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逻辑学研究
三 狭义逻辑悖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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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逻辑学研究200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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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逻辑悖论研究有三个不同的研究层面：一、特定领域某个或某组悖论的建构及其具体解悖方案研究。关于悖论的发现、解决及其功能的一般方法论研究。“文化大革命”前，我国学界的逻辑悖论研究主要体现在莫绍揆、沈有鼎等学者在第一层面的研究上。我国学界关于逻辑悖论问题第二、第三层面的研究，是“文化大革命”后才开始兴起的。但逻辑悖论研究不仅是当代逻辑哲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也是广泛涉及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在不同领域的学者加强合作交流以合力攻关方面，我国学界的有关研究尚亟待加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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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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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 逻辑悖论 学界 语义悖论 方法论 集合论 学者 语义 背景知识 语用学 层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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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狭义逻辑悖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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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合论—语形悖论研究
从罗素悖论发现至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发表约30年间，西方集合论—语形悖论研究达到鼎盛时期，此后，西方悖论研究的重心发生了转移。国内学界对集合论—语形悖论的研究有如下两个特点：
1.对西方学界已有成果进行了深入考察，详尽、准确、系统地评述了相关研究。
逻辑悖论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深入考察和了解西方已有研究成果。就集合论—语形悖论来说，这项工作已做得较为充分，主要体现在张家龙的《数理逻辑发展史》、郑毓信的《数学哲学新论》、张建军的《科学的难题——悖论》、《逻辑悖论研究引论》等著作中。这些考察和分析，为进一步深化国内悖论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2.拓展和深化了集合论—语形悖论的研究。
集合论—语形悖论的研究成果是当代逻辑悖论的重要背景，在其中，不少中国学者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张弘探讨了罗素悖论以及循环集悖论的推广；张清宇对罗素悖论、沈有鼎悖论、柯利悖论进行了概括总结，提出了“所有非Z_类的类的悖论”；朱梧槚、肖奚安建构的“中介公理集合论”系统亦可合理消解所有已知的集合论悖论；张建军基于哥德尔“集合的迭代概念”，提出关于集合元素及其属性的“基本构架论”，提出“良性隔离”与“恶性隔离”的区分，为公理化集合论解悖方案的“非特设性”做了有力的哲学辩护，等等[※注]。这些分析和讨论，推进、拓展并深化了集合论—语形悖论的研究。
（二）语义悖论研究
20世纪30年代初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和塔尔斯基形式语言真理理论的发表，使得西方悖论研究的重心逐渐从集合论悖论过渡到以说谎者悖论为代表的语义悖论上来。受此影响，语义悖论一直是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
1.探讨了语义悖论的成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语义悖论产生的根源何在？应如何消解？围绕语义悖论研究中的这两个核心问题，国内学界主要提出了以下几种观点：
观点Ⅰ：悖论的产生与自我指称、否定性概念以及总体和无限这三个因素相关。[※注]
观点Ⅱ：所有的语义悖论都导源于一个错误，即悖论由以得出的前提表达式的逻辑结构固有地违反了逻辑规律。[※注]
观点Ⅲ：说谎者悖论产生的原因在于“复合命题谬误”（误认复合句为简单句），拒斥这一谬误即可消解它。[※注]
观点Ⅳ：所谓‘典型语义悖论’均源于一个虚假的预设，那就是相应的悖论性语句具有一个明确的含义。只要证伪其单义句预设，此类悖论即可消解。[※注]
观点Ⅴ：悖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只要避免这种错误就可以不产生悖论。[※注]
观点Ⅵ：典型悖论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错误地用形式逻辑原负命题合取式或等值式指称整体对象的正补事态，表达反映正补事态的正补命题，可用扬弃悖论的方法消解。[※注]
