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正史地理志

历代正史地理志在沿革地理以及传统的历史地理学中被认为是不可忽视的经典文献，因此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整理和点校工作。在相关研究成果中，较为权威且使用最为普遍的就是中华书局点校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以及近年出版的修订版的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它们中与地理相关的部分的点校吸收了大量之前的研究成果。

中国古代学者对二十五史中地理志的整理、校补和研究成果大多收录在《二十五史补编》[※注]《二十四史订补》[※注]和《二十五史三编》[※注]中。杨正泰在《〈二十五史补编〉 地理篇简介》[※注]中阐述了《二十五史补编》收录的近代之前学者对历代地理志的补充、考释以及它们的学术价值。

二十五史中的某些正史并没有地理志，民国之前的学者为某些正史增补了地理志，如仅清代学者为《三国志》撰写的地理志就有：洪亮吉的《补三国疆域志》、谢钟英的《三国疆域表》《补三国疆域志补注》《三国疆域志疑》和吴增仅的《三国郡县表附考证》[※注]，相关的重要成果大都收录在《二十五史补编》《二十四史订补》或《二十五史三编》中。这一学术传统也为现代学者所继承，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王仲荦的《北周地理志》[※注]和施和金的《北齐地理志》[※注]。由于缺少地理志的正史往往是那些存在时间较短、政区变化极大但同时现存直接史料稀少的王朝的正史，因此这类地理志的编纂难度颇大，为了弥补文本资料的缺乏，编纂这些王朝地理志通常需要挖掘新的材料，如王仲荦除使用传统的志书、文本文献之外，还大量使用了碑刻材料。

清代罗汝楠曾将二十四史中的《汉书》至《明史》各地理志，即《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旧五代史·郡县志》《新五代史·职方考》《宋史·地理志》《辽史·地理志》《金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汇集在一起，编纂为《历代地理志汇编》，并且为了便于览观，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编。在编排上，正史地理志各为编首，并在其后附有后人的考订。[※注]

由于对正史地理志的考释、校订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因此谭其骧在《〈正史地理志汇释丛刊〉 前言》中提出罗汝楠的汇编已经无法满足研究所需，因此应当将16部正史地理志的最善本汇为一编，且基于长期以来积累的研究成果进行校勘，出版《历代正史地理志汇释丛刊》[※注]，但目前可以查到的已经出版的仅有《汉书地理志汇释》[※注]《续汉书郡国志汇释》[※注]《宋书州郡志汇释》[※注]《两唐书地理志汇释》[※注]《宋史地理志汇释》[※注]和《辽史地理志汇释》[※注]。

