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是藏传量论研究走出低谷臻于辉煌的时期，民国以来的藏传量论前辈，在“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攻城不怕艰，攻书莫为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注]精神的感召下，抱着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的使命感，发挥出生命的最后能量，由此形成了60年来藏传量论研究最为辉煌的时期，受到国际学界的高度认可与评价；同时，新一辈的专家学者逐渐成长、薪尽火传，绝学再有人续。首先，前十年中先后召开了“抢救因明座谈会”（北京1982）、“全国首次因明学术讨论会”（敦煌—酒泉1983）、“藏汉因明学术交流会”（北京1989），三次会议对中国整个佛教逻辑特别是藏传量论之研究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由此缘起，先后出版了《因明论文集》（刘培育、刘文英、董志铁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因明新探》（刘培育、崔清田、孙中原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因明研究》（刘培育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同时，全国多种学报、研究期刊开始雨后春笋般发表论文。据初步统计，这20年中与藏传量论相关的汉文论文（含译文）近70篇左右，藏文论文数十篇，出版汉文藏传量论专著（含译著）近20部，藏文著作十余部，可谓成果颇丰。另外，藏文古典量论原典以及相关典籍大量刊行，如多吉杰博选编的《古印度因明学选编》（1—4，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萨班的《量理宝藏论》（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贾曹杰的《正理滴论释妙言心要宝库》（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克主杰的《因明七论除臆暗庄严疏》（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根登嘉措的《堪钦摄类学》（青海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特别是作为摄类学之集大成的著作即杨增普居巴·罗藏次成木仙巴嘉措所著《因明学入门》（甘肃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注]一再加印，对藏传量论的知识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另外，如答热纳塔（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布顿仁波切的《布顿佛教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重要史书现代版的出版也为藏语系藏传量论之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其次，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本科以及硕博教育甚至寺院教育的正规化，都为培养人才打下了基础，逐渐形成了老、中、青三代人的研究团队。最后，国际交流日益增多，研究人员眼界渐开，成为触动提高本土学者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的动力，同时，现代哲学、现代逻辑、现代宗教理论的大量引进，为藏传量论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先决条件。天时、地利、人和，终于使藏传量论研究迎来了真正的春天。“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一）原典译述

即使从国际学界的角度来看，原典的它种语文之翻译仍旧是研究的基础前提和重中之重，梵文、藏文、汉文原典的英、德、法、日之译述，仍旧是研究的核心，而汉译藏传量论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收获，并为汉语系藏传量论研究的拓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藏语系研究系统，整理出版了大量的藏文原典，跨越了新旧两个社会的优秀学者也写出了他们的重要著作，这都是先前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

这一时期汉译藏文量论原典的最高成就者是法尊法师。早在1938—1939年，法尊既已译出一世达赖根敦主巴的《正理庄严论》发表在《海潮音》杂志上，这是藏传本土古典量论著作的第一个汉译本，此一创举被誉为“实可上继一千四百余年前玄奘大师之盛业矣！”[※注]1981年中国佛协又印行了他的《释量论·释量论释》，这是《释量论》的首次汉译而且是全本汉译，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集量论略解》，在唐玄奘、义净之后，印度乃至藏传佛教量论的最高经典才以全本的形式展示在汉语学界面前。《释量论》全本译出也为我国学界走出以研究《正理滴论》为核心的“一般比较逻辑学学派”而达于以《释量论》为研究核心的“新古典量论学派”提供了文本依据，同时也为真正揭示藏传量论体系之大全提供了依据，特别是作为法称宗教哲学之核心的《成量品》的译出，使我们基本能够看到藏传量论的归宿和宗喀巴大师抉择量论见地的文本依据之所在。法尊法师的两部译著，开创了藏传量论研究的新纪元。直至目前为止，国际学界尚无在梵藏语文之外一人独立译出《集量论》、《释量论》全本，由是我们就能知道法尊法师的学术地位。

