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早在民国时期，就出现了对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研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注]，但对后来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研究产生巨大影响以及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研究当属竺可桢在1972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注]。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认为由于不同历史时期遗存下来的材料存在差异，因此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研究也应当相应地存在差异，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考古时期（约公元前3000年至前1100年）、物候时期（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1400年）、方志时期（公元1400年至1900年）以及之后的仪器观测时期；且该文基于不同时期的材料，对5000年来气候的变化趋势、规律等进行了分析。1982年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中的气候一节[※注]，主要基于竺可桢的这篇论文以及其他研究，虽然在具体结论上与竺可桢的存在差异，但在研究方法以及材料的使用上与竺可桢的基本一致。

此后，随着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对于数据的发掘成为研究重点之一。在技术手段尚未取得重要进步的初期，历史地理学者和地理学者着重发掘和使用的是文献中的材料，且这些资料集至今也被历史地理学者和地理学者所使用。如从20世纪50年代，一些省区就开始编纂自然灾害史料汇编[※注]；到70年代，中央气象局和各省市气象局组织研究力量以地方志为主要文献汇编气象灾害资料[※注]。

80年代后期以后，相关历史文献的整理进一步展开。如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对明初以前的历史文献资料进行了搜集整理工作，摘抄历史气候记录约3万条，并进行了相关的考订工作；中科院地理所对清代和民国时期的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抄录整理。最主要的工作有：“（1）在中央气象局的主持下，气候工作者们进行了全国性协作，系统地整编了以地方志为主要来源的我国近500多年的旱涝记载。（2）各省气象局在500年旱涝记载基础上，对有关资料进行了补充，整理了各省的历史气候记载。（3）系统地整编了我国4个地区的《晴雨录》。（4）系统地整理和摘录了中国古代文献。（5）整理了我国100个地区近500年的受灾县次记录。（6）系统地整理和摘录了我国的清代档案（雨雪分寸、农业收成、粮价等）和民国档案、报纸。（7）整理了一系列的明清日记。（8）摘录了我国历史时期降尘记载等。”[※注]而目前已经出版的最完整、最系统的历史气候数据集则是《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注]，搜集相关记录22万多条。

还出版了一些图集，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注]，此外还有《中国西北地区近500年旱涝分布图集》[※注]等。

随着文献材料的发掘、整理和汇编，一些学者开始考虑文献资料的缺陷以及使用方式。如牟重行的《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注]一书，他认为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由于时代条件限制在分析使用历史文献中存在不少缺陷和问题，主要问题有：对文献误解或疏忽；所据史料缺乏普遍指示意义；推论勉强等。并认为由于选择的气候证据本身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其勾勒的中国年温度变化轮廓大体上难以成立。其指出的问题中第一点是任何研究都无法避免的，而第三点涉及逻辑和方法，就文献的使用而言，关键在于第二点，简言之，即某一区域的物候资料或者方志资料无法代表更为广大的区域甚至全国的情况，而且也无法证明其在时段上的普遍代表性。

蓝勇在《采用物候学研究历史气候方法问题的讨论——答 〈再论唐代长江上游地区的荔枝分布北界及其与气温波动的关系〉 一文》中也对利用古代文献研究气候变化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即“从这个角度讲，我对历史地理学界以前的历史气候研究均持一种审慎怀疑的态度，这自然包括对我本人以往的研究的怀疑了。看来，自然规律的体现往往多是长时段的，这一两年的冷暖与那几年的冷暖，可能仅是一种气候正常值变化。所以，历史气候的研究一定要有长时段的宏观视角。要利用长时段角度来研究历史气候，自然必须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才能解决一些历史气候问题，如利用树木年轮、地衣测量、盐湖沉积、植物孢粉、地层岩芯、冰芯、冰雪线等变化综合研究来分析历史气候。所以，我认为以后在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中文献研究只能作为这些研究的补充和印证，而不能像今天技术结论作为文献研究的补充和印证”[※注]。

葛全胜和张丕远的《历史文献中气候信息的评价》一文“对我国史料中所载气候信息进行了评价。结论是：①对于史料所载的某一气候事件，我们将其状态分辨取越细，所获取的信息越少；②在分析过程中，对误差要求低些，所获取的信息反而高些；③就已记录的气候事件而言，官方组织的记载所提供的气候信息最多，私人笔札次之，方志类书最次”[※注]。

满志敏的《历史旱涝灾害资料分布问题的研究》[※注]一文指出，从史料的时间分布来看，存在资料随时间指数性增长，以及资料数量有明显波动的特点；从地域分布来看，也存在地区分布不均的特点。政治中心和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留下的资料通常较多，而偏远、落后以及非文化中心留下的资料较少，因此在研究中应当尽量消除资料分布上的这种差异。