除了上述研究之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对某部正史地理志史料价值和编排方式的认知，其中成果最为丰富的当属对《汉书·地理志》的研究。如史念海在《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一文中详细介绍了《汉书·地理志》的内容、史料价值以及对我国古代沿革地理产生的重要影响。[※注]由于《汉书·地理志》中缺乏对其编排体例的说明，且在编排上缺乏明显的规律，因此对其编排体例长期以来不断进行着讨论。如对于《汉书·地理志》各郡国之下所记首县是否为郡国治所，清代以来的学者颇有争论，不过自阎若璩以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首县并不一定是郡国的治所，由此进一步推论班固在编纂《汉书·地理志》时并无一定的体例。而严耕望在《汉书地志县名首书即郡国治所辨》中则提出，《汉书·地理志》记载严谨，因此必然存在编纂体例，只是古代缺乏撰写体例的习惯；而且在西汉二百多年的历史中，郡国时有增省，区划不断变动，治所也会发生迁移，而《汉书·地理志》主要记载的是汉平帝时期的政区，因此不能用秦以及汉初和汉朝中期的材料来驳斥班固的记载。[※注]此外，侯甬坚在《〈汉书·地理志〉 志例的整理及补充》基于谭其骧教授的《〈汉书·地理志〉 选释》，归纳出汉志的10条志例，即“先郡后国，领县分属于其下”“郡国部分，采用‘地域毗连法’排队叙述”“州不作严格的排序标准，郡国排序中只是尽可能兼顾州域，州属仅作为一项注记内容出现，并且还有不少遗漏”“各郡国之下，首书之县多为其治所，其余则为散县”“各郡国之沿革，仅上溯到秦时为止，不少犹有遗漏。县之沿革，所记并不一定的体例”“各郡（国）县下附记王莽所改地名，却有遗漏”“郡国之下，均列出户口数字，重要之县亦有列入”“汉志之断代，郡、王国、侯国三部分各有其归属”等。[※注]李新峰的《试释 〈汉书·地理志〉郡国排序》则提出《汉书·地理志》郡国的排序有着下列原则：第一，郡国序列各分排序相当的数个大区，各区内部也遵循相似的方位顺序，证明郡国分列方式有全国视野的分区、排序原型；第二，在合并郡国的“原始”排序中，边郡排序反映了武帝以前的状况，中原的郡国排序则有汉初的痕迹，可知《地理志》所根据的西汉后期册籍，源自众建诸侯、析分支郡之前的册籍；第三，中原地区郡国的特殊排序与秦的征服顺序吻合，汉边郡与秦边郡的排序也有继承关系，可推测汉初册籍直接继承了秦国按边疆方位与征服顺序排列各郡的册籍。总之，《汉书·地理志》的郡国排序，来自秦帝国建立之初的册籍。[※注]赵志强在《从 〈汉书·地理志〉体例看郡国沿革》中指出，班固撰写《汉书·地理志》所依据的原始资料著录之秦郡数目远不止36个，但班固拘泥于36之数，于是删减了若干郡目以自圆其说；司马彪撰写《后汉书·郡国志》，亦知秦郡总数不止36，因此去掉南海，增加了黔中、鄣郡，使得秦郡数目达到了37。[※注]

总体而言，正史地理志的整理与研究有着长期的传统，成果也极为丰富，但随着历史地理学以及史学和地理学研究的多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史料的多元化，正史地理志的整理与研究在最近十多年中热度显著下降。

二 历代地理总志

与正史地理志类似，长期以来作为政区考订和政区沿革最为主要材料的历代地理总志，因此得到了持续的关注，到目前为止，不仅最为重要和常见的官修地理总志基本都进行了整理和出版，甚至还出版了大量古代私人撰述的地理总志，且其中部分进行了整理和点校。

唐初李泰编纂的规模宏大的《括地志》早已散佚，清嘉庆二年（1797）孙星衍从唐宋文献中辑录出《括地志》的遗文8卷，此后又有学者进行过一些增补工作，近人贺次君以孙星衍的辑本为基础再次进行了搜集整理，最终完成了《括地志辑校》一书[※注]，该书辑录佚文1130条，是迄今为止辑录条目最多的版本[※注]。

《元和郡县图志》是我国现存最早且保存较为完整的地理总志，不过其中的地图在北宋时期就已经散佚，文字的部分目前只流传下来三十四卷。贺次君以光绪六年（1880）金陵书局初刊本为底本进行了点校、考订，并补充了缪荃孙辑录的《元和郡县图志缺卷逸文》三卷和清代学者张驹贤所作的考证。[※注]对于《元和郡县图志》的研究数量众多，如黄永年和贾宪保主编的《唐史史料学》地理卷中的《元和郡县志》[※注]，主要从史料来源及价值方面对《元和郡县图志》进行了探讨；王文楚、邹逸麟的《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理总志—— 〈元和郡县志〉》是现代关于《元和郡县图志》较早的研究，在参照前人，尤其是清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该书成书于元和八年（813），次年又做了补充，此外该文还对《元和郡县图志》的体例、内容、价值以及缺陷进行了评价。[※注]而孔明丽的《〈元和郡县图志〉 研究述略》则对《元和郡县图》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大致的梳理。[※注]