法称《正理滴论》的汉译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有王森依据梵藏的译本和杨化群、韩镜清依据藏文的译本，前两种刊于《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1期，并与后一种同时收在由刘培育所编《因明研究》一书中。1994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剧宗林先生的《藏传佛教因明史略》一书，作为《附录》的《〈正理滴论〉译介》，不仅从藏文再次全本译出法称原文，还参考藏文注释以及自家几十年的研究心得，对《滴论》全文做了精准简练的疏解，由是可见藏传量论的原生态境界，且能与西洋逻辑相对比，发前人所未发，如带有“喻依”的量式绝不等同于西洋三段论、法称“胜义有”与时间之关系等，彻底纠正了学界以往含糊不清的说法，进一步体现出藏传量论的独特性格。1999年香港密乘佛学会出版李润生的《〈正理滴论〉解义》一书，主要依据英译藏文资料参以汉文因明旧典而成，又依舍尔巴茨基英译本以偈颂体译出《正理滴论》全本，是《滴论》的第五个汉译本，此书亦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释量论》、《正理滴论》的翻译之外，西藏本土的量论著作也在这一时期得以真正出现，译述成就最高者当属杨化群先生（1922—1992）。1984年他与宋晓嵇译出波米·强巴洛卓（1916—2002）的《入因明阶梯》[※注]，这是现代西藏量论大师著作的首译。1990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藏传因明学》一书，除《正理滴论》外，尚有藏地古典量论经典共四部，即宗喀巴大师的《因明七论入门》、阿旺洛桑与阿旺达杰的《因明学名义略集》、元丹嘉措的《量学》、普觉·强巴的《因明学启蒙》，杨先生译著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即中国的藏传量论研究已从印度经典的研究真正进入到了藏传量论西藏原典研究的新阶段，其研究工作与当时北美学界的“弗吉尼亚学派”形成时期大致相同，代表了独以藏文资料为依据的研究走向，特别是《因明七论入门》与《因明学启蒙》的翻译在学理研究上意义重大：一是格鲁派量论的核心骨架展露无疑，二是藏地所独孕的“摄类学”的本来面目至少在文本层面和盘托出。

萨迦派在西藏的量论演变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的《量理藏论》共有十一品，至今仍是必读的经典，也是“弗吉尼亚学派”研究的一个重点。1991年罗炤先生译出此书，略去九、十、十一三品，收在虞愚等主编的《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因明卷》，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台湾明性法师译出此书全本，题名曰《量理宝藏论》，由台北东初出版社出版。这两个译本为研究萨迦派的量论学说提供了依据。还值得一提的是，韩镜清从藏文译出佛教经典70余部，其中法称“七部量论”以及一些重要注释均有译出，可惜只能以电子版手抄本流传，多未正式出版，但已逐渐被学界引用。还有欧阳无畏教授，早已译出一世嘉木样的名著《因明理论略明妙解·金鬘美疏》，并作有详细讲解，亦正由台湾林崇安先生整理待版，相信这些藏传量论前辈的译著问世，必定会推动藏传量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这一时期与藏传量论研究相关的重要译述还包括藏文历史著作的汉文翻译，如郭和卿所译布顿大师《佛教史大宝藏论》（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张建木所译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郭和卿所译廓诺·迅鲁伯《青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蒲文成等译益西班觉《如意宝树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刘立千所译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土观宗派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格桑曲批所译根敦群培《白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这都是研究印度与西藏佛教量论史的第一手资料，都是享誉国际学界的一流文献，像《印度佛教史》对陈那、法称的记述非常详尽，早就有德、俄、英、日译本，但有的译本不甚准确，再从这些外文译本转回译成汉文，其可信度可想而知。因此，一些藏学专家将这类著作直接译成汉文，其嘉惠于汉语系藏传量论之研究可谓功德无量。

工具书类的汉译和编撰也是重大收获之一，如王沂暖主编《藏汉佛学词典》（青海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民族出版社重印《藏汉对照丹珠尔佛学分类词典》（1992）、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其中包含非常重要的藏传量论的相关词条。量论专门工具书最重要的一种是《藏汉大辞典》编写组所编的《藏汉逻辑学词典》（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基本囊括了印藏所传重要的量论人物、著作、概念等，是一部难得的工具书。吴汝钧编著的《佛教大辞典》（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2年版），内涵部分量论词条，并有藏文索引。另外，收在《因明新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中由孙文景编、黄明信校定的《藏文因明书目》是比较权威性的藏汉对刊的印藏量论著述目录，亦有极强的工具书作用。

