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国逻辑史学科建设期，确是体现中国逻辑史体制化建设的特征，无论是社会、政府对学科的确立，还是学术组织的构建、学科团队的建设与合作研究和人才培养等都体现出这一时代科学共同体建设的特征。如刘培育言，“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逻辑史界的成就：一是，沈有鼎、陈孟麟、汪奠基、周文英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完成的《墨经逻辑学》、《墨辩逻辑学》、《中国逻辑思想史》和《中国逻辑思想史稿》问世了；二是，中国逻辑史研究会组织全国的中国逻辑史工作者，承担并完成了国家‘六五’计划重点课题‘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任务；三是，一些学者个人著作相继出版，基本上是挖掘、整理和阐述中国历史上有关传统逻辑的理论和学说。另外，中国逻辑史作为一个新的学科，不仅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也得到教育界的认可。并在高等学校培养此领域的人才。”[※注]

（二）中国逻辑史学科体制建设

1.研究会建设

在中国逻辑学科发展史上，1978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逻辑讨论会，1979年在第二次全国逻辑讨论会上，中国逻辑学会成立，1980年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研究会在广州市召开中国逻辑史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成立了中国逻辑史研究会。在此后的10年间，共召开了7次中国逻辑史学术讨论会（1980、1981、1982、1983、1984、1986、1987），3次因明学术讨论会（1982年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研究会在北京召开因明座谈会，1983年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研究会召开全国首届因明学术讨论会，1989年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研究会举办全国藏汉因明学术交流会）；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研究会与中国科学史学会2次联合召开墨学学术讨论会（1987、1989，就《墨经》中的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等有关思想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体上是围绕着中国逻辑史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而开展的工作，我们仅以《中国逻辑史资料选》编撰和《中国逻辑史》（五卷本）的写作来证明研究会对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研究会1980年的广州会议制定了编选《中国逻辑史资料》的具体计划并进行了分工。1981年的大连会议为《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先秦部分）编选工作会议，20多人参加，会上汇报了编选工作进展情况，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确定了交稿和定稿的时间。1981年的天津会议主要讨论了《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先秦部分）初稿和温公颐的书稿《先秦逻辑史》；会议决定组织本会同仁尽快将胡适用英文写的《先秦名学史》一书翻译成中文出版。1982年的北京会议召开因明座谈会，会议详细讨论了《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因明分册的编选计划。1982年的山东泰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墨辩逻辑，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关于墨辩逻辑的体系；关于墨辩逻辑的成就和贡献；关于墨辩逻辑与惠施、公孙龙思想的关系；关于墨辩逻辑的特点。会议还讨论了《中国逻辑史资料选》汉、明部分的初稿和近代部分的编选计划。1982年的敦煌、酒泉会议讨论了研究因明的目的和意义，因明、名辩与逻辑的比较，因三相问题等；审订了《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因明卷的编写计划与部分初稿；研究了今后抢救因明、发展因明的设想；成立了因明研究工作小组。1983年的上海会议讨论了《中国逻辑史资料选》近代卷和因明卷的初稿，着重讨论了已被列为国家“六五”规划重点项目的《中国逻辑史》（五卷本）的详细编写计划，并落实了具体分工。1984年江西庐山会议主要讨论《中国逻辑史》编写大纲及有关问题。1986年的厦门会议主要内容是进行《中国逻辑史》（五卷本）书稿定稿工作。1986年的成都会议主要讨论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端、中国逻辑思想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如何把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如何改进中国逻辑史的教学和普及等问题[※注]。

2.著作、教材建设与人才培养

这一时期出版了一批著作或教材。1979年汪奠基、周文英、陈孟麟分别出版《中国逻辑思想史》、《中国逻辑思想史稿》、《墨辩逻辑学》，自1981年至1992年温公颐出版了近一百万字的三部巨著《先秦逻辑史》、《中国中古逻辑史》和《中国近古逻辑史》，1988年还主编出版了《中国逻辑史教程》，1982年周云之等出版《中国历史上的逻辑家》，1984年周云之、刘培育出版《先秦逻辑史》，1987年孙中原出版《中国逻辑史》（先秦），1987年朱志凯出版《墨经中的逻辑学说》，1988年杨芾荪出版《中国逻辑思想史教程》，1988年周山出版《中国逻辑史论》，1989年李匡武出版《中国逻辑史》（五卷本）。

