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历史军事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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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2019 \ 第二篇 历史人文地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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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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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史念海教授不是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开创者,但不可否认他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发表了大量关于历史军事地理的论文,如《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注]。总体而言,除了一些明代卫所、九边的研究之外,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中缺乏从地理角度来解释军事事件、军事措施和军事方针和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这方面少有的代表作当属程龙的《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注]和《北宋粮食筹措与边防:以华北战区为例》[※注]两书。 |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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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地理 堡寨 论著 研究成果 地理 学者 学术研究 历史地理 战区 财政体制 军事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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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历史军事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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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史念海教授不是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开创者,但不可否认他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发表了大量关于历史军事地理的论文,如《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注],以及收录在《河山集》三集中的《陕西省在我国历史上的战略地位》《陕西北部的地理特点和在历史上的军事价值》《关中的历史军事地理》《秦岭巴山间在历史上的军事活动及其战地》等论文。
当前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军事事件发生的地点以及发生的空间过程的复原,典型的研究如对垓下之战[※注]、赤壁之战[※注]地点的研究;对刘邦进出汉中的路线以及对战争过程的复原等[※注];此外还有对某些重要军事要地的地理位置及其历史变迁和军事价值的研究,如潼关[※注]、函谷关[※注]和太行八陉[※注]等[※注]。
在军事地理研究中,关于长城的研究最为长盛不衰,且也是在民众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近代以来,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关于长城的学术研究开始出现。1933年长城抗战之后,长城研究进入了第一个高潮,很多学者参与到长城研究之中,不过发表的论著主要以普及知识为主,真正的研究性论著并不是很多。这一时期主要的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两本杂志——《地学报》和《禹贡》中。其中张维华先后在《禹贡》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后来汇集成《中国长城建置考》[※注]。除了张维华的论著外,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论著有寿鹏飞的《历代长城考》[※注]、王国良的《中国长城沿革考》[※注]以及王国维的《金界壕考》。此外在当时的西北考察热潮中,一批学者对西北地区的长城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如黄文弼1930年在罗布泊发现了汉代烽火台;夏鼐、向达等也先后考察了汉代长城,重点考察了玉门关和阳关遗址,向达撰写了《两关杂考》[※注]等论文。
1949—1979年,长城研究的热潮逐渐减弱,除了一些零散的考察报告之外,基本没有重要的研究论著问世。[※注]1979年,由文化部文物局召开了中国第一次“长城保护和研究工作座谈会”,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之后,长城研究进入了第二个高潮。这一时期国家文物局对长城考察和研究十分重视,组织古代长城经过的省市对长城进行了大规模普查,同时对开展群众性的长城调查和研究给以大力支持,各级政府和文物主管、研究单位也都给予重视及经费方面的支持,许多文研单位也把长城研究和调查作为自己的工作任务,组织人员进行研究和考察或派员对群众学术团体的工作进行指导,考古、军事、经济、历史、地理、文化等各学科的学者也被吸引参加。形成了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下,专业人员与群众社团相结合,吸引多学科的学者参加长城研究的局面。长城沿线各省的文物部门根据实地调查大都提交了调查报告,以这些报告为基础,出版了《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注]。
1984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口号之后,中国出现了空前的长城热,很多知名学者,如史念海教授[※注]、陈守忠[※注]等都发表了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以罗哲文、成大林、高旺、冯永谦等为代表的学者出版了大量学术研究著作和画册。最为重要的就是出版了《长城百科全书》[※注],这本百科全书基本上是对当时研究成果的总结。但是自1996年以后,长城学术研究逐渐冷寂,甚至在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如将南阳盆地周围山区清代以来修建的堡寨认定为楚方城。[※注]
进入21世纪之后,长城的保护、研究和管理现状引起国内外各界的极大关注,但在研究方面则没有取得太大的突破,虽然于2016年出版了《中国长城志》[※注],但各卷水平参差不齐,只能看成对以往乏善可陈的研究的总结。
总体来看,对于长城的研究长期停滞在对其位置和修建年代的考订上,缺乏从历史和地理角度进行的解释性研究。由于在各朝各代长城的修建、维护和防御都是长期和浩大的工程,因此除了军事之外,还涉及财政、人口迁移、民族融合等问题,由此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
与长城相关的一个得到广泛关注的军事历史地理的研究主题就是明代的九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众多[※注],且其中一些研究将九边的地理问题与明代边防的粮食供应、环境变化、行政区划等联系起来,如李大海的《明代九边延绥巡抚始设与辖区新探》[※注]、赵毅等的《九边防卫与明帝国的财政体制变迁——以九边军费为探讨中心》[※注]。
此外,堡寨以及明代的卫所也是历史军事地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方面历史地理领域的研究多注重堡寨和卫所的空间分布、功能和形态的演变,如程龙的《论北宋西北堡寨的军事功能》[※注]、郝文军的《明清时期晋东南堡寨聚落地理研究》[※注]、赵毅等的《九边防卫与明帝国的财政体制变迁——以九边军费为探讨中心》[※注]、孙昌麒麟的《江南沿海卫所城市平面形态比较及分类探析——基于旧日军大比例尺实测图的考察》[※注]、何一民的《明代卫所军城的修筑、空间分布与意义》[※注]等[※注]。
总体而言,除了一些明代卫所、九边的研究之外,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中缺乏从地理角度来解释军事事件、军事措施和军事方针和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这方面少有的代表作当属程龙的《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注]和《北宋粮食筹措与边防:以华北战区为例》[※注]两书。这两部军事地理著作主要从地理环境入手,分析北宋在西北和华北采取的军事措施和粮草的筹集、运输以及战争补给等问题,且由此造成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以及对整体战略的影响。辛德勇教授在《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研究》序言中称“程龙博士的研究范围、视角和方法,已经彻底超越了传统研究领域的限制,充分体现了中国历史军事地理研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从这一意义上讲,也代表了这一分支学科在当今的最高水平”[※注],这是相当中肯的评价[※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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