在以往的一些研究中，确实不太注意资料分布的偏差或者没有对这种偏差进行纠正，如龚胜生等的《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地理研究》[※注]一文，其结论是先秦两汉时期疫灾频度为5.74%。其中春秋战国为1.64%；西汉为7.33%；东汉为15.90%；公元前2世纪为4%，公元前1世纪为9%，公元1世纪为12%，公元2世纪为15%。疫灾发生的季节除秋季较少外，春、夏、冬季的概率差不多。在周期性规律上，该时期经历了两个大的疫灾稀少期和三个大的疫灾频繁期。在空间分布上，疫灾分布与人口分布有高度相关性，总体来说，先秦两汉时期的疫灾是北方甚于南方，但随着时间推移，南方疫灾比重不断提高，反映了南方人口与经济的发展。作者的这一结论确实是依据现存文献得出的，但在中国古代，尤其是秦汉时期，历史数据的缺失，历史资料遗存的偶然性，不同区域间史料保存情况的差异，以及不同人对史料中数据的定义、理解等都会对统计样本产生影响，尤其是在样本量很小的情况下，“偶然性”的数据往往会对统计分析的结果产生极大的影响。该文作者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点，而且从行文中也可以看出之前也有学者对于这一研究中统计数据的可靠性提出了疑问，作者虽然也进行了反驳，但仍不能圆满回答这些疑问。史料留存的不平衡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需要我们正视的问题，如果仅仅只使用现存史料来进行计量分析，而弃史料本身存在的问题于不顾的话，反而会使得计量方法受到质疑。

杨煜达《清代档案中气象资料的系统偏差及检验方法研究——以云南为中心》[※注]一文提出，在一个系统的档案史料中，有可能存在系统偏差，因此需要校正。并通过将葛全胜、张丕远在《历史文献中气候信息的评价》中提出的方法作为“理证法”，结合基于其他材料的“对证法”以及以资料自身为基础的“本证法”分析了清代云南的气候档案材料，认为其中存在系统性偏差，并对系统性偏差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对理证法、对证法和本证法的优缺点进行了分析，即“理证法由于对单条史料的价值判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成为所有检验的基础工作……对于对证法来说，保证对应资料不是选精拔萃而是有完整性和一定的长度是非常重要的。而所谓的本证法则是通过比较同一系统内部不同时期的内容和数量的变化来讨论系统本身可能的变化。这几种方法互相补充，对这些检验方法的综合使用可以较好地发现单一资料系统内部可能存在的系统偏差问题”。

杨煜达等人撰写的《近三十年来中国历史气候研究方法的进展——以文献资料为中心》[※注]，作者首先对近三十年来历史气候研究中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资料中存在问题的甄别和处理，温度序列、干湿序列的重建及其他相关历史气候研究领域中研究方法的进展做了回顾总结。然后讨论了研究中史料和方法之间的关系，提出研究方法的进步主要体现在更有效地提取和利用历史文献中的有效信息，尽量减少重建过程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同时一定的方法总是适用于一定的资料，并认为新资料的继续开拓和研究方法的发展完善将进一步推动研究的进步。

满志敏《我的中国历史气候变化研究之路》[※注]指出“从目前研究状况来看，无论是资料发掘和处理手段都有大量工作要做。这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其一，信息辨析和校正。文献中的历史气候资料，大部分是记录的事件，是一种代用资料。这些事件本身不是气候学定义上的气候统计值，需要寻找和证明代用资料与气候统计现象之间的关系。其二，发掘新的资料序列。历史气候研究重要的研究工作是建立气候要素变化的事件过程，气候序列可以从许多方面来描述，除了冷暖干湿等比较常见的内容外，还有其他内容。其三，提高序列的分辨率和气候要素的空间分辨率。许多气候要素和现象在空间上有很大的差异性，如何描述这些空间分布特征，可能比建立一些时间序列更困难，也更有挑战意义”。

总体而言，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研究中，对于文献材料的处理和使用，已经从早期的定性逐渐转向定量分析，且已经意识到在使用文献时，需要尽量消除文献记载上的各种主观或者客观的误差。

