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60年来藏传量论研究的最后一个时期。至晚到迎来21世纪之前的1997年，出生于1930年之前的一大批藏传量论大家如法尊、虞愚、王森、杨化群、欧阳无畏、益西旺久、朗仁大师等相继去世，这些巨星的陨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薪尽火传，一个新的时代也必然地随之而来。总体来看，这十年的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

第一，学术队伍年轻化以及梯队建设专业化。在法尊等一代宗师去世后，剧宗林、祁顺来、刘培育等第二代专家扛起大梁，同时，郑伟宏、姚南强、张忠义、郑堆等年富力强的学者担起重任，特别是2006年6月“首届国际因明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以来，许多青年学者的出现，使藏传量论研究的队伍真正扩大。同时，1999年以前，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华东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为数不多的机构招收数量极少的量论因明学硕士、博士，而2000年起，先后有西藏大学、复旦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燕山大学、贵州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杭州佛学院等开始规模较大地招收量论因明学硕士或博士，培养人数已经超过了新中国成立50年以来的总和，以藏传量论研究为毕业设计的选项越来越多，这些青年才俊将成为未来藏传量论研究的接班人。

第二，学科归类明确化。1983年在全国首届因明会议上成立了因明研究工作小组，一直到2006年的23年间，先后隶属于“中国逻辑史研究会”、“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专业委员会”。在2006年杭州会议上，经刘培育先生的建议和推动，拟筹建“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并于当年的11月22日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的正式批准，汉传因明以及藏传量论即中国的佛教逻辑研究终于有了自己的专业委员会，并在杭州佛学院、甘肃民族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从2008年起开始汇集汉、藏、英文本出版发行由张忠义与光泉主编的专业委员会学术专刊《因明》杂志，2008年出版了第1、第2两辑，2009年出版了第3辑，成为发表藏传量论最为集中且最为前沿的刊物。2007年、2008年、2009年先后在西宁（青海民族大学）、兰州（西北民族大学）、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召开了三次因明专业委员会年会，藏传量论的研究得到了高度重视，在2010年的洛阳年会上，佛教量论首次作为研讨会的重要主题，2011年将在成都（西南民族大学）召开因明年会，核心议题是全面回顾与展望藏传量论研究的过去与未来，藏传量论日益成为中国佛教逻辑研究的主要领域。

第三，学术研究深入化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由于前50年的不断积累，为藏传量论研究不仅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而且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经验，因此在原典译述、量论内涵、量论解脱道、量论与西方逻辑、哲学、宗教之比较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展，在英、日德等之外的独立的汉文与藏文研究体系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解进路与体系。同时，自1999年开始的中国藏学中心与奥地利科学院的合作研究及其成果的发表，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藏传量论研究国际化的真正起步。2006年6月在台湾政治大学举办了“陈那与法称知识论讲座”，邀请桂绍隆、提勒曼作专题演讲，台湾地区的佛教量论研究也开始了国际研究视野的真正拓展。

