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古代城市的分布

历史时期城市空间分布的变化也是以往城市历史地理所关注的问题，不过在研究时段上主要集中在汉末至唐代，基本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荡局面以及长期以来对南方的开发造成了全国城市空间格局的根本性变化。如顾朝林提出“魏晋南北朝全国共新设县城近220个”[※注]，并依据《中国历史地图集》，认为“中唐时期我国县城分布与东汉时期比较，很明显，这一时期黄淮海河流域县城废弃甚多，县城总数仅及东汉时的一半，所占全国城市比重，也由东汉时的1/2强，下降到1/5；而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地区则发展很快，县城数增加了一倍以上，约占全国县城总数一半左右”。[※注]李孝聪则进一步提出“这一时期城市真正得到较大发展的是在南方。据不完全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共新设县城近220个，其中以现今四川、湖北、广东三省所在地区数量上分别为前三名，长江下游三吴地区由于人口大量迁入，城市渐成规模。而北方，除黄河中下游及渭河、济水沿岸新增州县而建造城市之外，总的城市数目并没有显著增减”[※注]。陈正祥用中国“等城线”图表现了不同年龄城市分布的地理状况，其中“年龄介于2000—3000年的城，分布偏集北方”,“年龄介乎1000—2000年的城，分布比较散漫”[※注]，虽然其时段的划分与本书所讨论的时段存在差异，但也大致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地域分布上的变化，基本与顾朝林和李孝聪的观点一致。

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注]主要是以《古今图书集成》所记载的城址资料为基础，用统计计量方法进行的研究，即“通过这些材料，重新构拟出这些城址移动的路线，并在此基础上推断历史上的我群在后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动向”[※注]。其将1644年之前的发展分为8个时段，其中阶段D（265—617）与阶段E（618—959）的前期与顾朝林、李孝聪和陈正祥研究的时段大致吻合，但根据李济的分析统计，与之前的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筑城活动，在范围上并没有显著的扩大。结论上的这种差异可能一方面主要来源于统计数据的差异，另一方面可能李济统计的是筑城活动，而顾朝林和李孝聪等统计的是行政治所城市的兴废，两者虽然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并不完全一致。

成一农在《空间与形态——三至七世纪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注]中基于对史料的梳理，利用GIS复原了3—7世纪城市空间部分的动态过程，提出这一时期新设的城址数量高达818座，此外城址发生迁移的达191座，两者相加总数在1000座左右，因此可以认为唐代中期大部分城市已经不再使用东汉时期的城址。此外，新建和迁建的县城并没有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主要集中在今天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两汉时期城市集中的区域，因此可以认为虽然这一时期北方地区废弃了大量城市，但同时新建和迁建了大量城市。

此外，还存在一些单一地域的研究，如王德权《从“汉县”到“唐县”——三至八世纪河北县治体系变动的考察》[※注]一文，对3—8世纪河北地区县治废弃、兴建以及地理空间的变动进行了分析，认为“分析天宝十二载县治来源，其中西汉县39，比例为25%。天宝县治主体为隋治，约三分之一弱，唐治25，合计只有不到30%天宝县治是来源自三国（含）以前的县治，说明天宝县治已与北魏（含）以前有着结构上的差异”。此后作者以唐代天宝十二载（753）的政区为界，将河北地区分为6个次地理单元，详细分析了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的废置过程、地理分布上的差异以及原因。作者又分析了县治变动的模式、变动的地理特征（包括海拔高度、县治之间的距离等），并归纳了县治变动的地理趋势，即“增加的部分主要是50—100米间的冲积扇底部”、县治之间的距离趋于合理化等。[※注]此外作者还提出“汉唐间城市体系变动的趋势，一方面是汉文明的南向发展与城市增筑，而华北城市群在同一时期进行内部空间体系的重新整合”。

在关于其他时段城市空间分布的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是何一民等著《清代城市空间分布研究》[※注]一书，该书经过分析认为清代十八行省的城市分布有如下基本特征“第一，清代十八行省城市分布是对中国两千余年农业文明地区传统城市部分的继承、延续与发展”,“第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对清代城市的分布影响深远”,“第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清代中后期人口的迅速膨胀且分布不平衡，对十八行省城市的分布也有着重要影响”,“第四，伴随着西方殖民入侵、晚清工商业以及晚清交通的发展，清代十八行省的城市分布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城市分布局限，近现代中国城市分布体系的雏形开始出现”；而边疆地区的城市分布则受到清朝统一以及开埠通商的强烈影响。

此外，关于整个历史时期城址空间分布的变化，上文提及的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第三章主要通过城址分布的变化来分析“我群”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动向，即用城址的空间分布作为资料来研究其他问题；而陈正祥和何一民则只是对城址分布的空间变化进行了复原，何一民在复原之后还提出了历史时期城市空间分布的特点和原因。

二 城市规模与城市的行政等级

“城市规模”是现代城市地理学的概念，包括人口规模、用地规模、职能和经济规模、基础设施规模等，其中实际研究中使用较多的是城市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有些学者将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当中，当前对于中国古代城市规模的定义主要存在三种形式。

第一，城市人口。施坚雅在《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一文中，将人口作为划分城市规模的标准，并以此为基础来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化的问题。[※注]但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施坚雅用于分析的城市人口数字缺乏依据[※注]，这影响了其结论的可信性。总体来看，虽然施坚雅以人口作为城市规模的指标，使得现代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更容易应用于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中，但由于中国古代城市人口的资料极为缺乏，由此使得这种方法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

