多义性是可以在特定的语境中消除，成为单一的意义的。因此，公孙龙的正名准则是可以在语用学中得到贯彻的。17世纪，为西方数理逻辑的创立和发展奠定基础的德国哲学家、逻辑学家莱布尼茨也曾明确提出了创造一种理想语言的设想，即“对一切对象指派确定的特征数字”[※注]。莱布尼茨所说的符号的确定性，其实就是公孙龙的名与实的严格对应性。“对比起来莱布尼茨的理论既涉及逻辑语形学也涉及逻辑语义学，其逻辑语义学是建立在逻辑语形学的基础上；而公孙龙的正名准则主要涉及逻辑语义学，偶尔涉及逻辑语用学，而未涉及逻辑语形学的内容……但是，当我们想到公孙龙是在比莱布尼茨早了将近两千年提出这一准则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公孙龙的正名准则在符号学方面的重大的学术价值”[※注]。

此外，李先生还对《名实论》的内在逻辑结构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公孙龙的《名实论》一篇中所特有的、对于连锁定义方法和演绎论证方法的运用，以及《名实论》中频繁使用的具有逻辑系统“变元”（variables）性质的代词“彼”和“此”，是公孙龙在特定历史时期对逻辑学与符号学的两大贡献。

在公孙龙流传下来的三篇主要著作中，《名实论》为《指物论》、《白马论》奠定了符号学的理论基础。三篇著作都是围绕“名”和“实”关系问题展开。他的“白马非马”命题的分析，以及他的“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的分析，都贯彻了“其名正则唯呼其彼此”的语义思想。此外，我们应当以整体的、联系的观点来分析公孙龙的三篇著作中的命题，而不是割裂的去理解它们，才能真正领悟公孙龙符号学思想的精髓。

学者刘宗棠1989年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指物论〉与指号学》的文章，十分具有启发意义。他提出：“笔者斗胆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从指号学的角度来阐释《指物论》，把‘指’解释为‘指号’或‘指称’”[※注]。这一观点得到了李先焜先生的赞同。李先生对《指物论》的符号学理论的探讨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他认为《指物论》的“指”就是“指号”，即“符号”。而“指物论”就是“符号”与“事物”关系的理论。这与《名实论》的内在主题是一致的。但《名实论》更具有语言符号学的特征，而《指物论》的论题更广泛，是广义上的符号学理论。陈宗明在《符号世界》一书中也指出，“《公孙龙子·指物论》是一篇具有代表性的符号学论文。远在两千多年前，公孙龙就把符号（指）和符号的能指（名）区别开来，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注]

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这一命题，受后世的指责与非难颇多。李先焜先生认为，事实上，公孙龙并非简单的抛出“白马非马”的论题，而是进行了严格的论证。首先，公孙龙提出了“命形”与“命色”两类不同符号范畴的语义区别，指出了指称“性质”的符号不同于指称“实体”的符号。其次，公孙龙从内涵和外延上分析了“白马”和“马”两个集合的区别。此外，公孙龙还分析了人们在说“白马非马”时“离”的心理过程，研究了抽象的“白”（不定所白）与具体的“白”（定所白）的语义区别。可见，《白马论》是对人们的认识过程和言语行为过程的分析，也就是对符号过程（semiosis）的分析，公孙龙看到了一些深层的问题，分析了一些常人不易发现的语言哲学现象。一言概之，公孙龙是中国古代一位十分重要的符号学家。从公孙龙对“白马非马”以及“坚石白”的分析来看，中国古代并不缺乏分析的传统，只是该传统未得到应有的理解和发扬，这的确是一大损失。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致力于古典文献的重新解读和符号学思考，以期挖掘出更多蕴涵在公孙龙等先秦符号学家著作中的珍贵的符号学理论。

除公孙龙外，李先焜先生还对其他三位先秦名家，邓析（大约公元前545—约公元前501年）、尹文子（约公元前350—公元前250年）、惠施（约公元前370年—公元前310年）的著作也进行了深入的符号学研究。李先生认为，邓析的符号学思想最突出的体现在其对语境问题的关注。在其《无厚篇》和《转辞篇》中，其对语用问题做出了阐述，认为“辩”是一种语用行为，涉及辩论的双方，有一定的时间、地点、特定的辩论主题和辩论准则，说话者应当根据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方法来达到说服对方的目的。可见，邓析已经认识到语境的重要性，及其对话语形式和内容的制约作用。

