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地理”一词的传入

中国古代并无“历史地理”一词，关于这一术语的来源，以往的研究者提出了一些认识，如吴宏岐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中提出“1909年‘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可以认为是近代中国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开端……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地理’一词在中国地学会成立不久即被正式提出。1913年1月，史礼绶《历史地理之教授》一文在《中华教育界》第2卷第1期发表。1923年1月，张其昀《历史地理学》又提出这一学科命名，此文载于《史地学报》第2 卷第2 期。随后（法）白菱汉与万洛原著、张宗文译的《历史地理学》发表在1933年1月出版《地学季刊》”[※注]。

在各种观点中，影响力最大的观点是由侯仁之教授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历史地理学”条中提出的，即“历史地理学名称在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但其内容仍未超越沿革地理的范围”[※注]。这一观点也被很多学者所遵从，如韩光辉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特点及其贡献》中重复了这一说法，即“‘历史地理’这一学科术语最早经日本传入中国是在20世纪初。首先是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将历史地理列为京师大学堂文科中外地理专业（学制三年）的必修课程。当时课程讲授的内容包括历史与地理的关系，并未超出沿革地理学的范畴”[※注]。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是侯甬坚，他在《“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附论我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转换》一文中从中日两方面的背景资料和依据入手，对侯仁之教授的观点进行了论证，认为这一名称于1901年至1904年随日本近代学制传入我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1935年3月1 日被《禹贡》杂志用作英文刊名，开始扎根于学术界。[※注]

因此，基本可以认为“历史地理”是在20世纪初从日本传入我国的。

第二节 从沿革地理学到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在传入我国之后，虽然对我国“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目前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其并未立刻导致作为学科的“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当时所谓的“历史地理学”依然还是传统的“沿革地理”，如侯仁之教授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中就提到“‘历史地理’在我国学术界也并不是一个新名词，不过在已往大家把它一直和‘沿革地理’这个名词互相混用了，以为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分别”[※注]，谭其骧和葛剑雄在《回顾与展望——中国历史地理学四十年》中进一步深化了这样的认识，即“1935年，《禹贡》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从此后《禹贡》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方法来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而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的活动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的教育部所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注]。吴宏岐也指出“总体上看来，这一时期虽然发表了不少有关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并产生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词，但这些论文多由地理学家完成，尚未有专攻历史地理的学者群出现。当时涉及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仍以沿革地理为主，许多专著仍冠以‘沿革地理’之名，如张相文的《中国地理沿革史》、刘麟生的《中国沿革地理浅说》（商务印书馆，1931年）、葛绥成的《中国边境沿革考》（中华书局，1926年）等，这说明此一时期的历史地理研究仍处在以沿革地理为主的阶段”[※注]。侯甬坚在对《禹贡》半月刊上刊发的论文进行分析后，提出“通过对这些文章的考察，发现‘历史地理’一词在半月刊中出现和使用的频率并不高”,“若与日刊《历史地理》最早的第1、2卷相比，半月刊未能开展有关历史地理研究的范畴、资料、方法、名称等问题的讨论，则是至为明显的。由此看来，在发表的文章中采用‘历史地理’一词，表明论者在思想观念上可能已有所思考，即他不完全是把眼光放在沿革地理上，而可能还注意着地理事物变化的因素、过程以及同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而形成这样的思考，其原动力一方面取决于论者个人的学识素养，另一方面则有赖于论者对现实社会学术发展的关心程度了”[※注]。