第二，占地面积。章生道在《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一文中，根据近代测绘地图测量了19世纪90年代中国都城、各省省会，以及1910年11省的部分府城、县城的城内平均面积。并以此为基础认为“首府城市的城内面积与行政层级之间的关系下伸到了府、县两级。在11个省的每一个省中，抽测的府城平均面积显然比县城平均面积要大”。章生道对这一现象又进行了解释，认为“行政城市的等级愈高，规划者把最初城垣的面积设计得就愈大。高等级的城市被建造得很大，部分原因也许是出于对防御能力的关注，但是，更多的考虑很可能是预期城市的自然发展会产生府城人口比州城人口多，州城人口比县城人口多的结果”[※注]。显然他认为城市规模受制于城市的行政等级。

第三，也是现在中国古代城市研究中运用的最为普遍的城市规模的定义，即城墙的周长。与城市人口和城市占地面积相比，无论是考古，还是古代的文献资料对于城市周长的记载都较为详细。资料的易获性，使得城市周长成为当前古代城市规模研究中最常用的指标，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如周长山认为汉代的地方城市“一般来说，普通县城的城郭周长为1000—3000米；郡治所在的县城规模要稍大一些，3000—5000米”[※注]；斯波义信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一书中对宋代城市的行政等级与城市周长进行了分析[※注]；关于辽金城址，李健才认为“辽金州县可分大、中、小三种类型。辽、金的京城较大……一般府和属于节镇和州城，其城址的周长除个别外，一般均在8—10里之间……辽代的观察州和金代的防御州，是仅次于节镇的州城，其周长一般为4—6里”[※注]；王永祥、王宏北所列的对应关系更加细致“京城以上的古城，周长在15华里以上；8—10华里古城，为路所在地的州城或府城一级的城；5—7华里古城，为观察一级的州城，或府城一级的城；3.5—5华里古城，为县级或猛安一级的城；2—3.5华里古城，为谋克一级的城；0.8—1.5华里古城，为边堡及戍守一级的城”[※注]。

总体看来，在上述三种中国古代城市规模的定义中，施坚雅的定义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在研究中很少采用；以城市面积和城墙周长作为城市规模的衡量标准，都体现了城市的占地规模，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因此在实际研究中应用得较多。从研究视角来看，以城市面积和城墙周长为标准的研究基本上都将城市规模与城市行政等级联系起来，显然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陈正祥则进一步明确提出这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即“地方行政的等级，显然左右城的规模。国都之城概较省城为大，省城概较府、州城为大，而府、州之城又较县、厅城为大”[※注]；而马正林提出了更为绝对的观点，认为从汉代以后“中国城市的规模和分级已经趋于定型，即首都最大，省、府州、县依次减小，下一级城市超越上一级城市规模的状况几乎是没有的，除非城市的地位升格，城市的规模才会随之升格”[※注]，也就是说城市的行政等级决定了城市规模。

但是在这些研究中既没有对城市行政等级决定城市规模的原因，也没有对城市行政等级与城市规模之间相关性的强弱进行论述，也就说上述的两种认识都是主观的。目前通过统计学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城市规模与城市行政等级之间的相关性非常低，而且由于同级城市之间规模差异巨大，无论是用城市平均规模还是用占优势的城市规模来代表某一级城市的普遍规模都是不合理的。且任何历史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都是极为复杂的，仅仅强调中国古代城市的行政职能使得城市行政等级决定了城市规模，显然是将复杂问题过于简单化地进行了处理；而且中国古代城市的行政职能占据主导本身就是一个不严谨的说法。且即使上述论述成立，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城市的行政等级呢？”由此行政等级也不是决定城市规模的最终原因。[※注]此外，路伟东对晚清甘肃城市行政等级与以城市人口为代表的城市规模的分析也证明，城市规模与城市的行政等级之间没有密切的关系。[※注]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行政等级是影响城市规模的要素之一，但正如鲁西奇所说，“一个治所城郭的规模、形制，除了受行政等级的影响外，还受到历史、微观地形地貌、交通、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商业发展乃至风水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注]。

推荐书目

侯仁之教授的《北平历史地理》是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的开山之作；李孝聪的《历史城市地理》《论唐代后期华北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和演化》《公元十至十二世纪华北平原交通与城市地理的研究》《唐、宋运河城市城址选择和形态的研究》、鲁西奇的《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以及钟翀的《宋代以来常州城中的“厢”——城市厢坊制的平面格局及演变研究之一叶》则是当前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中城市选址、城市形态的复原以及区域与城市之间关系的研究方法的集中体现；成一农的《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研究方法的反思》则是对地方城市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提出的设想；杨宽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虽然其中的一些结论已经过时，但其勾勒的中国古代都城形态的发展框架至今依然具有影响力，而成一农的《历史不一定是发展史——中国古代都城形态史的解构》则对这一框架的认知逻辑基础提出了挑战。

侯仁之：《北平历史地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

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李孝聪：《公元十至十二世纪华北平原交通与城市地理的研究》,《历史地理》第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李孝聪：《论唐代后期华北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和演化》,《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李孝聪：《唐、宋运河城市城址选择和形态的研究》,《环境变迁研究》第四辑，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页。

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中华书局2011年版。

钟翀：《宋代以来常州城中的“厢”——城市厢坊制的平面格局及演变研究之一叶》,《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成一农：《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研究方法的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1期。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成一农：《历史不一定是发展史——中国古代都城形态史的解构》,《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