比之邓析，尹文子在《大道上》和《大道下》两篇中所体现的最与众不同的符号学思想在于其所强调的“名”的“欺骗性”。意大利符号学家艾科在他的《符号学原理》一书中也有过类似的描述：“符号学原则上是一种研究可以用来撒谎的每一事物的科学。”[※注]事实上，“‘名’的‘欺骗性’”在当代符号学的视野里，体现了符号的任意性，以及符号在意指过程和表征过程中的认知凸显（salience）效应。虽然所用之术语不同，尹文子的确在两千多年前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的存在，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李先焜先生认为惠施最突出之处在于“善譬”。“譬”就是隐喻，其主要特征是意义的转换。当说者使用隐喻时，说话者除了表达字面意义之外，还向听者传达了语句隐含的另一个意义，即“话语意义”。隐喻不仅具有修饰词句的作用，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论证作用。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如老子、庄子、孟子、荀子等都很注意使用隐喻。虽然惠施的著作早已失传，但从《庄子·天下》以及刘向的《说苑·善说》等古籍文献的记载来看，惠施不仅对隐喻的特征与作用理解十分深刻，而且将隐喻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论证方法。

墨家也十分重视对“正名”问题的研究。其“正名”学说分为“名”、“言”、“辩”三个部分，主要表现在《墨经》一书中。李先焜先生认为，《墨经》中对“名”的考察大大超过了孔子和孟子，且不同于名家学派的观点。首先，《墨经》将“名”与“辩”结合起来考察。“辩”的目的就是要“察名实之理”。《墨经》包含了很多定义，可以说是一部定义的集合。而定义正是符号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先秦典籍中，《墨经》是使用定义最多的一本书。其次，《墨经》不仅考察了“正名”的方法，而且考察了“言”的符号学特征。这里的“言”就是相当于索绪尔提出的与“语言”对立的“言语”，即自然语言，或称日常生活中的话语。此外，《墨经》还强调辩论的三个重要条件：“故”、“理”、“类”。其中“故”与“类”更突出，这与《墨经》中“辩”的语用性密切相关。一个“名”的使用或一个“辞”的确立都与一定的语境有关。例如《小取》中说道：“车，木也；乘车，非乘木也。”这正属于符号学中的语用推理。总之，《墨经》对先秦时期的辩论方法进行了理论探索，为“辩”的规范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注]

陈道德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逻辑协会、语言逻辑专业委员会成立二十周年、符号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符号学和语言逻辑》中也撰写了一篇题为《“墨家”的交际理论初探》的代表性文章，从当代语用符号学的角度探讨了墨家的交际理论，很有启发意义。他认为，墨家著作中包含着丰富的言语交际的思想。一者，墨家不仅认识到言语的交际性，而且给予了深刻的阐释。其交际性体现在表意性、表征性以及听者的心智所具备的理解说者想要传达的意义的辨察和分析能力。二者，墨家认识到交际准则的重要性，并做出了细致的论述。墨家提出的交际准则包括：真诚准则、通意后对准则、相关准则等。这些交际准则的论述，意义非凡，它们涉及“语境”、“关联原则”等当代符号语用学概念。[※注]

在先秦儒家学派中，李先焜先生认为，荀子是对正名学说研究得最系统的。荀子强调“法后王”，即名称应该如同世间的其他事物一样，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荀子提出，王者制名的目的在于以确定的名称指称确定的对象，使得人们的思想得以顺利沟通。李先生认为荀子是中国符号学史上最早提出名称“约定论”的思想家。其认为“制名之枢要”在于“名无固宜，约之以命实，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此外，荀子的关于“遍举”和“偏举”、“共名”与“别名”的提法，在中国符号学发展史上也有着重要意义。

陈宗明在《中国语用学思想》一书中指出，先秦名家所研究的“名”与“实”的关系，就是符号能指和符号对象之间的关系，即表征关系。儒家是正名说的代表，主张以名正实，“名不正则言不顺”；道家主张“无名”，认为“道不可名”，道若可以称述，就不是道了；墨家主张“以名举实”，认为名是反映实的，名实需相符；法家主张“审名以定位”、“名正物定”，名家更以研究形名之学而得名，主张“审其名实，慎其所谓”。在这场名实关系的激烈讨论中，先秦诸家在论证自己的观点、反驳对方观点的同时，发展出了“辩”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了辩学。“名学”和“辩学”是中国古代的语义学说和语用学说。[※注]

