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古代的地图学史

上文已经对以往中国地图学史研究中存在的根本性错误进行了剖析，因此此处主要介绍一些具体的研究成果。

实际上，在王庸和李约瑟之前，也就是民国初期对于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即已出现，如陶懋立的《中国地图学发明之原始及改良进步之次序》[※注]。稍后有李贻燕的《中国地图学史》，其将中国古代地图的发展分为三期，即“第一期由上古至宋代为我国固有制法（十三世纪止）以周秦两汉三国为初期西晋以至南北朝为中期唐宋为后期；第二期由元朝亚拉比亚地图学传来至明末西洋地图学传来时期（十三世纪至十六世纪后半）；第三期由明末西洋地图学传来时代以至现今（十六世纪后半以后）以明末清初耶稣教徒之地图制作为前期最近科学的探险旅行为后期”[※注]，从作者用以作为分期的标志就已经可以看出作者划分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标准了，即使得地图绘制科学性和准确性提高的方法的传入，而且在正文中作者同样着力描述的是那些能使地图绘制更为准确的方法以及代表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准确性的地图。又如褚绍唐的《中国地图史考》，将中国古代地图的演进分为三期：创始时期，其中自周延及至晋唐，已稍见进步。北宋沈括对于地图模型，尤见创见。自后历元至明，地图制作，鲜有可述者；完成时期，康熙四十七年（1708）之后，主要成就是《皇舆全览图》的绘制以及受其影响的一系列地图，如《皇朝中外一统舆地图》；改造时期，自《皇舆全览图》之后迄今，地图绘制的进步表现在多个方面，而质的变化则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申报馆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编的《中国分省新图》的出版。从作者的论述来看，同样是以地图绘制准确性和科学性的发展作为勾勒中国地图学史的基础。[※注]

从上述三篇文章来看，王庸和李约瑟对于中国地图学史的构建及其确立的研究视角，在当时实际上也是学术界的共识。

在王庸和李约瑟的著作之后，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中国地图学史的著作，如陈述彭的《地图史话》[※注]、陈正祥的《中国地图学史》[※注]、卢志良的《中国地图学史》[※注]、喻沧和廖克的《中国地图学史》[※注]，以及余定国的《中国地图学史》[※注]等，但除最后一部著作外，其余论著除了一些细节之外，与王庸和李约瑟的观点并无二致，即在分析、褒扬体现“科学性”和“准确性”的地图、人物和绘图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了一部科学性不断发展，并且最终融入世界地图学发展潮流中的中国地图学史。

除了这些著作之外，还有一些论文试图梳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特点和发展脉络，但大多没有太多新意，如郭庆胜的《中国古地图发展分期的初探》[※注]、杨杞和郭玥的《中国古代地图制作史述略》[※注]、杜霞的《中国古代地图及其演变》[※注]。姜道章《论传统中国该地图学的特征》[※注]一文虽然归纳了中国古代地图的10个特点，但其中一些显然是存在问题的，如“以计里画方为基础”，因为在近代之前，中国古代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地图数量极少。

李孝聪的《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注]一文值得注意，作者在文中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见解，即“要研究和使用过去时代编绘的地图，不但需要注意地图带给我们的史料价值，而且不应忽视编图者、绘图人当时对地理空间的认识，以及编图人和使用者的目的”，这种对地图编制和使用目的的重视，解决了一些中国传统舆图研究中存在疑惑的问题，如关于中国古代地图的正方向，学术界争论不休，但李孝聪从地图使用的角度出发，认为“地图的方位恰恰反映了制图者的文化观念……中国地图采用不同的方位，是中国制图工匠从使用目的出发的方位观”。而且作者更进一步地提出，“古代中国人的地图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如西方人的地图那么精确，但是中国人的地图体现了相当明确的务实性”，这种对地图“务实性”的强调，对于中国传统地图的研究从以往研究视角的局限中走出来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此外，还发表了一些综述性的著作，如姜道章的《近九十年来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注]、曹婉如的《近四十年来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回顾》[※注]、安敏的《中国古地图研究综析》[※注]等，这些论文对于了解各个阶段的研究成果有所帮助，但都缺乏对研究中存在的局限和问题的反思。