还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有若干国外重要的与藏传量论密切相关的佛教量论著作译成汉文，如王世安所译渥德尔的《印度佛教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宋立道等译舍尔巴茨基的《佛教逻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均是享誉国际学界的名著，特别是《佛教逻辑》一书，从20世纪中叶开始就对中国学界起着近乎神秘的影响，虽有虞愚、张尚德、姚南强等的翻译但都是节译，神龙见首不见尾，第一卷全本的译出使我国学界终于得观欧洲“一般比较逻辑学学派”之印藏量论研究的本来面目。1986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钟美珠所译真兼绫子所编《西藏研究文献目录日文·中文篇1877—1977》，内中包含作为国际学界藏传量论研究重镇之一的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目录，亦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这一时期的汉文译著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日本已故佛教量论大家武邑尚邦先生曾经研读过法尊《集量论略解》、王森译《正理滴论》、杨化群等译《入因明学阶梯》，将其与日本户崎宏正氏所著《佛教认识论之研究》等一同评价为是“呕心沥血之作，清晰地展示了关于佛教逻辑学的研究现状，对此应该加以参照。”[※注]

（二）原典研究

前述汉译藏传量论经典当然是建立在对原典的精深研究之基础上的，它们代表着这一阶段汉语系藏传量论研究的最高水平，同时，这一时期藏语系藏传量论之研究也取得了崭新的成果如：

格西次旺（1926—2006），原为扎什伦布寺僧人，后在西藏大学任教，著有《因明七论要点注释》（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以专题的形式，对法称之学的要点做了精准的阐释。

格西益西旺久（1928—1997），色拉寺高僧，早在1984年就“应印度色拉寺麦扎仓的要求，编著了《因明学庄严》，连同四章概要及其辨析，共约100万字，此书现已成为印度三大寺僧众的教科书。”[※注]所著《释量论注疏》（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上册、1992下册）是对《释量论》全文的权威疏解。

朗仁大师（1922—1997），哲蚌寺高僧，著有《释量论新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上、下册）。全书以贾曹杰所著《释量论详解·能明解脱道论》及所有正传注释为依据，以个人几十年修行为见地，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对《释量论》全书做了详尽的阐释，对量论“历代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他有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断疑解惑，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内行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超群的智慧和学术功力。”[※注]实为一部不可多得的量论力作。

这三部著作再加上前述波米仁波切的《因明学阶梯》等，仍然代表着中国藏语系佛教藏传量论原典研究的最高水平。

（三）通论研究

（四）专题研究

以上所列的相关著作本多包含专题研究之性质，只为展示更加清晰，故略为展开。

1.藏传量论史方面：

对1949年以来藏传量论研究史的相关概括与总结也是这一时期的学术课题之一，刘培育的《因明三十四年》、《因明研究·序》以及姚南强的《因明研究四十年述要》、《百年来的中国因明学研究》等都是必参考的资料，元金的《全国藏汉因明学术交流会述评》也提供了藏传量论研究的重要信息。乐逸鸥整理的《四十年因明论著索引1949—1989》亦为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关于国外与藏传量论相关研究的介绍也值得参考，如收在《因明研究》中巫白慧先生的《国外因明学研究》将百年来的国际因明学研究分为“寻找和还原梵文”、“系统研究和比较研究”、“采用现代最新手段来研究”三个阶段，代表了中国学者的一种看法，为国内研究提供了借鉴，该文附录的《梵、藏、汉因明著作表》是影响颇大的极具参考价值的目录，同时表明，中国学界的藏传量论史研究已经普遍开启国际视角。最后，剧宗林《藏传因明教学刍议》（《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阿旺丹增《藏传因明的发展特点及其现状》（《西藏研究》1990年第1期）分别介绍了中央民族学院、西藏大学创举式地开设量论因明课程及研究队伍建设、具体教法等情况，这一由寺院“教徒”辩经到现代大学“学徒”教育的飞跃，将成为下一时期藏传量论史研究的一个崭新专题。