（三）秦汉以来的名辩学说

秦汉以后的“名辩”学说虽不及先秦时期鼎盛，但仍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在当今被视为东方传统智慧的结晶。李先焜先生在《符号学导论》第十章中对秦汉以来的“名辩”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总结，将各家之言归类为围绕“名与实”、“言与意”、“言、意与象”和“言、意、象与道”这几组不同关系展开的论述。[※注]

“名实”之争，是先秦时期“名辩”思潮的发端。秦汉以后的学者，针对该组关系提出了新的观点和问题。三国时魏人刘廙的《政要》、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北朝的《刘子新书》等都是探讨“名与实”关系的代表作品。在“符号三角”中，“名与实”的关系是能指与符号对象之间的表征关系，而“言与意”则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意指关系。晋代欧阳健在《言尽言论》一文中认为，“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辨物，则鉴识不显。”如果名不能区别事物，就失去认识作用；说话不能畅所欲言，就不能实现交际的目的，所以言能尽意。“言、意与象”之辨是“言意”之辨的展开，三者构成了以“言”或“象”为能指，以“意”为所指的两种符号。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王弼的“得意忘象忘言说”及其对言、象、意的论述是“言不尽意”阵营中，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

陈宗明在《中国语用学思想》一书中也对秦汉以后的名辩学说之发展，做出过评述。他认为“言与意”、“言、意与象”和“言、意、象与道”之辨是从“名与实”之辨进一步发展而来的。这场讨论经历先秦、两汉、魏晋、直到明清，持续时间之长在世界文化史上十分罕见。[※注]

（四）符号学的应用研究

符号学，作为一门新的方法论和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在其他学科的研究中，有着较强的指导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随着符号学研究的兴盛，我国有一批学者开始整理中国的符号学思想，并用符号学的方法来分析《易经》、中医、礼仪、书法和汉字的符号系统，发表了一些很有创新意义的论文和著作，如《从八卦符号系统看〔易经〕的思维模式》[※注]、《传统文化典籍的符号学特征与典籍阐释》[※注]、陈宗明主编的《中国语用学思想》[※注]、李先焜先生发表的《〈周易〉中的符号学思想》[※注]、《〈墨经〉中的符号学思想》[※注]、《中国古代礼仪符号学》[※注]、《中国古代医学中的符号学》[※注]等系列文章，以及《儒学解释学：重构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下卷）》[※注]等，都积极尝试从符号学这一新的视角重新解读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现象，成果喜人。

三 语言符号学和一般符号学研究

（一）中国的符号学研究热潮

20世纪见证了符号学和逻辑学的密切关联和蓬勃发展。目前，符号学的研究已经在国际上形成热潮，在我国也是方兴未艾，成为整个人文和社会学科领域的焦点话题。正如英国哲学家、美学家M.C.比尔兹曼所指出的：“从广义上来说，符号学无疑是当代哲学以及其他许多思想领域的最核心的理论之一。”[※注]

我国最早引进与研究现代符号学的学者当属著名的逻辑学家周礼全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他就与著名的符号学家、哲学家莫里斯进行过学术上的探讨和交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了符号学的介绍、研究与传播，主要集中在索绪尔、皮尔斯、莫里斯、巴特、巴赫金等著名符号学家的思想理论的翻译和引进。如莫里斯的著作《指号理论的基础》（周礼全译，1966年版）、《意谓和意念》（陈修斋译，1979年版）、《开放的自我》（定扬译，1987年版），波兰语言符号学家沙夫的《语义学引论》（周礼全译，1979年版）、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1985年版）、巴特的《符号学原理》（黄天源译，1992年版）等。除此之外，英国、法国、日本一些符号学专注的中文版也相继问世。