在这类研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余定国撰写的《中国地图学史》，该书原为芝加哥大学正在出版的多卷本《世界地图学史》的第二卷第二册《传统东亚和东南亚的地图学史》（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中关于中国古代地图的部分（“Cartography in China”），出版于1994年。从事地理学研究的姜道章教授将这一部分翻译后，200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余定国的《中国地图学史》一书提出的观点不仅对以往的研究视角，而且对以中国古代地图追求绘制“准确”为基础建立的整个中国地图学史提出了挑战，认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定量解释不足以明了中国文化中地图的含义”[※注]，要把中国地图放到中国传统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好’地图并不一定是要表示两点之间的距离，它还可以表示权力、责任和感情”[※注]，并且书中的一些具体观点也与以往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因此该书可以说是具有颠覆性的。

在最终的结论中，作者反对三种关于中国地图学史的观点：第一，认为倾向于按比例尺绘制地图；第二，认为与西方地图学的发展道路是一样的；第三，预见其中已经具有了大部分使现代地图学成为“现代”的内容。而且第二点的错误有可能也存在于受到中国地图影响的其他国家的地图研究史中。最后，作者认为中国地图学中还有大量内容有待研究，比如佛教地图学、道教地图学，并且他还认为目前编绘中国古代地图目录使用的一些现代地图学的术语，实际上并不适用于中国古代地图，这些都是非常有见地的观点。

但一方面由于该书的观点与以往存在极大不同，另一方面由于书中对一些关键性问题缺乏直接、明了的表达，所以现在很多学者或者不接受该书的观点，或者对其中的观点存在误解，如韩昭庆的《中国地图史研究的由今推古及由古推古——兼评余定国 〈中国地图学史〉》[※注]一文，甚至翻译者姜道章教授也对该书的观点存在误解，或至少在介绍中未能明确把握原书作者的意图，如他在“译者序”中介绍到：余定国“认为诗、书、画对地图的绘制是极端重要的，地图是图像与文字的融合，地图具有展示与表现的功能，地图不但是实用的工具，也是美观的艺术品”[※注]，虽然上述介绍的内容确实出现于该书各个章节的不同部分，但这些内容并不是该书最为主要的观点，这样的介绍有失偏颇，也会引起读者的误解。

二 中国古代地图的测绘方法

1.测量技术与地图绘制

中国古代所掌握的大量可以运用于地图绘制的测量技术，是以往强调中国传统舆图绘制追求准确性的强有力的论据之一，这方面的论著也颇为丰富，如葛剑雄的《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注]就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与地图绘制有关的方法和技术，类似的还有宋鸿德等的《中国古代测绘史话》[※注]、《中国测绘史》编委会的《中国测绘史》[※注]等，此外潘晟的《地图的作者及其阅读：以宋明为核心的知识史考察》[※注]更是从工程实践的角度考察了中国古代的测绘技术。不过所有这方面的研究都忽略了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即掌握这些测量技术和绘制方法不等于这些技术、方法被应用于地图绘制：虽然中国早在唐代就进行了经度测量，但主要是为了编订新的历法——《大衍历》做准备，而不是为了地图绘制；元初郭守敬进行的全国范围的测量同样也是为了编制新的历法——《授时历》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地图绘制；虽然很多工程确实都进行了相当规模和准确度的测量工作，但由此并无法证明这些测量数据被用来绘制地图，清代留存下来的大量河工图依然是山水画的形式，其实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这些工程数据用于绘制地图的可能性。此外，杨帆的博士学位论文《明末清初经纬度测量在天文历法中的应用》在详细考订明末清初经纬度测量在天文历法中的应用的同时，提出这些测量并没有被用于地图绘制。[※注]

而且，通过对以往一些认为绘制准确的地图，如《禹迹图》《广舆图》绘制数据和绘图方法的复原，可以认为这些地图基本是用古代地理志中“四至八到”所记道路距离和粗略的方向数据绘制的，基本不需要基于中国古代那些先进几何方法和测量方法。[※注]至于那些看上去就不准确的地图，很可能使用的是绘画的技法，极少使用测量的方法和数据。

另外，中国古代文献中缺乏地图绘制时使用测量技术的明确记载，除了康雍乾时期在西方传教士帮助下使用三角测量进行的测绘工作之外，目前存留下来的较早的这方面的材料可能晚至清末，如同治四年的《苏省舆图测法条议图解》[※注]。其中记载的测量方法依然以道路的距离测量为主，不仅忽略了小的道路曲折，而且忽略了道路本身的高低变化，是非常粗糙的。[※注]而且，从这些测量手册的前言来看，当时未能采用经纬度测量或者更为精准的测量方法的原因就是相应的技术人员大量缺乏。虽然由此推导出中国古代一直缺乏相应人才有些不可靠，但与上文的论述结合起来，大致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将当时所掌握的先进的测量技术运用于地图绘制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2.“制图六体”