2.藏传量论性质特点方面：

藏传量论的性质特点实质关乎两个问题，一是陈那和法称体系的不同，一是汉传因明和藏传量论的不同，这都是宏观上研究藏传量论在“藏传量论史”下面的核心问题并由此引发出量论体系基本义理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一个深层的理论问题，在1959年所写《关于因明的一篇资料》中，虽然王森认为“陈那创新因明，颇用唯识义，法称改造陈那学说，多采经部义”[※注]，两者的区别在于陈那以为“识外无境”而法称主张“识外有境”，但并未十分肯定，但在1989年所著《藏传因明》一章中，就基本肯定了这一结论。这一结论确有其印度文献的依据和王森的自家分析，但剧宗林通过对藏传量论关于“境”与“所缘”的分析，认为“外境实有”是“言过其实”的[※注]，这是研究量论内在演变的难点，也将是未来的一个基本课题。由于王森认为陈那与法称不同，他由此推出“汉、藏所传因明学说之所以不同，实导源于陈那、法称因明学说之相异”[※注]，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但研究有待深入。从汉藏对比来看，一般以为汉传因明偏重论辩具有“形式逻辑”的特征，但藏传量论不仅是论辩形式更主要是包含了认识论部分，这从基本概念的界定上就已然如是，因此，“关于‘藏传因明’的概念，剧宗林指出有明显的混乱性，因为它直译意义应是‘藏传量论’，而因明只是量论的后半部分。”[※注]多识《谈藏族对因明学的贡献》也以为：“严格地讲以‘因明’代替‘量学’并不全面。”[※注]杨化群以为：“‘择玛’意译为‘量’。‘量’按从藏文转写的梵语叫‘扎麻那’”，因此，择玛日巴直译即为“量学”或“量明”，在藏文中“因明学”理解为“量理学”才“比较契合原意和所包含的内容”[※注]。总之，虽然尚未形成定论，但汉传与藏传并不相同各有特色已成事实，而且，藏传量论或藏传量学更能表白其本来面目。

3.藏传量论的哲学认识论以及逻辑学研究：

从纯粹哲学的角度来看，近代以来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影响在哲学特别是认识论方面，根据中国的实情，对藏传量论从西洋文化角度做一评述基本有两个视角，一是属于唯物论哲学的宗教观与辩证法，二是属于西方现代哲学范畴的逻辑观与认识论。从唯物论宗教观的角度来看，1949年以后对藏传量论的宗教内涵一般持否定态度，一直延续到1988年左右。随着对唯物论认识的提高，以及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这一观点的细微之处有所改变，即对藏传量论解脱道特别是格鲁派强调量论的内明意义的判定态度有所缓和，已经从单一政治批判转向了深层哲理的阐释。由于恩格斯对印度逻辑辩证法因素有过极高的评价，故学界对藏传量论的辩证法因素是给予充分肯定的。从西洋近现代哲学的角度解读藏传量论，也是1979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即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在佛教逻辑研究领域的突破和表现，发表于《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2期由宋立道所撰《因明的认识论基础》一文具有代表性，全文主要以舍尔巴茨基《佛教逻辑》等英文文献为主，参以汉传唯识学文献，详细解读“量”、“现量”等的认识论意趣，凸显出藏传量论作为佛教哲学的独特性质。另外，李庆元与高银秀的《浅谈因明学中‘量’的认识意义》（见于刘培育等编《因明新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祁顺来的《浅谈藏传佛教哲学量论》（见于佟德富等编《藏族哲学思想史论集》，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巫白慧的《国外的因明学研究》（刘培育编《因明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姚南强的《略论藏传量论“摄类”的哲学意义》（《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顺真的《佛教量论（因明学）本体论意蕴的现代阐释》（《中山人文学术论丛》1997年第1辑）等论文都是较有代表性的成果。

从西洋逻辑学的视角来看藏传量论与西洋哲学认识论有着密切关系，这是因为，藏传量论本身所承继的印度佛教量论系统即是认识论与逻辑学的二元统一，这一时期研究基本关乎三个主要问题：一是藏传量论认识论与逻辑学的关系，祁顺来的《从〈量论略义集〉看藏传因明》（《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以为应将二者分开，即含有解脱道内涵的是量论的哲学观点而讨论概念、推理、周遍规律的是“略义集”中的“因明”成分；二是佛教量论推理理论的性质问题。一般而言，如王森等前辈学者主张即在陈那已经达到演绎推理的层次，但郑伟宏《陈那新因明是演绎论证吗？》（刘培育编《因明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以为陈那的三支论式是“最大限度的类比推理”，而只有法称从自性、果性、不可得三种因确立同品除宗有法的因宗不相离关系保证了依因、喻推出宗的必然性才是真正的演绎推理，这一观点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三是与此相关藏传量论论式的“前提”与三段论大前提之关系的深入探讨，剧宗林以为“三段论中绝无带喻之理，而因明论式中需要带喻；这恰恰是因明与西方形式逻辑不同的一个极突出之点。可以说，因明较之形式逻辑，具有更严格的究竟性。”[※注]即三段论的大前提是“待证的”，而法称“同法式”、“异法式”带“喻依”即“前提+喻依”的形式比三段论的大前提更具有标准性；最后，藏传量论形成了独特的“因类学”，并使印度中观应成推论式得以细密的展开，对此，祁顺来先后发表了十余篇论文给予仔细辨析。