这些著作或教材主要围绕着传统逻辑理论框架，有传统逻辑思想审定中国逻辑思想。如，《中国逻辑史》（五卷本）“先秦卷”前言中说，此著作是“从先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通史性专著”。此书编写原则之一就是，“本书只限于形式逻辑的思想发展史，对与形式逻辑思想发展史直接有关的哲学问题、语言问题、科学方法论问题等也将有所涉及，但不作专门或全面的论述。”[※注]在本书里，专门强调写作“中国逻辑史”的内容：“本书所指的‘逻辑’，也仅限于传统逻辑或数理逻辑的形式逻辑。”[※注]包括先秦逻辑思想的发端和奠基、先秦逻辑思想的争鸣、先秦逻辑科学的建立和墨辩以后逻辑思想的继续发展等几个时期，两汉魏晋时期出现了王充的论证逻辑、鲁胜的逻辑史论、刘劭、范缜的辞胜理胜之辩、欧阳建的言意之辩以及陆机的连珠论式，唐朝因明的引入，明末到清末西方逻辑的移植，“五四”以后，数理逻辑传播、传统逻辑普及与研究。

也有既按照传统逻辑的框架梳理中国逻辑，又指出中国逻辑的差异。如朱志凯认为，墨经中的逻辑学说是“朴素唯物主义的逻辑学说、‘三物’逻辑、理论联系实际的逻辑。墨经中逻辑学说的特征，可用内涵逻辑来概括，即着重于名辞和说的含义、语义的探讨，而不关心思维结构的研究，更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使用初步的形式符号。……它是由中国古代文化和汉语特点决定的必然”[※注]。

用这些著作或教材培养了一批后备人才。有些高校在大学本科生中开设“中国逻辑史”课程，而在传统逻辑教科书里大都有“中国逻辑简史”内容，虽然不作为考试内容，但是一般来说教师是要介绍的。在有逻辑学硕士点、博士点的高校大都开设中国逻辑史课程，或招收中国逻辑史硕士生、博士生，目前中国逻辑史界的学术骨干基本上是在这一时期培养的，他们也成为中国逻辑史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导师。

（三）中国逻辑史学科的研究对象与问题

中国逻辑史研究会的成立之时，也是讨论中国逻辑史的对象与方法之际。1980年广州会议主要讨论议题是讨论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与问题（参见周云之：《中国逻辑史讨论会讨论对象和方法问题》，《哲学动态》1981年第2期）。中国逻辑史的对象与方法是这一时期中国逻辑史界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形成几种不同的意见。

1.中国形式逻辑史

如上李匡武、周云之、刘培育等一批学者坚持《中国逻辑史》（五卷本）关于中国逻辑史研究对象就是中国形式逻辑发展史的观点。“我认为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主要应当是历来的逻辑学说……只要对逻辑的某一或若干问题优异地进行一定的分析、研究、论述，却有所见的，便都可以称为学说或理论”[※注]莫绍揆也认为“‘以名举实’用名词表述对象，即概念论。‘以辞抒意’用命题（辞）表达思想，即判断论。‘以说出故’——用论述表达根据、理由，即推理论。‘以类予，以类取’——典型分析论。”认为前三种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而相沿下来的传统逻辑“相去不远”，而后面西方没有。认为“或”是指选言推理或为模态逻辑，“假”为假言推理，效为定言推理。“‘辟侔援推’实质上是一种类比推理，‘辟’是概念论的类比，‘侔’是判断论中的类比，而‘援’是推理论中的类比，而‘推’当然便市典型分析论中的类比。”同时，墨家也研究了谬误论、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而《公孙龙子》只探讨了前二律[※注]。张家龙认为用数理逻辑的方法研究《周易》则是一种新的尝试，《周易》虽然不是一部逻辑专著，但却充满形式化的逻辑思想[※注]。