以往大多数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论著中都给予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以极高的评价，如李约瑟认为裴秀的“制图六体”中包含了“方格制图法”，并将其中的“准望”比拟为经纬度，同时认为“谈到地图的座标网络同天文现象的关系时，立即就会引起这样的问题：裴秀和张衡的制图法同天文现象相关联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呢？古代的中国人和希腊人在这一方面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在经度方面，古代中国人也并不比希腊人差”[※注]；陈正祥认为“此六者之间，既是相互联系的，又是相互约制的，可以说已经把今日地图学上的主要问题，都扼要指示出来了”[※注]；卢志良认为“……以他创立的‘六体’为理论指导，完成了两种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地图的编绘”[※注],“‘制图六体’的创立，在中国地图史上有着划时代的里程碑的地位和作用”[※注]。

更多的学者进一步认为裴秀的“制图六体”对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喻沧认为“裴秀创‘制图立体’并对六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整体性进行了精辟论述，除了当时不可能涉及的经纬线和地图投影外，几乎提到了地图制图学上所应考虑的所有主要因素，标志着中国古代地图制图理论体系的形成，且对后世的地图制图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注];《中华古地图集珍》一书提出“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是对汉魏制图实践的理性总结，把古老的制图学奠基在科学的数学基础上，创立了我国中古时期地图制图理论。裴秀的制图理论，对我国后世地图编绘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唐、宋、元、明间著名制图学家贾耽、沈括、朱思本和罗洪先都是按制图六体的原则来制图的。制图六体在世界制图学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所以人们称裴秀为我国古代科学制图法的创始人”[※注]；辛德勇虽然认为裴秀只是“根据绘图技术人员提供的资料来阐述所谓‘制图六体’，就丝毫不奇怪了；而裴秀叙述‘制图六体’的意义，便更多地体现为用文字记录了古代的地图绘制准则，使文人了解地图绘制原理，并自觉地加以运用”[※注]，剥夺了裴秀的首创权，但同时也认为“因此，从地图产生之日起，绘制地图的技术人员，就应当一直或不自觉或自觉地在奉行并传承着这些制图规则，只不过在具体制作地图时，其精细严整程度，往往不一定十分合乎理想的要求而已。这种制图原理，直到普遍采用西方制图方法之前，在中国始终相承未变”[※注]。需要注意的是辛德勇提出的观点与以往不同，其强调的重点并不在于“制图六体”，而是那些在裴秀之前就已经长期流传，并由裴秀总结的制图准则在绘图人员中的长期延续，当然本质上还是认为这些准则（也就是“制图六体”）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史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只不过将“文人”与绘图的“技术人员”割裂开来。

虽然以往研究对于“制图六体”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史中的地位都推崇备至，但却缺乏对“制图六体”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的实际运用的具体研究，韩昭庆在《制图六体新释、传承及与西法的关系》[※注]中对“制图六体”在古代文献中的流传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历代文献收录了制图六体的内容，但是一直到清代的胡渭才有对六体的解释，并作为他绘制《禹贡锥指》图的理论依据，其他文献或节选或全文照抄，很少评述，从一定程度上讲，制图六体得以传承更多的是因为它是裴秀的作品”。就传世舆图来看，其中也缺乏对“制图六体”的记载，而且我们也无法明确地指出存世的大量舆图中有哪些是使用“制图六体”绘制的。将上述情况结合起来，可以认为“制图六体”在古代并不为大多数绘图者所了解，对于中国传统舆图的绘制影响并不大，只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注]

