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以往历史气候变化研究的驱动力在于对数据的发掘、对于数据的纠偏以及对数据的整理、加工和分析，属于“复原”的范畴，不过从历史气候变化研究之初，就开始试图将“复原”的结果与一些历史问题关联起来，试图用气候变化来解释一些历史现象，而解释的方式直至今日绝大部分属于因果关系的分析，如上文所举的用唐代后期的气候变化来解释唐朝的灭亡。

有些学者对以往因果关系的分析，在方法层面上进行了总结，典型的如裴卿的《历史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实证研究评述》[※注]，其提出“讨论因果关系的研究，不能简单和盲目地建立因果关系，为了确保因果关系的科学性和严谨性，现有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遵循5个标准去系统地探索这个机制：1）该种关系能被合理地解释；2）变量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3）原因变量和结果存在一致性；4）原因先于结果发生；5）原因变量的使用有强预测”。虽然其否定了简单的“因果关系”，但其提出确立科学、严谨的“因果关系”的5个标准也是存在问题的，其中第4个标准是时间方面的，在目前的主流认识论中是成立的，但已经受到了量子物理学的挑战，而且即使成立，其自身并不具有说服力。第2、3、5的标准实际上属于统计学层面的，统计学的分析得出的只能是现象上存在某种关联，而这种关联不一定是因果关系，“在地理学研究中使用数学概念和统计方法取得的好处很多。数学提供了清晰的方法，避免了追溯因果关系中存在的老问题。计算中不同的公式可以用来描述随着时间变化的变量，但是它们却不能说明前因和后果。给定任何一个时间一种现象的条件，就可能可以描述它之前或者之后的状态。函数方面的理论可以规定当A存在的时候，B也存在，但并不涉及彼此的因果关系”[※注]，由此第1个标准是构成科学、严谨的“因果关系”的关键，即能被合理的解释，但问题在于什么是“合理”？这本身就难以确定标准，而且在地理学中对于早就开始放弃对简单因果的讨论，尤其是那种对于宏观现象或者大尺度问题的研究中，直接、单一的因果关系极少存在，“前因必有后果。在十八世纪中，大卫·休姆认为，除非通过检验同一事物序列的无数的重复例证，否则这种因果关系是不可能显示出来的……因果规则并没有被放弃，但是现在一般认为简单的因果关系不存在，事实上，地球上事物和事件的交织关系，要比过去意识到的复杂得多”[※注]。

可能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一些研究者开始将人类的响应机制纳入考虑中，即气候变化虽然会对社会、经济、文化等造成影响，但作为具备能动性的人，尤其是作为有组织的群体，如乡村、城镇，乃至国家，在面对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自然灾害时，出于各种因素，如制度、文化、习俗，甚至偶发因素，会有着不同的反应，由此也就造成了不同的结果。

这种研究构想的初衷是好的，但由于当前从事气候变化研究的学者多是地理学出身，缺乏讨论历史问题的训练和能力，因此一些以“响应”为标题的论文，实际上缺乏对人以及人群基于制度、文化、习俗等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及其过程的深入剖析。如史威等的《长江三峡地区全新世环境演变及其古文化响应》[※注]，其结论“本区史前古文化的主要形成发展期与大暖期持续阶段相对应，其中耕作业相对发达的大溪文化繁荣期出现在大暖期中的鼎盛阶段（约6—5ka BP），大溪文化前后处于低潮及表现为衰退现象的古文化则对应气候环境的不稳定期，总体上，研究区古文化响应气候环境变化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改变其生业结构的途径来实现的”；吴永红等的《河西走廊全新世气候变迁与古文化响应》的结论是“而在温暖期期间，有几次明显的小气候波动，分别在6800,5000aBP左右，而在此期间，全新世古文化也随着气候的突然变化有相应的发展”。上述这种分析方式，依然是对“气候变化导致生产方式的变化”这种简单的因果结论的老调重弹。

