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
第三节 历史时期的沙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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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2019 \ 第三篇 历史自然地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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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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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化是影响中国北方地区气候和农业的重要问题，自老一辈学者开始对这一问题就有着广泛的关注，如侯仁之教授对西北毛乌素沙地与乌兰布和沙漠变迁的研究[※注]，其研究揭示了乌兰布和沙漠、毛乌素沙地形成的历史过程，证明这两处沙漠在历史上也曾经有过繁荣时期。但同时他还提出“当然，说毛乌素沙地主要是唐宋以前自然条件作用下的产物，这是指整个毛乌素沙地而言的，而不是说这个沙地历史上没有变迁……恰恰相反，它的变迁历来是很大的……而造成这些变迁的原因，除了自然条件的作用以外，也不能忽视人为因素的影响”[※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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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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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乌素沙地 流沙 垦殖 历史时期 自然条件 沙漠 地带 历史地理学 历史文献 周边地区 自然地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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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历史时期的沙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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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化是影响中国北方地区气候和农业的重要问题，自老一辈学者开始对这一问题就有着广泛的关注，如侯仁之教授对西北毛乌素沙地与乌兰布和沙漠变迁的研究[※注]，其研究揭示了乌兰布和沙漠、毛乌素沙地形成的历史过程，证明这两处沙漠在历史上也曾经有过繁荣时期，“水草丰盛”，只是由于历史时期不合理的土地利用造成了沙漠的不断扩大。
历史时期沙漠的研究的关注点之一，就是沙漠形成过程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讨论比较集中的就是毛乌素沙地的成因。侯仁之教授认为在统万城初建的时候，这一带不仅没有流沙，而且水草丰美，但到北宋初年时，这里已经沙化的非常严重，但侯仁之教授没有对这一变化的原因得出结论，只是指出“为了更好地进行这项工作，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十分重要。如利用孢粉分析来研究这个逐渐缩小的古代湖泊的沉积地层，可以有助于了解过去这一带植被的分布和它所反映的气候变化的情况；而碳14的应用，在必要的时候，又可以得到更为精确的绝对年龄的测定。但是在目前来说，还必须借助于实地考察才能推动工作前进”[※注]。在由中国科学院编著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中则认为：“毛乌素沙地沙漠化过程大约延续在唐代后的千余年间，而沙漠化的进程是由西北而东南逐渐推进。如以明长城为时间界限，长城以北沙漠化发生在9—15世纪（唐至宋）间；而长城沿线及长城以南近60公里的流沙则是明至解放前三百年内的产物”;“历史上毛乌素沙区东南部是我国许多少数民族交互活动的地方，经营方式——农耕、放牧也迭为交替，每次经营方式的更迭也都带来了生产的衰退，加速了自然条件的恶化，助长了沙漠化的速度”。[※注]
随后，赵永复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毛乌素沙地及其流沙，可能在隋代之前就已经存在，甚至可能产生早至于汉代之前，因此这一沙地主要是自然因素的产物，而不是“人造沙漠”。但同时他还提出“当然，说毛乌素沙地主要是唐宋以前自然条件作用下的产物，这是指整个毛乌素沙地而言的，而不是说这个沙地历史上没有变迁……恰恰相反，它的变迁历来是很大的……而造成这些变迁的原因，除了自然条件的作用以外，也不能忽视人为因素的影响”[※注]。对于这一认识，朱士光发文进行了反驳。[※注]此后侯甬坚、韩昭庆等学者都支持赵永复的观点，如侯甬坚“对北魏时期（AD386—534）历史文献记录进行断代考证研究，参用研究精度较高的第四纪地质实验分析资料，围绕鄂尔多斯高原景观问题按地理要素展开探讨，取得的结果是本时段内库布齐沙漠沙深，面积广大，毛乌素沙地已有风成沙丘，植被不丰，干燥气候条件下多个季节仍有雨雪冷湿天气，高原上呈现沙草并存的荒漠—荒漠草原景观，居住其上的人民在套上黄河支流发育地段务农，牧民和载畜量由北向南增多，东南缘边最为集中”[※注]。韩昭庆则“以明代河套地区（相当于今鄂尔多斯市）以南长城修筑时间及地点作为时空坐标。讨论了毛乌素沙地长城沿线部分在明代的变迁，并联系战争对长城沿边垦殖活动的影响，分析了垦殖活动和沙地变迁关系。结论是：明代毛乌素沙地南界基本沿长城一线；河套地区持续不断的明代政府与游牧民族的冲突和战争极大地限制了沿边垦殖活动的范围，有限的垦殖不是明代长城沿线流沙形成的主要原因，流沙范围的扩大更可能是自然原因”[※注]。而王晗则认为虽然清代毛乌素沙地南缘的土地垦殖随着农牧业开发逐步增强，但本区域的沙漠化进程在清代一直是比较平缓的，一直到民国时期，局部地区才出现较为明显的改变。且这一时期的边外垦殖活动，促成了农牧交错带的北移、错位，使得土地沙化有所扩大。[※注]
而邓辉最新的研究则指出，“明代以来，毛乌素沙地及周边地区，人类活动的强度，一直是在不断增加的。但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在地带性和非地带性环境中的表现却是截然不同的。根据我们的研究，人类破坏地表植被、不合理的耕作和放牧活动，在非地带性隐域环境中产生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为流沙面积的增加和草地、湿地面积的减少。但是，人类活动对地带性显域环境的影响却并不显著，主要表现在受自然因素控制的流沙分布南界，自明代以来，基本没有变化”[※注]。这是非常有新意的结论。[※注]
除了毛乌素沙地之外，还有李并成对河西走廊[※注]、朱震达等对北方地区[※注]、景爱对呼伦贝尔和额济纳河[※注]等地沙漠化的研究。此外王守春在《历史时期我国沙漠变迁研究与历史地理学》[※注]中对截止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其指出当时“对沙漠变迁原因的认识方面的分歧，即一种观点认为历史时期中国沙漠的扩大与人类活动有密切关系，另一观点则认为历史时期沙摸的变迁主要是自然界本身发展演变的过程”。
推荐书目
邓辉、姜卫峰：《1463—1913年华北地区沙尘天气序列复原及初步分析》,《地理研究》2005年第3期。
邓辉：《人类活动的影响导致了毛乌素沙地向南扩大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邓辉等：《明代以来毛乌素沙地流沙分布南界的变化》,《科学通报》2007年第21期。
方修琦：《关于利用历史文献信息进行环境演变研究的几点看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辑。
韩昭庆：《明代毛乌素沙地变迁及其与周边地区垦殖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侯甬坚：《北魏（AD386—534）鄂尔多斯高原的自然—人文景观》,《中国沙漠》2001年第2期。
侯甬坚：《“生态环境”用语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辑。
侯甬坚：《“环境破坏论”的生态史评议》,《历史研究》2013年第3期。
蓝勇：《对中国区域环境史研究的四点认识》,《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李玉尚：《海有丰歉：黄渤海的鱼类与环境变迁（1368—1958）》，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王培华、方修琦：《1238—1368年华北地区蝗灾的时聚性与重现期及其与太阳活动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4期。
张德二：《我国历史时期以来降尘的天气气候学初步分析》,《中国科学》（B辑）198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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