已经影印或者经过点校出版的还有《太平寰宇记》[※注]《元丰九域志》[※注]《舆地广记》[※注]《舆地纪胜》[※注]《方舆胜览》[※注]《大元混一方舆胜览》[※注]《寰宇通志》[※注]《大明一统志》[※注]和《大清一统志》[※注]等。此外，《大元一统志》已经散佚，今人对保存在各类古籍中的条目进行了辑佚。[※注]

不仅如此，随着如《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以及《文渊阁四库全书》《丛书集成》（初编、续编、三编）等丛书的大量出版，以及《中华再造善本》等现代汇编的出版，历代地理总志已经非常容易获得。

三 地方志

中国古代留存下来大量的地方志，从“图经”到“方志”的转变是以往中国古代地方志研究的热点之一，相关论著数量较多，但在观点上大同小异，基本继承了四库馆臣的总结，即“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元、明以后，体例相沿。列传侔乎家牒，艺文溢于总集，末大于本，而舆图反若附录，其间假借夸饰以侈风土者，抑又甚焉。王士祯称《汉中府志》载木牛流马法，《武功县志》载织锦璇玑图，此文士爱博之谈，非古法也，然踵事增华，势难遽返”[※注]。对于这方面研究的大致归纳可以参见潘晟的《图经源流再讨论》[※注]和王旭的《论宋代图经向方志的转变——以图的变化为中心》[※注]等。值得注意的是，潘晟对唐代以前图经的性质提出了新的认知，即“认为目前的资料尚不足以推测汉隋之间图经的体例等问题，大体上仍属于王朝疆域地理资料搜集的一种手段。至于唐代，当地图造送制度正常运行的时候，亦可能要求随例造送文字性质的图经，两者属于不同形式的地理公牍，地图为正，图经为附属。图经之循例或不一定如闰年图那样固定。随着制度运行的涣漫，文字形式的图经因编造的技术性低，往往循例抄录即可，成为塞责之手段。但为解决地理地形问题，或将已绘之小幅地图附上，即成后世所谓先图后文的形式”[※注]。由此图经与后世方志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是之前认识的那么直接，对此还可以参看他的《宋代图经与九域图志：从资料到系统知识》[※注]。

近年来，古代地方志方面最大的工作在于对其进行汇编和出版，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中国地方志集成》，这是一套当前选收方志最多、涵盖地域最广的大型方志丛书，其中包括《乡镇志专辑》（32册254种）、《江西府县志辑》（87册99种）、《上海府县志辑》（10册22种）、《西藏府县志辑》（1册19种）、《江苏府县志辑》（68册109种）、《浙江府县志辑》（68册123种）、《安徽府县志辑》（63册88种）、《福建府县志辑》（40册79种）、《湖南府县志辑》（86册110种）、《湖北府县志辑》（67册113种）、《广东府县志辑》（51册109种）、《山东府县志辑》（95册180种）、《山西府县志辑》（70册173种）、《黑龙江府县志辑》（10册32种）、《吉林府县志辑》（10册49种）、《辽宁府县志辑》（23册55种）、《陕西府县志辑》（57册173种）、《甘肃府县志辑》（49册104种）、《宁夏府县志辑》（9册13种）、《青海府县志辑》（5册16种）、《北京府县志辑》（7册17种）、《天津府县志辑》（6册8种）、《河北府县志辑》（73册162种）、《海南府县志辑》（7册18种）、《贵州府县志辑》（50册126种）、《新疆府县志辑》（12册42种）、《内蒙古府县志辑》（17册35种）、《云南府县志辑》（83册99种）、《广西府县志辑》（79册155种）、《河南府县志辑》（70册159种）、《四川府县志辑》（70册176种）、《重庆府县志辑》（35册78种）。这套丛书分别由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和巴蜀书社出版。不过，需要提及的是，由于影印方志时，通常将原书的4页缩印在1页上，因此有时会造成阅读上的困难。

