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表征和意指方式的符号学

我们生活在一个五彩缤纷的符号世界里。从语言、图画、音乐、气味，到奥运旗帜、商店招牌、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形形色色的符号使得我们可以彼此交流，使社会得以有序的运转。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文明是建立在各种形态的符号之上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一分一秒都无法离开符号而运转。正如德国哲学家卡希尔所说，“人是符号的动物”。

在形形色色的符号系统中，语言符号是人类认知的进化和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种。自从语言符号的诞生，人类的认知和文明开始了飞跃的发展。美国认知科学家汤姆塞罗（Tomasello）就在他的著作《人类认知的文化起源》（TheCultural Origin of Human Cognition，2001）一书中精辟地阐述了语言与文化和认知之间的深刻关系。美国符号美学家苏珊·朗格也曾赞叹：“迄今为止，人类创造出的一种最为先进和最令人震惊的符号设计便是语言。”[※注]总之，语言符号是诸多符号系统中最为重要的、也是研究最为深入的一朵瑰丽的奇葩。

人类对于符号的思考，渊源可谓久矣。西方有古希腊的医学症候符号，东方亦有中国古代的《易经》、《指物论》、《说文解字》等古典符号学著作。19世纪，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确立，并于20世纪60年代勃兴于法国、美国、意大利以及前苏联。20世纪80年代起，符号学研究在我国逐渐兴起，并于90年代中期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涌现出了以周礼全、李幼蒸、李先焜、陈宗明、黄华新等为主要代表的一批符号学家，为符号学在我国的发展、为在世界范围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研究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

我国学者陈宗明、黄华新在《符号学导论》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索绪尔的符号二元论和皮尔斯的符号三元论思想，提出了“符号三角”说，即符形与符号对象之间的表征关系以及符形与符释之间的意指关系。书中指出，索绪尔的“能指”就是皮尔斯所说的“符号形体”，或简称为“符形”。索绪尔所说的“能指”，近似于皮尔斯的“符号解释”或“解释项”，可以简单地称为“符释”或“意义”。区别在于，首先，皮尔斯的解释项比索绪尔的所指更宽泛。索绪尔的所指是就语言符号而言的，而皮尔斯的解释项则是就广义的各种形态的符号而言的，是一种观念性的意义，是解释着心中可能的心理事件。一言概之，索绪尔的所指属于符号学的语义学范畴，而皮尔斯的解释项则属于是符号学的语用学范畴。其次，索绪尔的二元关系理论中没有提到“符号对象”。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前者着眼于语言符号，而后者着眼于一般符号。在这种差异的影响之下，后来的符号学研究形成了狭义符号学的索绪尔传统、广义符号学的皮尔斯传统，以及以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为代表的兼容索绪尔与皮尔斯符号学理论的传统。

陈宗明、黄华新认为，“本质上来说，符号学就是研究表征和意指方式的科学”。[※注]在符号行为中，并不是任意一个能指（符形）都能和任意一个所指（符释）结合成符号来传递意义。它们的结合需要第三个要素“意指”，或称做“意指方式”。能指和所指通过意指方式结合成为符号。意指方式是能指和所指结合成为符号的过程中不可忽略的要素。而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就是意指关系。同样，符号形体（能指）和符号对象之间也存在一种二元关系，即“表征”关系。一个符号的能指总是表征某一事物，这个被表征的事物就是符号对象，而表征总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的，即表征方式。归纳起来，符号的表征方式主要包括：肖似的方式、指索的方式和象征的方式。现代符号学把符号区分为图像符号、指索符号和象征符号正体现了这三种不同的表征方式。

（二）逻辑符号学

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Locke）把科学分为三种，第一、第二种为物理学和伦理学，而第三种，他说：“可以叫做Semiotic，就是所谓符号之学。各种符号因为大部分是文字，所以这种学问也叫做逻辑学。”[※注]皮尔斯也曾强调：“逻辑学，我认为我曾经指出过，就其一般意义而论，只不过是符号学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在皮尔斯看来，符号学是扩展了的逻辑学，因为逻辑就其本质特征来说，就是关于符号形式的科学，他的一篇论文的题名就是《作为符号学的逻辑：关于符号的理论》。可见，符号学与逻辑学的密切关系是众多哲学家、符号学家、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的共识。符号学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并推动了逻辑学，尤其是语言逻辑的发展。