20世纪80年代末，中西方的符号学对话开始活跃，中国符号学术界与国际符号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日益紧密。1989年4月，李先焜出席在法国举行的国际符号学会第四次大会，并当选为理事。同年10月，中国逻辑学会逻辑与语言研究会暨符号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北京怀柔县龙山宾馆隆重举行。日本记号学会会长坂本百大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何秀煌教授应邀到会作学术报告。中国逻辑学会会长周礼全、副会长方华等人都参加了此次会议。1992年10月，中国逻辑学符号学专业委员会、日本记号学会和湖北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一届东亚符号学研讨会在武汉举行，到会的中外学者50余人，其中有国际符号学会名誉会长佩尔茨（波兰）、秘书长德雷达尔（法国）、日本记号学会会长坂本百大和东京大学教授藤本隆志等外宾十余位。大会共收到论文40余篇。这次会议对于加强我国与国际符号学界的交流和进一步推动我国的符号学研究意义深远。1997年10月，第二届东亚符号学国际会议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这次会议是由符号学专业委员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华东师范大学、日本东京大学联合举办的，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达到120多人，收到提交大会讨论的论文提要56篇。这次会议通过了《东亚符号学会章程》，标志着东亚符号学会的正式成立。1999年10月，第七届国际符号学会议在德国雷斯顿科技大学举行。我国的李先焜、沈剑英、韦世林、李永铭等学者出席了这次大会。沈剑英当选为国际符号学会理事。

东西方的符号学交流，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符号学的系统研究。纵观中国符号学研究近3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即1980—1986年的起步阶段，1987—1993年的平稳发展阶段和1994年至今的全面发展阶段。从起步阶段的年均论文发表数不足7篇，且主要以引介国外符号学家的主要符号学理论和思想为主，到1994年以来的年均40余篇，并出现对索绪尔等语言符号思想的反思、向其他交叉学科的渗透和研究、对非语言符号的交际功能的探讨和研究、对中国古典文献和历史文化中的符号学思想的挖掘和研究以及向建立自己的符号学体系的积极努力。目前，我国符号学研究的领域已经涉及哲学、语言学、逻辑学、文学、美学、民俗学、传播学、国情语言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电影等诸多领域。尤其在哲学、语言学和逻辑学等领域的符号学研究已经具备相当的规模和深度。

（二）符号学经典著作

与语言逻辑密切相关的符号学研究，在过去的30年中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引入西方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上，出版了《理论符号学导论》、《语言符号学》、《符号学导论》、《描述语用学》、《儒学解释学：重构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下卷）》等代表性著作。

李幼蒸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比较文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跨文化伦理学研究。从1982年起，李幼蒸先生曾先后访问过美、法、英、德、日等国的许多著名高等学府，与各国符号学研究同行建立了密切联系。1999年，他出版的《理论符号学导论》一书共分为总论、语言符号学、一般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四个部分，是第一本较为详细的介绍国际符号学组织、刊物、国内外符号学流派和学术发展动态等内容的著作。[※注]

2004年出版的《符号学导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全面地概述符号学的教材用书。这本书的主要作者之一李先焜先生担任过国际符号学会的理事，是我国符号学研究的重要代表学者之一，对中外学术交流起过重要作用。主编之一的陈宗明教授和黄华新教授具有广博的哲学、逻辑学和语言学的素养，以交叉性研究的大量成果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这本书不仅包括了符号学的系统知识，且特别注意联系中国实际，对中国符号学思想发展史进行了探讨，是强势互补、新老结合的重要成果，填补了我国符号学研究的一项重要空白。

2005年5月出版的由黄华新和陈宗明主编《描述语用学》一书是中国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的研究成果。其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从认知和交际相结合的角度探讨语境、预设、辩谬、言语行为、会话含义等理论；其次，从语言—逻辑的独特视角，综合运用符号学、语言学和逻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问题，在准确描写和解释日常的语用推理现象方面取得了进步；最后，从鲜活的汉语语料中提取研究材料，具有浓厚的汉语语用学特色。[※注]《描述语用学》一书发展和改进了莱文森、奥斯汀、格莱斯以及弗雷格等人的语用学理论，系统探讨了认知语境的建构性、言语行为理论、预设的动态性和动态预设观等问题，表明我国的语用学研究基本达到国际前沿水平。

2005年11月《语言符号学》一书出版。该书作者王铭玉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授、《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副主编，兼任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副会长，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暨大型国际交流系列书刊特约顾问编委。在《语言符号学》上编中，作者为我们总结了符号学研究在20世纪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有关符号学的理论基础；中编对有关符号学的12个具体范畴或特征展开了讨论；下编对中国符号学研究的20年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该书是教育部1999—2000年度“研究生教学用书”遴选推荐书目之一，填补了我国研究生教材，特别是外语专业教材的一个空白。