在《中国地方志集成》之前，台湾的成文出版社还出版有《中国方志丛书》，该丛书影响力非常之大，很多图书馆都有收藏。这套丛书按A华中（01江苏、02浙江、03安徽、04江西、05湖南、06湖北、07四川）、B 华北（08山东、09山西、10河南、11河北、12陕西、13甘肃）、C华南（14广东、15广西、16福建、17云南、18贵州）、D西部（19新疆、20西康、21青海、22西藏）、E塞北（23宁夏、24绥远、25热河、26察哈尔、27蒙古）、F东北（28辽宁、29安东、30辽北、31黑龙江、32兴安、33吉林、34合江、35松江、36嫰江）、G 台湾（37台湾）七大片区归类，共5359册。由于这套丛书对于所收方志的版本、成书时间和编纂者的著录有时存在错误，因此在使用时需要注意，必要时可以对照《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以明确方志的版本和成书时间等信息。

除了这两套大型丛书之外，还出版有众多其他的方志丛书。现存宋元时期的方志数量有限，基本都以影印的形式收录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宋元方志丛刊》[※注]中。点校本则有《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注]和《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乙编）》[※注]，分别收录宋元方志8种和10种，以传世的善本为工作底本，校以他本，参以相关史籍、总集、文集、笔记、小说等。此外，还曾出版有《宋元浙江方志集成》[※注]。

明代地方志则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注]及其《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注]（后文简称《续编》）为代表，分别收录天一阁藏明代方志107种和109种。此外，2017年，又出版了《天一阁藏历代方志汇刊》[※注]，囊括天一阁所藏515部、3273册历代方志。

其他有代表性的地方志丛书有：《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注]及其《续编》[※注]《四川大学图书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注]《上海乡镇旧志丛书》[※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注]《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注]《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注]《西北稀见方志文献》[※注]《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注]10《西南稀见方志文献》[※注]1《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注]12《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注]13《明代孤本方志选》[※注]14《清代孤本方志选》[※注]15等。

需要注意的是，在已经出版的各种丛书和各藏书机构的珍稀古籍丛书中往往也收录有大量的地方志，如《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注]16和《故宫珍本丛刊》[※注]17等。

此外，还存在对已经散佚的方志的辑佚之作，典型的有《汉唐方志辑佚》[※注]18《宋辽金元方志辑佚》[※注]19和《永乐大典方志辑佚》[※注]20。

还有方志中某类史料的汇编，如在地方志中存在大量人物传记的材料，对此国家图书馆编纂有《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华北卷》[※注]《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西北卷》[※注]《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东北卷》[※注]《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华南卷》[※注]《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西南卷》[※注]《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华东卷（上编）》[※注]《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华东卷（下编）》[※注]；民俗方面的则有《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注]；区域性的则有《青海方志资料类编》[※注]等。

关于地方志的工具书数量众多，其中虽然编纂时间较早，但目前依然非常有价值的就是《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注]10，这一目录是在全国各地图书馆的支持下完成的，编纂者对190余家藏书机构所藏的地方志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收录地方志8200多种，著录有方志名称、卷数、纂修者、版本、藏书机构等内容。虽然目前已经影印出版了大量方志，但依然无法涵盖保存下来的全部古代方志，因此对于查阅某些孤本和珍本方志而言，《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依然是极为有用的工具书。

总体而言，经过多年的整理和出版，除了孤本和某些珍本方志之外，在目前较大的藏书机构中，大部分方志已经很容易获得，极大地便利了研究的进行。

四 其他地理文献

除了上述几类文献之外，还存在大量与历史地理有关的文献，其中某些文献长期以来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如《禹贡》《山海经》《水经

186 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1949—2019）注》《读史方舆纪要》《肇域志》《徐霞客游记》和《广志绎》等，其中大部分已经出版了得到学界公认的点校版和研究论著，如陈桥驿对《水经注》的研究[※注]，朱惠荣对《徐霞客游记》的研究[※注]等。