观点Ⅶ：说谎者悖论和强化的说谎者悖论表明，语义悖论是由有穷值逻辑所造成，需运用无穷值逻辑消解悖论。[※注]
观点Ⅷ：依据情境语义学的刻画可以表明，语义悖论的根源在于经典的罗素型命题观导致“世界相容性”与“世界完整性”的冲突，因出现不能进入“世界”的“语义事实”而产生语义悖论；代以含有情境因素的奥斯汀型命题观即可消解悖论。[※注]
观点Ⅸ：通过克里普克框架可以表明，说谎者语句在一个框架上是矛盾的，当且仅当这个框架含有奇循环，即“恶性循环”；解决说谎者型语义悖论问题在于理解说谎者语句的相对矛盾性与框架中通达关系的循环特征的相关性，以区分“恶性循环”与“良性循环”。
显然，在语义悖论的成因和消解研究方面，国内学界还处于多家争鸣的局面。虽然尚未达成共识，但学者们立足不同的研究视角，对语义悖论的成因、消解方法所作的探索，促进了悖论问题的研究，深化了人们对悖论的认识。例如观点Ⅷ与观点Ⅸ作为学界“语境敏感”进路与“语境迟钝”进路的代表，应可展开进一步的深入讨论与争鸣[※注]。
2.深入考察和分析了当代西方语义悖论研究中出现的诸多解决方案，揭示和论证了语义悖论研究的语用学从语境迟钝到语境敏感的发展脉动。
自20世纪初至今，西方语义悖论研究涌现出诸多解决方案，如罗素的分支类型论方案、塔尔斯基的语言层次理论、克里普克的真值间隙论方案以及近年西方悖论研究中出现的诸多语境迟钝方案、语境敏感方案、次协调逻辑解悖方案，等等。国内学界对西方语义悖论研究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非常关注，注重梳理与把握当代西方语义悖论研究的成就与问题，成为国内语义悖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在这方面，张家龙、张建军、宋文淦、桂起权、陈波等学者都有贡献。通过对当代西方悖论研究脉络的考察，张建军揭示出纷繁复杂的语义悖论研究状况背后所隐含的“回归自然语言，在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统一中深化和拓展悖论研究”这一主动脉。在语境迟钝方案、语境敏感方案、次协调逻辑解悖方案的梳理和评述中，深刻把握从语境迟钝方案到语境敏感方案的发展脉动。[※注]王建芳、贾国恒等深入考察了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并将它与传统解悖方案、次协调逻辑解悖方案进行了比较研究[※注]；桂起权、杨武金、付敏等则着重对次协调逻辑解悖方案进行了评述和分析[※注]。
（三）语用悖论研究
与集合论—语形悖论、语义悖论的研究相比，我国学界的语用悖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逻辑学家蒙塔古发现严格的“知道者悖论”以来，关于“认知悖论”的研究构成西方学界狭义悖论研究的一个持续性研究热点，但在我国学界直到90年代才引起关注。张建军最早评述了西方学界关于认知悖论的研究，系统考察了以知道者悖论、相信者悖论、否证者悖论为代表的认知悖论群落并且阐述了其独立于语义悖论的价值。[※注]此后，张建军又把美国学者孔斯发现的一个严格的“可辩护信念悖论”概括为“盖夫曼—孔斯”悖论，并指出只有将其中“可辩护”算子理解为“行为合理性”之“可辩护”，才能确认其推导前提的合理性，据此指认这是一个独立于认知悖论的“合理行为悖论”；同时，根据孔斯等人的研究成果，探讨了合理行动悖论与博弈论与决策论中长期探讨的纽科姆疑难、连锁店悖论、囚徒困境等问题的内在关联及建构严格的“合理行为悖论”悖论群落的问题，并把“认知悖论”和“合理行为悖论”统称为“语用悖论”。从而启动了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注]
近年来，学界有关语用悖论的探讨已逐步展开。如李大强对知道者悖论中“知道”的语义进行了分析，认为知道者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知道”一词的意义的模糊性。他给出了一个以“时间秩序”为核心的相对稳定的“知道模型”，试图为解悖提供新的语义基础。[※注]沈跃春探讨了认知悖论的历史发展及其多方面研究价值。[※注]张家龙在《逻辑哲学九章》之《悖论》中专题评述了上述两大类悖论的来龙去脉，并将“合理行为悖论”改称为“合理行动悖论”。张建军在《逻辑悖论研究引论》中论证了关于解决语义悖论的语境敏感方案可以向语用悖论研究推广，并全面阐述了语用悖论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易永胜用新的逻辑工具分析了纽科姆难题的形成机理，指出以往的研究忽视了该难题形成的关键因素即参与者之间认知状态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用知识共享和博弈的概念来分析该悖论形成的原因及其消解途径。[※注]潘天群评述了决策逻辑研究中多中被称为“悖论”的疑难，探讨了其与逻辑悖论研究相关联的可能路径。[※注]李莉探讨了纽科姆难题的哲学意蕴，指出该难题挑战的是人类理性与自由意志，实际上在该疑难中的人和超级生物之间不能称为一个博弈，因为超级生物能够认识人行动的因果链条，故该疑难的严格塑述只能是悖论的“拟化形式”。[※注]李莉、张建军与孔斯合作阐明，博弈论中的连锁店疑难可改塑为一个严格的狭义逻辑悖论，并可以用情境敏感方案加以消解。[※注]雒自新评述了21世纪初叶西方学界关于知道者悖论研究的几项最新成果，并就其新的发展路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注]
基于运用RZH解悖标准为公理化集合论解悖方案和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所做辩护，张建军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经典集合论悖论和语义悖论实际上已经了结，当代逻辑悖论研究的重心应当转移到语用悖论和一般解悖方法论上来。”[※注]尽管学界对这样的论断尚存在较大争论，但这样的认识可期待进一步推动语用悖论研究在我国学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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