2009年，李幼蒸先生的专著《儒家解释学：重构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下卷）》正式出版。该书结合传统考据学、文献学和现代符号学，在广泛的跨学科、跨文化框架内对相关的学术领域课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传统思想史的相关对象、课题及其概念和学科，进行了全面的再组织和再表述，超越了历来国学、汉学、中国思想史的经验性论述层级，提升了对传统思想的意义和功能描述的准确性，目前在国内外均属于首创性成果。

（三）符号学的未来发展

符号学作为研究符号意义的一般理论，体现着包括语言符号在内的各种符号系统的一般的特点和规律。在众多科学门类中，它具有元科学的性质。李先焜先生在1986年发表的《符号学概述》一文中就曾指出，符号学可以看做一门元科学，一种方法论。

目前，在国际上，符号学出现了与认知科学、认知神经科学交叉研究的趋势。认知符号学作为符号学的分支学科已经在欧洲诞生，带来了符号学在研究方法上的革新和研究成果上的巨大突破。在符号学元科学影响力之下，语言逻辑领域也紧随其后，产生了与认知科学结合的趋势，如认知语用学、认知逻辑等新的理论的出现，从全新的视角来分析各种自然语言逻辑中的现象和问题。我国当代知名逻辑学家蔡曙山于2004年发表了题为《认知科学背景下的逻辑学——认知逻辑的对象、方法、体系及意义》一文，深刻阐述了认知逻辑的语言学基础、认知逻辑的方法、认知逻辑的科学体系，以及认知科学及相关交叉领域的研究进展给语言逻辑研究带来的新的启示。[※注]认知语用学亦是逻辑符号学中的语用逻辑在新世纪的发展趋势。21世纪伊始，黄华新、熊雪亮、姜望琪、何自然等学者也不约而同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认知语用学的论文和著作，在认知科学的理论框架下探讨了语用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在认知语境、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义、关联理论、动态预设观、隐喻、转喻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符号学作为语言逻辑的元科学，对语言逻辑研究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其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一切进展都将积极推动语言逻辑的学科建设。

语言逻辑虽然属于应用逻辑分支，但为了语言学需要而构造出的逻辑系统本身也可以作为纯逻辑的研究对象，特别是和应用密切相关的表达力和计算复杂性问题。这部分研究可看做语言逻辑与数理逻辑的交叉研究，国内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鞠实儿的博士生林哲关于预群（Pregroup）和Lambek演算等逻辑系统的语法表达力和计算复杂性的系列研究。2010年林哲被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所派往波兰学习，期间与Buszkowski教授合作研究，证明了添加某类公式的预群语法是线性时间内可解的，其方法是将问题归化为一个图的问题，然后通过图构造自动机，从而将问题归结为一个自动机上的问题，这样就能很轻松地将目标问题转化成上下文无关文法中的一个经典判定问题，通过证明可以证得其是一线性时间问题。该研究成果发表于LATA2010会议，并收录在该会议的LNCS系列会议论文集中。该成果的进一步研究，证明添加该类公式集的预群语法的交换定律，也已被国际学术期刊Journal of Computer and System Sciences所接受。

非结合Lambek演算语法已被证明弱归纳为上下文无关文法，而各种Lambek演算语法的延伸也被证明为可弱归纳为上下文无关文法。其中应用最广泛的为模态Lambek演算语法。模态Lambek演算语法为范畴语法中的一种，在语言学中的跨语言性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其中附带假设集的S4模态Lambek演算语法是否可弱规划为上下文无关文法的问题引起了一定的关注。林哲通过对此问题的研究证明了该范畴语言确实可弱归化为上下文无关文法，是第一次使用纯证明论而非模型论的方法证明这类问题，解决了一个放置多时的开问题，并且该方法能够延伸到其他带假设公式集的逻辑系统中。该成果发表于LATA2010会议上，并且收录在该会议的LNCS系列会议论文集中。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的语言交际环境变得日趋复杂，语言逻辑不但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言语互动，还要关注人与机器之间或机器辅助下的言语互动。因此，语言逻辑研究开始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中文信息处理、机器翻译、智能搜索、专家系统等领域的快速发展都要求语言逻辑在语形、语义和语用层面提出新的思路和方案。在此背景下，通过几代人共同的努力，中国的语言逻辑研究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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