关于这些地理文献的研究，也有着大量研究综述可以参考，除了华林甫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的第十三章“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注]之外，还可以参见华林甫的《近年来 〈禹贡〉 研究述略》[※注]、魏幼红的《〈禹贡〉“黑水”地望研究综述》[※注]、孔祥军的《试论清代学者 〈禹贡〉研究之总成绩》[※注]、荣天伟等的《民国以来 〈禹贡〉 研究综述》[※注]、牛淑贞的《近20年来 〈禹贡〉 研究综述》[※注]、张国平的《〈山海经〉 研究成果概述》[※注]、张步天的《20世纪 〈山海经〉 作者和成书经过的讨论》[※注]10、卫崇文的《〈山海经〉 研究述论》[※注]1、徐中原的《20世纪以来 〈水经注〉 研究综述》[※注]12、张晋光的《徐霞客研究的新进展——近十年徐霞客研究综述》[※注]13等。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研究综述水平不一，很多并不能反映研究前沿和最为重要的成果。

此外，河渠水利、黄河、海塘、运河、军事、经济等也都是历史地理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因此与这些领域有关的中国古代文献也是以往历史地理文献整理的对象。如关于历代正史中的《河渠志》，除了点校版《二十四史》之外，还出版过《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注]等。

五 与历史地理相关的史料汇编

除了上述研究、整理和出版成果之外，还有一些历史地理资料的汇编著作，其中较早的且具有影响力的就是谭其骧教授主编的《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注]，这一汇编共有7册，是根据《清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辑录的，收录了清人文集中直接与地理有关的内容，全书近300万字。

随着近年来古籍出版的兴盛，也有大量历史地理资料汇编出版，如《宋元地理史料汇编》[※注]，这一汇编主要收录除地理总志、重要地方志和常见的校点整理本以外的宋元地理文献，共计166种，其中收录的许多重要的地理学著作或版本通常不为人们所关注和重视。

规模更大的就是《中国历史地理文献辑刊》[※注]，其对中国传统文献中史部地理类以外的地理文献进行了全面收集和整理，全书79册，约3500万字，按专题和类别编成，分为《禹贡集成》《尚书禹贡篇集成》《诗礼春秋四书尔雅地理文献集成》《通鉴类地理文献集成》《政书类地理文献集成》《目录类地理文献集成》《辑佚类地理文献集成》《类书类地理文献集成》《山海经穆天子传集成》《子史杂集类地理文献集成》十编。

还有一些专题性的资料汇编，如《水经注珍稀文献集成》[※注]《中国历代地理总志珍本文献汇刊》[※注]。此外，成一农还从地理总志和地方志中辑录了与中国古代城池有关的资料。[※注]

六 对历史地理文献史料价值认识上存在的问题

正如第一章所言，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来源于传统史学中的沿革地理，且至今在教育部的学科分类中属于历史学，由此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受到史学的极大影响，因此虽然近十年来这方面的工作有所减少，但文献的整理、点校和研究依然可以被认为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受到传统史学看待史料方式的影响，在以往的历史地理的文献研究和认识中存在以下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第一，将文献中记载的“地理”或者对于“地理”的认知认为是客观的，甚至是正确的。如以往在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地理时，往往会引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但显而易见的就是《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的各种对于形胜、军事险要和战争成败的认知，只是顾祖禹自己的认知，或者是顾祖禹继承前人的认知，属于一种主观的认知，且就材料的性质而言，这种认知与我们今人的认知是相近的，因此在引用中只能作为佐证，而不能作为必然正确的认知。

志书的编纂者在编纂志书时往往会基于当时的认知来追溯以往制度的变化，或者只是强调编纂时的制度，而忽视了制度的变化，由此使现代使用者认为这些制度是长期存在的。如在研究北京王府的空间演变中经常会引用《清史稿·皇子世表》中记载的清朝的封爵制度。不过《清史稿》编纂于民国初年，其记载的实际上是沿袭至清末、定型于清代中期的封爵制度，但由此几乎完全忽略了封爵制度在清代前中期发生的各种变化。[※注]又如在本书第二篇第三章第二节中提及的清代的“省”。