皮尔斯的后继者莫里斯（Morris，C.W.，1901—1979）也是一位对现代符号学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符号学家和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符号理论的基础》、《符号、语言和行为》、《开放的自我》等都深入的探讨了符号学的问题。他在符号学发展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符号学的研究区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虽然莫里斯对于语义学、尤其是语用学的定义并不完备，但他关于符号学三个组成部分的学说后来为很多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所接受，并且成为符号学的基础理论之一。我国的符号学者也对符号的三分理论进行了积极探索。陈宗明、黄华新两位学者在《符号学导论》中指出，可以将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研究对象更为准确地表述为：“语形学研究符号系统内的符号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意指关系，研究符号的意义（不依赖于符号情景的意义）；语用学研究符号情境中的意义。”[※注]

20世纪60年代，波兰著名逻辑学家埃裘凯维茨在《语用逻辑》一书中指出，逻辑语形学、逻辑语义学、逻辑语用学组合成逻辑符号学。[※注]我国的逻辑学家、符号学家李先焜先生在1998年的《符号学与逻辑学》一文中也指出，逻辑符号学是逻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到：“对‘逻辑’可以有狭义与广义两种理解。作狭义的理解，也就是从严格意义上来理解，逻辑是指形式逻辑，即形式化的演绎逻辑；而广义的逻辑，不仅包括形式逻辑，还应当包括逻辑符号学和科学方法论，不仅探讨严格意义的形式化的演绎逻辑，还研究内涵、外延、预设、语境、隐喻和转喻等语义学、语用学范畴的内容”[※注]。他认为，所谓的语言逻辑，就是自然语言的逻辑符号学，它不仅研究语形问题，而且研究语义和语用问题。他指出，应当“让逻辑从所谓的研究思维形式、思维规律的框架下解放出来，进行切实的改革，并在现代逻辑的基础上，建立语言逻辑”[※注]。李先焜先生所说的这个在现代逻辑基础之上建立的语言逻辑，便是逻辑符号学。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开始陆续向中国的读者们介绍这些知识。90年代开始，周礼全先生的弟子邹崇理博士系统地研究了蒙太格语法，出版了《逻辑、语言和蒙太格语法》、《自然语言逻辑研究》、《逻辑、语言和信息》等一系列论著，也开始了汉语的形式化的探讨，从而推动了我国的语言逻辑的形式语用学研究。与此同时，周礼全先生的另一位弟子蔡曙山博士开始了言语行为的形式语用学研究，并于1998年出版了《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一书。在这本书中，作者建立了命题语用逻辑、量词语用逻辑和模态语用逻辑的形式系统，包括自然推理系统和形式公理系统；建立了各个系统的语义模型。这些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学者对形式语用学研究的重要进展。

（三）语言逻辑的符号学探索

我国逻辑学家、符号学家李先焜先生在1986年出版的《语言、逻辑与语言逻辑》一书中指出：“语言逻辑就是自然语言的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者的综合，因此，也就是一般逻辑中所指的指号学。”[※注]语言逻辑研究的核心就是在一定语境中的、人们的言语交际中的推理过程，其重心在于语用逻辑的研究。

我国逻辑学界最早明确提出要研究语言逻辑的是周礼全先生。他在1959年发表了《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一文，强调形式逻辑应当与语法修辞相结合。[※注]1961年又发表了《形式逻辑应尝试研究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一文，强调了语境问题，即使用中的语言的具体意义问题。[※注]尤其是他提出的关于自然语言三个方面的意义与英国哲学家奥斯汀随后于1962年在《论言有所为》一书中所提到的三种言语行为，即语谓行为、语旨行为和语效行为的含义十分相似。在1978年以后的历次逻辑会议上，周礼全先生又多次提到语言逻辑的问题。他指出，要研究丰富语言中的逻辑形式，要研究语言中的“预设”问题，并系统地介绍了问句逻辑、模态逻辑、内涵逻辑与蒙太格语法等。在探讨了形式逻辑的软弱性之后，他提出了形式逻辑研究语言具体意义的必要性，表达了他的语用学思想。

1994年，周礼全先生主编的《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一书出版，这本著作被认为是我国研究语用逻辑的第一部代表作。该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语言逻辑和语用学问题，将语言逻辑和语用学密切结合为一体，不仅引述和介绍西方语用学理论，同时又有所创新。尤其是该书的第二部和第三部，分别论述了“道义逻辑”、“认知逻辑”、“命令逻辑”和“问题逻辑”等涉及形式语用学的内容，又探讨了语用逻辑中的语境、言语行为、隐含、预设和修辞等属于描述语用学范畴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观点。周先生的有创新意义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关于语境和四层次语义论的论述。以下对该书的内容作简要介绍。