（一）原典校刊以及译述

这一时期原典译述仍是基础工作，主要有刊于《正观杂志》2004年第31期由何建兴依梵本所译法上著《正理滴论广释·现量品》，刊于2006年上海三联书店版《徐梵澄文集》中徐先生由梵译汉的《因明蠡勺论》（即法称《正理滴论》），刊于2008年《因明》第一辑的王森依据梵本参照藏译而汉译吉答利所造的《因真实论》，刊于2008年《因明》第二辑的韩镜清依藏文本所译胜自在慧的《正理滴点论广释》以及同期所刊汤铭钧的《法称〈正理滴论〉梵汉对照和新译》（译文包括梵汉对照本的《现量品》和《自义比量品》），刊于《因明》2009年《因明》第三辑的剧宗林依据藏文本所作《〈“释量论·成量品·首颂”广注〉翻译、疏解与评说》中的法称《释量论·成量品》的第一颂以及天主慧的注释，以及由缘宗依据甘丹寺香泽扎仓藏文本《心明学》所汉译的《藏传心明学》。又白玛旺杰所译《章嘉国师论中观》（甘肃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可以看出藏传量论中观应成派的根本特征和推理奥义。由奥地利科学院院士斯坦因凯尔勒指导的中国藏学中心郑堆研究员所作《大译师俄·洛丹喜饶传》（校注本）2004年由维也纳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拉巴平措总干事与奥地利科学院院士斯坦因凯尔勒教授共同协办并担任主编的“梵文文本系列”丛书的第一卷即关于印度量论大师吉年陀罗菩提的《〈集量论〉注释》之第一品的校定专著《〈集量论注释〉之梵文转写及校注版》（上、下两册），2007年又出版了斯坦因凯尔勒教授校定的法称《定量论》的前两品。另有宝僧由藏文汉译毛儿盖·桑木旦大师的《因明学入门》（见《般若中观因明宝鬘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使这一影响甚广的名著得为汉语系学者研习，就中看到传统量论辩经学向现代学术语境的转变。宝僧另有《汉藏对照丹珠尔所载因明部目录及简述》（《因明》第二辑，甘肃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代表了藏传量论著作目录藏汉对刊的最新进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四川色达五明佛学院索达吉堪布的汉译著作，如所译麦彭仁波切（即米滂仁波切，为近代红教派著名学者）的《〈释量论·成量品〉释》（《显密宝库》28）、《解义慧剑论颂》（《显密宝库》21）以及拉色丹毕嘉村尊者著《〈解义慧剑论〉释》（同上），乃藏传佛教红教教派量论因明学文献系统性之首译，填补了学术空白。其又译出萨迦派量论经典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的《量理宝藏论》以及近代萨迦派高僧蒋阳洛德旺波尊者（1847—1914）的《〈量理宝藏论〉释》（同上），以及中观量论著作即龙树所造、先潘囊瓦尊者著釈的《〈七十空性论〉略释》，这些译著在居士学者、有藏汉双语背景的学者以及研究生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剧宗林的《藏传佛教因明史略》（2006）、杨化群的《藏传因明学》（2009）又列在由释妙灵主编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真如·因明学丛书》中再版，这对藏传量论原典资料的提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相关的重要藏文历史著作有蒲文成所译《布顿佛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还有国外与藏传量论密切相关的佛教量论著作论文译成汉文或藏文，如由苏发祥所译澳大利亚乔治·德莱费斯所著《藏传佛教认识论中的感觉与知觉》（王尧、王启龙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六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通考印藏文献，详析量论认识论的核心问题“自明”（即“自证”），代表着“弗吉尼亚学派”的一般见解，具有较大的启迪意义。玉郎·阿旺丹增将舍尔巴茨基、杜奇等的著作译成藏文，题名曰《外国人研究因明学》（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译著。最后，词典类有姚南强主编的《因明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内立“藏传因明”专类词条，两个附录中还有“藏传因明类”著作与论文的详细所引。

（二）原典研究

基本原典研究成就较高者为杭州佛学院刚晓法师，先后出版了《正理滴点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集量论〉解说》（甘肃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释量论〉讲记Ⅰ》（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以及《〈量理宝藏论〉讲记》（甘肃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虽属讲疏性质，但对通读原文有甚佳帮助。剧宗林《藏传佛教因明史略》在中华书局再版，书中附录《〈正理滴论〉译介》于十年后再次进入学界，成为必读书之一。在网上广泛流传的见悲青增格西教授所著《释量论·成量品》的注释，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

（三）通论研究

经过多年的系统研究，总体综合藏传量论的条件已经成熟，藏族学者祁顺来的《藏传因明学通论》（青海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其博士生达哇的博士论文《藏传因明思维逻辑形式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是重要的研究成果。前书分《因明的产生与发展》、《摄类学》、《量学认识论》、《因明推理论》、《为他比量》，依于教内传承，旁通现代知识，详尽展示出藏传量论的整体框架与核心内容，资料详尽可靠，尤其强调“藏传因明实际上是藏传量论”（第44页），而“藏传量论是一种佛教哲学学说，它可以跟唯识论、中观论相提并论。”（第45页）。后一部著作以“本体论”、“认识论”、“关系论”、“推理论”为结构框架，是用比较逻辑学的方法来“探讨藏传因明思维逻辑形式，揭示藏传因明逻辑哲学内涵的论著”（第1页），在诸多义项的一一比照中，特别强调藏传量论的内在特质。