此外，长期以来对于“制图六体”的细节上也存在一些讨论。就目前所见，对于“制图六体”的解释，始见于清初著名学者胡渭的《禹贡锥指》。此后王庸也基本遵循了胡渭的这一解释，大致来说就是认为“分率”即比例尺，“准望”则是方位，“道里”代表的是道路距离，而“高下”“方邪”“迂直”则是由于地势的高低和道路的邪正、曲直，而影响到道里的远近。此后这一解释也基本为学术界所认同。不过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将六体中的“准望”认为是“画矩形网格”，当然这应当是不准确的，不过与之前观点不同的是，他的这种解释中暗示着“准望”除了表示方向之外，还应当包括距离。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制图六体”提出了进一步的认识，如辛德勇的《准望释义——兼谈裴秀制图诸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所谓沈括制图六体问题》[※注]中在李约瑟的基础上，通过考订认为“准望”应当指的是地理坐标，也就是包括方向和距离两个要素，此外，辛德勇在文中还对“制图六体”进行了全面的阐释。韩昭庆的《制图六体新释、传承及与西法的关系》[※注]在辛德勇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制图六体”并不是绘制地图的六项原则，而应当是“制图要考虑的六个要素”。

总体而言，经过辛德勇的分析，对于“制图六体”的解释目前已经基本趋于完满，今后这方面研究的余地已经不大。

3.“计里画方”

如同“制图六体”，以往研究大多给予“计里画方”极高的评价，如李约瑟就将中国的“矩形网格”（即“计里画方”）与西方的经纬方格相比照。[※注]王庸将“计里画方”等同于“分率”（即比例尺），并给予使用这一方法绘制的地图以较高的评价，如对贾耽的《海内华夷图》的评价是“图以‘一寸折成百里’，可见他同裴秀一样，讲究‘分率’，是画方的……所以贾耽的绘图方法，在原则上不过继承裴秀，没有新的创新，但在中国地图史上，还是杰出的、划时代的”[※注]，对朱思本《舆地图》的评价是“朱图大概是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在比例、方位以及距离上用功夫，仿佛现代测绘地图是测定经纬度和三角点，是地图的基本工作……因此我推想朱图的内容、地名或者不甚详细，但他所定的‘图廓’却是相当正确的”[※注]。通过这些评价可以看出，王庸之所以给予“计里画方”极高的评价，主要是他认为使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地图有着更高的准确性。

此后的学者，基本上遵从王庸的评价，如胡邦波认为“这种我国古代地图学传统的制图方法，在世界地图学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计里画方）具有方位投影和按比例缩小的性质，所表示各地物之间的距离是水平直线距离，符合西晋杰出的地图学家裴秀提出的六项制图原则——‘制图六体’”[※注]。不仅如此，以往地图学史的研究中，大多认为那些使用“计里画方”绘制的看上去具有较高“准确性”的地图代表了中国古代地图的发展方向，如《禹迹图》《广舆图》等，而这些地图也成为以往研究的重点。

对于什么是“计里画方”以往的学者意见基本一致，如胡邦波在《我国古代地图学传统的制图方法——计里画方》中认为“计里画方是在地图上按一定的比例关系绘成方格网，并以此来控制地图上各要素的方位和距离的一种制图方法”。卢志良也有完全相同的定义。[※注]这是我们现代人的定义，古人的定义大致与此近似，如胡渭在《禹贡锥指》中指出“今按分率者，计里画方，每方百里、五十里之谓也”[※注]。“计里画方”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控制网格，绘图时在纸上先绘制好网格，然后将数据按照比例折算后绘入图中。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容易控制地图的比例和方位，因此绘制地图时更容易掌控各个地理要素摆放的位置。李约瑟将“矩形网格”（即“计里画方”）与西方的经纬方格相比照显然是一种误解。

不过，以往这方面的研究都忽略了两个问题：

第一，实际上“计里画方”并不是中国古代舆图所独有的一种绘图方法，中国古代重要的绘画种类——“界画”和建筑工程图也使用这一方法，而且使用的范围也较为广泛，如著名的“样式雷图”。

第二，以往通常认为使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地图要比不使用这一方法绘制的地图更为准确，但“计里画方”只是一种绘图方法，如果绘图数据不准确的话，那么单纯的“计里画方”并无法将地图绘制得更为准确。而且，现在已经基本证明，以往认为代表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准确性，使用了“计里画方”的《广舆图》和《禹迹图》绘制时使用的是“四至八到”的道路距离和方向，因此就绘图数据而言，这两者都不可能绘制准确。而且与今天的地图相比，这两者的误差是极大的。[※注]