2.中国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史

蔡伯铭认为，“中国逻辑史是研究中国古典逻辑及其理论的发生发展史的一门科学。”[※注]他把古典逻辑及其理论解释为不仅仅是演绎逻辑，有自己民族语言特点，有其发展历史，有朴素的辩证思维形式。李元庆“把古代中国的逻辑科学称之为‘辩学’或‘名辩之学’”[※注]。内容包括形式逻辑理论思维的发展史、辩证逻辑理论思维的发展史、形而上学逻辑理论思维的发展史、“应用逻辑”理论思维的发展史。孙中原认为：“中国逻辑史既应包括形式逻辑（普通逻辑）思想的发展，也应包括辩证逻辑思想的发展。”[※注]何应灿也认为中国逻辑史“应包括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这两个逻辑体系的理论学说发展的历史”[※注]，要加强古代辩证逻辑的研究。陈孟麟专门写《惠施一派的辩证逻辑思想》[※注]一文。

3.“中国逻辑史”

也有学者提出“中国逻辑”的问题，中国逻辑不是西方的逻辑，中国逻辑史的内容和对象必须是中国的。如欧阳中石认为，“我们必须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意义来理解，即凡在这块土地上发生、发展、流传、形成过影响的逻辑，都应包括在内。”[※注]“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要求套不住的那些逻辑的内容，……才真正是中国逻辑史中最主要对象。”[※注]袁野认为“中国逻辑史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正名’论的逻辑思想。”[※注]“中国逻辑史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以相当大的主要力量集中在‘类’的研究上。”[※注]翟廷瑨、周山要求对我国古代科学史方面大量科学论著中所包含着的逻辑思想及其逻辑特点开展研究[※注]。

4.温公颐的观点

温公颐把先秦逻辑分为“正宗的逻辑”和“正名的逻辑”两种。“先秦逻辑我把它分为两篇，第一篇写辩者的逻辑思想；第二篇写正名的逻辑思想。……辩者的逻辑思想属于正宗的逻辑，……比较倾向于纯逻辑的研究。至于正名的逻辑却是从政治伦理出发，可以称政治伦理的逻辑。”[※注]

他认为，“正宗的逻辑”是“纯逻辑”，是西方传统逻辑。“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逻辑’这个名词，但逻辑这门学问是存在的。”[※注]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墨辩里的概念的定义和划分、概念的特征及其与语词的关系、直言判断、假言判断、选言判断、模态判断、时态判断、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等理论。写出论文《墨子的逻辑思想》、《墨辩逻辑的概念论》、《墨辩逻辑的判断论》等论文。基本观点是，“‘以名举实’是属于概念论的范围。‘以辞抒意’是属于判断论范围。‘以说出故’是属于推理论证范围。”[※注]

“正名的逻辑”也叫“政治伦理的逻辑”，是一种内涵的逻辑。他所说的内涵逻辑是指一种注重实质内容的逻辑，与生活经验相联系。“墨辩的‘三物逻辑’在‘内涵逻辑’的建设上确是取得了一定的科学成果。”[※注]就概念论而言，墨辩逻辑的特点是注重名与实的关系研究。墨辩逻辑的“辞”，“注重它的实质性研究，不像西方逻辑侧重于形式”[※注]。“‘辞以故生’之故，表面看好像是和三段论的小前提或因明之所谓因相似，但辞所根据之故，实指客观事物的所以然之故，是《经上》所谓‘所得而后成’之故。墨辩逻辑从客观实际出发，不是限于文辞的表达，不是形式上的东西，而是具有真实内容的。‘辞以理长’，这个理也不是指大前提，而是指客观事物的条理。或《大取》中之所谓‘道’。一定事物的故，都有它的形成过程，这就是它的形成的规律。从思维逻辑的结构上说，理也不是指大前提，而是指整个推论过程所循的规则。‘辞以类行’的类，也不是简单的比喻，而是依于类取、类予，以类为推，把所得的结论——辞，推广到尚未知道的、普遍的范围去，最后达到‘俱然’的普遍有效性。”[※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