（五）藏传量论的独特贡献

由于藏传佛教最为全面地保存并发展了印度大乘佛教的量论体系，因此，藏传量论的独特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对此贡献，学者们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细密的总结。

第一，到目前为止，藏文量论文献是最为丰富的，详索吕澄、黄明信、杨化群、巫白慧等给出的目录就可以知晓。多识以为，藏传量论传承史上“历代培养出来的因明人才之多，著作之丰富，普及程度之广，就连因明学的故乡印度也是无法相比的”[※注]，杨化群以为：“说实话，哪一地方都没有像西藏保存的因明学著作之多”[※注]，确是不易之论。同时，藏区所传印度梵文文本亦包含大量佛教量论的珍贵文本，早在1929—1938年，印度罗睺罗四次进藏，主要在萨迦寺发现梵文文本，内含智作护《释量论庄严疏》等，一经公布震惊当时学界。1987年前后，我国学者罗炤赴西藏地区访察梵文古本并编成目录，目前已确知“西藏地区所存梵文写本的数量之多、意义之重，堪称第二敦煌，而较之敦煌幸甚之至的是，这些写本原件都还悉数藏于国内”[※注]，故“其中肯定有不少的因明著作，将来整理出版，定会在这个学术领域中大放异彩”[※注]，亦即藏传量论在藏文以及梵文文献方面的贡献不仅是过去的而且具有未来的深层价值，21世纪初维也纳大学与中国藏学中心联合研究藏区所发现的梵文量论文献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详见下）。

第二，藏传量论作为一种活生生的教育实践模式的价值。藏传量论从来都不是一种孤立的单纯的文本理论之研究，在藏传佛教特别是后弘期的教派实践中，量论是习得佛法系统的基础，格鲁派“五大部论”以法称《释量论》为首就说明了这一问题。而要真正进入“五大部论”的学习，又要以辩经为基础，它是学习“五大部论”共同的基础。藏传量论实质上是一种保存、研习、实践佛陀教正二法的教育模式，杨化群从“组织”、“制度”、“课本”、“学风”四个方面对此作了高度概括，并且认为“从这些方面，形成独具特色的藏传因明学的发展。”[※注]进入21世纪以来，寺院量论辩经的教育模式，已经在藏区的部分中学中开始推广，藏传量论所含独特的思维方法作为教育实践之模式的价值对未来而言是难以估量的。

第三，辩经实践的文本依据是“摄类学”著作，而摄类学著作如《因明学启蒙》一般分为“小理路”、“中理路”、“大理路”三个层次，层层递进，是在认识论的逻辑学意义上对佛教所关基本概念的逻辑习得与确认，这一确认既是经验的同时又是判断的，它不单单是思维训练而且是内观层面的“思维修”，“摄类”以及辩经的理论与实践高度合一的认知方式，可以说是独立于欧洲形式逻辑之外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形式逻辑”，这一认识论“形式逻辑”刻塑着藏族人民的基本思维方法和一般心理模式，渗入到西藏文化的各个方面。多识从“开发智力、培养逻辑思维能力”、“用于佛学的学习”、“用于学术研究”、“用于写作、演讲等其他方面”[※注]来概括藏传因明学在实践中的应用。

第四，藏传量论是认识论与逻辑学共融的体系，并细化为“心明论”与“因明论”两个部分作为“摄类学”的结尾，这实质是对陈那量论二量说的进一步确认，而且一如龙朵活佛所说：“特别是因明学（=因明论）与心理学（=心明论），乃《释量论》的核心。”[※注]在此基础上再强调“因明论”的独立性就不是断章取义的做法，也就从学理上避免了以“因明”取代“量论”并最后干脆取消“现量”的可能走向，更加全面本真地保持传承了陈那、法称体系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