甚至是这种方法的提倡者方修琦本人在具体研究中依然逃离不了传统的简单的因果分析，如在刘璐、苏筠、方修琦撰写的《中国西汉至清代北方农牧民族战争及其与温度变化的关联》[※注]一文中，作者提出：“气候变化作为战争事件背景，对战争有间接影响。冷期时，农耕、游牧双方实力均有减弱，形成退让态势，战争频次相对较少；暖期游牧民族多次发动战争，可能是由人口膨胀导致的生活资料匮乏、游牧民族强盛时社会结构性需求扩大引起的，同时暖期的气候环境为游牧民族南下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战争掠夺所带来的低成本高收益也诱使游牧民族引发与农耕民族的战争。”虽然其提出的因果关系不同于传统认为的冷期导致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结论，但其自身也只是提出了另外一种基于没有经过论证的“猜想”的因果关系。在方修琦等人撰写的《1917年海河流域洪涝灾害的社会响应过程》[※注]中，作者在介绍了1917年洪涝灾害发生的过程之后，只是简单地列举史料说明“受到洪涝灾害的影响，灾民本身会出现响应，灾民会逃难求生，如进入城市；也会为了获取生活用品而盗窃或抢劫。政府、社会和教会等救灾组织针对洪涝灾害对各个系统造成的影响，采取了响应的措施。针对人口系统的问题，救灾组织首先发放急赈，稍后采取设收容所、发放赈济物品措施，并组织卫生防疫等工作；而针对生产系统，则采取发放贷款，恢复生产；经济系统的问题，采取平抑物价及以工代赈；工程设施方面则修补河堤和修缮道路，以及成立顺直水利委员会组织海河流域的治理工程。灾害还产生了长期效应，例如逃难灾民引起城市的人口增加，成为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参与城市文化的形成，也可能成为城市的贫民阶层；顺直水利委员会参与治理了海河流域的各条河流，还设置观测站及绘制地形图，成为后来流域治理的基础；各项河道治理工程减少了海河流域的泛滥”。虽然考虑的因素更为复杂一些，但依然局限于传统的认知当中，缺乏对响应机制的具体分析，也缺乏对不同人群之间互动关系以及不同人群对灾害的认知的分析，依然属于对因果关系的讨论，只是将多种简单的因果关系串联或者并联在一起。

虽然历史气候变迁本身的研究不是历史学者，甚至不是历史学出身的历史地理学者的特长，但是对古代社会和人群对历史气候变化的响应的分析则是历史学者所擅长的，不过遗憾的是，目前从事或者注意到这一领域的历史学者和历史地理学者并不多，且长期以来历史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中也多依赖于简单的因果关系的分析，如岳翔宇的《气候变化、农业低产与重农理论——以晁错“贵粟论”为中心》一文，虽然作者“并不主张气候变冷对重农理论具有决定作用，因为文化、社会、经济、军事和思想家个人经历等因素也都在这些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气候变化与其他影响理论演化的因素之间是互补、共振而非替代关系。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汉初气温低谷时期晁错提出‘贵粟论’这一案例的分析，从气候变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重农理论发展这一现有研究较少涉足的角度考察古代重农思想家的创见，丰富关于古代重农学说演进机制的解释”，但整篇论文的核心论证方式依然是建立在因果关系之上的。[※注]此外，在萧凌波《清代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研究：进展与展望》[※注]中对相关研究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到以往研究中对“因果关系”的讨论依然是重中之重，且无论是之前提到的方修琦的研究还是萧凌波的“展望”中提到的希望建立的“气候变化影响链条”，其本质上依然依赖于简单的因果分析，只是将简单的因果关系串联和并联在一起。

总体而言，今后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研究，历史地理学者应当学习和借鉴现代地理学获取数据的手段和方法，并与传统文献相结合，而两者的关系，正如蓝勇所指出的“以后在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中文献研究只能作为这些研究的补充和印证，而不能像今天技术结论作为文献研究的补充和印证”。同时，将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与历史事件和现象结合起来，并进行解释性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这一领域今后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但应当放弃简单的或者复合式的“因果关系”的论证方式，而应考虑到历史的复杂性，从而在这一领域引入历史学的理论方法，虽然我国历史学在这方面的思考同样也非常欠缺。

推荐书目

方修琦等：《冷暖—丰歉—饥荒—农民起义：基于粮食安全的历史气候变化影响在中国社会系统中的传递》,《中国科学》2015年第6期。

葛全胜、张丕远：《历史文献中气候信息的评价》,《地理学报》1990年第1期。

杨煜达：《清代档案中气象资料的系统偏差及检验方法研究——以云南为中心》,《历史地理》第2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杨煜达、王美苏、满志敏：《近三十年来中国历史气候研究方法的进展——以文献资料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2辑。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