总体来看，以往研究对于“计里画方”显然是过誉了。

三 对于古地图本身的研究

1.单幅地图和地图集

目前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多集中在单幅和成套的地图上，除了那些得到长期关注的如《大明混一图》《杨子器跋舆地图》等地图之外，随着古地图的不断披露，越来越多的单幅地图或者地图集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这样的研究数量众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以往这些研究的内容，除了对图面所绘地理范围、地理要素进行描述之外，主要关注于对地图绘制年代的考订和作者的分析。其中对于地图绘制年代的考订，多遵循李孝聪根据前人经验和自己的实践总结出的四种判识方法，即“利用不同时代中国地方行政建置的变化”“利用中国封建社会盛行的避讳制度”“依靠历史地理学的知识”“借助国外图书馆藏品的原始入藏登录日期来推测成图的时间下限”[※注]。不过在大多数研究中往往忽略了地图绘制年代和地图图面表现年代之间的差异，因此以往的研究对于地图时间的判定基本只是地图图面所表现的时间，而不一定是地图的绘制年代[※注]，由此也就造成了一些误解，如林梅村教授对《蒙古山水地图》的研究[※注]。

此外，以往对于某些单幅地图的研究过于强调地图绘制的“数理要素”，虽然这一趋势近年来逐渐好转，但并未根本摆脱。这种研究视角，一方面可能由于错误地认为“准确”“科学”是中国古代地图绘制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可能是出于民族自豪感，因此以往中国古代地图研究中所主要关注的是那些看上去绘制得较为准确的地图，如“放马滩地图”“马王堆地图”、《禹迹图》和《广舆图》等，但正是由于出发点的错误，以往关于这些地图的研究都夸大了这些地图的“准确”和“科学”，由此造成了对于这些地图的错误评价，其中尤以关于“放马滩地图”和“马王堆地图”的研究为明显。

“放马滩地图”,1986年出土于甘肃天水麦积区党川放马滩一号墓的秦墓，根据研究应当绘制于秦惠文王后元十年至秦昭襄王八年（公元前305—前299年），绘制者应为墓主秦国人丹。放马滩一号墓中出土的七幅地图绘制于四块松木板上，其中三块是两面绘制，一块仅绘了一面。由于这是目前发现的我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地图，因此吸引了大量研究者的关注，其中何双全的《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一文介绍了地图的整理过程，并对该图的绘制内容、绘制技术等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注]，此后，曹婉如[※注]、张修桂[※注]等学者就地图绘制的年代、作者、绘制技术、表示的地域范围等内容进行了分析，其中最为详尽的研究就是雍际春的《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一书[※注]。

以往研究中非常强调这套地图的计量或者准确性，由此带来了一些基本的逻辑和史实错误。如有学者认为，从绘制技术上来看，放马滩秦墓地图“以水系为框架，各种地理事物分别绘注于各水系网络的相应位置，使得水系框架无疑发挥了类似现代地图经纬网座标的功能。特别是各地理事物的相对位置和关系，在水系网络的规定下更具准确性，也必然提高了地图的实用价值。这种绘图技术，在现代经纬网绘图法产生之前，无疑是最先进和实用的方法，也具有较高的科学性”[※注]。这段论述在逻辑上就存在问题，按照作者的这种论述方式，基本上所有地图，甚至孩子们绘制的地图都会具有一种框架，显然作者为了突出放马滩地图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过度夸大了地图所能体现出的绘图方法。

而且，很多研究者都认为放马滩的这七幅地图是可以拼合的，对此雍际春和党安荣在《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版式组合与地图复原新探》中进行了综述。[※注]但这些研究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如果这些地图是拼合的，为什么要绘制在一块木板的两面？如果是用来复制地图的话，当时没有纸张，不能像后来那样拓印，那么只能印在绢帛上，但如此一来印出来的字是反的，因此也是不可能。而且即使能如此，使用起来实在是太不方便了，所以这种研究可能在出发点上似乎就有问题。

类似的还有“在二号地图内下方，有一个‘上’字注记，周围无其他内容，则它明显是地图正读方向的注记。根据地图的水系形状和天水地区地貌水系特征，论者均以为‘上’字所标示的地图方向是北，即放马滩地图的正读方向是上北下南，与现代普通地图的方向一致”[※注]。这段论述的问题在于，“上”字确实可以告诉读者阅读地图的摆放方式，但却无法告诉读者地图的正方向，只有对地图所示区域熟悉的人才能明白“上”所代表的含义，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这一注记对该区域熟悉的人而言似乎用处不大，对该区域不熟悉的人而言则又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这一注记是否为“上”字以及其含义依然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2.地图谱系