相似的还有，对于文献，尤其是一些早期地理文献，如《禹贡》中记载的地理要素，历代的研究者大都希望通过考订来确定它们今天的位置，比较典型的就是《禹贡》中记载的“黑水”。关于“黑水”对应的是今天的哪条河流，历代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认知，具体可以参见魏幼红的《〈禹贡〉“黑水”地望研究综述》[※注]。此外周宏伟的《〈禹贡〉“黑水”新考》[※注]中对历代研究者关于“黑水”位置的各种观点进行了分类，大致可以分为认为实际存在的“实有派”以及认为“黑水”并不存在或者难以弄清其具体位置的“虚无派”，当然他自己是否定后者的。但“实有派”的认知前提是，《禹贡》的作者在撰写时明确知道存在一条“黑水”，且对其地理位置有着基本准确的认知，但就《禹贡》成书年代的中原人的地理认知范围来看，这点是存在疑问的，或者是今后相关研究中要加以解释的。

不仅如此，在史学研究中，不是所有考订都必然有学术价值，而在以往大多数研究中似乎都没有阐释“黑水”考释的学术价值，以及为什么我们要确定“黑水”对应的是今天的哪条河流及其地理位置。因此，对于《禹贡》中记载的“黑水”的研究，重点并不在于其对应的是哪条河流，而且很有可能《禹贡》的作者都难以确定其所在的准确地理位置，这方面的研究更多地应该思考“黑水”为什么在《禹贡》中被作为界线，以及其对后世中国疆域认知的影响等问题。

第二，认为地理文献在史料价值上存在差异。最为典型的就是认为正史地理志、国家编纂的地理总志以及一些官修地理志的史料价值高于地方志，因此在研究中通常轻视地方志的价值。

这一观点本身就是存在问题的，就实际情况来看，地理总志的编纂，通常基于各地上报的材料，其中包括方志，且难以想象中央会跨过地方去搜集基础资料。不仅如此，中国疆域庞大，各地的风俗习惯、度量衡等都存在差异，中央官员有时为了行文的统一等原因，会基于自己的理解对上报的数据进行修改统一，而这样的修改有时会是完全错误的，或者至少对材料进行了曲解，如张鑫敏和侯杨方在《〈大清一统志〉 中“原额人丁”的来源——以江南为例》中以江南为例，分析了三版《大清一统志》中“原额人丁”的来源以及构建过程，认为在纂修《一统志》时“原额人丁”的含义复杂、定义不一，没有统一标准，由此进一步提出“清朝官修志书中的数据存在着很多错误，只有在搜集和掌握清代较完整的资料——包括档案（赋役全书、咨文、人丁编审题本及黄册）、志书（地方志、一统志）、政书（清三通、会典）、史书（清实录）——的基础上进行仔细的比较研究，才有可能较为准确、完整地复原清代‘原额人丁’及其他统计数据被建构的完整过程及其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不能对这些史料中的人丁及其他数据直接、简单地引用、利用，否则只会造成新的、更大的混乱和错误”[※注]。当然，传统认为的参与编修地理总志的大多是有着较高水平的学者，而参与地方志编纂的学者水平往往要低一些且可能会掺杂一些地方情感因素，但这些基本只会影响到文字水平，基本不会影响到记载的内容本身。虽然中央官员可能在材料的选择上会更为严谨一些，但前提条件是他们能得到地方提供的材料之外的资料。因此，就材料本身而言，至少难以判断地方志和地理总志之间的优劣。

更为重要的是，材料的优劣并不在于材料本身，而在于问题，即在不同的问题、视角下，不同类型的史料，甚至同一类型的史料的优劣是不同的。比较简单的就是，通过对于研究一些小区域而言，地方志中的材料在详细程度上往往要优于地理总志；就研究历史城市地理而言，也是如此。

此外，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民间契约文书的涌现，很多研究者疯狂于对这些材料的梳理，但问题在于，材料本身并不是历史，也无法展现“地理”，因此如果我们提出的问题、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看待材料的方式没有变化的话，那么这些材料除了填补细节之外，并不会对我们的研究带来根本性的促进。

总体而言，历史文献本身在史料价值上并无优劣，其史料价值建立在研究者面对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的基础之上。同时，学科的发展和变革并不在于文献材料的发掘，而在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