虽然，以往的研究多强调民国时期的历史地理学依然具有很强的“沿革地理”的特征，但关于从“沿革地理”向真正的“历史地理学”转型，研究者们多强调“禹贡学会”及其学人在这一转型中所发挥的作用。如史念海在《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学会》一文中指出，“可是中国历史地理这个学科名称的确定和运用，却是近五十年前的事情。推本溯源，是由禹贡学会开始的”。“三年半的经历虽甚短促，其影响实甚广远。现在中国历史地理已成显学，侧身于现代科学之列。其所以致此，颉刚先生的辛勤培植，禹贡学会与会人士的共同努力，实为转折的关键所在。”[※注]王育民在《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第一章“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中指出“禹贡学会”为后来中国历史地理学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注]朱守芬在《顾颉刚与 〈禹贡半月刊〉》一文中同样认为，30年代的《禹贡半月刊》造就了一大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杰出人才，如谭其骧、张政烺、史念海、王庸、侯仁之等，他们为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基础。[※注]丁超在《史地徘徊》中也写到，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历史地理学学术史上的这个过渡时期，“禹贡学会”的创立及《禹贡》半月刊的出版是最具影响力的事件。[※注]冯春龙先后在《试论禹贡学会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兼 〈禹贡〉 半月刊评述》[※注]与《禹贡学会及其成就》[※注]两篇文章中指出，“禹贡学会”虽成立不足四载，但是其对历史地理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通过分析《禹贡》半月刊曾发表的文章指出，其中不仅包括传统的沿革地理的研究，也出现了古代自然地理、人口地理以及现代经济地理、自然地理的研究。半月刊内容的广度与深度都远胜于传统的沿革地理的研究范畴，所以“禹贡学会”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着开创之功。姚兆奎在《“禹贡学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中也指出，“尽管就半月刊（即《禹贡》）的整个内容而言，还包括有大量史学作品与现代地理材料，和刊物的新译名——《中国历史地理》不尽相符，但它毕竟是历史和地理两门学科的融合场地，促使这两门学科由混合转化到合并逐步加强‘地理化’而形成新的学科是起到触媒作用的”[※注]。最近的研究则是张伟然的《历史与现代的对接：中国历史地理学最新研究进展》一书，他认为1934年顾颉刚与谭其骧所发起成立“禹贡学会”，出版《禹贡》半月刊，提出将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改造成现代的历史地理学，是中国第一个以研究历史地理为宗旨的学会；并认为1935年《禹贡》半月刊的英文译名由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 订正为ChineseHistorical Geography 是一个标志性的变化。[※注]

而关于从“沿革地理”向真正的“历史地理学”转型，以往的研究多强调侯仁之教授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即侯仁之教授发表的《“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以及在《历史地理学刍议》中对历史地理学学科性质和定义的分析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如谭其骧和葛剑雄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历史地理学四十年》一文直接指出，“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其中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利”[※注]。类似的还有历史地理研究室集体讨论、史为乐执笔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1949—1984）》[※注]、杜瑜的《建国以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注]等。

吴宏岐则进一步指出，“虽然早在1913年中国地学界就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1934年创办的《禹贡》半月刊也采用了‘中国历史地理’这一外文译名，但受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本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地理研究仍以沿革地理为主，以至1950年教育部所规定的大学历史系选修课目中，还列为‘中国沿革地理’。曾留学英国的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在《新建设》1950年第11 期上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率先在国内对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以及后来发表的《关于历史地理学的若干问题》和《历史地理学刍议》诸文中，侯仁之教授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侯仁之教授的系列论文，系统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现实意义，尽管在当时学术界仍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他的观点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这种认识上的飞跃，将中国历史地理学带进了现代发展阶段”[※注]，也即认为通过侯仁之教授的努力，沿革地理才真正向历史地理学转型。

总体而言，虽然《禹贡》的半月刊英文译名改为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国历史地理），且标志着对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之间差异的某些模糊认知，但这些并没有对传统的研究产生太大的影响[※注]，“沿革地理”依然被等同于“历史地理”，而“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真正转型是经由在英国受到正规历史地理学训练的侯仁之教授回国后的推动才开始的。当然，这种转型，此后依然较慢。

第三节 “禹贡学会”地位的塑造

如前文所述，在对我国“历史地理学”学科发展的传统叙述中，通常将《禹贡》半月刊置于特殊的地位。虽然这种认知从后来发展的角度来看是没有问题的，即后来导致“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真正转型的，以及在后来历史地理学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作用的学者绝大部分或来源于“禹贡学会”，或是“禹贡学会”成员的传人，但如果将“禹贡学会”以及《禹贡》杂志放置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审视，那么就会对这一传统叙述提出稍有不同的解释。