语境（context），也称作符号情境（sign situation），它指的是交际过程中符号使用者之间应用符号表达思想感情的具体环境。事实上，语义学和语用学都研究意义，区别在于语义学对意义的探讨不涉及任何指定的语境，是在语境缺省的情况下自动默认的理想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之下对话语意义的理解。而语用学关注的是使用中的语言，使用中的语言由于语言使用者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属性，而不可避免的处于某种特定的时间、空间、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因此语用学追寻的意义必然是某一语境中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丹麦语用学家梅伊（Mey）和比利时语用学家维索尔伦（Verschueren）都明确地提到了语境的动态性。周礼全先生在《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一书中不仅明确地提出了动态的语境观，更提出了四种语用语境：即C_o、C_s、C_h和C_sh。C_o是当前情境、上下文、话语所涉及的事物和时态、说话者的情况和听话者的情况五种因素的命题集合。在他看来，说话者S或者听话者H很难对语境C_o中客观存在的因素有全面的认识，更难有共同的完全的认识。因此，除语境C_o之外，还存在着说话者S所认识的语境C_s、听话者H所认识的语境C_h和S、H所共同认识的语境C_sh。周礼全先生指出：“随着谈话时间的延长、谈话内容的增多和谈话者思想感情的变化，语境就会跟着不断变化。正确地了解话语的语境及其变化，是正确地表达、传达和理解的表条件和重要条件。”[※注]

周先生的语境观与当代认知符号学视野里语境观是一致的。语境不仅动态，而且多维。真实的言语交际过程中，说话者和听话者对于语境的认知是随着交际过程的演进而动态发展变化的，而说话者和听话者由于个人经验、意图、信念和百科知识（encyclopedic knowledge）结构的不同，对于当下正在进行的言语交际活动所发生的语境在认知上本身就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差异。因此，语境不仅是动态的（dynamic），还是多维度的（multi-dimentional），即如周先生所描述的，可区分为说话者所认知的语境和听话者所认知的语境。

四层次语义论是由周先生提出的另一个创新理论。该语义论将语言形式分析为抽象语句、语句、话语和在交际语境中的话语四个层次，从而也就区分出语义的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抽象语句的意义，即命题。第二个层次是语句的意义，即命题态度，也就是说话者附加在命题上的感情和承诺等。第三个层次是话语的意义，即意谓，也就是说话者附加在命题态度上的思想感情。第四个层次是交际语境中的话语的意义，即意思。它是一定语境中，说话者通过话语所表达的意愿。周礼全先生指出的四层次理论是对语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它克服了过去从一个平面上，以一种理论解释一切意义现象所带来的片面性。现代逻辑主要是对于抽象语句的语义理解，但随着模态逻辑，尤其是非标准模态逻辑的发展，它会遇到很多难以克服的问题。四层次理论的提出，既兼容了已有理论所发挥的作用，又突破了既有理论的局限性，为语言逻辑研究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思路。此外，在《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一书中，周先生还从语用学的角度阐述了修辞和情感因素在逻辑中的作用，强调了逻辑与修辞、逻辑推理与情感因素的密切关系。

（四）符号学的元科学性

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具有工具性、跨学科、元科学三大学科性质。在当代符号学的视野里[※注]，从广义上来讲，一切能够传递意义的媒介都是符号。符号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意义——意义的构建及其符号表征。符号学通过系统的观察各种符号形态及其意义，进而研究思维的规律和心智的认知机制。而语言学和逻辑学对意义的研究，本质上也是符号的意义问题。因此，符号学的意义理论属于意义的元理论。

任何学科，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总要使用到语言符号来表述和记录各学科的理论和研究。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是如此，尽管各学科所使用到的语言符号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符号学正是以各门科学使用的语言符号为其研究对象，既研究其语形、语义和语用的共性，也研究其个性。符号学作为元科学，是以科学自身的特性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语言学家索绪尔就是运用符号学的理论来研究语言符号现象的。索绪尔指出：“归根结底，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因此，必须求助于符号学才能准确地说明语言。这个道理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注]在索绪尔看来，符号学是语言学的元科学。语言逻辑作为自然语言的逻辑符号学，以自然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自然语言中的语形、语义和语用逻辑。而符号学正是一门研究符号的语形、语义和语用的一般理论学科。符号学对语言逻辑具有方法论意义，是语言逻辑的元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