在使用文献材料的同时，地理学者还开始大量使用孢粉分析、湖波沉积物等技术手段来重建历史时期的气候，这方面的成果日益增加，如李贶家等的《豫北平原全新世孢粉记录气候变化与古文化演替》[※注]、李育和王乃昂等的《石羊河流域全新世孢粉记录及其对气候系统响应争论的启示》[※注]。不过由此也出现了技术手段得出的结论与通过历史文献分析得出的结论不符的情况，这方面典型就是在著名期刊Nature刊发的德国科学家小组的论文，这篇论文通过对湖泊沉积物分析发现700—900年间夏季风减弱由此导致了长期的干旱，并由此使得中国唐朝灭亡；而中国学者张德二在Nature上发文认为这一结论与通过文献认定的结果不符，在公元700—900年间，中国仍呈现干时段与湿时段相互交替出现的特点，而不是总体趋向于干旱。其中，公元711—770年、811—1050年是湿期，公元771—810年是干期，因此唐朝灭亡前的最后30年正处于多雨期而不是干旱期。[※注]由于Nature刊发的德国科学家小组的论文使用的是“代用指标”，因此对于代用指标的合理性、解释性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注]虽然Nature刊发的德国科学家小组的论文可能确实存在问题，但我们不能否认孢粉分析、湖波沉积物等技术手段的价值，以及文献材料自身存在的各种不确定性，虽然正如前文所述，研究者正在通过各种手段尽量消除这种不确定性。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技术手段的使用者大多为地理学者，即现代的地理学研究者在使用文献数据的同时，早已开始结合现代技术手段来研究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而采用这一技术手段的历史地理学者数量依然很少，在这方面历史地理学者已经大为落后。这是一个需要正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否则长此以往，历史地理学者在这一领域将会逐渐失去发言权。

随着研究成果的积累，历史气候变迁的研究开始与历史学相结合，试图用气候变化来解释一些历史事件，甚至历史的演进。上文提到的Nature上刊发的论文就是典型代表。此外，在历史学界具有影响力的还有公元3—6世纪的寒冷期导致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由此造成的中国的“五胡乱华”和长期的分裂。值得注意的是，这方面的论文大部分是由非历史学和非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者撰写的，其中大部分研究是简单的相关性分析或者简单的因果式的讨论，上面所举的唐代后期的干旱导致唐朝的灭亡，以及3—6世纪的寒冷期导致中国的长期分裂即是典型，类似的研究还有王铮的《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兼论人地关系》[※注]等。

但这样简单的因果关系或者只是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相关性结论的研究已经开始受到了质疑，如方修琦等在《冷暖—丰歉—饥荒—农民起义：基于粮食安全的历史气候变化影响在中国社会系统中的传递》[※注]一文“选取中国过去2000年（210BC—1910AD，对应西汉至清朝）30年分辨率的温度距平，以及10年分辨率的粮食丰歉等级、饥荒指数和农民起义频次等重建序列，统计分析冷暖变化的影响在生产子系统、人口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中传递的差异。结果显示：（1）30年时间单元的冷暖变化与粮食丰歉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0.338,P＜0.01）、与饥荒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0.301,P ＜0.05），与农民起义呈显著负相关（-0.277,P＜0.05），而饥荒轻重与粮食丰歉、农民起义频次之间的统计相关性很低。（2）30年暖单元中多出现粮食丰收或常年的年代（86.5%），对应着中度和轻度饥荒的年代较多（76%），发生农民起义的年代数占33.3%; 30年冷单元中多粮食歉收和常年的年代（70.7%），对应着中度和重度饥荒的年代较多（77.6%），同时有51.7%的年代发生了农民起义。（3）23条主要的可能影响传递路径中有13条以‘冷’为起点（其中7条传递到农民起义）,10条以‘暖’为起点（只有3条传递到农民起义），其中具有气候意义的影响传递路径包括：冷→歉收→重度饥荒→多起义、冷→歉收→中度饥荒→多起义、暖→丰收→轻度饥荒→无起义、暖→丰收→中度饥荒→无起义、暖→常年→轻度饥荒→无起义、暖→常年→中度饥荒→无起义等。（4）冷暖变化影响的传递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其中饥荒是受人类社会调节空间最大的环节，随着社会层次的提升，冷暖变化的影响由直接变为间接且逐级衰减；冷时段中（100%）有10.4%的年代出现多起农民起义，可能与气候变化影响有关；暖时段中（100%）有47.9%的年代无农民起义出现，可能与气候变化影响有关”，即强调面对气候变化时人的响应机制。而在《粮食安全视角下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影响与响应的过程与机理》一文中，方修琦等更是指出“气候变化影响的驱动—响应关系不能归结为简单的因果关系，诸如耕地、人口、政策、外来势力都会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起着放大或抑制的作用”[※注]。不过，这样的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刚刚开始，在方法上还存在极大的欠缺，至少从表面上看只是将以往简单的因果推演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