从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历史学学术专业期刊产生的时间大致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当时将史、地二学并列看待，因此这一时期的期刊往往“史地不分”，其中创办时间较早的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创办的《史地丛刊》、东南大学史地研究会于1921年创办的《史地学报》、中国史地学会1926年创办的《史学与地学》等。到20年代末，随着史学与地学逐渐独立，这类期刊的数量才逐渐减少。不仅如此，在民国时期，开设“沿革地理”“历史地理”的学校也存在一定数量，而课程的开设也代表了这些学校存在进行历史地理（沿革地理）研究的学者，甚至群体。[※注]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刊物和参与这些研究团体的学者发表的论文，与《禹贡》及其学人发表的论文并无本质的区别，比如以往研究中关注较多的《史地学报》和“史地学派”。彭明辉在《历史地理学与中国现代史学》一书中，提出了“史地学派”与“禹贡学派”的说法，并且分析了“史地学派”对于历史地理学，尤其是在将历史地理学思想引入和史地教育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注]韩光辉在《张其昀及其历史地理学贡献》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史地学派”代表人物张其昀在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领域做出的贡献，从这一介绍来看，张其昀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甚至这一理解在30年代超越于“禹贡学会”的普通成员之上。[※注]范今朝在《“史地学派”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一文中，以张其昀为主要对象分析了“史地学派”对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影响，认为在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个历史地理学的“史地学派”，该派以张其昀先生为核心，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创建与学术研究方面卓有建树。[※注]

不仅如此，正如一些学者所论述的，无论是“禹贡学会”还是当时其他学术团队的成员，大部分都是将地理学（绝大部分是沿革地理）作为研究历史的工具，这点与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是一致的。在中国的传统学术中，地理属于史学，研究历史者必然要研究或者至少懂得“地理”，由此“地理”也成为传统史学的“四把钥匙”之一。众所周知，顾颉刚创办“禹贡学会”的初衷就是服务于其对上古史的研究。正是由于这一主旨，因此“禹贡学会”的大部分成员此后也并未成为历史地理学家，或者至少并不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为主要特长，而主要从事历史学的研究，他们虽然对“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可能做出过贡献，但没有对后来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发挥太大的作用。这方面的典型人物，如童书业，虽然其撰写的《中国疆域沿革史略》等论著可以归入“历史地理学”，但其主要研究方向并不是历史地理学，通常也不被作为典型的历史地理学家，且对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发展没有做出过实质性的贡献。

因此，如果从“禹贡学会”以及《禹贡》半月刊所在的时代来看，除了其强调但并未真正理解和实现的“Historical Geography”（历史地理）之外，这一学术组织和刊物所刊载的论文在当时并无特殊之处。当然，这并不是对“禹贡学会”及其成员的苛责，因为这是由当时中国学术所处的大背景所决定的。

正如上文所述，“沿革地理”向真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的转型，以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建立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而在这一转型和构建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基本都来源于“禹贡学会”的成员，其中起到最大作用的当属侯仁之教授、谭其骧教授和史念海教授：侯仁之教授对“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的讨论，以及其在从“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转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历史学界、地理学界，甚至在这两者之外都产生了巨大、广泛而持续的影响；史念海教授对西北地区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以及取得的丰硕成果。而这三位学者在当时从历史地理角度入手对现实问题的关怀，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不仅如此，此后历史地理学界的大部分研究者都出自这三位学者的门下，至今依然如此。而这三位学者之所以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都与早年参加“禹贡学会”的活动存在密切的联系，或者至少他们自身在此后都一再强调这一背景，因此在他们以及后来学者在追溯学术传承的时候，必然会提及“禹贡学会”。由此，在后来对学术发展的叙述中，“禹贡学会”及其刊物也就被凸显出来。

总而言之，在我国“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及其发展的叙述中，强调“禹贡学会”及其刊物作用，从后来结果来看，这一叙述并无错误，但却忽略了“禹贡学会”及其刊物在当时时代中并不是特立独行的，之所以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实际上与“禹贡学会”的成员侯仁之教授、谭其骧教授和史念海教授后来的际遇密不可分。如果侯仁之教授当初没有前往英国学习历史地理学、如果没有《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可能目前历史地理学的面貌会迥然不同，而对学术史也会有着完全不同的叙述方式。[※注]

正是由于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诞生于传统的“沿革地理”，因此无论是其研究内容还是研究者都与历史学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由此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造成了根本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