就宋代以后的地图研究而言，挖掘地图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构建地图发展的谱系是重要的研究内容，这方面主要以《大明混一图》的研究为代表，对此可以参见《〈大明混一图〉 与 〈混一疆理图〉 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注]，还有成一农出版的《中国古代舆地图研究》[※注]一书。

在谱系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对地图之间某些局部相似性的分析，由于对不同地图之间同一局部是否相似的认识是主观的，且不同学者进行比较时所关注的图面内容的侧重点存在差异，因此对于地图之间的承袭关系，不同学者往往会得出不同的认识，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难以判断各种观点之间的对错。如关于宋本《舆地图》，青山定雄在《关于栗棘庵所藏舆地图》一文中，经过与其他宋代地图的比较，认为该图可能来源于黄裳的舆地图木图，即《地理图》[※注]。黄盛璋则认为，《舆地图》应该是参考了众多地图绘制而成，如契丹部分，其与《契丹国志》中的《契丹地理之图》《晋献契丹全燕之图》等皆绘有森林，并且文字注记也大体相同，因此《舆地图》的这一部分应当参考了《契丹国志》中的地图；此外，《舆地图》淮河流域水系的流经形势与《禹迹图》类似，并且存在同样的错误，黄河河道及其支流的绘制上也存在与《禹迹图》的相同之处，因此《舆地图》的这一部分应当参考了《禹迹图》[※注]。

中国古代地图之间的传承关系，除了少量地图之外，大多缺乏直接的文献证据，在这种情况下，以图面内容的相似性来确定地图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方法，但是在研究中要注意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除了上文提及的对于相似性的判断是一种主观认知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局部绘制内容的相似性，无法证明两者存在直接联系，因为两者都可能来源于一种当时流行的绘制方式，因此这种研究方法只能说明两者之间存在联系，但这种联系不一定就是承袭和直接影响。

这是目前地图学史研究中无法克服的问题，对此只能提出一些改进的方法，如在研究中应当避免以局部内容上的相似性来确定地图之间的传承关系，而应当以地图绘制的整体框架为主导，即黄河、长河这样贯穿整幅地图的主要河流，还有海岸线的轮廓等，再辅以一些典型的在其他地图上缺乏的某些特征，如《广舆图》中西北方向上沙漠的画法和两个圆形的湖泊；《历代地理指掌图》中长城的走向以及西北地区河流的绘制方法；《广舆图叙》“大明一统图”的长城的走向以及对黄河河源夸张的表现。这样的比较可能在相似性的认知上更容易达成一致意见[※注]。当然，即使如此，依然不能解决上文提及的相似性比较带来的问题，因为在整体框架以及一些典型局部特征存在相似性的地图之间，甚至在大量细节上都存在相似性的地图之间，即使两者在时间上存在明显的前后顺序，但依然难以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继承或影响，因为两者之间可能来源于直接的继承，但也可能是基于源自共同祖本的两幅不同的地图，存在多种可能性。基于同样原因，甚至也无法判断明确有着共同祖本，且在大量细节上相近的地图之间的继承关系，对于这些地图只能将它们归于共同祖本之下的同一类型中；而对明确有着共同祖本，且在大量细节上存在差异的地图，则只能被归于有着共同祖本的不同类型中。

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明代后期某些地图在摹绘原图时变形较大，再加上对内容存在较大的删改、修补，使得其或与当时盛行的各谱系地图都存在差异，或与多个谱系的地图之间都存在一定的相似。如喻时的《古今形胜之图》，其长城与黄河及河源的绘制，与《广舆图叙》“大明一统图”很近似，但图面上补充了大量内容，且在其他细部与“大明一统图”存在大量差异，因此很难断定其是否确实受到《广舆图叙》“大明一统图”的影响。《皇明职方地图》“皇明大一统地图”与喻时的《古今形胜之图》总体上具有一定的相似，但与《古今形胜之图》相比，“皇明大一统地图”内容增加了很多，图面比例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河源大幅度缩小，因此难以判断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直接联系。而且“皇明大一统地图”与万历本的《广舆图》“舆地总图”之间也存在一些相似之处。总体而言，受制于研究方法，对于全国总图谱系的分析，目前大致只能勾勒出整体性的脉络，而对于地图之间具体的传承关系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