（四）专题研究

为论述方便，故设若干类专题研究子目以便综述。

1.藏传量论史方面

与前一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藏传量论史研究有两个特征：首先，是带有总结先前成果的性质，如姚南强所著《因明学说史纲要》（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一书中的《印度因明》、《藏传因明》部分，又在《二十世纪的因明研究》一编中，对法尊、杨化群、王森、林崇安、剧宗林等的藏传量论研究做了介绍，这标志着藏传量论史的古典时代与现当代的内在连接，该书的相关内容后编入沈剑英主编的《中国佛教逻辑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中，与此类似的最新研究成果是贡保扎西的《藏传因明学研究历史与现状综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藏族学者也用藏文发表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更登的《藏传佛教逻辑源流考》、吉美桑珠的《量学在藏区的传播与发展》（均见《因明》第一辑）。其次，是量论人物以及相关传承的专论，如郑堆《俄·洛丹喜饶大译师与藏传因明》（张忠义、光泉、刚晓主编《因明新论》，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桑德《简析恰巴·却吉僧格对藏传因明发展的重要贡献》（同前）、图·乌力吉等《蒙古族学者用藏文研究因明学的概况》（《因明》第一辑）、祁顺来《萨班的因明思想及其传承》（《因明》第二辑）、边桑东觉《简论恰巴曲僧大师的因明学教学的创新与贡献》（《因明》第三辑），这将是未来藏传量论研究亟待开拓的领地。

国外藏传量论研究发展史的译介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收获。其中刘宇光《西方学界的佛教论理学——知识论研究现况回顾——（上篇）专书、论文集及研究院学位论文》（见《汉语佛学评论》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最为详尽，对早期的“彼得堡学派”以及“维也纳学派”特别是北美“弗吉尼亚学派”的研究做了全面的展示，若再加上其所著《当代西方的藏传佛教哲学研究1980—2005》（见其所译《藏传佛教中观哲学·附录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所译B.K.Matilal《西方的印度佛教哲学研究撮评上下》，则英、法、德等西语关于印度量论与藏传量论的全貌得窥一般，具有极强的参考价值。杜永彬译美国唐纳德·小洛佩兹的《北美藏传佛教研究》（王尧、王启龙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七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最为真切地展示了1960年以来藏传佛教特别是藏传量论在北美的传播以及量论在北美藏传佛教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历史过程，由于小洛佩兹是“弗吉尼亚学派”的第二代“传人”，故能真正把握北美藏传量论的内核，由此明了其与“维也纳学派”在方法论上的本质不同，是一篇具有极高启示价值的文献。索珍《奥地利主要涉藏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现状分析》（《中国藏学》2007）以及李学竹《西藏贝叶经中有关因明的梵文写本及其国外的研究情况》（《中国哲学》2008年第1期），介绍了“维也纳学派”的历史、西藏地区梵文文本的发现历史以及最新的藏传量论研究之进展，特别是“维也纳学派”和中国藏学中心合作的情况。另外，贵州大学孙婷的硕士论文《佛教量论因明学的历史演变》部分章节，展示了日本现代量论的内在转变，并提供了主要的研究著作的目录。Gustav的《佛教知识论研究计划介绍》（网络文档）一文，立足台湾学界而展示国际量论走势，以为“现代学门的佛教学研究起源于欧洲，发煌于日本，开花于北美”，亦将国际藏传量论的研究脉络一语道尽。以上研究为我们展开了国际学界藏传量论研究的视野，其对未来我国的藏传量论研究不仅是在文本上更主要是在方法论上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2.藏传量论性质特点方面

在这一时期，藏传量论与汉传因明的不同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藏传量论包含内明内容也得到了学理上的阐释，祁顺来以为：“因明是量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所讲因明完全量论中的佛学成分是量论的主题，从主题引申出的比量规则，却是因明的内容，量论是佛教哲学认识论、方法论和思维逻辑形式的有机结合，把量论看做因明，那么量论中的不少内容与因明毫无关系，这就不好解释陈那、法称的量学思想。”[※注]而从印度佛教的整体背景来看藏传量论所传陈那与法称的量论学之地位，顺真将其概括为“顺承唯识、上达中观、开启密教、涵盖小乘、归宗佛陀。”[※注]

3.藏传量论的哲学阐释以及解脱道研究

这一时期关于藏传量论的哲学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和突破。顺真的《量论》（见其专著《经验与超验·中卷》，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佛教量论因明学的正智观与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见《因明新论》）、《佛教量论因明学“六因说”及其相关问题》（《因明》第一辑）、《佛教量论因明学解脱道之逻辑展开——〈释量论·成量品〉解脱道浅释》（《因明》第二辑）、《佛教量论因明学视野下的信仰解脱与哲学认识论》（《因明》第三辑）、《陈那、法称“量—现量说”与笛卡尔、布伦塔诺“悟性—知觉论”之比较研究》（《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量论因明学的理性精神与批判精神》（《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以及许为勤的《陈那、法称的现量说——暨布伦塔诺的表象论》（《因明新论》）、王翔《知识的确立——现量（直观）与比量（演绎）》（同上）、张俊祥（陈那量论因明学略说）（同上）等系列论文中，一方面阐释了陈那、法称与笛卡尔、布伦塔诺之哲学逻辑学体系的可比性进而纠正舍尔巴茨基将陈那等同于康德的错谬，同时通过文本的深切解读揭示出藏传量论的最高宗旨在于解脱道的理性实现，初步构成了一个崭新的比较认识论与逻辑学的基本框架和核心内容。倪梁康《从现象学角度看佛教因明中的遮诠问题》（鞠实儿主编《逻辑学研究》2008年第1期），秉承舍尔巴茨基“一般比较逻辑学学派”的基本见地，通过对陈那、法称“apoha”（遮诠）理论与现象学的对比，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与其说是20世纪的笛卡尔主义不如说是20世纪的新陈那主义。”

4.藏传量论“摄类学”研究

“摄类学”代表着藏传量论对印度量论的发展和深入，关涉“心类学”、“因类学”等问题，又是量论习得的入手点，并且是国际学界中“弗吉尼亚学派”教学的基础，故自然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如索果《论藏族摄类学中“批驳他宗”部分的逻辑意义》（藏文，《因明》第二辑），改码本《试论〈俱舍论颂〉对摄类学的影响》（藏文，《因明》第三辑），闹桑《结合量理宝藏论浅析摄类之心明与因明》（藏文，同前），朱立的《“恰巴传归质法和体法”细解》（汉文，同前），都对这一问题做了不同层面的阐释。

5.藏传量论的现代发展及其教学问题研究

20世纪80年代起，古老的藏传量论也开始走出寺院进入到现代教育之中，新一代的量论研究者以及研究生基本上是在这一巨大转型中成长起来的，因此，古老藏传量论的现代化就成为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自然引起最直接的思考。如万果等的《略论逻辑教学改革对因明发展的启示》（《因明》第一辑），更登的《谈因明教学中的几个疑点》（藏文，《因明》第二辑），更登·三木旦《藏传因明教学中的论证论题的特殊正理新探》（藏文，同前）等，这也将是未来藏传量论研究的一个原发领域。

6.藏传量论的独特作用与贡献

在前两期的研究中，对古典量论的特质与贡献已经基本概括出来，这一时期的进展主要是对当代藏传量论之贡献的总结与分析，古典与现代在这一问题上得到了很好的链接。如祁顺来在《略论藏传因明的特征及其逻辑意义》（《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概括道：“藏传因明不再是纯讲推理形式和辩论法则的古印度因明，也不像只研究陈那因明思想的汉传因明，它是一种富有藏民族文化特色的新兴的逻辑学说，是一种活跃在青藏高原的现实的文化现象。对这样一种新兴的具有广泛实践性和应用性的逻辑学说，我们应当很好地总结和研究，肯定它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地位，以科学发展观和开拓创新精神开辟这一新的逻辑研究领域，为进一步发扬光大因明学说作出贡献。”并将其概述为四个方面，即“运用因明辩论方式进行课堂教学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运用因明论式进行书面辩论”、“运用因明论式撰写学术论文”、“运用因明论式进行论文答辩”。

60年的藏传量论研究波澜曲折，其研究经验、研究成果是一份丰厚的遗产，特别是东西方汇通情境下的不同层次研究方法论的展示，将为未来的进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新一代的藏传量论研究者也必将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